那一年，陝西的南山仙遊潭邊，出現了兩個來遊玩的年輕人。
年齡稍長的那位指著潭水那一邊的石壁，說要一起過去在石壁上題字——要到達那塊石壁，必須要踩過一根窄窄的橫木。
橫木下面，就是萬丈深淵。
年輕的那位看了看橫木，望了望深淵，想了想，搖了搖頭。
於是，年長的那位就自己一個人從容走了過去，然後用繩子一頭系在腰上，一頭系在樹上，爬上了石壁，用筆寫下了六個字，然後又走了回來。
年輕的那位感嘆道：
“老兄，你肯定能殺人！”
年長的那位問原因，年輕的那位回答：
“自己的命都不在乎的人，肯定能殺人。”
兩人都笑了起來。
而他們不遠處的石壁上，寫著的六個字是：
“章惇、蘇軾來遊。”
不敢過去的是蘇軾，過去把兩人名字都寫在石壁上又回來的，是章惇。
那一年，他們都不到30歲，都剛剛步入仕途，各自做了個小官。
兩個人互相欣賞，交情好極了。
但那時候的蘇軾不會想到，章惇未來要殺的人，是自己。
這個開頭頗像金庸，結尾貌似古龍的小故事，見於南宋學者曾慥的筆記《高齋漫錄》。
筆記所錄，有真有假。但歷來這個故事被頻繁引用，乃至被收入《宋史》，大概是因為這個故事體現的章惇的性格，真的很準。
另一個真實的史實是：
嘉祐二年（1057年），章惇與蘇軾同榜高中進士。蘇軾恰逢母親去世，只能回鄉守喪，而章惇也沒能拿到這個“進士”頭銜——他是自己放棄的。
原因很簡單：章惇的一個族侄章衡這一屆拿了狀元。雖然同為進士，但沒有晚輩考得好，這讓章惇感到很羞恥，索性就放棄了這個資格。
兩年後，章惇再赴京趕考，中了個一甲第五名，這才滿意。
視聲名為頭等大事，視科考如探囊取物——前者說明章惇性格，後者可見章惇才學。
所以，蘇軾與章惇雖為同科進士，但當時兩人並不相識。
兩個人開始交往，要等蘇軾守喪歸來，放了一個鳳翔府籤判（大概相當於一個縣級機行政機構的秘書長）。而當時章惇擔任的是商洛縣縣令，距離蘇軾並不遠。
兩個年輕有為的儲備幹部，本來就彼此慕名，所以就開始見面，結識，乃至結伴旅遊——兩人遊仙遊潭的故事，應該就是發生在這段時間。
蘇軾是很信任章惇的。當時他的弟弟蘇轍要到商州任職，蘇軾還專門向章惇請教，然後寫給弟弟一首詩，第一句就是：
“近從章子聞渠說，苦道商人望汝來。”
“章子”就是章惇，這是蘇軾第一次把章惇寫進自己的詩裡。
官場就像是一臺巨大的機器，進士們就像一個個微小的零件，被安置進這臺大機器後，隨著時間的推移，根據各自的命運齒輪開始運作，來到不同的位置，發揮不同的作用。
當蘇軾還在當基層幹部的時候，章惇先起勢了。
公元1069年，宋神宗重用王安石，開始變法。有鋒芒，有辯才，有能力，有膽識的章惇立刻就得到了王安石的賞識，開始一路青雲，最終升到中央掌管財政的最高職務三司使。
蘇軾並不完全反對新法，只是不同意其中那些激進和不合理之處，但總體被認為是堅決反對變法的司馬光一派。道雖不同，並沒有影響蘇軾和章惇之間的友誼。而那時候章惇雖然身居高位，也沒有忘記在基層的蘇軾，兩人還會互通書信，互相問候。
不久之後，因為黨派鬥爭，章惇被貶出中央，放湖州知州。章惇在被貶前給蘇軾寄了一首詩，最後一句是：
“他日扁舟約來往，共將詩酒狎樵漁。”
失意之際的章惇，最先想起的是蘇軾，即便是萌生退意，他覺得最能和自己相知的精神伴侶，也是蘇軾。
而蘇軾收到章惇的詩之後，也回詩兩首，其中有一句：
“早歲歸休心共在，他年相見話偏長。”
不僅與章惇產生共鳴，而且還回憶了當初兩人作為基層幹部相伴相遊的歲月，對未來相見充滿憧憬。
可見，雖然當時兩人地位不同，政見不同，但友情卻依舊深厚。
那時候，已經習慣貶謫的蘇軾，還能寬慰剛剛嚐到箇中滋味的章惇。
但很快，蘇軾就迎來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劫難。
公元1079年，針對蘇軾的“烏臺詩案”爆發。
一連串針對蘇軾詩文的捕風捉影，最終積壓成了一塊千斤巨石，要將蘇軾壓得粉身碎骨——有些人，就是要蘇軾的命。
在這些人中，當朝宰相王珪可以說是一個領軍人物。為了給裝蘇軾的沉屍袋再加一塊石頭，他向宋神宗又揭發了蘇軾的一首詩。這首《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其一》中有一句：
“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
原是蘇軾讚美堅貞不屈的本意，卻被王珪曲解為影射天子：皇帝應是飛龍在天，蘇軾他卻惡毒比喻為地下的“蟄龍”，居心何在？
這種明顯是牽強附會的攻擊，連宋神宗都有點聽不下去，但因為王珪身為百官之首，卻無人敢有不同意見。
關鍵時刻，站出來的是章惇。
當時的章惇，剛剛服完母喪，被召回朝，也就是個翰林學士，自己的腳跟尚未站穩。但看到好友被如此攻擊，他覺得不能忍受，當庭站出來就和王珪正面硬剛，幫蘇軾說話，並且在退朝後仍攔住王珪追問：
“您這樣做，是想讓蘇軾家破人亡嗎？”
王珪推脫說：
“這是監察御史舒亶說的。”
章惇哼了一聲：
“那舒亶的口水，你也吃嗎？”
此事之後，章惇還忍不住對別人抱怨王珪：
“人陷害別人的時候，居然還能像這樣無所顧忌！”
應該說，對於在政治上一心想求上進的章惇來說，在暗流湧動的朝堂之上，如此公開站隊挺蘇軾，還是冒了相當大的政治風險的。從某種程度上，其實就是寧可放棄自己的政治前途，也要幫一把好朋友蘇軾。
最終，蘇軾從“烏臺詩案”中僥倖得脫，被貶為毫無實權的黃州團練副使。
如此明顯的失勢，也導致蘇軾門庭冷落車馬稀，原先不少熱絡的好友也不再聯絡他。但在他最孤獨低落的時候，依舊是章惇，不顧其他人的眼光和看法，寫信去慰問他。
這一舉動讓蘇軾無比感動，這從他給章惇的回信中就看得出來：
“軾自得罪以來，不敢復與人事，雖骨肉至親，未肯有一字往來。忽蒙賜書，存問甚厚，憂愛深切，感嘆不可言也。”
而章惇給予的還不僅僅是精神寬慰，蘇軾自己也承認：
“……一旦有患難，無復有相哀者。惟子厚（饅頭注：章惇字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與世俗異矣。”
章惇雪中送炭的舉動，也讓蘇軾由衷發出感慨：
“子厚奇偉絕世，自是一代異人。至於功名將相，乃其餘事。”
如果說原先蘇軾和章惇只是互相慕名，互相欽佩的文人之交，經歷烏臺詩案之後，這兩個人可以說是患難之交了。
如果這個故事到這裡結束，倒也不失為一段佳話。
但命運的齒輪，一旦轉動，就難以停下。
公元1085年，宋神宗駕崩，汴梁城的上空再次風雲湧動。
繼位的宋哲宗年幼，高太皇太后垂簾聽政。高後向來反對新法，所以重新啟用一撥舊黨人物，其中最核心的是三個人：司馬光，蘇軾和蘇轍。
蘇軾歷經貶謫之苦，重新回到了權力的中心，且極度受寵。
與之相對應的是，原本身居高位的章惇，開始搖搖欲墜。
在哲宗登基初期，新舊黨爭還有個短暫的膠著狀態。但章惇心裡清楚，變法派已失去了皇帝靠山。不過為了維持一些變法的成果，他還是選擇挺身而出，和重新進入權力中樞的司馬光在朝堂上公開辯論。
不善辯論的司馬光根本不是思路敏捷、能言善辯的章惇的對手，一敗塗地，以至於要委託蘇軾傳個話，請章惇不要公開羞辱他——可見章惇的嘴有多毒，也可見在那個時候，蘇軾和章惇的關係還是不錯的。
但漸漸的，隨著高太皇太后的態度越來越明顯，新黨的地位開始急轉直下，而被集火攻擊的首要目標，自然就是章惇。各種針對他的參奏如潮水般湧來，其中不乏很多惡毒攻擊。
章惇久經風浪，早就做好了心理準備，但其中的一道奏摺，卻在瞬間讓章惇徹底破防了。
那是蘇軾的弟弟，蘇轍遞交的一份奏摺：《乞罷章惇知樞密院狀》。
在這份奏章中，蘇轍明確提出，為了避免章惇再禍害國家，應該罷免他樞密使
（相當於國防部長）
的職位。
觀點之爭可以理解，人身攻擊也有準備，但章惇萬萬沒想到，在自己最艱難的時刻，參與落井下石的居然有蘇轍。
全天下皆知，蘇轍和蘇軾兄弟倆關係極其親密，蘇轍參奏我章惇，完全沒有顧及到你哥哥蘇軾和我的友情嗎？而蘇軾你，事先真的會一點都不知情嗎？
章惇的推理，並不算違反邏輯。
蘇轍的奏章遞上去後，蘇軾沒有發表任何言論，保持沉默。
章惇應該無法接受這個事實——當年的“烏臺詩案”，我賭上自己政治生涯為你作保，換來你現在這樣對我？
蘇轍上奏五天後，章惇垮了。
他被罷免了樞密使的職位，逐出朝廷，貶去汝州。
而就在這時候，又有人對章惇補了一刀，補刀的人，正是蘇軾。
如果說上次是蘇軾看著自己的弟弟舉刀的話，這一次，手握刀柄的人成了他自己——他也上了一道奏章。
在這份《繳進沈起詞頭狀》中，蘇軾指責王安石“謀求邊功，草菅人命”，順帶搭上章惇，說他招降了五溪邊民（湘西地區少數民族），加劇了“結怨交蠻，兵禍連結”。
這件事的背景是：王安石和章惇一直主張在邊境上對西夏等國家採取強硬態度，寸土不讓，而司馬光一派則主張不宜發動戰爭，甚至可以放棄土地求和平。
蘇軾在這一點上支援司馬光，反對王安石，無可避免地帶進了章惇。
事實上，用現在的眼光看，章惇收服五溪邊民，擴大北宋版圖和增加稅收，於情於理都說得過去，而章惇當時也頗以此事自得。但當年寫詩讚揚章惇“功名誰使連三捷”的蘇軾，現在卻在人家落難之際說這些話，章惇作何感想，可想而知。
失勢的章惇在舊黨的“組合拳”攻擊下毫無還手之力，只能自己請求罷官，提舉凌霄宮——去杭州管理一個道觀。那是一個給退位宰相安排的養老職位。
之後，章惇父親過世，在守喪期間，舊黨依舊沒有停止過對他的攻擊。
此時的章惇，倒是活出了蘇軾的灑脫，他在一首詩裡這樣自嘲：
““洞霄宮裡一閒人，東府西樞老舊臣。”
但章惇畢竟不是蘇軾。
他是那個當年敢走過獨木橋去題字的人，是被蘇軾認為“敢殺人”的人。
他內心孕育的不是寧靜，而是復仇的怨恨。
而他所要等待的，只是時機。
公元1093年，章惇的機會來了。
71歲的高太皇太后去世，16歲的宋哲宗開始親政。
這位少年天子非常反感舊黨的那一套，一旦自己擁有了權力，就立刻開始推翻奶奶的一切安排，驅逐舊黨，重新啟用新黨。
一度已經準備度過殘年的章惇，重新被啟用為宰相。
章惇重返相位之後，開始著手恢復一系列之前被廢除的新法，同時，他沒有忘記一件事：復仇。
事實上，就在章惇要擔任宰相之際，各類攻擊舊黨的奏章就已經紛紛開始遞上來了，而且大多數奏章參奏的物件固定在一個人身上——蘇軾。
朝野上下都知道，章惇心裡最恨的是誰。
而早在哲宗要親政之前，政治嗅覺並不敏感的蘇軾難得精乖了一回，自己上書請求辭去包括禮部尚書在內的一切朝廷官職，外放去做地方官。
蘇軾已經預感到一場針對自己的風暴即將來臨，但他沒有想到，這場風暴來得如此猛烈。
在一封封的參奏下，蘇軾很快被革去了所有中央職務——不認是你辭的，是革的——原先要去位於河北的定州做官，現在改派去地處遙遠廣東的英州。
57歲的蘇軾還在去英州的路上，追加令又來了：
像這種“罪大責輕”之人，還是罰輕了，別去英州了，去更南面的惠州！
給蘇軾帶去麻煩的不僅僅是近乎流放的貶官。
他發現，每到一處，但凡當地官員有對他熱情接待或給予幫助的，不久之後都會遭遇貶官或調離；而朝廷派來巡視他所在地的高階官員，無一例外，都是他當年的冤家對頭。
換言之，有人不僅想要搞他，還想借他人之手，搞死他。
而蘇軾心裡其實很清楚，這一切幕後的那隻手是誰的。
因為所有針對蘇軾等一批“元祐黨人”的貶謫，必須最終都經一個人的同意。
沒錯，就是身居宰相高位的章惇。
但或許是出於灑脫的心態，也可能是有倔強的想法，蘇軾自始至終沒有低頭求饒過，反而表現出一種隨遇而安且能自得其樂的心態。
比如在惠州，他花了近一年的功夫，造好了自己的新居，不僅“日啖荔枝三百顆”，還寫出了愜意之句：
“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
這種詩句傳到章惇案頭，無疑是一種無聲的示威。
於是，再貶，貶出大陸，跨海去儋州！
但即便如此，蘇軾還是一句不討饒，反而認起了故鄉：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
此時，兩個人之間的恩怨，其實已經成了一場時間的賽跑。
只要時間足夠長，總還會有變數產生。
公元1100年，年僅25歲的宋哲宗駕崩，沒有子嗣。
按宰相章惇的想法，按禮法，要麼案立哲宗同母弟簡王趙似，要麼立哲宗的長弟申王趙佖——哪怕他有眼疾。
但向太后卻中意宋神宗的第十一個兒子、宋哲宗的次弟，那個能寫善畫，多才多藝的端王趙佶。
章惇極力反對，情急之下，說出了那句名言：
“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
這句話是否真的出自章惇之口，後世一直有爭論，但章惇反對立端王，這是確鑿無疑的。
但偏偏最終是這個端王登了基，也就是宋徽宗。
宋徽宗坐上龍椅的那一刻，章惇的命運其實就已經註定了。
宋徽宗登基當年，章惇就丟了一切朝中官職，被貶往越州，接下來，他的命運和蘇軾一樣，被不斷參奏“罪大責輕”，導致貶謫層層加碼：節度副使，團練副使……當初蘇軾被貶時給安的頭銜，章惇也同樣品嚐了一遍。
章惇一度被貶到了雷州——那是他當年把蘇軾的弟弟蘇轍貶到的偏遠之地。
在海峽對岸，是當初被他貶到儋州的蘇軾。
而此時的蘇軾，又起勢了——宋徽宗要召他入朝。
全國各地的官場都在盛傳：蘇軾這一回去，肯定是要重新被重用，很有可能是要登堂拜相了。
在北歸的路上，蘇軾收到了一封特別的來信。
這封信，是一個叫章援的人寫的——他是章惇的兒子。
章援也是進士，而且他考中進士那年，主考官正是蘇軾，所以嚴格意義上，蘇軾也算是章援的老師。
章援的那封信寫的言辭婉轉，但一看就知道他的訴求：
當年我的父親曾經害過您，如果您回到朝堂上身居高位，請不要報復他。
收到章援來信的時候，64歲的蘇軾已經身染重病了。但他還是強打精神，提筆給章援回信。上來的一段話，其實就讓章援放了心：
“某與丞相定交四十餘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增損也。聞其高年寄跡海隅，此懷可知；但以往更說何益，惟論其未然者而已。”
雖然章惇早已被貶到了塵埃裡，但蘇軾在信中依然尊稱他為“丞相”。對於影響他半生的貶謫乃至迫害，蘇軾只用四個字來形容：“出處稍異”。然後就表明了態度：
過去的，都已經過去了，都不要提了。
在那封回信裡，蘇軾更關注章惇的身體健康，叮囑章援他們去探望父親是要多帶一些藥品，提醒喜歡道術的章惇千萬不要外服煉丹，還給他開了幾個藥方，希望他好好休養，保重身體。
這封信，被章家後人一直珍藏。
但沒有現存史料有記錄，章惇後來給蘇軾寫過信。
兩人還是沒有恢復直接往來。
一個月後，北歸途中的蘇軾，在常州逝世。
四年後，章惇在湖州的貶所逝世。
二十二年後，“靖康之變”發生，那個曾經的端王，和自己的兒子一起成了金國人的俘虜。
北宋滅亡。
本文主要參考來源：
1、《宋史·卷二百三十·章惇傳》（脫脫 等）
2、《宋史·卷三百三十八·蘇軾傳》（脫脫 等）
3、《蘇軾與章惇：“密友”何以成“仇敵”》（陳歆耕，《何談風雅》，節選摘自《中國青年報》，2021年3月23日）
4、《關於章惇歷史定位的再認識——兼論蘇軾與章惇幾方面的異同》（喻世華，《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01期）
5、《蘇軾傳》（王水照，崔銘，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6月18日）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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