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我在上海科技委進行專案深基坑專項方案專家評審時，突然接到了專案經理老鐘的電話，問我是否有空去跟他的朋友碰碰面。

老鍾曾跟我提起過，他的這個朋友在上海經營著一家建築公司，公司的總工程師年歲已高，又患有尿毒症，準備病退，他朋友正在尋找能夠接手的總工人選。他得到訊息，就推薦我過去看看。

那段時間我正好過得不太順心——因為公司的“無效加班”變得非常多，員工們似乎都在表演加班給老闆看，甚至在春節放假期間也要安排值班。而值班的人無事可做，唯一的任務就是等著集團裡同樣沒有事情可做的值班人員來檢查值班情況。本就不多的個人時間被這些乏味、無聊的事情佔用，讓我萌生了跳槽的念頭。

會後，我按地址趕了過去，現場已經有六七個人了，除了老鍾，我誰都不認識。但很明顯，大家都在圍著一箇中年男子聊天——他應該就是那家建築公司的老闆了。這人40歲上下，濃密的頭髮整齊地向後梳著，眼睛不大，但很亮。一身灰色西裝搭配白襯衫，身材管理得也還不錯，顯得挺幹練。

這是一次交流，也是一場面試，我坐下跟他們聊了聊，說了自己過往的工作經歷和內容。跟我以往接觸的那些做工程的老闆們不太一樣，這個老闆不是暴發戶，他談吐頗有些章法，思路也清晰，還會不時地夾雜一些我聽不太懂的英文詞彙。他的父親——大老闆——是這家公司的創始人，當時就坐在老鍾旁邊的沙發上，我用餘光掃過去，感覺他人長得比較黑，面容還有些憔悴。

不久之後，小老闆起身約我到隔壁會議室單獨交流，大老闆拿出了手機，給他們公司負責成都專案的胡經理打電話——建築施工圈子有時很小，剛才他在旁聽，知道我曾在胡經理手下做過事，顯然是想從側面瞭解一下我的情況。胡經理是我大學畢業後去的第一家公司的技術負責人，沒大我幾歲，當初一起工作時我們相處得很愉快，事後得知，他自然沒少幫我美言。

會議室裡，小老闆向我介紹了他們公司的基本情況，說公司除了國內施工總承包專案外，在加拿大也有房地產開發專案。聊著聊著，他突然丟擲了一個問題：“你是怎麼看待家族企業的？”

之前我在兩家家族企業工作過，都算是上海地產民營企業裡實力比較靠前的了。儘管如此，我對家族企業的管理方式還是負面印象更多，但礙於當天的場合，我沒有把話說得很直白：“‘家族式’管理企業的方式，客觀地說是有利有弊吧。如果能做到能力與崗位相匹配，那家族人員進入企業是有利於管理層穩定的。”

弊端我沒有說，我想，他既然能問出這個問題，那就應該是知道家族企業的弊端在哪裡的，畢竟，那些弊端就像是和尚頭上的蝨子——明擺著的。

這次碰面後沒多久，這個小老闆就託人轉告我，歡迎我加入他們的公司。他許諾給我的崗位薪酬比我預想的要高一些，還明確了我每週的休息時間。除了這些，他還說可以給我配車，並表示，如果條件合適，會送我去讀EMBA。

畢業十幾年來，我都是在民營企業工作，雖然私人老闆的能力有高低之分，但“畫餅”功夫普遍都不錯，他隨口那麼一說，我也就是隨耳那麼一聽，並沒有當真。

2011年我入職時，大老闆的健康狀況已經不允許他再操持公司的日常管理了，雖然他也就60多歲，但一雙大手綿軟無力，我跟他握手時，感覺像在握一團棉花。每次他回國和家人聚餐時，總要叫我一起去吃飯，他覺得“既然請人家來了，就別讓人家覺得他冷冷清清的”。我不太好意思，但也不好推辭。多數情況下，他就坐在那裡笑呵呵地看著我們吃，自己卻很少動筷——因為生病，他能吃的東西幾乎沒有，曾經“海量”的他，連一口含酒精的飲品都不能沾了。

後來我跟公司裡的老員工們熟悉起來，從他們的口中得知了大老闆的故事。

據說，大老闆的父親曾是某濱海小城的地下黨負責人，他1歲多的時候，父親潛回來看他，被親戚告了密，在反抗抓捕的過程中被槍殺於家門口。他的母親命運多舛，在那個動盪的年代經歷了多次喪偶和改嫁，親生子女和繼子女加起來人數頗多，最終形成了一個極龐大且關係複雜的家族。

建國後，大老闆憑藉烈士子女的身份得到了民政部門的照顧，從糧食中專畢業後就進入了老家的一個集體企業上班。文革時他做了“造反派”，動盪結束，受了處分，這就意味著正常的升遷通道幾乎全部對他關閉了。生性要強的他不甘心一輩子屈居人下，便打算另謀出路。到了80年代，他辭職下海經商，先是在老家找活兒幹，後來帶著1個司機、1個財務、1個工程預算兼管理人員，4人開著輛二手普桑來到上海創業。起初是掛靠在老家某建築集團公司下面，承接點建築安裝工程業務，逐漸開啟市場後，他就自己註冊了公司。恰逢上海某郊區建委下面的一個“三產”建築公司因“政企分開”的改革原則要出售，他看中這家公司證照、資質齊全，還小有名氣，於是四處籌資買了下來，之後便開始承包工程……說起來也稀奇，那個年代起家的建築老闆大多是手藝人出身，大多做過瓦工、木工什麼的，大老闆卻沒學過任何一門手藝，卻能從事建築工程管理工作。

後來，一個跟隨了大老闆30多年的老夥計告訴我，大老闆最大本事其實是“弄人”。他脾氣火爆，會在凌晨3、4點就到工地，檢查一圈後，5點就踢管理人員的宿舍門，叫他們起來開會。這種會通常都是“批鬥會”，他幾乎從頭罵到尾，然後罵罵咧咧地離開。工地管理出現了問題，專案經理得受罰，除了罰款，大老闆還要求專案經理去打掃工地上的公共廁所。我跟那批老資歷的專案經理喝酒閒談，經常聽他們講起這段往事，還揶揄對方當年掃了1個多月廁所，而自己管理專案“從頭到尾就沒去掃過廁所”。

大老闆雖然暴躁，但也有容人的肚量，比如前任總工曾是甲方的工程負責人，因為工作的事跟大老闆拍桌子、罵娘。但大老闆覺得他可用，最終把他籠絡住，並拉到了自己的公司。

當然，大老闆也不是一味地打壓式管理，就在員工幾近崩潰的時候，他會找方法圓回來，打一巴掌再給個甜棗。他心裡有一本賬，清楚地知道哪些人對他是“有用的”，不管在施工過程中跟業主方怎樣死纏爛打，對那些曾幫助過他的人，他向來投桃報李，出手大方，也因此積攢下了不少人脈。

對那些盡力幫他爭取到利益的員工，他在薪資待遇上也從不吝嗇。確實，跟著他幹，許多人一年到頭神經都緊繃著，但到了年底，拿著高出同行一大截的工資還有額外的紅包，所以來年還會選擇繼續跟他幹下去。

可能是因為“嚴師出高徒”，跟著大老闆創業的那批專案經理，除了賺到實惠，也學到了經驗。後來他們陸續獨立出去做包工頭，都做得風生水起，甚至原來給大老闆開車的“駕駛班”，也陸續走出去幾個司機做起了工程。

在這種高壓的管理模式之下，公司的工程交付結果是比較理想的。在90年代，公司就拿到了中國建築最高獎“魯班獎”，在上海的所有工程都拿到過“白玉蘭”獎，江蘇的工程則都拿到“揚子杯”。同行們對大老闆評價不一，個人性格方面好像沒誰說好，但公司做的活兒沒誰說差。

從90年代開始，中國的建築業迎來了十幾年的蓬勃發展期，大老闆的公司也發展得比較順遂，到了2008年前後，大老闆舉家移民加拿大。據說他在加拿大的住處對面是李嘉誠的長江實業開發的一個地產專案，他受此啟發，也在加拿大開始做起了房產開發專案，目標客戶是移居過去的中國人。

很難想象，連普通話都說不標準的他，是怎麼在那邊從零開始的。

隨著第一個專案在國外獲得成功，大老闆的身體也垮掉了，去醫院檢查，已經是肺癌晚期，不管是否願意，他都得“交棒”給兒子了。小老闆的學習能力不錯，尤其是在國內外兩邊跑的這段經歷讓他的視野變得開闊，相比父親，他的交際能力更強，也更自信。

2012年，小老闆不甘心在國內只做施工總承包這類的下游業務，開始嘗試自己做房地產開發，他落地的第一個專案就是山東某地的海景房。我對此很不理解——當時我家的信箱裡經常會被人插上“乳山海景房”之類的樓盤銷售廣告，上面寫著“中國人均海岸線長度只有1.3釐米”。我感覺這是一個明顯飽和的市場，現在進入，能有多少機會呢？

果然，這個專案開盤後去化寥寥，最終變成了聳立在“黃金海岸”邊的又一座鋼筋水泥墓碑。領導層決策失誤，給公司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回想小老闆主持專案決策會議時，往往是先把自己的想法滔滔不絕地和盤托出——這就相當於“定了調”，後面參會者就很難再把自己的真實想法說出來。就算有人真的說出了不同想法，如果與小老闆的思路不一致，他馬上就會表現得很不高興。

把喜怒哀樂都寫在臉上，這對一個家族企業的掌舵人來說是個大忌。

小老闆不是“創一代”，沒經歷過什麼風雨，他父親還在世時，遇到重大事項，他還有個可以商量的人。可隨著父親病逝，掌管公司財政大權的母親年事已高，他的言行就越來越缺少約束。尤其在他讀完兩個EMBA課程後，務虛不務實的做派就越發凸顯。漸漸地，他身邊附和他的人變多了，他在自己打造的“資訊繭房”裡聽不到其他的聲音。

家族企業的弊端很多，其中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公私界限模糊，員工會把老闆“慣壞”。有些同事的做法就挺讓人費解，比如一些正常的差旅費用不去報銷，因為“感覺沒必要”。老闆出國期間，有的同事會每週上門去給老闆的住所打掃衛生，美其名曰“是在感恩”。還有些事情，都無法放到檯面上來說。在我看來，這不像是員工，更像“家奴”。

反之，有時家族企業的老闆也會把員工“慣壞”。有的同事每月拿著公司的油貼補助，一旦有個大事小情，還去拿公司的公車私用。有人在無錫的專案上工作，不住公司提供的公寓，而是每天乘高鐵在無錫和上海之間通勤。小老闆不在國內的時候，有些人甚至都難得在公司露面，他們在外面是否有一片“自留地”都很難說清。就算是老闆的自家人，親戚，也一樣如此。他們一邊負責工程的安全工作，一邊又暗箱操作，承包工地上的塔吊、人貨電梯等租借業務……

這些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事情，好像除了小老闆，公司裡的人都知道。

開局不利，似乎並沒有影響到小老闆繼續深耕山東本地市場的決心。

2013年，他在山東某海濱城市的新城區拿地，想進行住宅小區開發建設。彷彿是為了一雪前恥，這個專案的建設標準不低，規劃設計請的還是國際某知名建築事務所，為了完成專案裡的一個高標準的籃球場設計，公司甚至專門帶著當地行政主管部門人員去美國看NBA比賽。

我驅車前往新城區檢視專案，一路看到了許多爛尾樓，都是那兩年“地產熱”留下的產物。本地人消費能力有限，對各項配套設施遠未成熟的新城區缺乏興趣，作為一個季節性旅遊特徵非常明顯的海濱城市，也鮮有遊客會在此置業。公司委派負責該專案的同事見到我，說自己長期駐守此地，就在我們的專案附近租了一套房生活，結果8月份旅遊旺季一過，他就成了那個小區裡唯一的住戶了。一到晚上，小區裡的幾十棟樓，漆黑一片，真的恐怖。後來他主動找門衛大爺聊天，搞好關係，為的就是讓大爺記得這個小區裡還有一個人。“否則，我萬一出點兒啥意外，死在那裡都沒人知道！”

就是這樣一個供遠大於求的市場，小老闆還是義無反顧地紮了進去。

幾年下來，大老闆管理公司時的那種狠抓質量、進度和高壓氛圍消失殆盡。專案管理鬆鬆垮垮，工程利潤也就越來越低。

小老闆不得不開始轉嫁成本——就是採用不合理的壓價、剋扣、拖欠材料款、勞務報酬等方式，將成本壓力轉嫁給下游的材料供應商或勞務分包隊伍。結果就是公司的商譽越來越差，願意與我們合作的規範商家越來越少，剩下的一些分包商為了保證自己的利潤，就以次充好，不誠信經營。專案後期事故不斷，又對工程質量造成“反噬”，從而進入一種惡性迴圈。

小老闆常常不在國內，每次回國也都是行色匆匆，待上個把月就返回加拿大。我並不覺得那邊有比國內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解決，可能他更享受那邊舒緩的工作節奏，更為契約化的工作方式，也可能就是單純地想要逃避什麼——原來大老闆建立的人脈圈子，他或疏遠或背離，甚至因為沒有投桃報李的利益輸送，最終鬧得不歡而散。他說自己“不想跪著掙錢”，但沒有了這些人脈支援，公司的新業務後繼乏力，施工總承包的業務也日漸萎縮，現金流開始出現了間歇性的斷流狀態。

2013年5月，某專案三期開工時，我們公司已經拿不出專案前期施工需要“墊資”的錢了。小老闆先是決定放棄這個專案地下工程部分，忍痛割愛讓給另一個標段的總包去做——這是該專案利潤最高的分部工程，前期“墊資”額度也更大。

但即便我們公司只做地上部分，小老闆還是拿不出那筆“墊資”的費用，無奈之下，他召集專案部及公司各個部門負責人商議，最終決定採用“專案集資”的方式進行籌款，員工可以自願參股，未來按照比例進行利潤分成。

這個模式跟當時房地產公司推行的“專案合夥人”模式頗為類似，因為員工的收益與專案的利潤掛鉤，大家的責任心和工作態度都大有改進。但這個模式有個基本前提，那就是公司老闆要講誠信，當專案盈利後，該拿出的錢絕不能含糊，打折扣，否則就會失去人心。

小老闆恰好就犯了這個錯誤，事後，他不僅沒有及時兌現承諾，甚至還有意做低專案利潤。而參與這個專案集資的人，許多都是他的親屬或是在公司幹了多年的骨幹，這對公司凝聚力的破壞性是巨大的。

運營得舉步維艱的公司，在2016年卻迎來了一個轉機。

經小老闆的朋友介紹，公司爭取到了一個與一家世界500強外資企業合作的機會。房地產在這家外資企業的主業面前是可有可無的存在，早年他們在無錫拿了一個地塊，沒有開發，這些年隨著地塊所在區域的規劃調整，開發建設的時機已經基本成熟。

這個專案的開發體量對於那幾年突然冒出來的“地產新貴”們或許不值得一提，但對於我們公司來說，已經是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對方是真的不差錢、不計較，他們在國內尋找合作方，打算合資組建專案公司，給出 30% 股份，讓合作方來操盤——也就是說，總共近40萬平方米的住宅小區要分幾期開發、銷售，價格確定，建設標準……都由小股東來確定。當然，這些也要提前通報大股東。

前期，小老闆與對方老闆接洽，我作為工程技術人員沒有直接參與，不太清楚詳情。總之，小老闆在商談的過程中發揮正常，最後成功地傍上了大款。同事們都覺得有點不可思議，在背後嘖嘖稱奇：“他們怎麼會看上我們這種經營狀態已經岌岌可危的公司？”

合作後，我在一些場合接觸過那家外資企業的老闆。他已經70多歲，不善言辭，甚至有些木訥，在年會上的講話讓人不知所云，是活在自己的一套邏輯中的那種人。至於他是如何認可我們老闆、並對我們公司產生信任的，不得而知，只能說“奇葩遇奇葩，總能擦出不一樣的火花”。

不過他選擇與我們公司合作，有一點是絕對正確的——我們是施工企業出身，可以在工程打造這個環節全力配合專案進度節點。所以後面的工程進展總體順遂，雙方都比較滿意。

這個專案獲益頗豐，出乎合作雙方的意料。記得最初做銷售策劃時，因為專案周邊幾乎沒有任何生活配套設施，而且馬路對面就是家電工廠，我們都非常擔心首次開盤的銷售情況。當時小老闆在工作例會上發動員工們購買，還給出了6800-7500元/平方米的內部優惠價格，可我們還是猶猶豫豫的。他就有些發急：“趕緊買啊，肯定賺！”

這話有些耳熟，山東那個已經陷入“死盤”狀態的專案，起初他也是這麼說的。

可是在2016年，全國房地產在政策催動下又迎來一波大漲，長三角的南京和蘇州房價急速飆升，行政主管部門先後出臺了嚴厲的限售、限購政策。跟南京和蘇州相比，無錫本就是價格窪地，所以並沒有很嚴格的樓市調控政策，於是一大批投資客便來到無錫尋找機會。

在投資和自住兩類購房者的加持下，這個專案在推廣階段的蓄客情況就遠好於預期，首次開盤的價格直接定在了10500元/平米，還是開盤即售罄，供不應求。我們作為內部人員，在開盤價的基礎上最高只能拿到9.3折的優惠，最初擬定的“6800-7500元/平方米”的優惠價格，小老闆隻字不提了。等二、三期專案建好後，價格最高漲到了1.4-1.5萬元/平方米，不過現在二手房價格又回落到了1萬，且有價無市。

小老闆投入不大，卻賺得盆滿缽滿，一掃過去幾年的陰霾。不可否認，跟我們公司傳統的施工總承包業務相比，這樣的地產開發專案賺得的利潤確實可以以一當十。如今覆盤，公司之所以能在這個專案上大賺特賺，除了實實在在吃到了政策紅利，還有一個原因是那家外資企業在這個專案上派駐的工作人員是失職的。我們是小股東操盤，卻在左右著專案走向，合作方似乎只有一個財務總監在質疑我們的一些財務行為。但無奈，他身邊都是些“胳膊肘向外拐”的豬隊友，他本人性格又有些執拗，最後倒讓他變得兩邊不是人。

這種好運氣是很難複製的，小老闆卻不這樣認為，他的心態似乎有些膨脹了，覺得這個專案之所以能大獲成功，是因為他天才的投資眼光和精準操盤的結果。

都說“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那年年底，小老闆高調地回到老家，在那個濱海小城辦了一次年終總結大會，還把許多已經離開公司的老員工也請了回來，讓他們一起見證這個高光時刻。這些老員工絕大多數都是跟著大老闆一起打拼過的，小老闆似乎是想用聲勢浩大的排場向他們證明，自己子承父業，完全可以挑起這副重擔，並且也已經帶領公司“轉型成功”了。

年會那天，小老闆站在臺上講話，開頭一段顯然是精心準備過的，之後他又恢復到了平日那種“意識流”的講話風格。我坐在臺下，感覺他說了很多，又好像啥也沒說，只記得他信心滿滿，野心勃勃的樣子。

到了表演節目的環節，他罕見地硬要拉上我們材料部的經理，也是他的大學同學，合唱了一首Beyond樂隊的《海闊天空》。

口袋裡有了閒錢後，小老闆想繼續轉型，在新的產業方向佈局。

小老闆的第一站選在了日本。2018年，他帶著公司幾個部門的負責人去日本京都開年會，順帶一起去看京都和大阪的兩個地塊。

那次出差，小老闆選的都是一些很有特色的住宿和餐飲。在京都的一天晚上，我們去了一家專門燒製河豚的店。這家店已經開了80多年，店主卻認為這不值一提，因為在京都，百年老店比比皆是，河豚店傳到他手裡僅是第三代而已。

聊天中得知，店主是從京都大學畢業的，原本在一家企業做管理人員，但隨著他父親年歲已高，他作為長子就按照當地“子承父業”的傳統，辭職，並接手了這家店。這家店在當地算是小有名氣，經營狀況也不錯，但規模所限，遠談不上發大財。但店家或許就是有那麼一個執念，要把這樣一份家業代代傳下去。

每次出行的時候，小老闆幾乎都走在我們這一行人的最前面，他意氣風發，躊躇滿志，甚至有一次直接帶我們上錯了新幹線。晚上回到酒店，大家都很疲憊，他還意猶未盡，又拉著我們繼續吃夜宵、喝酒，暢談對未來的設想——他打算在京都和大阪投資民宿專案，賭的是2020年在東京召開的奧運會帶來的遊客潮，抓一波旅遊紅利。

日本作為國內出境遊的熱門目的地之一，每年從香港、臺灣和上海赴日的遊客已經佔到日本遊客的一半還多。這個市場不小，想想確實可以有一番作為。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到了2019年末，疫情爆發了，東京奧運會也推遲一年舉行。到了2021年奧運會舉辦時，日本仍處在疫情之中，不要說遊客了，街上連行人都寥寥，日本民宿專案算是涼了。

因為資金壓力大，最後小老闆不得不把京都的另外一個優質地塊轉手，雖然他萬般不捨，但也無計可施。

從2019開始，小老闆決定徹底拓展各種新業務領域，於是公司傳統的施工總承包業務停滯了，國內也沒有新專案開工。可以說，建築施工總承包這個讓他父親起家的老本行，基本被他放棄了。

也是在這一年，他開始在加拿大大片地收購葡萄園和造酒莊，在國內的山東蓬萊和寧夏銀川賀蘭山東麓承包了種植土地，打算在國內也打造紅葡萄酒酒莊。這些酒莊的硬體建設標準都很高，使得大量的資金沉澱其中，而紅酒是需要長期投資的業務，現金流回就顯得遙遙無期了。

我不知道小老闆為何會選擇做葡萄酒生意，直到有一次，他跟我說起了他的一兒一女。他的女兒從美國某藤校畢業，已經留在美國做建築師了，他的兒子還在加拿大讀大學。

他說：“我從我老爸那裡繼承了建築公司，算是接班。但現在看來，我的女兒、兒子都不可能來接手我的房地產、建築工程業務了。我原本還希望女兒來做，但她明確拒絕了，說只想做個‘快樂的建築師’。至於兒子，在國外出生長大，完全不能適應國內房地產、建築這套玩法。”

我揣測，小老闆另闢各種新業務，或許是想給子女留下各種備用的領域。

雖然虧錢、失敗，但他的嘗試遠遠沒有停止。他還做過服裝品牌代理業務，把加拿大的某運動系服裝引入國內，由他的一位“紅顏知己”負責運營。起點也頗高，一開始就將專賣店設在上海南京路大丸百貨和蘇州誠品書店這樣的地方，以保證其“調性”。但幾年下來，服裝業務似乎還在，門店則逐年萎縮，以至於現在還有哪幾個門店開張，我都無法確定。

2021年春節之後，小老闆的老家有個頗具規模的建築集團公司發文，讓各個分公司建言獻策，共同探尋建築業未來的出路，並著重討論了“建二代”問題。

一直以來，建築業都是那個濱海小城的支柱產業，規模超萬億，但“企業家人才”卻是嚴重缺乏。有人粗略統計過，在那裡，30至40歲的建築企業負責人佔比僅為5%，30歲以下基本空白。過去一直是用工荒，一線作業的工人不夠用，現在建築行業連年輕的老闆都不夠用了。

當然，現在這家建築集團公司也不用再考慮後繼無人的問題了——2022年12月底，他們因為1.63億票據逾期引發的連鎖債務反應，一個年產值800億左右規模的建企航母就這樣轟然沉沒了。如果說這家建築集團公司是建築業民企浮沉的一個樣本，那我們公司可能只是這個樣本上的一個小切片。

我在公司任職12年，見證了這個建築家族企業的浮浮沉沉，也見證了大、小老闆兩代人之間完成了一種再自然不過的家族傳承。或許，創業者真的對子女的期望最大，因為他們不但把子女看作繼承者，還把他們視為自己所創事業的一部分。

大老闆在世時曾自豪地表示，他與兒子之間的交接是平順的，在濱海小城的建築圈子裡是成功的。

近幾年，房地產行業暴雷不斷，“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事也常常發生，一批建築施工企業因為無法拿到工程款被拖下水，陷入了債務泥潭。而我們公司因為這幾年沒有新開工專案，算是躲過此劫，小老闆認為這是自己的“躺平”策略獲得的成功，少輸當贏嘛。

可實際上，我們公司在國內的各項業務奄奄一息，加拿大開發專案也開始遇到資金困難。加拿大開發的房地產專案整體利潤並不高，無法跟國內房地產業相比。那邊資金使用都是專款專用賬戶，在嚴格的監管之下，就沒有多少可以“加槓桿”的空間。

雪上加霜的是，近幾年美國為了抑制國內的高通脹數次加息，加拿大加息步調也與其保持高度一致。這對我們公司來說影響很大，因為加拿大的專案也是靠貸款維繫資金週轉的，原本尚屬低息的貸款現在已然翻倍，大大提高了公司的資金使用成本。

為了保證這些專案的持續執行，小老闆開始動用國內公司的流動資金為加拿大那邊“輸血”。但考慮到中加兩國的匯率，總感覺力所不逮。小老闆又動了不少腦筋控制那邊的採購成本，比如從2022年開始，原本都是在加拿大本地採購的木疊合梁、鋁合金門窗等工程材料，開始嘗試在國內採購再出口。2023年春節後，甚至開始在國內招聘一線工人進行“勞務輸出”。

但從我半年多接觸下來的情況看，這樣做難度很大。除了加拿大政府在諸多方面做了很高的貿易壁壘外，公司目前的資金狀況也難以操作。小老闆把國內公司的流動資金輸送殆盡後，開始變賣資產，他名下的辦公樓、住宅、廠房、裝置基地、鋼管木方料甚至車輛都在變現的範圍之內。最近的三四年，這些變賣家底的錢已經是公司的主要資金來源之一了。

小老闆看衰國內的經濟發展前景，這個轉變，在他讀完兩個EMBA課程後尤甚。有時跟他出差，他會翻出一些國內學者、公知、官員移民後在那邊講國內政經的影片給我看，要我看到某些“真相”。

我的眼界有限，確實無法理解為何上海的房子就不如加拿大的葡萄園更有保值、升值空間。

2023年3月的一天，我剛到公司，就接到遠在加拿大的小老闆的微信語音通話。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果不其然，小老闆竟然開口向我借錢！

他電話裡解釋說，公司有一筆“轉貸”的錢馬上到期，原計劃本月到賬的幾筆款項都落了空，所以找大家湊一下“過橋兒”的錢，就是短期週轉一下。他承諾給18%的年息，只借3個月，即一個季度後就連本帶息返還。

我沒有馬上答應，讓我猶豫的原因有兩個：一是這筆錢小老闆不太可能按時歸還——我在這家公司幹了十幾年，沒參與過公司的那幾個集體籌資的專案，但知道公司至今還沒有完全退還員工參股的本金並兌現利潤分紅，時間最長的一個，已經快10年了；二是公司已經出現了拖欠工資的情況——疫情這幾年，公司沒有承接新專案，財務上的進賬項越來越少，資金鍊也越繃越緊，雪上加霜的是，我們自己投資開發的兩個紅酒酒莊專案還在施工建設中，這類專案不但回報週期長，未來收益情況也很不樂觀，直到現在，公司還有一部分2022年的工資及獎金沒有發放。

我沒想著靠利息賺錢，更不想乘人之危，但礙於已經在這家公司供職多年，平常也確實得到公司上下的一些照顧，看到小老闆遇到燃眉之急，不盡一份力會有些不安，於是我打電話跟愛人商量後，借給了公司35萬。

目前，公司支付了兩個季度的利息給我，但本金什麼時候歸還，沒有任何明確資訊。

都說“與老闆共情是愚蠢的”，但我真的認為小老闆承諾的利息偏高，無異於借了一筆高利貸。他選擇這種近似“飲鴆止渴”的資金拆借方法，也頗讓我唏噓——原本經營得還算比較穩健的一家建築施工家族企業，為何就走到了今天這個境地呢？

但回看他從2016年至今的一系列操作，我只能感嘆：靠運氣掙的錢，最終都靠實力賠了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