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近日，北大哲學博士入職民辦三本高校的詞條登上熱搜。自博士擴招起，文科博士難找工作的現象，就總是在求職季引起討論。

小魏（化名）就是某985高校的文科博士，她從博二開始找工作，曾有前輩勸說，去大專工作，才是最穩定，最“好”的。找工作的兩年間，小魏“數不清”聯絡了多少高校，從頂尖院校到民辦三本，只要有希望的她都會去主動諮詢。

目前，她已收到某二本院校的教職offer，在她看來，這是一個相當理想的offer了。對小魏來說，找工作是一個持續碰壁，持續調整期望的過程，也是一個讓她不斷思考自身專業意義的過程。

以下是她的講述：

口述｜小魏

文｜雅婷

編輯｜王海燕

一

我現在博四，即將畢業，也拿到了一些學校的offer。但找工作這件事，對我來說，可能還沒到結束的時候。

我從博二就開始找工作了。當時我參加了一個國家級人才培訓的專案，接觸了一些年紀稍長的副教授和講師。平常，他們經常聚在一起聊工作，也會聊職稱，有一次，他們強烈推薦我去大專當老師。

我很震驚，因為我當時還認為自己學術背景很好呢，怎麼就要優先考慮大專？他們想了想說，“你現在還不懂，但是大專有編制，考核不多，可有編制的大專也不多了，未來再不會有大專老師這麼好的工作了”。我還沒想明白，他們又問我，有沒有開始聯絡博士後，得知我還沒有，他們鬆了一口氣，“那還來得及，你趕緊去多瞭解一下”。

我以前肯定是沒考慮過去大專當老師的。我是山東人，高考成績不錯，本科讀的是國內重點大學的人文科學試驗班，後來從碩士到博士，都是感興趣的專業，學科評級也很高。

人文科學試驗班是上世紀流行的概念，意思是，為了培養文科複合型人才，上大學時，先上文科基礎課，再選專業，進一步調整培養方案。我當時的同學，文理科生都有，後來有人想做文學，有人想做金融，有人想寫程式碼，而我，一門心思就是要學哲學。

我高中時讀尼采，以為哲學是一門充滿激情的專業。我父母一聽我要學哲學，也很支援，他們想的可能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覺得很適合“考公”。但懷揣青春激情的我真的開始研究康德後，才感受到，哲學原來可以這麼苦，又這麼難。

但我一直都是“好學生”，康德越難，我就越想學明白，想證明自己很厲害，很酷。直到大四時，我去參加世界哲學大會，幾乎見到了海內外最知名的哲學教授——難以置信，他們絕大多數人都禿了，而且從斑禿到地中海禿到全禿，各有各有的禿法。我感受到了學哲學的具體壓力，決定碩士要學文學。

我是在本校保研讀的文學，上了研究生後，我確定自己對學術研究很感興趣，於是開始準備申請博士。當時2020年，中國博士大規模擴招的第一年。很多人因此以為，這一年申請博士比較容易，殊不知國內高校的文理科情況差別很大。比如理工科，一個老師可以帶好幾個博士研究生，文科老師普遍還是隻能帶一個博士。

所以我的感覺是，競爭反而更激烈了。我記得我去考博時，同考場不僅有自己的同齡人，還有一些前輩，其中甚至有人是我們學科的研究物件。

《塞瓦斯托波爾戰役》劇照

但最後我竟然被錄取了，所以總的來說，我的求學經歷很順利。開學後，我對未來的想象也一片光明，規劃自己博士畢業後，還要在同校不同院繼續深造做博士後，實務和研究兩手抓，打通不同專業的研究壁壘，和博士時的導師共創學術輝煌。

二

但博二真的開始琢磨找工作的事情後，我發現人才培訓專案里老師們的建議很有道理。

從就業福利上來說，大專是真的好。按照我國法律法規，大專也可以評職稱，甚至說最高也能評上二級教授。在國內高校，教授的最高級別是一級，在理工科，基本只有院士級別的能評上一級教授，文科沒有院士，二級教授基本就是天花板了。

相比之下，博士後學習期間不一定能評職稱，一般預設博士後兩年就要出站，但出站條件又各有規定，一些在站博士後前輩告訴我，有的學校要求兩年發滿三到五篇C刊。這個要求，人中龍鳳或許能達到，達不到的，要麼辦停薪留職，苦熬四五年發完文章再出站，但拿到待遇依然只有兩年；要麼就退站。

這樣算下來，即便像我這樣，一路升學都很順利的人，到博士後出站，也差不多35歲了。這個時候，我光找到工作就很難了，更別提要去競爭很多高校預聘–長聘制的編制了。預聘–長聘制是非升即走的一種形式，我瞭解到，有的高校明明只有一個編制，但會同時招聘8個青年教師，那就總會有人達不到標準或者因為標準變化而離開。我認識的很多青年教師，他們的合同都是一年一簽，每年還要更新補充條款，標準越來越高，程度輕的就丟一些工資，程度重的可能就會被直接清退。

大專老師當然也有考核制度，從講師到二級教授，中間也有近十個評級，每次評級的稽核也要和同期老師競爭，並不是達標就可以。但有的大專院校當時還是可以達標上崗，還可以早點進入競爭，得到更多機會。可達標上崗的學校越來越難找，即使是高職院校也會效法“非升即走”。瞭解到這些情況後，我對找工作的想法變了，但也沒有把預期調整到大專院校。

我早就知道北京的生活成本高，壓力大，剩餘編制少。所以北京高校雖多，但我最先了解的還是非一線城市“985”高校的工作機會，比如我的本科學校。

然後，我驚奇地注意到網上流傳的母校青年教師“非升即走”故事。

據說那一年文科若干院系的青年教師一起評估比，爭取一個留校名額，每個人都有相當的核心期刊論文發表數量和專案。最後留下的老師，不僅科研成果一騎絕塵，一學期還能開五門課程，堪稱卷王之王。

具體算了下工作量，我怕了；估算了時薪，我決定算了。

《濾鏡》劇照

三

這樣的事情看多了，我決定要不看看“雙非”學校？

我聯絡了家鄉的高校，具體瞭解了入職與考核要求，結果對方要求的論文數量，並不比北京高校低，甚至和北大清華對齊。家鄉的高校聯絡人根本沒有流露出要聘用我的意思，我自己也會想：更低的待遇、沒有平臺賦能，但同樣的考核要求，回家鄉高校就職，我圖什麼呢？

這也還沒到我找工作最煎熬的時候。

博三那年，學院的老師突然給我們開會，說找工作的形式嚴峻，動員大家重視起來，積極找工作。這本來或許只是學校的例行工作，但從那時起，我們發現，一切真的不一樣了。

博一博二時，我們就知道青年教師留校的條件和傳說，同學之間還經常開玩笑吐槽。但動員大會過後，忽然沒人吐槽了，也沒人說話了。因為你知道，真的要開始找工作了，曾經的同學和朋友都變成了競爭對手，大家的腦子都開始飛速運轉。

這個局面當然不是大家的主觀惡意造成的，一方面，就業競爭確實大；另一方面，到了博士階段，大家的專業差不多，能投的學校也差不多，你交心地跟別人討論某個工作機會，你怎麼知道對方會不會想去，對方又能說什麼呢？大家乾脆都不說。

《歡樂頌》劇照

反正找工作這件事啟動以後，大多數人過得都挺壓抑的。我到今天也還是這樣，每週都搜尋高校招聘資訊，再去看看這個學校最近有哪些老師退休，判斷一下崗位招聘的可靠性。我不會不瞭解就盲投，因為各個高校都有自己搭建的招聘系統，填寫一次通常要花數個小時。填報後，就開始漫長的等待，通常是杳無音信，有時能收到半年前投遞高校的拒信。

投簡歷時，我的情緒狀態都是這樣：中午，覺得自己還有希望，下午，開始期待回覆，又在煎熬中懷疑人生，晚上，感到一切都完了。週而復始。

博三那年，我還研究過一個人才福利和待遇不錯的偏遠地區高校。和朋友吃飯時，大家隨意說起，很早以前有個傳聞說，該地區有的高校會扣留青年教師的學歷證和學位證，一扣就是十年，想走也走不掉。我聽到這個話，第一反應是“狂喜”——什麼？還有高校願意十年不開除我？

但我真的研究一番下來，發現這個學校也一直在修改人才引進的標準，到了我這一屆，人才福利和待遇差不多都沒了，競爭反而更激烈了。

四

我把期望值真正調整過來，是在博三的末尾了。

我物件也是跟我同一屆的理科博士，也是山東人，我們曾經計劃，那就都找山東的高校。我物件的研究方向沒有賺到大錢的可能。我想，那要不我來解決賺錢的問題。

我把目標鎖定在以學費高而出名的民辦高校。因為出生人口降低，這些學校擔心未來生源不足，急切地想改變民辦身份，成為公立學校。“轉公”第一步就要提高學科級別，申請到碩士點，這是他們的“存亡問題”。所以這類學校也急切地想招博士，我去面試時，還遇到過哈佛、劍橋和清華的博士，畢竟人家人才福利好，待遇高。

但伴隨而來的是，這類學校的考核，一樣需要核心刊物論文和省部級乃至國家級專案。明面上，考核標準的確降低了，但實際上，因為平臺的差異，完成考核的難度並沒有降低。民辦高校本就沒有編制，完成不了考核自然就要離開，像是另一種“非升即走”。看民辦高校的時候，我時常恍惚，覺得還不如回到北京高校去做博後、當卷王。那時候我會開玩笑說，這些學校雖然有錢，可心裡一點數都沒有，完全是把我們這些博士生當成許願池裡的王八了，丟兩個蹦兒，就想等待一場奇蹟的降臨。

到博四開學幾個月後，我終於拿到第一個高校offer，雖然很多人可能都沒聽過這個學校的名字，但我當時覺得，這是我能找到的最好工作了。今年春天時，我又收到了一個大灣區二本院校的offer。坦誠說，我依然覺得，這是我目前能拿到的最好工作機會了。

拿到第一個offer時，我把訊息分享給物件，當時他投出去的所有簡歷都被拒了，但他還是努力發動自己，想和我一起慶祝，同時安慰我，實在不行，就去給我offer的學校的城市，找個中小學教師教職。但這件事我真的太難受了，我本科畢業時的出路就是適配中小學老師的，碩士畢業也是，怎麼一路讀到博士，還是最適配中小學老師呢？

《理想之城》劇照

五

如果入職東部沿海地區二本院校，是我博士求職結局的話，我自己其實還挺滿意的。但我身邊還是有師友，會把這個選擇看作妥協。他們會這麼想，既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博士找工作有多辛苦，恐怕也是因為，他們對高校求職的可能性，還沒有更新想象。

我覺得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和上一代，上上一代的知識分子，都是不太一樣的概念了。我們這一代讀過本科的人太多了，碩士、博士也太多了，但我們好像很難真正去解決某個社會問題，沒有特別強變革現實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把發現問題的過程當成了一種智力遊戲，把發表文章作為思辨的終點，做不出要和機構平臺切割的決絕姿態。

我常常也會這麼批判自己。在高校讀了這麼多年書後，我很想參與社會生產，不只是繼續在學術系統裡證明自己價值。從這個角度，我對去二本院校教書這個事，其實還是充滿樂觀和期待的。

一方面，我覺得把課上好，就是我發揮社會價值的體現。另一方面，不在頂尖高校就職雖然可能會影響我發論文。做研究，但學術影響力也不只有這些評價維度，現在很多知名教授，比如羅翔現在也會在大眾平臺開課，把複雜的知識，用簡單的方式傳遞給大眾。

所以我對“文科衰退論”和“文科倒閉潮”這種說法，也不太有焦慮感。有的研究和大眾有脫軌，會變得小眾，也不是完全沒有研究價值。不能和社會接軌的專業就會面對這個處境，無論文理，很多理科專業也是“天坑”，博士畢業以後更不好找工作。就個人來說，我很感激自己受到的人文教育，讓我真的開始理解複雜性，理解他人，學會把自己的生活過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