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進入麻醉專業之前，蔣政宇也以為這是一份父母口中的「好工作」，體面，有閒，不用處理複雜的醫患關係。直到進入臨床，他才意識到，從術前到術後的過程裡，外科醫生負責開刀，而麻醉醫生是那個「守門」的人。他遇到過術中大出血的病人，也遇到過因為高危風險而不得不叫停手術的兩難抉擇，用他的話來說，這是一個「時常會被逼到懸崖邊緣」的工種。
蔣政宇出生於1992年。他形容自己是個務實的年輕人，沒有高遠理想，只是把醫生當一份工作，「一份可能要花點心思的工作」。他會像普通打工人一樣，抱怨這份工作「活多錢少」，也會把整天待在恆溫恆溼但不見天日的手術室比喻為「坐牢」。
但是在這份工作裡，他又切切實實做了很多事。當患者媽媽抓住他的手時，他能敏感地幫對方講出不敢問的問題；手術室裡那些生死一線的時刻，他會做出果斷的選擇。三年前，他參與了醫療援藏，在沒有手術條件的醫院裡，開設了疼痛門診，為當地人提供無痛診療服務。
有段時間，網路上出現了不少有關麻醉醫生猝死的新聞。很多人不理解，為什麼麻醉科醫生的工作壓力會那麼大？也是在那個時候，蔣政宇回覆了一篇知乎帖子，告訴大家麻醉科醫生的日常是什麼樣的，意外獲得幾萬個贊，他受到鼓舞，開始在工作之外分享更多故事，這也讓他切實感到了這份職業的價值感。
在《人物》與他三個多小時的通話裡，蔣政宇講述了麻醉科醫生的工作日常，分享了手術室內外的人生百態，也回應了大眾對於麻醉藥的誤解。和很多醫生一樣，在經歷生死一線之後，蔣政宇意識到醫學有時而窮，但也正是因為意識到自身力量有限，他更加珍視這份幕後的、卻是性命攸關的工作。
作為科普博主，他還為我們科普了一些重要知識：一個普通人進入手術前，需要了解哪些麻醉常識。在蔣政宇看來，人只會對未知的事物產生恐懼，而講述和看見是打破恐懼和誤解的開始。
以下是蔣政宇的講述。
文｜王青
編輯｜槐楊
最開始選麻醉學專業，算是誤打誤撞。高中時候，我讀的是理科班，以後要麼學理，要麼學工，要麼學醫，學理我數學不好，學工我物理不好，填報高考志願時自然而然選擇了醫學。當時我和很多人一樣，以為麻醉就是打一針就完事兒了，是醫學裡相對輕鬆的專業，也不需要處理複雜的醫患關係。用我父母的話來說，麻醉醫生是個好工作。
真正對這個專業有更清楚的認識，是在大四之後。那時我們開始在醫院實習，雖然本科階段也有手術操作課，但進入臨床的感受完全不一樣。
印象很深，實習第一年，我碰到一例雙胞胎的剖宮產。剖宮產的麻醉非常簡單，就是在背上打一針，但有一個孩子在母親的子宮裡窘迫了，心跳往下掉，要儘快搶救。我師父動作非常快，當我還在算要給多少麻醉劑量的時候，他已經穿好刺、給完藥，固定好管子，讓患者躺平了。產科醫生立馬過來消毒、鋪單，從患者被推進手術室到產科醫生劃皮只用了半個小時。
第一個小孩出來後，沒有呼吸。產科醫生立刻剪斷臍帶，開始做心肺復甦，麻醉醫生就要給腎上腺素，但小孩剛出來的時候，全身青紫，血管都看不清，沒辦法打靜脈針。師父迅速拿出喉鏡給新生兒做插管，透過氣管把腎上腺素滴進去，再用人工呼吸的方式把肺撐開。肺擴張後，腎上腺素從肺進入到血液，血液就迴圈起來了。三分鐘後，小孩哭了，緊接著心跳回來了，呼吸也回來了，全身從青紫變成粉紅。
這次經歷給我的衝擊很大。理論上麻醉要做什麼我都知道，但是遇到突發狀況，我完全是懵的，全程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不知道下一步要幹什麼。也是那一次，我對麻醉醫生的工作有了切實的感受。
外科醫生做一臺手術，目標通常只有一個，比如我要把這段腸子切掉，那麼無論是分離組織，還是別的什麼，所有的關注點就只有這個。但麻醉科醫生是沒有唯一一個目標的，我們的總體目標是讓患者度過這個手術，並且順利甦醒，而期間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可預料的。
進入麻醉狀態後，人的生命體徵不受控制，或者說失去了很多保護性反射。比如正常情況下，你的血壓低了，頭會暈，會坐下來休息，讓身體慢慢恢復過來，但是在麻醉狀態下，這些反射沒了，都被藥物抑制了。你的身體就像一匹脫韁的野馬，每一個生命體徵，心率、呼吸、血氧飽和度、心電波形等等變化，都需要麻醉醫生監測、判斷和決策。
換句話說，如果病人的身體是房子，外科醫生是進來修水管的，麻醉醫生就是管家，在維修期間，房子所有的安危都需要麻醉醫生來照顧。
在手術室待久了，麻醉醫生對生命力會有更直觀的感受。監護儀上的那些曲線和數字，機器發出的不同聲音，很多人會覺得它們很複雜、很單調、很枯燥，但對我們來說，音調的高低、曲線的起伏都是各個生命體徵的反饋。當這些曲線平穩、規律地跳動，監護儀的音調保持在一個昂揚的狀態，就是我眼中的生命力。
什麼時候你能真切地感受到病人的生命力在流逝，就是當這些數字變得混亂，曲線高低波動，監護儀不斷「咚咚咚」地報警，音調越來越低，周圍的腳步變得嘈雜，這是我最擔心的時刻，也是手術室裡最緊張的時刻。
我碰到過一個過敏性休克的病人。這臺手術原本並不複雜，但麻藥推進去後，就是一瞬間，患者的血壓急劇下降，心率一下子上來了，監護儀立馬報警。以往監護儀報警，只有一個數字在閃，但那次是好多數字同時閃爍，血壓的波形都不是常規波形，變成了波浪線，當時我真的覺得天都塌了。
但還是要快速、冷靜地應對。我們同時上了多種手段，輸液速度加快，加開一路靜脈打升壓藥，調整麻醉藥劑量。但最急迫的問題是要快速分析出患者對哪種藥物過敏。因為全麻手術需要用到十幾種不同的麻醉藥，每種藥都有特定的給藥順序，最終我們根據患者的過敏反應時間，判斷是抗生素過敏，立馬停掉，患者的各項指標逐漸平穩。
我之前統計過，緊急狀況下，一個麻醉科醫生的決策時間只有10秒，怎麼保證我在10秒內做出的決策和判斷是對的？我其實不能保證。它依賴經驗，有的時候甚至是本能的反應，你的行醫時間越長，你對整個手術程序和人體生理反應的理解就會越深，反應會越快，一看到生命體徵這麼變，就知道它是什麼原因。
工作時的蔣政宇受訪者供圖
做麻醉科醫生以來，我最害怕遇到的是兩難的抉擇。
曾經有一個患者，腹部長了一個巨大的腫瘤，60斤重，大到把消化道都壓扁了，吃不下東西了，如果腫瘤繼續長，膈肌上抬，呼吸都會成問題，必須馬上做手術。我們預估這臺手術的出血量在3000到4000毫升，但當時實際血量儲備只有1000毫升，又不能不做，因為這臺手術對她來說是救命的。
手術做到後面，切掉的組織越來越多，血源源不斷往外滲，1000毫升的血已經輸進去了，還是不夠，我只能用人工液體暫時撐著，如果再往下做，勢必還要出血，很可能會發生臟器衰竭。
我和主刀醫生說，「不能再切下去了。」他還是希望再撐一撐，看著扒在大血管上的腫瘤組織說，「我有信心把這一點切掉，多切一點是一點」。其實他說得也有道理，這個病人是復發腫瘤，多切掉一點，就能為她爭取更長的生存時間。
這時候就出現一個灰色地帶：一臺手術，可能給患者帶來生的希望，也可能因此帶來更加嚴重的併發症。對於麻醉醫生來說，什麼時候應該叫停？是出血出到2500毫升時叫停，還是出到2800毫升、3000毫升的時候？這是對你內心的拷問——你能讓患者承受多大的風險？
叫停的決定做得非常艱難。手術做了9個小時，我一遍一遍試探自己的底線，現在該叫停了嗎？現在總該叫停了吧？一直到手術刀到了腹膜後的大血管區，這裡出血，患者的身體肯定無法承受了，我真的撐不住了。主刀醫生也很無奈。最終他還是放下刀，他很不甘心，但他也知道沒辦法了。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為什麼麻醉醫生的精神壓力特別大，看似沒幹什麼，就是看著手術持續進行，過程中給點藥，實際上我們的精神狀態高度緊張，而且是持續性的緊張，今天可能碰到大出血的，明天碰到一個醒不來的病人，後天碰到術中高危搶救的，很多時候都會覺得自己被逼到生死邊緣，哪邊都是懸崖。
我經常說，麻醉科醫生和外科醫生的關係就像「中年夫妻」——吵又經常吵，離又離不掉。在手術過程中，雙方各自有立場，往往是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去做出判斷、做出決策，你只能頂上。
也有頂不上的時候。我經歷過一臺「開關」手術，這是醫生的行話，意思是把病人肚子開啟後，發現已經沒有手術機會了。病人送來醫院時，我們以為只是子宮肌瘤，但開啟肚子一看，裡面全是膠凍狀的組織，術中病理發現是粘液癌全腹腔轉移，手術切除也沒用，只能直接關上。
我印象很深，決定關上肚子的那一刻，大家都很沮喪。我問主刀醫生，她還能活多久。醫生說，如果有合適的靶向藥，半年，沒有的話，三個月。出了手術室，醫生和家屬談，家屬站在那裡就哭了，不說也明白，腫瘤是惡性的。那段時間我一直做婦科麻醉，經常會送病人回病房。有一天經過那間病房，我發現那位病人出院了。家屬表達得很委婉，「我們還是先回老家，看看有沒有別的辦法。」你都來上海了，如果上海都沒辦法，老家能有什麼辦法呢？我們當時就懂了。
這也是一種兩難。如果把她留下來，你不確定能不能找到治療方案；如果不留，你知道回去一定是沒有希望了。
醫生當得越久，就會發現，你能做得其實非常少。上醫學院的時候，雖然你也知道醫學是有時而窮的，但書本上總是會寫明遇到什麼問題，應該怎麼治療，這一步不行就下一步。你會覺得無論遇到什麼，總是有辦法能解決的。但是進入臨床後，尤其是涉及生死問題的時候，大多數時候你就是無能為力的。
有一段時間，我在ICU輪轉。很多重症病人會經歷一個臨界期，我們叫做「過關」，意思是卡在一個平臺上，所有指標，你不能說它好，也不能說不好，就是沒變化，這樣的狀況可能持續好幾天。
我碰到的那個病人是肺部感染。當時我的判斷是再熬個一兩天，感染應該就能控制住，等肺功能慢慢緩過來，我們就能讓他脫離呼吸機，自主呼吸了。一旦患者能自主呼吸，就會產生正迴圈，他就能挺過來。
那天，我開完醫囑後就下班了。結果第二天過來交班，患者主動要求出院，一問才知道，是家裡沒錢了，ICU一天的費用好幾千塊，對於大部分家庭來說都是沉重的負擔。這個時候，身為醫生，真的感到無力。
有句話說，醫生越當越膽小。就是因為你意識到你自身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你會慢慢發現真正能治好的病例沒有幾個，很多都是患者自己好的。尤其是在ICU，比如這個病人腹腔感染了，我能做的就是維持器官的功能，我其實沒有在治病，我起到的作用就是幫助患者的身體度過這一關，但是他能不能度過去，很多時候是身體自己決定的，不是我們決定的。
圖源劇集《麻醉風暴2》
從大眾的層面來說，大家會懼怕麻醉，主要是因為不瞭解。人天然地會對未知的東西感到恐懼。
最常見的誤解是麻醉會影響小孩的智力發育。我遇到過一箇中耳膽脂瘤的孩子，由於中耳部分切除，要安裝一個人工耳蝸。孩子特別小，還沒上小學，但特別乖，術前簽字的時候，家長都哭成淚人了，他沒哭。
我印象很深，和家長講完手術風險之後，我感覺他們有些話想講卻不敢講，我說要是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問我。他們說，醫生，孩子這麼小，在手術室裡會不會有事兒？我以為他們是擔心麻醉風險，就告訴他們手術不大，兒科麻醉也很簡單，做一個插管，沒什麼風險，術後就能正常甦醒。
說完這句，小孩的媽媽依舊抓著我的手，眼淚汪汪的。我知道她還是擔心，但不敢問，已經到這個節點了，再追問這些好像沒什麼意義了，但她還是想知道。我問她是不是擔心麻醉會影響孩子的大腦發育？她很重地點了一下頭。
我跟她解釋得非常細。首先手術時間很短，只有一個小時。孩子已經五歲了，一般來說麻醉藥對三歲以上孩子大腦發育的影響微乎其微。我告訴她，根據目前的研究結果和孩子的情況，我可以打保票，麻醉對孩子不會有影響。她這才放下心來，對我說，「謝謝你醫生，我的孩子就拜託你了。」
後來，我一直記得那個媽媽緊緊抓著我的手腕，爺爺奶奶在門外透過窗戶看著我的樣子。那天解釋完後，我能從他們的眼神里清晰地感受到，那塊心裡的大石終於落下了。
這些年，我經常被問到的問題是，麻醉藥物會不會容易成癮？在推廣舒適化醫療的過程中，這也是我們必須要回答的問題。一直以來，大家對鎮痛藥（麻醉藥的一種）比較提防，認為效果好的鎮痛藥一定有副作用，容易上癮，很多外科醫生也這麼覺得。
實際上這是很荒謬的。我們中國人喜歡忍痛，總覺得痛嘛，忍一忍就過去了。但疼痛也是一種疾病，不僅會影響患者的康復，慢性疼痛還會影響人的身心健康。比如很多老年患者需要換髖關節，但因為害怕麻藥不敢換，強忍著痛，結果是越忍越不想動，越不想動，身體其他方面也每況愈下，長期下去還會引發腰椎問題。
現在我們還有一個概念叫多模式鎮痛。簡單來說，就是我們不再需要使用很大劑量的麻醉鎮痛藥物，而是透過不同的藥物組合產生協同作用，讓每一種藥物的劑量都降到非常低，同時又能達到1加1大於2的鎮痛效果。
除了藥物的辦法，我們也在探索麻醉方式的改變。剛才提到老年人需要換髖關節，過去的全麻手術有出現術後認知功能障礙的風險，我們叫做短期併發症。現在我們可以透過神經阻滯結合淺鎮靜麻醉，麻醉藥物用量很少，對中樞神經系統影響非常小，但是依舊能達到同樣的麻醉效果。
這些資訊，很多人還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會對麻醉好奇，因此沒有人瞭解過它，除非你是麻醉出了問題，或者要報考專業，才會瞭解一下。但實際上這是一個性命攸關的事情。我寫這本書就是想告訴大家，你可以相信你的麻醉醫生，讓大家能夠更加沒有顧慮地接受麻醉。
圖源劇集《疼痛難免》
到今年，我從醫快十年了。我一直是一個挺理性、樂觀的人，工作強度大，或者累了的時候，我會去健身，這是我留給自己的時間和空間。但再理性的人，當了醫生後，都會遇到情緒崩潰的時刻。
我永遠記得，三年前，醫院派我去醫療援藏。到達那裡的第一天，我遇到兩個從腳手架上摔下來的工人，其中一個傷得比較嚴重，腦出血加上全身多發骨折，做了超聲還發現腹腔多臟器出血，唯一的辦法就是穩定住患者情況，同時轉送上級醫院。
從我們所在縣城的醫院轉運到市人民醫院，將近300公里，還要翻一座大山，救護車要走將近10個小時。醫療隊的隊長問我，小蔣，你那邊怎麼樣？我其實已經把他的生命體徵穩住了，血壓維持在90左右，心率維持在100左右。我說，我穩住了，但這時候我們接到電話，前方道路塌方，至少還要再等10個小時。
我當時真的絕望了，我們那個地方沒辦法開顱，甚至連開顱的工具都沒有。再等10個小時，病人肯定撐不住。我眼睜睜地看著他的心電圖變亂，室顫，電擊，最後我也撐不住了，他就這麼走了。
離開搶救室的時候，我嚎啕大哭，覺得從來沒有這麼無力過。可能我是在上海培養起來的醫生，自以為見多了大場面，從來不會意識到，你覺得自己總有辦法，是因為你的背後永遠有給你支援的人。
這一路，給我最大支援的人是我的師父。
他是北方人，看起來五大三粗，實際上非常細心。進入臨床以來，一直是他帶著我，我的麻醉習慣、風格，很多人一看，就知道是他帶出來的。他是那種處事不驚的醫生，任何危急情況，我沒見他慌過。有時候遇到緊急情況，外科主任看到他來了，心立馬就定了。
但是他影響我最深的，還不是這些，而是細節上的人文關懷。一般來說，患者被推進手術室，我們要先把鋪蓋掀開，給他們貼心電圖，綁血壓帶，事情很雜，很多時候做完這些就去忙別的了。剛開始做麻醉，我也是這麼按流程走的。但有一次，我師父看到後立馬問我，「怎麼貼完都不給人把被子蓋上，你看人家脖子、肩膀都在外邊，冷不冷？」就是這樣一個細節，我以前從來沒有意識到。手術室常年低溫，我們穿著手術服，不覺得冷，而病人是脫光衣服進來的。他是真的會注意這些細節。
還有一次，遇到一個做會陰部手術的小孩。這個手術不大，按常規來說，圖省事會上個全麻。我師父當時就說，小孩還這麼小，這麼小的手術就不上全麻了，還能給他們省點錢。後來他打了一個骶管阻滯麻醉，這是非常少見的操作，做起來比較麻煩，幾乎可以說失傳了。我印象很深，他當時和我說，「我給你秀一把。」手術結束寫麻醉記錄單，我特別寫下：麻醉骶管阻滯。還發了朋友圈。
上學的時候，我是一個挺愛出風頭的人。但工作之後，我發現麻醉醫生就是一個「隱姓埋名」的工種，很多時候一臺手術成功了，家屬不會覺得和你有什麼關係，你們之間沒有任何連線。但也是在這個過程中，我越來越意識到，世界的執行模式就是這樣，有幕前的角色，也有幕後的角色，沒有誰高誰低，他們是同等重要的。
圖源劇集《問心》
其實麻醉醫生並不是一個很吸引人的職業。首先工資不高，剛入行的時候，我的月薪6000多塊。三年後，工資也就7000多塊。這還是在上海的三甲醫院。如果是其他城市，剛上崗的麻醉醫生月薪可能只有三四千塊。其次是事情很多，外科醫生一週最多兩到三個手術日，對麻醉醫生來說，每天都是手術日，一天通常要做三到四臺。從早到晚關在一個封閉的空間裡，雖然恆溫恆溼，但不見天日，沒有太多與人打交道的機會，待久了很容易抑鬱。
我第一次在知乎做科普，就是因為看到瑞金醫院麻醉科醫生猝死的新聞。評論區裡很多人不理解，為什麼麻醉科醫生會猝死。我覺得這裡面存在一種認知的割裂，當時我剛下班，在辦公室坐著，就寫了一篇回答，把一臺手術像放電影那樣講給大家聽，告訴大家為什麼麻醉醫生這麼累。沒想到會有幾萬個贊，還是蠻有收穫感的。
雖然麻醉醫生很苦很累，但我不想給自己的選擇上價值。我是一個很務實的人，在我學醫之前，我們家裡一個醫生也沒有。我對醫生這個職業也從來沒有濾鏡。直到今天，我還是覺得麻醉醫生就是一份工作，一份你要花點心思的工作。
有過一段時間，我也想過不幹了。那是大五快到研究生的時候，我們專業實習有半年都在麻醉科，後面幾乎當成住院醫師用，我覺得太苦了。大家可能不知道，麻醉專業到了研究生階段是可以換方向的，我們學校的強項是外科，很多人勸我去外科讀研。正好大五那一年，學校派我去劍橋大學訪學，我就想利用這段時間搞清楚這件事。到了之後，因為我是本科生，啥都不會，當時的督導跟我講，對你沒有任何要求，你就好好感受學校的氛圍。我就在各個學院裡面到處聽課。
現在回想起來，我並沒有在那裡找到答案，反而更迷茫了，因為看到更多東西，都很有意思，很有趣，不知道該幹嘛了。直到從英國回來那天，落地之後我必須要給研究生院一個答覆。我坐在飛機上，問自己，我是更喜歡站上手術檯，拿著手術刀做手術，還是想站在邊上，去看各種生命體徵引數，在關鍵的時刻給出可能是決定性的判斷？
我選擇了後者。可能很多男生會覺得拿著一把刀站在手術檯感覺很怎麼樣，但我當時沒有這個感受，我更偏向內科思維，更喜歡診斷和推理。上學的時候，我就很佩服內科醫生，能夠根據一些線索，把一個很難的疾病診斷清楚，我覺得麻醉科醫生就是手術室裡的內科醫生。
也有很多人問我，如果沒有手術，麻醉醫生是不是就沒用了，沒工作了？
這個問題我也問過自己。三年前的那次醫療援藏，我是我們醫療隊唯一的麻醉醫生。但當地的手術條件有限，不做手術了我還能做什麼？後來我發現，西藏山路很多，小孩和老人容易摔倒骨折，當使用手法復位時，說白了就是掰回來，很疼。
我遇到過一個手臂骨折的小孩，因為怕疼不肯配合，手繃得很緊，對不上骨頭。我想了一個辦法，給他打了臂叢神經阻滯，把整個手臂麻醉掉，這樣就沒感覺了，他也不鬧騰了，最後復位得很到位，打石膏的時候小孩也沒有抗拒。
後來我在那家醫院開設了一個無痛門診，專門提供鎮痛服務。比如老年人走山路久了膝蓋不好，疼得不行，又沒辦法換關節，我就做一個關節腔注射緩解他們的症狀；當地人對胃鏡恐懼得不行，我就給他們推點藥，做無痛胃鏡，當地第一例無痛胃鏡就是我做的。包括很多孕產婦來醫院，我也能提供無痛分娩。
所以說到這裡，大家千萬不要覺得麻醉科醫生的天花板很低，好像我們除了協助手術什麼都做不了，其實我們能夠發揮作用的地方還有很多，至少我們可以讓大家不用忍受疼痛（笑）。
圖源劇集《關於唐醫生的一切》
最近這幾年，一個大家可能還沒有注意到的變化是，麻醉技術的進步已經改變了我們很多的醫療認知和決策。以前我們會覺得麻醉就是要保證患者在手術過程中是安全、舒適的，現在我們會越來越關注患者在術後的康復，也叫遠期預後。對任何人來說，手術都是一個巨大的創傷，我們能做的是讓創傷對患者身體的影響變小。
比如做肺部手術，過去這個手術需要做椎管內麻醉，打在靠近脖子的位置，很容易出現問題，帶來呼吸減弱，拖成氣胸的情況，風險比較高。但隨著麻醉藥物和麻醉監測技術的發展，這種型別的麻醉已經非常安全了，現在一臺肺部手術非常快，從開始麻醉到手術結束只有兩個小時，患者術後醒過來，基本就跟回到正常的狀態一樣。
這裡面也包括無痛診療的普及，以前很多人因為害怕痛苦，不願意做腸胃鏡，這導致很長一段時間消化道腫瘤的檢出率非常低，一旦發現不舒服了再檢查，很可能已經到了中晚期。現在做腸胃鏡，基本就是睡一覺的事情，所以這幾年胃癌檢出率也在提高，這並不意味著胃癌發生率在變高，如果你去看資料，大部分查出來的都還處在早期階段，內鏡切掉就結束了。
大家也慢慢意識到麻醉醫生的重要性。以前很多人會覺得，一臺手術好不好，百分之百是外科醫生決定的，現在術前訪視，越來越多的病人會樂於和我交流，會告訴我身體的基礎狀況，我能明顯感覺到大家態度的轉變。
剛工作的時候，我會覺得這不就是流水線工人，很多年輕的麻醉醫生都會覺得自己的工作沒意義，整臺手術下來，就是完成既定的程式，成功與否好像跟自己沒什麼關係。但是經歷多了，包括在西藏那邊提供了更多的醫療援助，我會更加珍視自己的價值。這份工作確實給了我一種價值感。對我來說，這種自我認同是切實支撐我長期走下去的動力。
最後，作為一個麻醉科醫生，我也想做一個小科普，比如現在你要做手術了，需要問我們哪些問題？首先，你需要把麻醉醫生當成最瞭解你健康狀況的人，無所不談地告知他你的健康狀況，包括既往的疾病，藥物使用等等。
第二個，你需要知道麻醉中和麻醉後會發生什麼。這是一種心理準備。比方說很多人可能知道全麻需要插管，但是管子什麼時候會拔掉呢？是在確保你完全甦醒的時候。試想你剛剛從睡夢中醒過來，嘴巴里插著一根管子，肯定非常不舒服，也會恐懼。知道這件事情就相當於有了一個預判，恐懼也會相應地減少。
對於患者來說，麻醉的過程就像開飛機一樣，降落的過程是最危險的，因為這個時候你的各項生命體徵都在發生劇烈變化，如果不配合醫生，會增加過程中的一些風險。我也發現如果我在術前溝通時候跟患者強調過這件事，第二天對方就會配合得很好，至少不會那麼恐懼，不會那麼躁動。
還有一點，麻醉藥物可能會引發噁心嘔吐的症狀。尤其是對女性而言，發生機率比較高。知道這一點，你就不會擔心是不是併發症了，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最後，千萬不要忍痛。術後一定會痛，但輕微的疼痛是可以忍受的，一旦影響睡眠了，你就要告訴醫生，要求對方把疼痛水平降下來。
為什麼很多醫生生病了，依舊能邊掛水邊工作，或者能恢復得比較快？就是因為他們對疾病的程序和處理方法太清楚了，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什麼時候該用什麼藥。還是一樣的道理，大家只會對未知的事物產生恐懼。認知就是力量，能幫助你更快更好地康復。
肺部手術麻醉後，蔣政宇透過纖支鏡檢查氣管情況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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