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麻醉科醫生的自白

蔣政宇是海軍特色醫學中心的一位麻醉科醫生。過去幾年,他在知乎上科普麻醉知識,很多網友從他的講述裡破除了對於麻醉的恐懼,也第一次瞭解到麻醉醫生的日常——這並不是一份輕鬆的職業,除了「打一針」,他們更像是手術室裡的內科醫生,即時監測患者的生命體徵,還要應對各類突發情況。
在進入麻醉專業之前,蔣政宇也以為這是一份父母口中的「好工作」,體面,有閒,不用處理複雜的醫患關係。直到進入臨床,他才意識到,從術前到術後的過程裡,外科醫生負責開刀,而麻醉醫生是那個「守門」的人。他遇到過術中大出血的病人,也遇到過因為高危風險而不得不叫停手術的兩難抉擇,用他的話來說,這是一個「時常會被逼到懸崖邊緣」的工種。
蔣政宇出生於1992年。他形容自己是個務實的年輕人,沒有高遠理想,只是把醫生當一份工作,「一份可能要花點心思的工作」。他會像普通打工人一樣,抱怨這份工作「活多錢少」,也會把整天待在恆溫恆溼但不見天日的手術室比喻為「坐牢」。
但是在這份工作裡,他又切切實實做了很多事。當患者媽媽抓住他的手時,他能敏感地幫對方講出不敢問的問題;手術室裡那些生死一線的時刻,他會做出果斷的選擇。三年前,他參與了醫療援藏,在沒有手術條件的醫院裡,開設了疼痛門診,為當地人提供無痛診療服務。
有段時間,網路上出現了不少有關麻醉醫生猝死的新聞。很多人不理解,為什麼麻醉科醫生的工作壓力會那麼大?也是在那個時候,蔣政宇回覆了一篇知乎帖子,告訴大家麻醉科醫生的日常是什麼樣的,意外獲得幾萬個贊,他受到鼓舞,開始在工作之外分享更多故事,這也讓他切實感到了這份職業的價值感。
在《人物》與他三個多小時的通話裡,蔣政宇講述了麻醉科醫生的工作日常,分享了手術室內外的人生百態,也回應了大眾對於麻醉藥的誤解。和很多醫生一樣,在經歷生死一線之後,蔣政宇意識到醫學有時而窮,但也正是因為意識到自身力量有限,他更加珍視這份幕後的、卻是性命攸關的工作。
作為科普博主,他還為我們科普了一些重要知識:一個普通人進入手術前,需要了解哪些麻醉常識。在蔣政宇看來,人只會對未知的事物產生恐懼,而講述和看見是打破恐懼和誤解的開始。
以下是蔣政宇的講述。
文|王青
編輯|槐楊

1

最開始選麻醉學專業,算是誤打誤撞。高中時候,我讀的是理科班,以後要麼學理,要麼學工,要麼學醫,學理我數學不好,學工我物理不好,填報高考志願時自然而然選擇了醫學。當時我和很多人一樣,以為麻醉就是打一針就完事兒了,是醫學裡相對輕鬆的專業,也不需要處理複雜的醫患關係。用我父母的話來說,麻醉醫生是個好工作。
真正對這個專業有更清楚的認識,是在大四之後。那時我們開始在醫院實習,雖然本科階段也有手術操作課,但進入臨床的感受完全不一樣。
印象很深,實習第一年,我碰到一例雙胞胎的剖宮產。剖宮產的麻醉非常簡單,就是在背上打一針,但有一個孩子在母親的子宮裡窘迫了,心跳往下掉,要儘快搶救。我師父動作非常快,當我還在算要給多少麻醉劑量的時候,他已經穿好刺、給完藥,固定好管子,讓患者躺平了。產科醫生立馬過來消毒、鋪單,從患者被推進手術室到產科醫生劃皮只用了半個小時。
第一個小孩出來後,沒有呼吸。產科醫生立刻剪斷臍帶,開始做心肺復甦,麻醉醫生就要給腎上腺素,但小孩剛出來的時候,全身青紫,血管都看不清,沒辦法打靜脈針。師父迅速拿出喉鏡給新生兒做插管,透過氣管把腎上腺素滴進去,再用人工呼吸的方式把肺撐開。肺擴張後,腎上腺素從肺進入到血液,血液就迴圈起來了。三分鐘後,小孩哭了,緊接著心跳回來了,呼吸也回來了,全身從青紫變成粉紅。
這次經歷給我的衝擊很大。理論上麻醉要做什麼我都知道,但是遇到突發狀況,我完全是懵的,全程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不知道下一步要幹什麼。也是那一次,我對麻醉醫生的工作有了切實的感受。
外科醫生做一臺手術,目標通常只有一個,比如我要把這段腸子切掉,那麼無論是分離組織,還是別的什麼,所有的關注點就只有這個。但麻醉科醫生是沒有唯一一個目標的,我們的總體目標是讓患者度過這個手術,並且順利甦醒,而期間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可預料的。
進入麻醉狀態後,人的生命體徵不受控制,或者說失去了很多保護性反射。比如正常情況下,你的血壓低了,頭會暈,會坐下來休息,讓身體慢慢恢復過來,但是在麻醉狀態下,這些反射沒了,都被藥物抑制了。你的身體就像一匹脫韁的野馬,每一個生命體徵,心率、呼吸、血氧飽和度、心電波形等等變化,都需要麻醉醫生監測、判斷和決策。
換句話說,如果病人的身體是房子,外科醫生是進來修水管的,麻醉醫生就是管家,在維修期間,房子所有的安危都需要麻醉醫生來照顧。
在手術室待久了,麻醉醫生對生命力會有更直觀的感受。監護儀上的那些曲線和數字,機器發出的不同聲音,很多人會覺得它們很複雜、很單調、很枯燥,但對我們來說,音調的高低、曲線的起伏都是各個生命體徵的反饋。當這些曲線平穩、規律地跳動,監護儀的音調保持在一個昂揚的狀態,就是我眼中的生命力。
什麼時候你能真切地感受到病人的生命力在流逝,就是當這些數字變得混亂,曲線高低波動,監護儀不斷「咚咚咚」地報警,音調越來越低,周圍的腳步變得嘈雜,這是我最擔心的時刻,也是手術室裡最緊張的時刻。
我碰到過一個過敏性休克的病人。這臺手術原本並不複雜,但麻藥推進去後,就是一瞬間,患者的血壓急劇下降,心率一下子上來了,監護儀立馬報警。以往監護儀報警,只有一個數字在閃,但那次是好多數字同時閃爍,血壓的波形都不是常規波形,變成了波浪線,當時我真的覺得天都塌了。
但還是要快速、冷靜地應對。我們同時上了多種手段,輸液速度加快,加開一路靜脈打升壓藥,調整麻醉藥劑量。但最急迫的問題是要快速分析出患者對哪種藥物過敏。因為全麻手術需要用到十幾種不同的麻醉藥,每種藥都有特定的給藥順序,最終我們根據患者的過敏反應時間,判斷是抗生素過敏,立馬停掉,患者的各項指標逐漸平穩。
我之前統計過,緊急狀況下,一個麻醉科醫生的決策時間只有10秒,怎麼保證我在10秒內做出的決策和判斷是對的?我其實不能保證。它依賴經驗,有的時候甚至是本能的反應,你的行醫時間越長,你對整個手術程序和人體生理反應的理解就會越深,反應會越快,一看到生命體徵這麼變,就知道它是什麼原因。
工作時的蔣政宇受訪者供圖

2

做麻醉科醫生以來,我最害怕遇到的是兩難的抉擇。
曾經有一個患者,腹部長了一個巨大的腫瘤,60斤重,大到把消化道都壓扁了,吃不下東西了,如果腫瘤繼續長,膈肌上抬,呼吸都會成問題,必須馬上做手術。我們預估這臺手術的出血量在3000到4000毫升,但當時實際血量儲備只有1000毫升,又不能不做,因為這臺手術對她來說是救命的。
手術做到後面,切掉的組織越來越多,血源源不斷往外滲,1000毫升的血已經輸進去了,還是不夠,我只能用人工液體暫時撐著,如果再往下做,勢必還要出血,很可能會發生臟器衰竭。
我和主刀醫生說,「不能再切下去了。」他還是希望再撐一撐,看著扒在大血管上的腫瘤組織說,「我有信心把這一點切掉,多切一點是一點」。其實他說得也有道理,這個病人是復發腫瘤,多切掉一點,就能為她爭取更長的生存時間。
這時候就出現一個灰色地帶:一臺手術,可能給患者帶來生的希望,也可能因此帶來更加嚴重的併發症。對於麻醉醫生來說,什麼時候應該叫停?是出血出到2500毫升時叫停,還是出到2800毫升、3000毫升的時候?這是對你內心的拷問——你能讓患者承受多大的風險?
叫停的決定做得非常艱難。手術做了9個小時,我一遍一遍試探自己的底線,現在該叫停了嗎?現在總該叫停了吧?一直到手術刀到了腹膜後的大血管區,這裡出血,患者的身體肯定無法承受了,我真的撐不住了。主刀醫生也很無奈。最終他還是放下刀,他很不甘心,但他也知道沒辦法了。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為什麼麻醉醫生的精神壓力特別大,看似沒幹什麼,就是看著手術持續進行,過程中給點藥,實際上我們的精神狀態高度緊張,而且是持續性的緊張,今天可能碰到大出血的,明天碰到一個醒不來的病人,後天碰到術中高危搶救的,很多時候都會覺得自己被逼到生死邊緣,哪邊都是懸崖。
我經常說,麻醉科醫生和外科醫生的關係就像「中年夫妻」——吵又經常吵,離又離不掉。在手術過程中,雙方各自有立場,往往是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去做出判斷、做出決策,你只能頂上。
也有頂不上的時候。我經歷過一臺「開關」手術,這是醫生的行話,意思是把病人肚子開啟後,發現已經沒有手術機會了。病人送來醫院時,我們以為只是子宮肌瘤,但開啟肚子一看,裡面全是膠凍狀的組織,術中病理發現是粘液癌全腹腔轉移,手術切除也沒用,只能直接關上。
我印象很深,決定關上肚子的那一刻,大家都很沮喪。我問主刀醫生,她還能活多久。醫生說,如果有合適的靶向藥,半年,沒有的話,三個月。出了手術室,醫生和家屬談,家屬站在那裡就哭了,不說也明白,腫瘤是惡性的。那段時間我一直做婦科麻醉,經常會送病人回病房。有一天經過那間病房,我發現那位病人出院了。家屬表達得很委婉,「我們還是先回老家,看看有沒有別的辦法。」你都來上海了,如果上海都沒辦法,老家能有什麼辦法呢?我們當時就懂了。
這也是一種兩難。如果把她留下來,你不確定能不能找到治療方案;如果不留,你知道回去一定是沒有希望了。
醫生當得越久,就會發現,你能做得其實非常少。上醫學院的時候,雖然你也知道醫學是有時而窮的,但書本上總是會寫明遇到什麼問題,應該怎麼治療,這一步不行就下一步。你會覺得無論遇到什麼,總是有辦法能解決的。但是進入臨床後,尤其是涉及生死問題的時候,大多數時候你就是無能為力的。
有一段時間,我在ICU輪轉。很多重症病人會經歷一個臨界期,我們叫做「過關」,意思是卡在一個平臺上,所有指標,你不能說它好,也不能說不好,就是沒變化,這樣的狀況可能持續好幾天。
我碰到的那個病人是肺部感染。當時我的判斷是再熬個一兩天,感染應該就能控制住,等肺功能慢慢緩過來,我們就能讓他脫離呼吸機,自主呼吸了。一旦患者能自主呼吸,就會產生正迴圈,他就能挺過來。
那天,我開完醫囑後就下班了。結果第二天過來交班,患者主動要求出院,一問才知道,是家裡沒錢了,ICU一天的費用好幾千塊,對於大部分家庭來說都是沉重的負擔。這個時候,身為醫生,真的感到無力。
有句話說,醫生越當越膽小。就是因為你意識到你自身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你會慢慢發現真正能治好的病例沒有幾個,很多都是患者自己好的。尤其是在ICU,比如這個病人腹腔感染了,我能做的就是維持器官的功能,我其實沒有在治病,我起到的作用就是幫助患者的身體度過這一關,但是他能不能度過去,很多時候是身體自己決定的,不是我們決定的。

圖源劇集《麻醉風暴2》

3

從大眾的層面來說,大家會懼怕麻醉,主要是因為不瞭解。人天然地會對未知的東西感到恐懼。
最常見的誤解是麻醉會影響小孩的智力發育。我遇到過一箇中耳膽脂瘤的孩子,由於中耳部分切除,要安裝一個人工耳蝸。孩子特別小,還沒上小學,但特別乖,術前簽字的時候,家長都哭成淚人了,他沒哭。
我印象很深,和家長講完手術風險之後,我感覺他們有些話想講卻不敢講,我說要是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問我。他們說,醫生,孩子這麼小,在手術室裡會不會有事兒?我以為他們是擔心麻醉風險,就告訴他們手術不大,兒科麻醉也很簡單,做一個插管,沒什麼風險,術後就能正常甦醒。
說完這句,小孩的媽媽依舊抓著我的手,眼淚汪汪的。我知道她還是擔心,但不敢問,已經到這個節點了,再追問這些好像沒什麼意義了,但她還是想知道。我問她是不是擔心麻醉會影響孩子的大腦發育?她很重地點了一下頭。
我跟她解釋得非常細。首先手術時間很短,只有一個小時。孩子已經五歲了,一般來說麻醉藥對三歲以上孩子大腦發育的影響微乎其微。我告訴她,根據目前的研究結果和孩子的情況,我可以打保票,麻醉對孩子不會有影響。她這才放下心來,對我說,「謝謝你醫生,我的孩子就拜託你了。」
後來,我一直記得那個媽媽緊緊抓著我的手腕,爺爺奶奶在門外透過窗戶看著我的樣子。那天解釋完後,我能從他們的眼神里清晰地感受到,那塊心裡的大石終於落下了。
這些年,我經常被問到的問題是,麻醉藥物會不會容易成癮?在推廣舒適化醫療的過程中,這也是我們必須要回答的問題。一直以來,大家對鎮痛藥(麻醉藥的一種)比較提防,認為效果好的鎮痛藥一定有副作用,容易上癮,很多外科醫生也這麼覺得。
實際上這是很荒謬的。我們中國人喜歡忍痛,總覺得痛嘛,忍一忍就過去了。但疼痛也是一種疾病,不僅會影響患者的康復,慢性疼痛還會影響人的身心健康。比如很多老年患者需要換髖關節,但因為害怕麻藥不敢換,強忍著痛,結果是越忍越不想動,越不想動,身體其他方面也每況愈下,長期下去還會引發腰椎問題。
現在我們還有一個概念叫多模式鎮痛。簡單來說,就是我們不再需要使用很大劑量的麻醉鎮痛藥物,而是透過不同的藥物組合產生協同作用,讓每一種藥物的劑量都降到非常低,同時又能達到1加1大於2的鎮痛效果。
除了藥物的辦法,我們也在探索麻醉方式的改變。剛才提到老年人需要換髖關節,過去的全麻手術有出現術後認知功能障礙的風險,我們叫做短期併發症。現在我們可以透過神經阻滯結合淺鎮靜麻醉,麻醉藥物用量很少,對中樞神經系統影響非常小,但是依舊能達到同樣的麻醉效果。
這些資訊,很多人還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會對麻醉好奇,因此沒有人瞭解過它,除非你是麻醉出了問題,或者要報考專業,才會瞭解一下。但實際上這是一個性命攸關的事情。我寫這本書就是想告訴大家,你可以相信你的麻醉醫生,讓大家能夠更加沒有顧慮地接受麻醉。
圖源劇集《疼痛難免》

4

到今年,我從醫快十年了。我一直是一個挺理性、樂觀的人,工作強度大,或者累了的時候,我會去健身,這是我留給自己的時間和空間。但再理性的人,當了醫生後,都會遇到情緒崩潰的時刻。
我永遠記得,三年前,醫院派我去醫療援藏。到達那裡的第一天,我遇到兩個從腳手架上摔下來的工人,其中一個傷得比較嚴重,腦出血加上全身多發骨折,做了超聲還發現腹腔多臟器出血,唯一的辦法就是穩定住患者情況,同時轉送上級醫院。
從我們所在縣城的醫院轉運到市人民醫院,將近300公里,還要翻一座大山,救護車要走將近10個小時。醫療隊的隊長問我,小蔣,你那邊怎麼樣?我其實已經把他的生命體徵穩住了,血壓維持在90左右,心率維持在100左右。我說,我穩住了,但這時候我們接到電話,前方道路塌方,至少還要再等10個小時。
我當時真的絕望了,我們那個地方沒辦法開顱,甚至連開顱的工具都沒有。再等10個小時,病人肯定撐不住。我眼睜睜地看著他的心電圖變亂,室顫,電擊,最後我也撐不住了,他就這麼走了。
離開搶救室的時候,我嚎啕大哭,覺得從來沒有這麼無力過。可能我是在上海培養起來的醫生,自以為見多了大場面,從來不會意識到,你覺得自己總有辦法,是因為你的背後永遠有給你支援的人。
這一路,給我最大支援的人是我的師父。
他是北方人,看起來五大三粗,實際上非常細心。進入臨床以來,一直是他帶著我,我的麻醉習慣、風格,很多人一看,就知道是他帶出來的。他是那種處事不驚的醫生,任何危急情況,我沒見他慌過。有時候遇到緊急情況,外科主任看到他來了,心立馬就定了。
但是他影響我最深的,還不是這些,而是細節上的人文關懷。一般來說,患者被推進手術室,我們要先把鋪蓋掀開,給他們貼心電圖,綁血壓帶,事情很雜,很多時候做完這些就去忙別的了。剛開始做麻醉,我也是這麼按流程走的。但有一次,我師父看到後立馬問我,「怎麼貼完都不給人把被子蓋上,你看人家脖子、肩膀都在外邊,冷不冷?」就是這樣一個細節,我以前從來沒有意識到。手術室常年低溫,我們穿著手術服,不覺得冷,而病人是脫光衣服進來的。他是真的會注意這些細節。
還有一次,遇到一個做會陰部手術的小孩。這個手術不大,按常規來說,圖省事會上個全麻。我師父當時就說,小孩還這麼小,這麼小的手術就不上全麻了,還能給他們省點錢。後來他打了一個骶管阻滯麻醉,這是非常少見的操作,做起來比較麻煩,幾乎可以說失傳了。我印象很深,他當時和我說,「我給你秀一把。」手術結束寫麻醉記錄單,我特別寫下:麻醉骶管阻滯。還發了朋友圈。
上學的時候,我是一個挺愛出風頭的人。但工作之後,我發現麻醉醫生就是一個「隱姓埋名」的工種,很多時候一臺手術成功了,家屬不會覺得和你有什麼關係,你們之間沒有任何連線。但也是在這個過程中,我越來越意識到,世界的執行模式就是這樣,有幕前的角色,也有幕後的角色,沒有誰高誰低,他們是同等重要的。
圖源劇集《問心》

5

其實麻醉醫生並不是一個很吸引人的職業。首先工資不高,剛入行的時候,我的月薪6000多塊。三年後,工資也就7000多塊。這還是在上海的三甲醫院。如果是其他城市,剛上崗的麻醉醫生月薪可能只有三四千塊。其次是事情很多,外科醫生一週最多兩到三個手術日,對麻醉醫生來說,每天都是手術日,一天通常要做三到四臺。從早到晚關在一個封閉的空間裡,雖然恆溫恆溼,但不見天日,沒有太多與人打交道的機會,待久了很容易抑鬱。
我第一次在知乎做科普,就是因為看到瑞金醫院麻醉科醫生猝死的新聞。評論區裡很多人不理解,為什麼麻醉科醫生會猝死。我覺得這裡面存在一種認知的割裂,當時我剛下班,在辦公室坐著,就寫了一篇回答,把一臺手術像放電影那樣講給大家聽,告訴大家為什麼麻醉醫生這麼累。沒想到會有幾萬個贊,還是蠻有收穫感的。
雖然麻醉醫生很苦很累,但我不想給自己的選擇上價值。我是一個很務實的人,在我學醫之前,我們家裡一個醫生也沒有。我對醫生這個職業也從來沒有濾鏡。直到今天,我還是覺得麻醉醫生就是一份工作,一份你要花點心思的工作。
有過一段時間,我也想過不幹了。那是大五快到研究生的時候,我們專業實習有半年都在麻醉科,後面幾乎當成住院醫師用,我覺得太苦了。大家可能不知道,麻醉專業到了研究生階段是可以換方向的,我們學校的強項是外科,很多人勸我去外科讀研。正好大五那一年,學校派我去劍橋大學訪學,我就想利用這段時間搞清楚這件事。到了之後,因為我是本科生,啥都不會,當時的督導跟我講,對你沒有任何要求,你就好好感受學校的氛圍。我就在各個學院裡面到處聽課。
現在回想起來,我並沒有在那裡找到答案,反而更迷茫了,因為看到更多東西,都很有意思,很有趣,不知道該幹嘛了。直到從英國回來那天,落地之後我必須要給研究生院一個答覆。我坐在飛機上,問自己,我是更喜歡站上手術檯,拿著手術刀做手術,還是想站在邊上,去看各種生命體徵引數,在關鍵的時刻給出可能是決定性的判斷?
我選擇了後者。可能很多男生會覺得拿著一把刀站在手術檯感覺很怎麼樣,但我當時沒有這個感受,我更偏向內科思維,更喜歡診斷和推理。上學的時候,我就很佩服內科醫生,能夠根據一些線索,把一個很難的疾病診斷清楚,我覺得麻醉科醫生就是手術室裡的內科醫生。
也有很多人問我,如果沒有手術,麻醉醫生是不是就沒用了,沒工作了?
這個問題我也問過自己。三年前的那次醫療援藏,我是我們醫療隊唯一的麻醉醫生。但當地的手術條件有限,不做手術了我還能做什麼?後來我發現,西藏山路很多,小孩和老人容易摔倒骨折,當使用手法復位時,說白了就是掰回來,很疼。
我遇到過一個手臂骨折的小孩,因為怕疼不肯配合,手繃得很緊,對不上骨頭。我想了一個辦法,給他打了臂叢神經阻滯,把整個手臂麻醉掉,這樣就沒感覺了,他也不鬧騰了,最後復位得很到位,打石膏的時候小孩也沒有抗拒。
後來我在那家醫院開設了一個無痛門診,專門提供鎮痛服務。比如老年人走山路久了膝蓋不好,疼得不行,又沒辦法換關節,我就做一個關節腔注射緩解他們的症狀;當地人對胃鏡恐懼得不行,我就給他們推點藥,做無痛胃鏡,當地第一例無痛胃鏡就是我做的。包括很多孕產婦來醫院,我也能提供無痛分娩。
所以說到這裡,大家千萬不要覺得麻醉科醫生的天花板很低,好像我們除了協助手術什麼都做不了,其實我們能夠發揮作用的地方還有很多,至少我們可以讓大家不用忍受疼痛(笑)。

圖源劇集《關於唐醫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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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這幾年,一個大家可能還沒有注意到的變化是,麻醉技術的進步已經改變了我們很多的醫療認知和決策。以前我們會覺得麻醉就是要保證患者在手術過程中是安全、舒適的,現在我們會越來越關注患者在術後的康復,也叫遠期預後。對任何人來說,手術都是一個巨大的創傷,我們能做的是讓創傷對患者身體的影響變小。
比如做肺部手術,過去這個手術需要做椎管內麻醉,打在靠近脖子的位置,很容易出現問題,帶來呼吸減弱,拖成氣胸的情況,風險比較高。但隨著麻醉藥物和麻醉監測技術的發展,這種型別的麻醉已經非常安全了,現在一臺肺部手術非常快,從開始麻醉到手術結束只有兩個小時,患者術後醒過來,基本就跟回到正常的狀態一樣。
這裡面也包括無痛診療的普及,以前很多人因為害怕痛苦,不願意做腸胃鏡,這導致很長一段時間消化道腫瘤的檢出率非常低,一旦發現不舒服了再檢查,很可能已經到了中晚期。現在做腸胃鏡,基本就是睡一覺的事情,所以這幾年胃癌檢出率也在提高,這並不意味著胃癌發生率在變高,如果你去看資料,大部分查出來的都還處在早期階段,內鏡切掉就結束了。
大家也慢慢意識到麻醉醫生的重要性。以前很多人會覺得,一臺手術好不好,百分之百是外科醫生決定的,現在術前訪視,越來越多的病人會樂於和我交流,會告訴我身體的基礎狀況,我能明顯感覺到大家態度的轉變。
剛工作的時候,我會覺得這不就是流水線工人,很多年輕的麻醉醫生都會覺得自己的工作沒意義,整臺手術下來,就是完成既定的程式,成功與否好像跟自己沒什麼關係。但是經歷多了,包括在西藏那邊提供了更多的醫療援助,我會更加珍視自己的價值。這份工作確實給了我一種價值感。對我來說,這種自我認同是切實支撐我長期走下去的動力。
最後,作為一個麻醉科醫生,我也想做一個小科普,比如現在你要做手術了,需要問我們哪些問題?首先,你需要把麻醉醫生當成最瞭解你健康狀況的人,無所不談地告知他你的健康狀況,包括既往的疾病,藥物使用等等。
第二個,你需要知道麻醉中和麻醉後會發生什麼。這是一種心理準備。比方說很多人可能知道全麻需要插管,但是管子什麼時候會拔掉呢?是在確保你完全甦醒的時候。試想你剛剛從睡夢中醒過來,嘴巴里插著一根管子,肯定非常不舒服,也會恐懼。知道這件事情就相當於有了一個預判,恐懼也會相應地減少。
對於患者來說,麻醉的過程就像開飛機一樣,降落的過程是最危險的,因為這個時候你的各項生命體徵都在發生劇烈變化,如果不配合醫生,會增加過程中的一些風險。我也發現如果我在術前溝通時候跟患者強調過這件事,第二天對方就會配合得很好,至少不會那麼恐懼,不會那麼躁動。
還有一點,麻醉藥物可能會引發噁心嘔吐的症狀。尤其是對女性而言,發生機率比較高。知道這一點,你就不會擔心是不是併發症了,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最後,千萬不要忍痛。術後一定會痛,但輕微的疼痛是可以忍受的,一旦影響睡眠了,你就要告訴醫生,要求對方把疼痛水平降下來。
為什麼很多醫生生病了,依舊能邊掛水邊工作,或者能恢復得比較快?就是因為他們對疾病的程序和處理方法太清楚了,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什麼時候該用什麼藥。還是一樣的道理,大家只會對未知的事物產生恐懼。認知就是力量,能幫助你更快更好地康復。

肺部手術麻醉後,蔣政宇透過纖支鏡檢查氣管情況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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