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Charlie Warzel and Mike Cau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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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著回憶一下你在 2021 年 1 月 6 日的感受。回想一下在國會大廈院內搭建的催淚瓦斯以及防暴盾牌與投擲旗杆碰撞的聲音。如果你重新觀看影片錄影，你可能會記得穿著奧斯威辛集中營運動衫的男子在闖入者中閒逛，或者記得邦聯旗幟在國會大廈圓形大廳飄揚的畫面。那天發生的事件被記錄得如此之多，如此牢牢地印在了我們最近的政治歷史中，以至於我們很難再去回想當時許多人所感受到的震驚和憤怒。但這一切都真實發生了：真的有人群砸碎窗戶，衝向國會警察，爬上美國最著名的國家紀念碑之一的大理石建築，試圖推翻 2020 年大選的結果。
同樣難以忘懷的是，至少有那麼一瞬間，理智似乎可以佔上風，所有人似乎可以達成共識，共同反對川普，因為他毫無根據地聲稱選民舞弊，煽動了這場對國會的攻擊。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是川普的長期盟友，但是，當晚他在投票認證拜登(Joe Biden)總統的勝利時明確表示：“我只能說，一切到此為止，我受夠了”。《紐約郵報》通常是一份親川普的報紙，它將暴徒描述為 “在華盛頓發狂的右派”。臉書(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等科技平臺暫時中止了川普的賬戶服務，這些平臺在川普擔任總統期間通常允許他釋出任何他想釋出的內容。臉書執行長馬克·扎克伯格當時寫道：“我們認為，允許川普總統在此期間繼續使用我們的服務風險實在太大了。”
然而，這種一致不會持久。當年的1 月 7 日，《大西洋月刊》的大衛·格雷厄姆(David A. Graham)提出了一個警告，事實證明這個警告是有先見之明的。他寫道：“記住昨天在美國國會大廈發生的未遂政變是什麼樣的。因為，很快就會有人可能會試圖讓你相信，該事件完全不是它所看起來的樣子”。在騷亂者離開大樓之前，網上就開始建立一個所謂證據的世界——一個謊言和密集陰謀論集中的網路已經開始釋出資訊，以證明襲擊的正當性，並改寫當天發生的真實情況。到了春天，立法者們的說法開始發生變化。用佐治亞州共和黨眾議員安德魯·克萊德(Andrew Clyde)的話說，暴力叛亂已經變成了“正常的遊客參觀”。
許多共和黨人對 1 月 6 日的敘事變化感到震驚。這也是網際網路如何扭曲了我們的政治現實的有力例證。近年來，這種現象被歸咎於 “虛假資訊(misinformation) ”危機。但這一說法並不足以描述真實發生的情況。
回想最初的“假新聞”恐慌，是圍繞著 2016 年大選及其後果開始的，當時的假新聞包括諸如“揭露希拉里·克林頓隱瞞真相的聯邦調查局特工被發現死亡”之類的經典文章。學者和專家們就這些文章的效果以及它們是否會導致“信仰改變”展開了無休止的辯論。是否有人真的被這些故事說服，從而改變了他們的世界觀或投票行為？或者，它們只是餵養無腦“黨徒”的資訊垃圾？看你怎麼看了。
但還有另一種更令人不安的可能性，這是我們在過去十年中透過各自的專業工作逐漸認識到的。我們中的一位，邁克，作為一名科學家和資訊素養專家，一直在研究我們破碎的資訊環境所造成的影響；而另一位，查理，則是一名記者，對社交網路進行了廣泛的寫作和報道。最近，我們的獨立工作圍繞著一個特定的共同觀點展開：虛假資訊之所以強大，不是因為它能改變人們的思想，而是因為它能讓人們在越來越多的相反證據面前依然堅持自己的信念。網際網路的功能與其說是一個洗腦引擎，不如說是一個辯解機器。
只需滾動頁面或點選滑鼠，就能找到你想要的理由和證據，而現代媒體注意力經濟的激勵機制——受眾對某個言論的回應越多，意味著該言論的參與度和影響力就越大——意味著人們總是樂於提供各種理由和證據，只要有人願意尋找和相信。
這種態勢迎合了人類“覓證”的自然傾向，即尋找支援自己信念或削弱反對信念論據的資訊。歷史上，尋找這類資訊並非總是那麼容易，尋找證據可能意味著深入研究一個主題，檢驗論點，或依靠真正的專業知識。這是我們大多數政治、文化和爭論的基礎。然而， 儘管當前的網際網路是一個成熟的資訊生態系統，擁有廣泛的訪問渠道和便捷的自助出版功能，它卻並不能幫助人們嚴謹的尋找證據，相反，它提供了尋找證據和理由的新的便捷的方式：誰都可以用任何未經深入研究和沒有任何專業知識支撐的方式釋出大量虛假資訊為你相信的任何東西辯解。
1 月 6 日，當暴徒們衝進國會大廈時，辯解機器也隨之運轉起來，即時為需要的人提供“拒絕承認現實服務”(denial-as-a-service)。“QAnon巫師”傑克·安傑利(Jake Angeli)是早期的焦點人物。在叛亂髮生的過程中，右翼賬戶釋出訊息稱，這些人不是真正的“停止竊取”者，因為安傑利看起來不像。牧師馬克·伯恩斯(Mark Burns)在一條推文中寫道：“這不是川普的支持者……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 #Antifa 襲擊。”這條推文顯示了安傑利在參議院的情形，隨後被埃裡克·川普點贊。其他“證據”也接踵而至。人們分享了一張安傑利參加 “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議活動的照片，並順手剪掉了他手中的 QAnon 標誌。人們猜測他是一名演員；還有人將他身上的紋身解釋為他是精英戀童癖團伙的一員，因此在他們的邏輯中，他是一名民主黨人。
用安傑利來證明這些人不是 MAGA 只是眾多此類爭論中的一個。幾個小時內，MAGA 的影響者們就猜測一名抗議者的紋身是錘子和鐮刀，證明他是左派煽動者。在電視上，福克斯新聞的一位主持人認為，川普的支持者不戴深色頭盔，也不使用黑色揹包，因此暴徒不可能是川普主義者。很快，一種說法出現了：這次襲擊是一次偽裝，媒體也參與其中。陰謀論者指出，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NPR)的即時部落格似乎在暴亂髮生前就宣佈了暴亂的時間戳，以此證明這一切都是“深層政府”事先策劃好的，但他們忽略了一點，那就是這篇報道和許多報道一樣，在保留原帖時間戳的同時，全天都在更新並重新加標題。在 MAGA 的世界裡，國會警察英勇地將暴徒帶離參議院大門的著名鏡頭是川普支持者被警察哄騙進入國會大廈的“證據”。同樣，警察被騷亂者壓倒並允許他們越過路障的畫面也進一步證明了叛亂是偽造的。他們認為，真正的組織者是深層政府，並得到了極左組織的唆使。
一時間，急於收集證據和理由來驗證自己的觀點的右翼人士產生了令人困惑的雙重說法。一種說法是，騷亂是和平的，國會大廈裡的川普支持者幾乎都是遊客。另一種說法則強調暴力，認為極左的反法西斯者造成了破壞。最終，這兩種對立的說法彙集成了一種更完整的說法：和平的川普支持者被暴力的極左組織“安提法”(Antifa)成員誘騙進了國會大廈，而為深層政府工作的執法部門煽動者則教唆了他們。
這些“壞”資訊或虛假資訊的作用並不是說服非川普支持者對叛亂有不同的看法。相反，它是為了消除這場未遂政變的觀眾可能經歷的任何認知失調，並強化 MAGA 忠實擁護者已經持有的信念。這就是 1 月 6 日留下的驚人遺產。隨著辯解機器的轟鳴，這場騷亂成了激進左翼令人震驚的暴力或“深層政府”對川普永無止境的討伐的更多證據。到 1 月 7 日，谷歌上對“安提法”和 BLM（在事件中並未發揮作用）的搜尋量超過了對驕傲男孩（Proud Boys，在事件中發揮作用）的搜尋量。在未遂政變發生後的數月和數年裡，網際網路這個辯解機器努力讓數百萬美國人不想面對現實的人，完全不必面對當時的現實：截止《華盛頓郵報》2023 年 12 月的民意調查發現，25% 的受訪者認為聯邦調查局特工組織並慫恿了對國會大廈的襲擊是“肯定”或“可能”屬實的。26%的人不確定。
陰謀論是一種根深蒂固的人類現象，1 月 6 日只是美國曆史上眾多陷入陰謀論的偏執和迷亂的關鍵時刻之一。但是，這次叛亂（人們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了大量關於即時發生的事件的證據）與約翰·肯尼迪遇刺事件（當時還沒有網際網路，人們在相對較少的資訊基礎上對事件進行猜測）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不同。或者考慮一下 9/11 襲擊事件： 一些人當時確實接受了類似於 1 月 6 日虛假行動敘事的陰謀論。但是，這些陰謀論的流行並非得益於社交媒體的高速傳播，而是在早期線上流媒體網站、留言板、電子郵件和torrenting以較慢傳播速度；也沒有集中的資訊源供人們迅速建立和提取自己想要看到的敘事。（也就是說，今天的網際網路成千上萬倍加速了陰謀論的傳播與形成速度，它改變現實的速度和效率大大提高了。）
換句話說，網際網路辯解機器讓消除人們認知失調的過程變得更加高效。與過去相比，我們目前這個支離破碎的網際網路媒體生態系統運轉得更快、摩擦更少，為消費者提供的按需提供證據和理由甚至比最瘋狂的有線電視新聞廣播都更有效。
花點時間在社交媒體上，就不難發現人們對這類內容的需求。災難性新聞事件發生後的最初幾個小時曾經是進行敘事和意義建構的關鍵時間： 到底發生了什麼？誰是幕後黑手？規模有多大？現在，每一個事件都會立即成為新聞製造的素材。大規模槍擊事件發生後，黨派人士爭先恐後地尋找證據，以證明兇手是 MAGA、激進左派或心懷不滿的變性青年。上週，在新奧爾良波旁街(Bourbon Street)發生一起大規模槍擊案，兇手駕車撞向平民，數小時後，川普開始散佈謊言，猜測嫌疑人是移民（後來有訊息稱司機是美國公民和退伍軍人）。這場悲劇及其緊隨其後的混亂成了攻擊民主黨人邊境問題的契機。
這種條件反射導致了文化和政治的腐壞。在這種文化中，每一個事件——每一個人類的成功或悲劇——都只不過是為了某項政治得分，這是一種虛無主義的文化。在這種文化中，你永遠不必改變你的觀點，甚至不必面對令人不安的資訊。新聞週期更短，世界上最大的新聞——比如去年夏天川普在賓夕法尼亞州險遭暗殺——在公眾意識中曾經多麼醒目，多麼重要，結果卻迅速銷聲匿跡，被人們遺忘。辯解機器在我們的資訊環境中以驚人的速度茁壯成長；更多的新聞、更多的證據不斷湧現，為這臺機器提供了動力。網際網路辯解機器在我們的資訊環境中以驚人的速度茁壯成長，機器的動力來自於不斷傳來的更多新聞、更多證據。沒有必要對過去重新組織、重新評估。導致結果就是一種停滯感，一種被困在永恆的現在時態中的感覺。
這種停滯現在成為了 1 月 6 日的“遺產”。一旦共和黨人改寫了自己對該起叛亂的理解（往好裡說這是一起沒有發生的事件，往壞裡說這是“深層政府”干預的一個例子和證據），他們就把所有問責的嘗試都斥之為“川普錯亂綜合症”。參議院共和黨人阻止了兩黨在 1 月 6 日成立委員會的最初嘗試；時任參議院少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稱這是一項“純粹的政治活動”，不會“發現關鍵的新事實或促進療愈”。在國會就未遂政變舉行聽證會期間，福克斯新聞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聽證過程。現任當選總統川普正在推動聯邦調查局調查前眾議員利茲·切尼參與該委員會的情況。在一份詳細報告中公佈的調查結果立即遭到共和黨人的詆譭，稱其不誠實、有政治動機，是獵巫行動的一部分。按照共和黨人玩世不恭的邏輯，1 月 6 日的事件被誇大了，但也已成為歷史。只有歇斯底里的民主黨人，執著於扳倒川普，才無法向前看。
民主黨人——以及委員會中的兩名共和黨人——要求對1月6日的事件負責，這是正確的，但事實證明，在一個不斷停留在現在和新事物的資訊環境中，要做到這一點極其困難。川普和“MAGA”媒體們綜合體利用這次叛亂將民主黨描繪成一個沉迷於過去，喋喋不休地罵人或談論民主的政黨。委員會的工作是一種精確而有條不紊的案例調查，這與帶著狂熱的情緒，直接給你理由和證據的網際網路辯解引擎的工作方式截然相反。在一個反體制的時代，國會收集真相的過程在一些人看來是學術性的、緩慢的，甚至是精英式的。悲哀的是，許多人根本不關注這一過程。與此同時，右翼生態系統駁斥委員會的工作可能更有即興性，更能帶來現在發生的真實感覺，並最終讓其追隨者信服。
當民主黨選擇將 2024 年大選與川普、他對法治的威脅以及拜登總統曾說過的“為這個國家的靈魂而戰”聯絡起來時，民主黨的假設是，1 月 6 日震撼的畫面在近四年後仍能與美國民眾保持共鳴。然而，這一假設卻是錯誤的。面對可能動搖其世界觀的資訊，人們現在可以輕易在網際網路上搜索到確鑿證據、來龍去脈明確的陰謀論資訊或影片。他們可以要求人工智慧和他們最喜歡的“網紅”告訴他們為什麼他們的觀點是對的，他們可以建立量身定製的資訊源，僅看演算法為他們提供的想要的東西，而這些需求是很容易滿足的——因為現在的網際網路上永遠有鋪天蓋地的資料與資訊。
畢竟，網際網路辯解機器發出的理直氣壯的嗡嗡聲令人舒適，它讓世界看起來不那麼不可預測，更加可知，讓現實更加與你的認識相符。在嘈雜的聲音下，你永遠都可以聽到“你一直都是對的”這句讓你倍感親切與安慰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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