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蔡家欣
編輯 |王珊瑚
一個老師的“罪與罰”
直到接到停課通知，28歲的孫依才知道自己被舉報了。
這是發生在2022年年末的事。某個週三的傍晚，黨委書記、副校長，再到教導主任，幾個校級領導坐在會議室裡，逐字念著那封針對孫依的匿名舉報信。
“罪名”被一項一項羅列出來。首先是在網路上發表不當言論，證據是孫依的一個微博小號，就像是私人日記，她在上面記錄生活，也吐槽工作。相應的“罪名”還有“看不起同事，不團結同事”、“辱罵學生”……沒拿獎的運動會，也被扣上了“組織能力差”的帽子。
每一項“罪名”底下都會附上她的微博截圖，“這就是人家的證據。”她無法認可，“我只是有這麼一個臭毛病，愛在網上記錄東西，但我私下的情緒從來不會帶在辦公的場合。”
學校直接給了孫依一個處分：停課，且沒有說明期限。孫依試圖辯解，但校方沒有給她機會。那份人事決定已經被蓋上紅戳，“這是來通知我的，不是讓我解釋的。”
孫依是江蘇某中學的語文老師兼班主任，入職不到三個月。就在被處分的半個小時前，她還主持著一堂校級戲劇選修課，給學生示範表演方法。被舉報之前，她從來沒有收到過任何不滿的訊號，不管發任何通知，班級群裡家長都是一連串的大拇指和玫瑰花，“都很有禮貌，沒有任何一個人表面上對你提出不滿。”
在那間被審判的會議室裡，孫依感受到了屈辱和難堪，“你就是透明人，所有的隱私都沒了。”就連非工作時間抽菸也被稱為“生活方面有問題”。
在教師的圈子裡，遭遇類似不實或者不合理的舉報，並非孫依獨有。舉報通常來得很突然，還帶有隨意性。在蘇州的一所鄉鎮小學，多名老師被同時舉報，理由是“學校伙食不好”，事後的調查中，學生坦承，自己的班主任之所以“逃過一劫”，只是因為班主任名字中帶有生僻字，打不出來。
有些時候，舉報的理由聽起來荒誕、無厘頭。一位學生報警，稱個人財物被老師拿走了——事情的起因是，他在課上玩手機而被沒收。還有一位男生向學校舉報，自己被女老師“摸了”，監控呈現的事實是，他在課上睡覺，老師把他拍醒了。
2010年以來，教師的思想政治和師德師風建設被提到了一個重要位置，多個會議精神強調，要加強師德師風建設，培養高素質教師隊伍。2014年教育部出臺《關於建立健全高校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意見》，劃出針對高校教師的“紅七條”，2018年，相關的紅線被擴充到“紅十條”，包括不得損害國家、學校和學生的利益，不得違背黨的政策方針路線、不得徇私舞弊、收受財物等。
相應的體系建構也在並行。比如，形成以“師德為先”為核心的教師考評制度，同時還有社會監督體系，不僅有多種形式的投訴和舉報平臺，還鼓勵學校、教師、家長、學生參與。
作為一種監督手段，投訴和舉報進入公眾視野。班級層面，有家委會、校委會的渠道；學校有專門的舉報電話、郵箱，以及處理舉報的辦公室，往上還有教育局、教育廳。此外，市長熱線、以及12345投訴電話也能受理。舉報者的身份從學生，到家長，有時甚至是一個鄰居，“你有一個教師的身份 ，如果哪裡做得不好，道德都會把你綁得高一點。”一位被舉報的老師說。
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這張監督的網正在收緊，甚至出現了擴大化的趨勢——具體表現為針對教師群體的不實或者不合理的舉報正在增多。一位教齡20多年的老師回憶，從2017年開始，針對教師的舉報，特別是不實的、不合理的舉報開始增多，以她所在學校30個班級為例，每兩天大概就能收到一個舉報。
根據公開報道，學生丟了橡皮，教師開車上班，甚至是吃一份外賣，都有可能成為舉報的由頭。2024年10月，《半月談》雜誌發表文章顯示，2024年1月至8月，西南某教育局共收到128條舉報教師的信件，其中僅有7起屬實。
系統“風暴”
在現如今的教育系統裡，舉報就像是那顆丟進湖面的石頭，會引發一系列的震盪和漣漪。
27歲的曉糖是河北一所職業學校的班主任。2023年，這位從業不到三年的年輕教師，收到了人生的第一個舉報。“怎麼辦？都捅到教育局了。”曉糖還記得當時的慌張和恐懼。這通舉報電話從市長熱線層層往下，先到教育局、再到學校領導，最後來到曉糖的手上，舉報理由是“侮辱學生”。
舉報者曾是她班上的一名女學生，多次霸凌另一位失去母親的同學。一個晚自習，曉糖把那個女學生喊到走廊談話。曉糖描述，對方罵她，甚至還衝上來要打人。考慮到霸凌者以往的行為，以及借讀、留級等因素，學校開除了這位女生。
即便如此，從流程上來說，曉糖還是必須接受調查。這也是處理舉報的流程之一。目前，各個地區的教育部門不僅要求完善舉報制度，而且都會要求“有訴必查”，“有查必果”，“有果必復”。
關於答覆的材料，不同地區有不同的規定，有些只需老師說明原委即可，有些地方甚至要求學校出具老師的“現實表現材料”。
曉糖需要準備三份材料。首先是紙質說明材料，寫明事件原委，雙方言行，以及時間，具體到幾點幾分。其次，還要有七八個目擊證人，有老師，也要有學生，每個人寫一份證明材料，再簽字摁手印。最後附上現場的監控材料，曉糖甚至有點感激學校那幾乎沒有死角的監控。
但舉報並沒有結束。“侮辱學生”的調查流程結束後，那位霸凌者又以勒索、非法拘禁等理由繼續舉報曉糖。每一次舉報來臨，曉糖都要配合調查，準備材料。久而久之，曉糖的生活陷入了自證的迴圈裡。每一次澄清之後，事情不了了之，沒有人跟她說一聲道歉。沒完沒了的舉報，學校也苦惱，領導埋怨曉糖，“當時為什麼沒有注意處理好分寸？”
後來，這位舉報者衝進學校毆打其他同學，被送往派出所後，要求當面質問曉糖為什麼開除她。半夜12點，學校領導讓曉糖去派出所，“讓我去解釋，哄哄她，讓她不要再舉報了”。曉糖拒絕了，“我沒辦法服這個軟！”
“投訴全憑一張嘴，然後我們就要去調查事實，有一些屬實，有些純屬沒有發生過，有些是誇大事實。”在東部沿海某省份學校做副校長的陳震說。
兩年的任職經歷裡，每隔幾天，陳震都會收到一份舉報，不合理或者不符合事實的能佔到一半。有老師因為作業被反覆舉報——先是作業過多，減少後又被舉報太少，老師最後設定了“作業超市”，由學生和家長自行選擇，還是被舉報了，理由是“不負責任”，“區別對待”。
按照規定，陳震要對舉報作出解釋，同時提供解決方案。從學校的層面來說，最理想的方案是舉報者撤回舉報，“撤銷等於沒有記錄嘛”。為了解決舉報，學校通常要使出“十八般武藝”，比如反覆家訪，甚至求助派出所和社群協調、溝通。
有些時候，終結的開關，握在舉報者的手上。以陳震的學校為例，形成調查報告以後，還要聯絡舉報者，告知處理結果，只有當舉報者選擇“滿意”或者“理解”，舉報才能算解決，如果“不滿意”了，學校就要重新調查，再次撰寫報告。
如果舉報者提出特殊的要求，比如公開通報批評老師，讓老師寫保證書，為了息事寧人，學校甚至會各打一大板。一名舉報者因為給班上女同學造黃謠，被班主任批評後，轉頭舉報了老師。學校因為“造黃謠”給舉報者以處分，另一頭也希望這位女老師道歉，不再提及此事。
陳震坦言，這些情況都會讓老師失去信心，甚至與學校產生隔閡，“答覆（舉報）理由對於學校來說是應當的，但答覆要求一定要解決投訴，而無視投訴背後的原因就不對了。”
“捷徑”
面對不實舉報，大多數老師選擇忍氣吞聲，一旦系統被啟動，他們只能跟著鏈條轉動。舉報之所以給學校和老師帶來壓力，是因為它與教師的成長、學校的考核緊密掛鉤。嚴重的，學校負責人連帶會被約談、寫書面檢討，甚至是免去職務。陳震坦言，即便最後調查出舉報不實，一旦舉報次數增多，一所學校、一個老師的考核依然會受到影響。
績效捆綁之下，一旦舉報降臨，系統的神經就會緊繃，而老師通常會成為“犧牲者”。
一位老師在班上批評了作業不合格的學生，被家長舉報到教育局，學生也不去上課了。那段時間，學校領導帶著一堆人上門道歉，這位老師的教學比賽、公開課都被停掉了，她要每天晚上給在家的學生髮簡訊、發作業關心，幾乎所有的精力都用來應付家校矛盾。一個學期後，這起舉報終於解決——老師被調走了。
跟大多數老師不一樣，因為私人微博言論被舉報的孫依，選擇對抗。很長一段時間，那封舉報信就像一根刺，紮在她的心裡。
被停課期間，她一個人在出租屋裡，整夜睡不著覺，“到底是誰（舉報）？”為了弄清楚舉報者，孫依開通可以看到訪客記錄的會員，建立了一個文件，裡面記錄著有“嫌疑”的訪客資訊，“有蛛絲馬跡的我都會截圖下來。”她還跑到教育局的官網反映自己的遭遇，在網路上直播曝光。
一位年長的老師勸她忍下來，什麼都不要說，然後道歉，等風頭過去。孫依拒絕了。“我為什麼要認下來？如果我容忍，那他們會以為自己做對了，只會更猖狂。”
遺憾的是，像有一道銅牆鐵壁，不管她朝哪裡撞，都被彈了回來。她被那所民辦學校以違反規章制度為由，解除了人事關係。“他們本來可能想把這個事壓一壓，結果發現我這個刺頭壓不了。”孫依報警自己被惡意舉報，學校給民警的回覆是，這屬於內部人事決定。
就連父母也不理解她，“如果你沒做錯什麼，別人為什麼要舉報你？”
從效果上看，舉報作為一種教育監督手段，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學生的權益。自2019年以來，教育部至少通報了93起違反教師職業行為十項準則典型案例，包括學術不端、體罰學生、性騷擾學生，補課收費、收受禮金等行為。2022年遼寧大學一輔導員被實名舉報騷擾女學生，查實後被免職、撤銷教師資格。去年1月，華中農大一名教授被11名學生聯名舉報學術造假，調查核實後也被停止了職務和工作。
與此同時，硬幣的另一面也在顯現。舉報出現了擴大化的趨勢，許多教師公開表示，已經影響到日常教學，令他們深陷自證的泥潭中。
被不實舉報以後，一位老師記得自己在教育局第一反應是“委屈到哭”。想到平日裡的付出，為了鼓勵學生，甚至會自掏腰包買禮品，“這種子虛烏有的髒水潑到我身上，我很委屈。”她搜尋過維權路徑，但沒有，“我只能自證清白，然後調節自己，沒有任何渠道去維權，為自己做什麼，這是我最傷心的事情。”
網際網路上，很多人提到，不實舉報氾濫的根源在於舉報匿名以及沒有規定舉報者舉證的義務。僅有少數高校提出“若存在捏造事實、誣告陷害”，“應當承擔責任”。但更多學校，特別是義務教育階段，對舉報者幾乎未有明確的約束。
沒有義務的束縛，舉報一旦進入私人領域，很容易會變成報復或者是謀利的工具。作為副校長，陳震曾在校門口聽到家長的對話：“你投訴呀，打電話，我們上次投訴以後當天下午就弄好了。”輕飄飄的語氣，令陳震不是滋味。舉報脫離了監督的範疇，變成“家長達成目的的黃金手段”，或者說，“人民滿意的教育被解讀為一個人的滿意吧。”
在陳震的學校，一位老師曾被舉報“師風師德有問題”。監控畫面顯示，課堂上這位老師批評學生字寫得不好，作業本恰好放在桌角，老師轉身時碰到地上，舉報者將此描述為“甩作業本”。
在所有的舉報當中，對“師風師德”的指控最為嚴重。師風師德貫穿教師管理的全過程，包括資格認定、招聘、職稱評審、年度考核、推優評先等，一旦被認定為師德失範，在評優評先中都會被“一票否決”。關於其內涵，教育部曾印發相關通知，比如中小學教師要遵守的十項準則，包括堅定政治方向、愛國守法、傳播優秀文化，堅持言行雅正等。
但在實際操作中，相關界定帶有一定的主觀性。邊界的模糊，通常會使調查變得被動。在陳震看來，“甩作業本”就屬於“不合理”的舉報，但舉報者不依不饒——必須更換老師，否則孩子會有心理問題，對語文會有厭學情緒。“當一個人對學校或者老師有意見時，任何一件事都可以被放大”。
一個舉報者的素描
舉報擴大化的背後，那些隱藏的面孔究竟如何？他們是否知道，隨手發起的一個舉報，有可能改變他人的人生軌跡？
網際網路上盡是教師的怨聲，20歲的小悅是第一個願意向我們講述的匿名舉報者。
她是湖南一所大專學校空乘專業的學生，2023年，在陽光教育平臺上舉報了自己的任課老師，理由是“侮辱學生”。
衝突起源於一次“加課”。在小悅的描述中，為了能選上課拿學分，自己曾在課堂上多次舉手示意，“老師，我要加課。”但都沒有得到回應。直到她在講臺下大喊，“我說要加課，你沒聽到嗎？”
任課老師把小悅叫上講臺，看到簽到記錄後，拒絕了小悅的加課，“上次沒來上課的同學就不要加了。”爭執由此產生。當著全班同學的面，那位老師批評了她，“不想上課你就出去，你來學校幹嘛？想掛就掛了吧。”
小悅回憶當時的場景，“聲音非常大”，她只想逃離現場，“沒有考慮一個學生的自尊，那麼多人在上課，就批評你一個人”，“我人都要死掉了”。
離開教室後，小悅決定舉報，“恨不得她馬上從學校消失”，“（她要是）丟了工作我會很開心”。在那通舉報電話裡，小悅隱藏了自己的名字，“之後不給我補考怎麼辦？”
來到這所學校這個專業，小悅說是為了完成家裡給她的任務——拿到大專文憑，“我就是混日子，不是真心實意想讀書的。”其他同學也經常性逃課，“為什麼只針對我一個？”
委屈感或者覺得被針對，是舉報者普遍存在的情緒。一個學生因為期中作業有問題被掛科，計劃舉報老師。在他看來，任課老師在群裡催促別人交作業，也反饋過別人的作業問題，卻直接將他掛科，這屬於老師的教學責任。一個正在尋找舉報途徑的學生，成績被打不及格，老師拒絕加微信，不溝通，他認定這是“惡意”和“區別對待”。
在一位班主任的觀察中，很多時候，學生舉報或者報警，都只是為了發洩當下的情緒。曾有一舉報者在課上與人打架，被英語老師拉開後，這位學生直接報警，稱老師打人罵人。英語老師還在為報警的事而奔走、說明情況時，舉報者照樣上課、打鬧，“可能覺得跟在家裡一樣，耍一頓脾氣，爸媽還會跟沒事人一樣。”
舉報老師以後，小悅直接放棄了那門課。她形容自己“被打倒了”，“那個陰影一直在我的腦海裡”。父母指責她，要求她去上課時，她只有委屈和憤怒，“每次都把老師的話當聖旨，我在他們眼中什麼都不好，從來不問原因。”好朋友勸她，在學校老師就是權威，給老師帶一杯奶茶。
小悅反思，自己是不是錯了？但又放不下面子，“我覺得自己像在討好她一樣。”
那個學期末，這起舉報風波有了尾聲。被舉報的老師找到小悅“攤牌”，“尊重是互相的”，提到小悅平時遲到、提前溜走的表現。小悅不知道匿名舉報後為何會被發現身份，而在她看來，老師的解釋，是指責和教訓，為自己開脫。而她需要的是一個真誠的道歉。
她並不滿意這個結果，在學年的評價裡，她給這位老師打了0分。
如今，距離舉報過去一年，小悅已經在一家企業裡實習了。回過頭看，她覺得當時不上課的決定“太幼稚了”，她也不再希望這個老師被開除，“沒有必要”，“我也不想她沒了工作”。但被當眾批評的陰影還沒有褪去，痛苦依然真切，“她畢竟傷害了一個女孩的自尊，這種東西說廉價也廉價，說貴也貴。”
●一所學校公開的舉報電話。視覺中國
邊界
被霸凌者反覆舉報後，職校老師曉糖選擇離開這個行業。
離職前的三個月，每天早上醒來，曉糖都能感受到心臟“突突”地跳。舉報的事情在學校鬧得沸沸揚揚，課堂上，曉糖糾正紀律或者學生的行為，底下的學生就會起鬨，“你等著，我把你舉報到教育局去。”
她也陷入自我懷疑的漩渦中。當時，邯鄲一位小孩被霸凌至死的新聞備受關注。曉糖認為，霸凌需要被正視。“如果我打罵學生，你可以說是我的工作失誤。但她霸凌別人，我批評她，最後我被舉報，這個工作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做了。”
她多次向學校領導求助，對方的回覆是，能做就做，不能做就別做。她決定離職。“我寧願不幹，也不想再這麼尷尬下去。”
更多的教師則對職業的邊界感到困惑。一位年輕的教師因為學生打盹，讓全班站著晨讀而被舉報體罰學生。她說，再也不敢管了，“怕又被舉報”。
一些老師互相調侃，放下助人情結。一位曾被舉報過的老師表示，在工作中會時刻提醒自己，“太有責任心的老師沒有好下場。”對於違紀的學生，她如今只是告知，不再試圖去糾正。擔心被“誣告”，她甚至不敢跟學生髮生任何肢體碰觸。
作為一名校園管理者，陳震認為，不應該否定舉報這種監督手段，問題在於要“有餘地”，也就是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不能一投訴，就一定要投訴者滿意”。更應當重視的是“集體性投訴”，因為“一定有它的問題所在”。
在制度上，許多人認為應該考慮舉報者的責任，主張教師的權益。在2023年香港教育局更新的《學校投訴處理指引》中，校方被賦予了退出權利。比如，投訴者需要提供姓名、地址、電郵或者電話，以提供充分的（證明）資料，如若拒絕，校方均可不受理投訴。如果學校遇到不合理的持續投訴，也有權利限制或停止與投訴者的接觸，也可以發出《重複投訴覆函》，重申校方將不再回復或聯絡。
2023年11月，關於惡意舉報的問題，教育部也曾公開表示，對惡意歪曲事實，誹謗詆譭教師的蹭流量行為堅決回擊，維護教師的合法權益。
行業性的探討之外，一些影響更為幽微而個體。
很長一段時間，因為微博言論而被舉報的孫依，似乎停在了原地。“對我打擊確實很大，沒把這個事情弄清楚，我都不想往前走。”無處維權，孫依選擇直播，在網上曝光自己的經歷。那段時間，她讀得最多的就是魯迅的《故事新編》和《朝花夕拾》。“有些人會因此不說，但是我不，我就要戰鬥，不會因為他們而退卻。”
2023年底，孫依考上一所985高校的文學博士。儘管已經開始新生活，但她還在尋找那個舉報者。她說，“情緒上已經走出來了，但理性上還是想知道是誰，這成了我的人生問題。”
在QQ 空間訪客裡，她發現了一位男性頻繁訪問的記錄。那是原來學校的物理老師，四十多歲，多年前也曾經被舉報過，在圖書館工作一年之後才返回教職，“他可能想看看，這個跟他有同樣經歷的小女孩咋樣了。”
（文中講述者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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