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約瑟夫·奈（Joseph Nye）
✪ 胡可怡(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導讀】美國著名國際關係理論家、“軟實力”概念的提出者約瑟夫·奈（Joseph Nye）於近日去世。直到今年3月，他還發文批評特朗普“不理解軟實力”。他指出：“在億萬富翁埃隆·馬斯克的幫助下，特朗普不斷削弱民主規範、破壞制度架構，並強化其支持者所謂的單一行政總統權力……如果這些趨勢持續，將削弱美國軟實力。”關於中美關係惡化將對美國造成何種不利影響，他早就做出了驚人的預判。
在本文中，約瑟夫·奈認為國際關係理論與歷史類比深刻影響了美國決策者對中美關係的認知，其中，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戰”與1914年“夢遊者”是決策者最常訴諸的三個歷史類比。約瑟夫·奈對此提出忠告：將歷史隱喻作為一般性預防或許可以，但如果過於篤信歷史的必然性，則會招致危險。在約瑟夫·奈看來，訴諸歷史類比需要慎之又慎，當今美國面對的是囊括經濟、軍事與跨國關係網路三者在內的“三維棋局”，而非美蘇爭霸時的“二維棋局”。在中美相互依賴的今天，尋求與中國脫鉤既不現實而且有害，中國也不可能像經濟疲弱的蘇聯那樣被遏制。把中國強行塞進冷戰的意識形態框架，掩蓋了美國面臨的真正戰略挑戰，這種新冷戰的隱喻會把美國帶往錯誤的方向。儘管美國手裡有好牌，但過於歇斯底里則打不好這些牌。
約瑟夫·奈建議，面對中國崛起，美國既不能過度自滿，也不應誇大恐懼，合理的對華目標應是與中國進行“有管控的競爭”，這一過程既需要美國重視內政管理與自身科技創新，也需要美國充分運用硬實力與軟實力，保持對外開放、強化聯盟體系，捍衛一個有利於西方的規則體系。
本文原載《國際事務》（International Affairs），原題為《面對中國崛起，美國有哪些應做與不應做的事？》（How not to deal with a rising China: a US perspective ），由“國政學人”編譯，轉自“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面對中國崛起
美國有哪些應做與不應做的事？
▍國際關係理論影響下的心理地圖
國際關係理論有許多正規化，但影響力最大的兩種是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現實主義者用“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霍布斯式視角理解世界，而自由主義者則看到了實現洛克式社會契約的可能性。簡言之，不同理論模型對應著不同的心理地圖，以指導美國回應中國崛起。
幾個世紀以來，現實主義一直是國際關係執行的標準模式，是大多數決策者共同認同的心理地圖。但是，即使是對那些接受現實主義指導的人而言，“選擇困難”仍然存在，因為現實主義存在諸多變體——其中一些變體大肆渲染崛起國的威脅；而另一些則對崛起國的影響過於不以為然。正如珍妮絲·斯坦（Janice Stein）所言，我們應該同情那些將“霸權轉移論”奉為應對中國崛起之圭臬與良方的決策者。
▍歷史隱喻與類比
理論表述上的差異往往可以被簡化為“歷史的教訓”。但如馬克·吐溫所說，“歷史總是驚人相似，但不會簡單重複。”歷史確實是政策制定的重要指導，但訴諸歷史類比需要慎之又慎。“歷史教訓”在很多時候常被過度簡化和濫用，就好似未來一定會與過去相同一般。在今天美國關於“如何應對中國崛起”的大討論中，對歷史隱喻與類比的運用非常普遍，其中有三種類比最為流行：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戰與1914年“夢遊者”。
1. 修昔底德陷阱
許多人注意到，中國崛起帶來的結構性影響與修昔底德對雅典崛起的描述有相似之處。修昔底德認為，雅典崛起所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懼是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根本原因。以此類推，中國崛起及其引發的美國的恐懼很可能在當今引起大戰的爆發，但卻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國與雅典的本質差別。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試圖量化1500年以來的霸權轉移案例，但他對案例的界定標準模糊不清，其統計資料和研究方法亦受到了諸多質疑。此外，以艾利森使用的其中一個案例——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例，簡單的“修昔底德陷阱”（即英國應對崛起的德國）並不能完全解釋這場大戰的起源。除了德國崛起之外，一戰爆發還源於德國對俄國崛起的恐懼，以及衰落的奧匈帝國對聲勢日大的斯拉夫民族主義的恐懼等等。就連最經典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案例也並不像修昔底德本人概括得那麼簡單，根據歷史學家唐納德·卡根（Donald Kagan）的考證，這場戰爭不是由超越個人層面的結構性力量引起的，而是源自雅典的政策失誤使斯巴達人產生了“值得一戰”的想法。將歷史與現實聯絡考察，會忽略兩者之間的重要差異。美國決策者或許無法遏制中國實力的擴張，但卻可以影響中國在華盛頓造成的恐懼程度。誇大威脅可以調動國內支援，但如果因過度誇大而導致誤判，那才將是修昔底德的終極陷阱。將歷史隱喻作為一般性預防或許是有益的，但若是過於篤信歷史的必然性，則會招致危險。
此外，與霸權轉移相關的第二個問題可稱為“金德爾伯格陷阱”。金德爾伯格認為，20世紀30年代世界所經歷的災難是因美國在取代英國成為頭號強國之後卻沒有繼承英國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責任所致，結果導致了全球體系的崩潰、經濟蕭條、種族滅絕和世界大戰。反觀今天，隨著中國實力的增長，中國會幫助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嗎？迄今為止，中國在這方面的記錄好壞參半，中國政府的表態常常表現出提供公共產品的熱情與決心，但就像其他大國一樣，中國也試圖促使多邊制度朝更有利於本國利益的方向發展。中國按照自己的方式提供公共產品，並尋求使國際規則朝己傾斜。中國既不是純粹的修正主義國家，也不是純粹的現狀國家，其行為同時體現了修昔底德與金德爾伯格兩種版本的“霸權轉移”結構性困境。競爭是合時宜的，但只關注競爭的隱喻將會使決策者忽略合作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古希臘與兩次大戰的歷史類比可以為決策者提供警示，但是絕對沒有提供政策答案之本身。
2. 新冷戰
事實證明，冷戰隱喻對於尋求動員國內政治支援的政治領導人而言是有用的，一些分析家用該比喻形容一場曠日持久的對抗。華盛頓的一些人開始暢談與中國“脫鉤”；但要是認為美國能夠在不付出巨大經濟代價的前提下與中國完全脫鉤，那就大錯特錯。在真正的冷戰中，蘇聯對美國而言是直接的軍事和意識形態威脅，但美蘇幾乎沒有經濟或社會上的相互依賴，因此“遏制”是一個可行的政策目標。然而在中美經濟相互依賴如此深、人員交流如此廣的今天，中國不可能像經濟疲弱的蘇聯那樣被遏制。
在與蘇聯的關係中，美國捲入的是一個標準的二維棋局，美蘇在軍事領域高度相互依賴，但在經濟或跨國人員流動方面卻交流甚少。在與中國的關係中，美國捲入的是一個三維棋局，且每個維度的權力分佈存在差別。在軍事層面，世界仍然是單極的，美國是唯一的全球大國；但在經濟層面，權力的分配是多極的，美國、中國、歐洲和日本都是主要參與者；而在政府控制之外的跨國網路層面（如氣候變化和全球性傳染病），權力的分配是混亂的，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單獨應對與掌控。
當聚焦於經濟層面時，美國決策者必須謹記，雖然對稱的相互依賴可以抑制衝突，但不對稱的相互依賴將成為權力的來源。決策者必須在傳統的軍事棋盤上仔細謀劃每一步走法。然而，如果忽視了經濟或跨國網路棋盤上的權力關係，以及不同維度棋盤之間的縱向互動，美國必將承受代價。如果你在三維棋局中只下二維的棋，你勢必會輸。一個好的應對中國的戰略必須包含相互依賴的所有三個維度，而美蘇冷戰的隱喻則過於侷限於傳統的二維模式。
應對中國的挑戰需要美國製定更復雜的戰略，利用硬實力和軟實力資源，捍衛一個有利西方的、基於規則的體系。一些悲觀主義者看著中國的人口規模和經濟增長率，認為上述目標不可能實現。但如果將美國的盟友視為資產，西方民主國家——美國、歐洲、日本——的財富總和將在本世紀內遠超中國。然而，盟國對中國的看法並非都與美國完全一致。關於新冷戰的言論在維護聯盟體系方面可能弊大於利。新冷戰的隱喻或許對爭取國內政治支援有用，但作為一種海外戰略卻會產生反作用。
3. 1914年“夢遊者”
新冷戰的隱喻作為一種戰略，其作用是適得其反的，但這並不排除冷戰或熱戰爆發的真實可能性。中美兩國可能會因為意外而在不經意間走向冷戰（熱戰）。更適用於今天中美關係的歷史隱喻不是1945年，而是1914年。當時所有的大國都期待著第三次巴爾幹戰爭的爆發，以重新建立勢力均衡，然而結果卻招致了一場持續四年的世界大戰，導致了四個帝國的崩塌。
在一戰爆發前夕，歐洲領導人對改變了曾經被稱為“歐洲協調”的國際秩序的新變化沒有給予足夠重視，這些新變化包括日益壯大的民族主義、不斷上升的對和平的自滿情緒，以及德國野心勃勃但卻模糊不清的政策。今天的決策者必須保持警惕，在局勢緊張程度上升的情況下，意外升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多年以來，美國對臺政策一直致力於在壓制法理臺獨的同時阻止中國統一。目前一些分析家警告說，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上述雙重威懾政策已經過時，因為中國軍事力量的不斷增長可能會促使其採取行動。還有人認為，對中國臺灣的直接保證會刺激中國。即使大陸只是採取封鎖或者佔領離岸島嶼等有限度舉措，但如果發生船隻或飛機相撞導致人員傷亡的情況，那麼一切籌碼將歸零（all bets are off）。更為嚴重的是，若美國對此的反應是凍結資產或援引《與敵國貿易法》，中美兩國可能將很快陷入真正的，而不是隱喻意義上的冷戰，甚至熱戰。1914年的教訓是要警惕“夢遊”走向戰爭，但它並沒有為臺灣問題提供解決方案。
▍大國競爭的迴歸
自2017年以來，美國政策制定中出現了“大國競爭”的迴歸，拜登政府將其重新命名為 “戰略競爭”。作為一項大戰略，大國競爭戰略的優勢在於幫助美國重新聚焦，使其專注於對美國安全、經濟和價值觀造成威脅的重大挑戰。然而，大國競爭戰略面臨兩個問題：其一，美國需要應對不同型別的競爭對手——俄羅斯是一個衰落的大國，而中國是一個崛起的大國，這可能導致對來自俄國的威脅評估不足；但是正如一戰所顯示的那樣，正是那個衰落的大國（奧匈帝國）最能接受戰爭帶來的災難性後果。美國需要針對俄羅斯制定一套單獨的戰略，而不能對俄運用一套與應對中國類似的戰略。其二，大國競爭沒有充分警示世界所面臨的新型威脅（如氣候變化、新冠疫情等），該戰略所遵循的基本仍是一套“二維棋局”的玩法。
如上文所述，將中國強行塞進冷戰的意識形態框架掩蓋了美國面臨的真正戰略挑戰，這種新冷戰的隱喻會將我們帶往錯誤的方向。美國及其盟友與中國在經貿上聯絡甚密，這種密切關係與蘇聯時期不可同日而語。此外，即使有可能擺脫經濟上的相互依賴，美國也無法透過脫鉤擺脫與中國在生態上的相互依賴，後者遵從的是生物學和物理學的規律，而不是政治的邏輯。正因為美國無法單獨解決這些領域的問題，我們必須認識到某些形式的權力必須與其他國家一起合作行使。應對氣候變化或全球性傳染病，將要求美國在與中國競爭的同時，繼續維持與中國的合作。
▍在不確定性下制定戰略
由於不存在單一確定的未來，好的戰略必須綜合考慮到可能出現的多種情況，美國可以對其中一些情況施加影響，而另一些情況則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無法控制的。制定審慎的戰略不能好高騖遠，而應將眼光放長遠。面對中國崛起，美國的目標不應是追求所謂的政權更迭，而應該追求在基於規則的、有利於美國及其盟國利益的國際秩序中與中國競爭共存，這是一個可以將盟國團結起來的目標。維持對保持亞洲軍事平衡至關重要的聯盟體系是戰略成功的必要條件，但由於美國也是一個全球大國，因此戰略的開展需要跨區域聯盟。
正如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所言，與中國進行大國競爭的目的並不是要打敗或徹底戰勝威脅，而是要追求一種“有管控的競爭”（managed competition）。合理的對華戰略要求美國避免對中國的妖魔化，應將中美關係定性為“合作性競爭”或“競爭性共存”，並對合作與競爭給予同等關注。好的戰略必須建立在謹慎的淨評估之上，低估威脅會催生自滿情緒，而高估威脅則會滋生恐懼——這兩種情況都會導致誤判。面對中國的挑戰，美國擁有一些長期優勢，包括地理位置（良好的周邊環境）、能源供應、金融地位（美元霸權）、青年勞動力數量、關鍵科技領域的領先優勢（美國對中國在科技領域挑戰的回應將更多依賴於國內科技進步而非對外製裁）等等。
美國人的自滿情緒始終可能招致危險，但由於缺乏信心與過於誇大恐懼而導致過度反應的後果也應引起人們警惕。美國手裡的牌具有優勢，但過於歇斯底里可能導致其不能遊刃有餘地打好這些牌。拋棄聯盟和國際制度這些“好牌”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如果美國保持與日本的聯盟關係，中國就不能把美國推到第一島鏈之外。另一個錯誤是限制外國移民流入，美國有能力吸引全世界青年才俊為己所用，以整合與發揮這些人才的多樣性與創造力。如果美國放棄對外結盟和開放的王牌，上述優勢可能會不復存在。
▍避免失敗
正如未來存在多種可能，失敗的可能情形也不止一種：第一，最嚴重的失敗將是一場大規模戰爭，即使美國在這場戰爭中獲勝，其將付出的代價也會是災難性的，如上文提到的中國臺灣的例子和重蹈1914年夢遊走向戰爭之覆轍的危險；第二種失敗是將中國妖魔化，並陷入新冷戰，這將使中美在氣候變化、生態保護以及核擴散方面進行合作的可能化為泡影；第三種失敗是美國無法有效管理國內政治極化，也無法有效處理社會經濟問題，這將導致美國失去集中力量辦事的能力和科技活力；最後一種失敗則可能是美國願景和價值觀（民主、人權）的受挫。
▍結論
對美國而言，一個成功的戰略應從國內做起，且必須基於：（1）維護民主體制，民主體制是軟實力的重要基礎，能吸引而非脅迫盟國；（2）制定大力支援研究和開發的投資計劃，保持美國在特定關鍵行業的技術優勢；（3）保持對外開放；（4）重組既有的軍事力量，以適應技術變革；（5）加強聯盟體系，包括北約以及與日本、澳大利亞和韓國的聯盟；（6）提升與印度的關係；（7）加大對國際制度的參與程度；（8）在可能的情形下尋求與中國在跨國相互依賴議題上進行合作。
編輯 | 羅宋唐
本文原載《國際事務》（International Affairs），原題為《面對中國崛起，美國有哪些應做與不應做的事？》（How not to deal with a rising China: a US perspective ），由“國政學人”編譯，轉自“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絡版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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