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蜀、吳為什麼會同歸於晉?

作者:易中天
來源: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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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孫權與士族、名士的矛盾衝突,在曹操、劉備、諸葛亮那裡同樣存在。因為魏、蜀、吳三國,都是由非士族出身的人建立的。他們也無意建立一個士族地主階級的政權。這就決定了他們的建國之路不會平坦,也決定了他們的政權終將滅亡。那麼,他們的道路有什麼相同與不同,魏、蜀、吳三家又為什麼會同歸於晉呢?
孫權與士族、名士的矛盾衝突,其實也是曹操、劉備、諸葛亮他們遇到的共同問題。曹操殺邊讓、殺孔融、殺崔琰、殺楊修,劉備殺張裕,諸葛亮殺彭羕、廢來敏、廢廖立,都是這一矛盾衝突的表現。
那麼,曹操、孫權、劉備、諸葛亮,為什麼都與士族或者名士有矛盾、有衝突呢?
要說清這個問題,就得先說清楚什麼是士族。所謂“士族”,就是由於世代讀書做官,而從平民階級中分化、產生出來的特殊階層。他們的特殊性表現在三個方面,即壟斷仕途,控制輿論,變成豪強。
士族掌握了做官權,就控制了仕途;掌握了發言權,就控制了輿論。有了這兩個條件,他們就不難成為豪強。
做官,地位就高,就有名。做官,權力就大,就有利。既有名又有利,他們的家族,就可以利用自己佔有的政治資源和政治優勢,不斷發展壯大,從中小地主變成大地主,成為雄視天下稱霸一方的豪強。這樣的大姓豪族,就叫“世家大族”,也叫“衣冠望族”,還叫“名門望族”,也簡稱世族、士族、望族、勢族。既沒有權勢又沒有聲望的庶民之家,就叫“寒門”,也叫“庶族”或“寒族”。
顯然,士族是一個十分特殊的階層。他們不是貴族(皇親國戚),也不是庶族(普通平民)。屬於平民階級,卻比平民高貴;不能世襲官職,卻能壟斷仕途。就性質而言,他們是“半世襲的準貴族”;就地位而言,是接近貴族的“高階平民”。
他們與名士的關係最為密切,有聯絡也有區別。區別在於:士族是族群,名士是個人;士族必須做官,名士則不一定。但在多數情況下,名士與士族的階級立場、道德觀念、政治理想是一致的。因此士族往往充當名士的後臺老闆,名士則往往充當士族的代言人。
士族的政治理想是什麼?當然是建立一個由本階級掌握的政權。至少,也要在這個政權中處於掌控地位。這就難免與曹操、孫權、劉備、諸葛亮發生矛盾衝突。因為三國之主均非士族,也沒打算讓士族成為統治階級。
不過,魏、蜀、吳的情況又各不相同,我們只能分開來說,看看士族階級如何同他們進行鬥爭,最後又如何將他們歸於一統。
01
曹魏
先說曹魏。
曹魏的建國之路,我稱之為“非和平演變”。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曹魏的天下其實是用武力打下來的,因此不是“和平演變”。但是,這個政權的合法性,卻又來自“禪讓”,以及此前漢獻帝的一系列冊封,包括加九錫、封魏公,晉魏王,又有“和平演變”的意味。無以名之,只好叫“非和平演變”,或者“非宮廷政變”。
曹操集團選擇這條道路,事先有沒有策劃?我看沒有。曹操的路,是他一步一步慢慢摸索出來的。他的野心,也是一點一點大起來的。至少,我們可以肯定,關東聯軍成立那會兒,他可沒有什麼建立政權的想法。《三國志·武帝紀》怎麼說?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同時俱起兵,眾各數萬,推紹為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
這就很清楚,關東聯軍這個“集團公司”裡面,並沒有曹操的“股份”。他不是“老闆”,不是“股東”,只是“馬仔”,哪能有什麼想法?
曹操有了想法,大約是在什麼時候?我想應該是在官渡之戰以後,赤壁之戰以前。如果把政權這個“上層建築”比作房子,把建立新政權比作“蓋房子”,那麼,這時能夠在中原大地上“蓋新房子”的“開發商”兼“建築師”,就只剩下曹操一家。他迎奉了天子,好比徵得了土地;他戰勝了袁紹,則好比取得了資質。一個原本就有這方面能耐的人,獲得了這樣兩個條件還不想幹一番,那才是怪事!
〇曹操 方佳翮繪
建安十三年(公元 208 年)六月,曹操恢復廢除已久的丞相制度,並自任丞相,就是他準備動手的訊號。
那麼,曹操的“新房子”有圖紙嗎?沒有。曹操這個人的特點,是有理想無藍圖。他的理想,就是要建立一個“非士族政權”。這個政權用陳寅恪先生《崔浩與寇謙之》一文的話說,就叫作“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權”。
看看曹操的一言一行、所作所為就知道,他的不信天命、厲行法治、抑制兼併、破格用人、提倡節儉、不慕虛名,哪一條不是衝著士族來的?尤其是他那個“唯才是舉”,簡直就是挖士族的祖墳!如果用人制度當真照此改革,士族還能壟斷做官的權利嗎?甚至就連曹操父子喜歡文學,也和士族不對勁。因為士族重視的是修身治國的“經義”,而不是雕蟲小技的“文辭”。
因此,曹操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士族的抵制,也受盡了名士的譏諷。曹操對此並非沒有思想準備。他很清楚自己會得罪士族,也很清楚名士多半會和士族同聲相應。他的辦法是有選擇地殺人。他曾經想殺楊彪,但沒有殺成,殺成了的是孔融。楊家(楊彪)和袁家(袁紹)一樣,也是士族中頂尖級的望族,而且比袁紹還牛,五世三公。
孔融則是名士中頂尖級的名士,孔子二十世孫。曹操想殺楊彪,敢殺孔融,說明他對士族和名士,是很在意(否則不必殺),卻不在乎(否則不敢殺)。士族的抵制,名士的反對,不是他最大的困難。
曹操的困難就是他的資本。曹操的資本是什麼呢?奉天子以令不臣。靠著這一資本,他才徵得了土地。但是這樣一來,他就必須面對一個現實,那就是不能把這塊土地上的老房子拆了,另外蓋一棟新的。相反,他還必須裝出一副很維護這舊房子的樣子,就像一個盡心盡職的老管家,而不是強行拆遷的開發商。顯然,曹操的房子並不好蓋。
好在曹操是一個有理想無藍圖的人,他可以邊幹邊摸索。曹操也是一個有辦法的人,他的辦法就是“搞裝修”。或者說,用“搞裝修”的辦法,一點一點進行改造,最後再把別人的房子變成自己的。
這種辦法好是好,卻有一個前提,就是“老房子”不能倒。哪怕裡面爛透了,框架還得留著。東漢王朝這個“老房子”的框架是什麼樣的呢?三根支柱,一個屋頂。支柱就是外戚、宦官、士族,屋頂就是大漢天子。曹操迎奉天子到許都,屋頂就有了,但那支柱卻三根倒了兩根。外戚和宦官在董卓入京之前,就已經自相殘殺,兩敗俱傷,再也扶不起來。如果剩下的一根(士族)也不要,房子就會塌下來。
這就是曹操的難題,也是士族的難題。曹操的難處在於,他不能拆房子,因此這根柱子不能倒;他要搞裝修,而且說白了就是要偷樑換柱,這根柱子又不能不動。
士族的難處則在於,柱子是用來支撐屋頂的,它也只能跟著屋頂走。現在屋頂跑到曹操那裡去了,柱子要不要也去?如果也去,等於變成了曹操的柱子。如果不去,則等於沒有了屋頂。屋頂沒了,要柱子幹什麼?這真是難死人了。
說明白了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麼曹操實行的是“法家寒族之路線”,他那裡出身士族或追隨士族的名士還是比別人多。為什麼呢?因為曹操很清楚,沒有這些人,他連“裝修”都搞不成。士族和名士也很清楚:即便去了許都,也不等於投靠曹操;即便投靠曹操,也不等於死心塌地;即便死心塌地,也不等於跟著曹操一條道走到黑。也就是說,曹操、士族、名士都在打同一個算盤:利用對方實現自己的目的。
這樣一來,曹操與士族、名士,就處於一種相互利用又相互警惕的關係之中。因此,他身邊的名士比其他人都多,被他殺掉的也比別人多。因為他不能不小心防範,甚至神經過敏,疑神疑鬼,濫殺無辜。比方說,逼死荀彧,殺崔琰,殺楊修。這幾個案子常常讓人費解,覺得曹操是沒事找事小題大做。但只要想到那些人都是大族名士,也就不難明白其中奧秘。
曹操的濫殺必須批判,曹操的懷疑卻不無道理。事實上,另有想法的各類名士很是不少,其中至少有三種人值得一說。
第一種是隻認大屋頂,不認裝修工,也不讓他搞裝修,孔融就是。
第二種是認屋頂也認裝修工,還幫一些忙,但希望他裝修成原樣,再還給屋主,荀彧就是。
第三種是你搞裝修我也搞裝修。表面上幫你搞,實際上自己搞。等到事情做得差不多了,再告訴你房子其實應該像我說的那樣蓋,陳群就是。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 220 年)正月,曹操病逝於洛陽,曹丕繼位成為魏王。沒過多久,陳群就“及時”地提出了他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九品中正制)。所謂“九品官人之法”,說穿了,就是由士族壟斷做官權,然後在士族內部按照聲望的高低、門閥的上下、勢力的大小來分配官位官職。曹丕接受了陳群的建議,下令實施。又沒過多久,曹丕在中原士族的擁戴下當了皇帝,帝國這棟房子(這時只有大半棟)從姓劉的手上正式“過戶”給了姓曹的。
這是曹丕的勝利,也是曹操的失敗;是曹丕的喜劇,也是曹操的悲劇。要知道,為了建立一個非士族的政權,曹操不知吃了多少苦,捱了多少罵,殺了多少人,最後逼得他只能用“搞裝修”的辦法來“換房子”。但是,等他把房子裝修好,就要辦“產權證”時,卻發現他要換的“柱子”變成了“地基”,甚至變成了房子的主體結構。你說,曹孟德地下有知,是該笑呢,還是該哭呢?
曹丕接受陳群的建議,是因為他明白了一個道理,想通了一個問題,那就是范文瀾先生所說:“士族障礙著曹操代漢做皇帝,與其說是為了擁漢,毋寧說是向曹操交換做官特權。”
然而,曹魏畢竟是一個“非士族”的“法家寒族政權”。一旦改變性質,變成士族地主階級的,還有什麼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呢?
所以,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國。曹丕成功代漢之日,也就是曹魏行將滅亡之時。以司馬家族為首計程車族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過是為士族的政權再次加冕。這就是曹魏的道路,也是它終於滅亡的根本原因。
02
孫吳和蜀漢
那麼,孫吳和蜀漢又如何?
孫吳和蜀漢原本沒有資格建國。孫權的父兄靠著武力搶了一塊地盤,但那在理論上只是帝國大廈裡面的一套公寓,孫權自己沒有房產證。
劉備就更可憐,不要說房子,連房間都沒有,只能借別人的住。他們能夠自己蓋房子,還得感謝曹操開了一個頭,也得感謝曹操為他們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
曹操提供的正面經驗是:士族並不可怕,非士族也能奪取天下。曹操提供的反面教訓是:士族的勢力極大,只能利用,不能對抗。因此,孫權和劉備採取了與曹操不同的建國路線和戰略方針。
如果說,曹操是逆流而上,那麼,孫權和劉備,則一個是順勢而為,一個是繞道而行。順勢而為的是孫權。這就是“江東化”,亦即“本土化”。前面講過,東吳政權的主體,原本是以周瑜為代表的淮泗將領,和以張昭為代表的流亡北士。這些人都是外來力量,黨羽不多,勢力不大,根基不牢,可以放心使用。但也正因為如此,孫權不能單靠他們來建國。單單依靠淮泗將領和流亡北士,東吳就永遠是一個飄忽的政權。因此,孫權只能“江東化”,也必須“江東化”。於是,他毅然將一部分政權和一部分兵權,分別交給了顧雍和陸遜。在孫權那裡做官的吳郡“四大家族”(顧陸朱張)子弟,更是數以千計。
這樣一來,江東士族就和孫吳政權捆綁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孫吳政權的利益,就是江東士族的利益。即便為了保護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江東士族也要捍衛孫吳政權。這正是孫吳在三國當中治理得最差,持續時間卻又最長的原因之一。
但是,一切策略都是雙刃劍。“江東化”雖然夯實了孫吳政權的基礎,卻也改變了孫吳政權的性質。前者是孫權希望的,後者則是孫權害怕的。這就使得孫權內心分裂,心理變態,作風剛愎,作為乖張,對江東士族更是疑神疑鬼。事實上,孫權臨終時指定的顧命大臣,一個大將軍諸葛恪,一個會稽太守滕胤,都是“流亡北士”的後代。
孫權是至死都不真正相信江東士族的。因此,孫權淫威獨擅,用刑嚴峻;東吳言路不通,離心離德。吳國成為內部最不穩定的國家。更何況,江東士族也鬥不過北方士族,因此孫吳終於亡於晉。
〇孫權 方佳翮繪
如果說曹魏是“非和平演變”,孫吳是“本土化生存”,那麼,蜀漢就是“計劃外單列”。按理說,劉備原本是沒有資格建國的。他雖然有皇族、宗室的身份,左將軍、豫州牧的頭銜,但那都是“空頭支票”,並不管用。他也有自己的小集團,但“武士強謀士弱”(范文瀾語),成不了氣候。所以,群雄逐鹿的時候,沒什麼人把他看作競爭對手。魯肅的“東吳版《隆中對》”,也只說與曹操、劉表三分天下。蜀漢,實在是“計劃外”冒出來的政權。
劉備居然成功,一半歸於他自己的努力,另一半則要算他運氣好。運氣好也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他得到了諸葛亮、龐統、法正的輔佐,“武士強謀士弱”變成了武士謀士都強;二是他的兩個同族——劉表和劉璋,武士、謀士、自己都弱,或武士、謀士雖強而不能用,結果被劉備奪了地盤。
當然,劉備能夠得到諸葛亮、龐統、法正的輔佐,也有他自己的努力,那就是思賢如渴。但一個人再思賢如渴,也得有賢人讓他思、讓他想才行,所以仍然有運氣的成分。至於劉表、劉璋的弱,就完全是劉備的運氣了。
〇劉備 方佳翮繪
蜀漢政權既然是這樣建立起來的,那麼,對於這個政權的性質,劉備心裡恐怕並沒有底。正如田餘慶先生所說,他其實是一個“不具有明確戰略思想的隨波逐流的人”。好在劉備聰明。他一直盯著曹操,然後反著來(劉備曾經對龐統說“每與操反,事乃可成”)。曹操既然逆流而上,劉備就來個繞道而行,儘量避免與士族發生正面衝突。《三國志·先主傳》曾高度評價劉備入蜀以後的人事安排,說董和、黃權、李嚴是劉璋的舊部,吳壹、費觀是劉璋的姻親,彭羕曾受劉璋的排斥,劉巴則為自己所忌恨,卻都安排在顯要的位置上(皆處之顯任),讓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盡其器能),結果是“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諸葛亮治國,就更多可圈可點之處。諸葛亮執政後,實行依法治國,依法用人,結果政府裡面沒有貪官汙吏(吏不容奸),每個人都勤奮向上(人懷自厲)。他又非常注意選拔使用本土人才,結果益州人士都很佩服(是以西土鹹服諸葛亮能盡人之器用也)。這也是有證據的。比如張裔,是蜀郡成都人,就對諸葛亮讚不絕口。
據《三國志·張裔傳》,張裔經常對人說:亮公頒發獎賞不會漏掉疏遠的人(賞不遺遠),執行懲罰不會偏袒親近的人(罰不阿近);沒有功勞就得不到爵位(爵不可以無功取),雖有權勢也免不掉懲罰(刑不可以貴勢免)。這就是我們蜀國無論什麼人都會忘我工作的原因(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可見,諸葛亮確實做到了公開、公正、公平,所以他的政府最像政府。在他的領導下,蜀漢也成為三國當中治理得最好的國家。
〇諸葛亮 方佳翮繪
那麼,三國當中,蜀漢為什麼又最先滅亡?
也有三個原因。
1
第一,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治國理念,是依法治國。

依法,就不能“依人”;法治,就不是“人治”。這就和士族階級的理想、理念相悖。士族是要“依人”,是要搞“人治”的。豈止是“依人”,而且是依家族之聲望、門第,完全“無法無天”。所以,蜀漢表面上是繞道而行,實際上也是逆流而上。但以曹魏之強大,尚且不能不放棄努力;以蜀漢之弱小,又怎麼抗爭得了呢?

2
第二,蜀漢不但是一個“非士族政權”,而且是一個“外來政權”。
這就不可能不與本土士族(益州士族)發生矛盾。如果蜀漢也像東吳那樣“本土化”,事情也許會不一樣。但是,劉備和諸葛亮卻都堅持“荊州集團第一、東州集團第二、益州集團第三”的組織路線。
諸葛亮的接班人蔣琬、費禕、姜維,也都不是益州人士。非但如此,蜀漢政權還想方設法從益州豪強、士族身上榨取錢財,以支付龐大的軍費開支。又針對所謂“蜀土人士,專權自恣”的情況,制定許多有針對性的法律,來鎮壓他們的反抗。由此可見,益州士族實際上被底層化和邊緣化。他們政治上受排擠,經濟上受盤剝,法律上受制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與蜀漢政權不但不是“同路人”,反倒可能是“對立面”。
益州士族的利益既然與蜀漢政權的利益並不一致,甚至矛盾衝突,也就不可能像江東士族那樣保家衛國,只會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袖手旁觀,冷嘲熱諷,甚至幸災樂禍,裡應外合。這個時候,蜀漢政權的領導人再優秀,再鞠躬盡瘁,再以身作則,都是沒有用的。利益,決定了益州士族的整體取向。
3
第三,諸葛亮過高地估計了他政治理想的號召力。
他不知道(也許真不知道,也許裝作不知道),此刻的曹魏已非當年的曹魏,“興復漢室”也早就成為過時的口號。因為對於士族地主階級來說,實行了“九品官人之法”的曹魏比東漢還好,他們為什麼還要“興復漢室”?反倒是堅持漢代制度的蜀漢,完全沒有了吸引力。因此,益州士族不會真正支援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建國方略。他們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等待曹魏來“解放”他們,以便實現他們的理想。我們知道,那就是“蜀人治蜀”加“九品官人”。
現在我們可以做一個小結了。魏、蜀、吳,在本質上都是“非士族政權”。因此,他們與士族階級都有矛盾,有衝突,有鬥爭。鬥爭的結果,是曹魏放棄,孫吳妥協,蜀漢堅持。正因為堅持,所以蜀漢先亡。正因為放棄,所以曹魏也亡。正因為妥協,所以孫吳尚能苟延殘喘,卻也不得不亡。因為只有晉,才是完全徹底計程車族地主階級政權。
公元 263 年,魏滅蜀;公元 265 年,晉滅魏;公元 280 年,晉滅吳。中國歷史從此在全國範圍進入士族地主階級的時代,三國的歷史也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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