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人就不該結婚生孩子。”這樣的指責，朱矛矛聽過太多次。
38歲的朱矛矛，是一名雙相情感障礙患者。她出生於一個有精神疾病史的家庭，父親在她高二時自殺，母親則因精神健康問題反覆入院。
婚後，在經歷了一次自然流產和三次人工流產後，她冒著“瘋血”基因的風險（民間稱有精神性疾病的人為“瘋子”），毅然決定成為一位母親。
五歲時，女兒被確診為孤獨症（又稱自閉症）。
父親自殺、母親躁鬱、女兒自閉、債務纏身……在旁人眼裡，這是一個無法承受的人生劇本。但她拒絕把自己活成苦難敘事。
一些尖銳的問題始終存在：
精神障礙者，是否有資格成為一名母親？
自閉症兒童，應該進特殊學校還是普通公立學校？
一個“不正常”的母親和一個“不正常”的孩子，如何在這個要求“正常”的世界裡活出意義？
帶著這些問題，我們與朱矛矛聊了聊。
賭局
生產當天，朱矛矛更擔心產房外的世界。
她一遍遍地撥打電話，聯絡親戚，讓他們儘快穩住母親，等醫院的救護車把她送往精神病院。此刻，待產的陣痛被擱置在一邊，她也無暇感受即將為人母的喜悅。
陽臺上，花瓶裡的六朵向日葵開得燦爛。朱矛矛熟悉這個訊號——自從2003年父親在辦公室自殺後，母親每次發病前都會購買向日葵。二十年來，母親七次住院，幾乎次次如此。
這一次也不例外。
朱矛矛懷孕後，母親的反應過於強烈。她頻繁囤積嬰兒服和毛巾，做著迎接新生命的準備，彷彿只有這樣，才能壓住心裡那股難以言說的焦灼和緊張。
她高興自己即將迎來一個外孫或外孫女，卻也擔心：等女兒休完產假回去上班，自己能否獨自照顧好這個孩子？
母親的狂喜與焦慮輪番上陣，一直到朱矛矛生產那天——母親的情緒再一次崩塌了。
朱矛矛本人
準確來講，這個即將出生的孩子，是朱矛矛的第五個孩子。
結婚五年，她經歷了一次自然流產和三次人工流產。經濟拮据是原因之一，但更深層的，是她對“瘋血”的恐懼——她的父母，都是精神障礙者。
母親是重度雙相情感障礙，父親患有重度癔症。
“精神疾病是有可能遺傳給下一代的。”她說，“我想讓有可能致瘋的香火從我這代斷絕。”
關於家庭的幸福感，她過早缺失了。
高二那年，父親確診為重度癔症。發現時已是晚期。醫生提醒：此類患者自殺傾向極強，需要家人全天陪伴和監護。
可母親卻變了。她時而冷漠，時而激烈，甚至經常當著朱矛矛的面，數落父親的不是。她說他是偽君子，只會對外人裝和善。可在那之前，母親從未講過父親一句壞話。
父親四十歲生日剛過，就自殺了。
朱矛矛對父親最後的印象，是那塊摔碎的生日蛋糕。由於疾病的關係，父親四肢無力，他試圖從冰箱中拿出蛋糕，手一抖，蛋糕落地。父親癱坐在地上，用手颳起奶油，一邊吃一邊流淚。
父親去世後，母親受到刺激，立馬住進了精神病院。親戚騙她，母親只是去了“療養院”。
那時，18歲的朱矛矛對母親產生了恨意——為什麼沒有好好照顧父親，為什麼在父親最無助的時候如此冷酷。
直到2010年，父親去世八年後，她才知道，父親病重時，母親也在生病。她不是不照顧，而是已經無能為力。
她原諒了母親。
朱矛矛一家
2014年春節，朱矛矛陪丈夫回四川老家榮縣探親。那裡的日子拮据卻踏實，一家人團結在一起，忙忙碌碌，生活過得很有奔頭。
10歲的侄女奇娃聰明懂事，玩拼圖遊戲時，一臉認真地說：“我長大後要像媽媽一樣，生個小奇娃，把她養大。”
這句童言，撕開了朱矛矛長久以來的心結。原來“生孩子”這件事，也可以是一個人自然而然的願望。
她曾深信，只有在衣食無憂的條件下，孩子才應該被帶到這個世界。否則，父母就是不合格的。
但那一刻，望著侄女生機勃勃的模樣，她的心開始鬆動了。
這次探親旅程，讓她意外懷上了孩子，也讓她下定決心成為一個母親。
她早早為腹中胎兒取好乳名——“樹兒”，寓意如樹般平穩、正直地長大。
2014年10月18日晚上，女兒樹兒出生。緊接著，母親便被送往精神病院。
臨走前，已陷入躁狂狀態的母親，朝朱矛矛甩下一句話：“你逍遙了這麼多年，也是該讓你吃吃苦頭了。”
當“不正常”遇上“不正常”
生產前，朱矛矛在一家報社當見習記者。
樹兒出生後，朱矛矛嘗試重返職場。但在辦公時，她頻頻出現幻聽，總覺得耳邊傳來樹兒的哭聲。領導講話時，她只看見對方嘴唇開合，聲音卻像隔著一層毛玻璃。
這樣的狀態持續了半年，最終她不得不辭職。
她意識到，自己的情緒出了問題。有一次她生氣，把幾個月大的樹兒放在地板上，擰開奶瓶，把整瓶奶倒了下去。小孩嗆到，她嚇壞了，驚覺自己的失控。
朱矛矛去看心理醫生，醫生診斷她為產後抑鬱。
樹兒四歲那年，一個夜晚，她吞下二三十粒鎮定劑。“當時也不是想自殺，只是很想逃避，想睡一場很久很久的覺。”
這種逃避似曾相識——大學畢業那年，同學們忙著考公、找工作，她卻不願點開招聘資訊。上班後，頻繁跳槽，一有壓力便失聯。她知道自己“肯定有點問題”，至少是抗壓能力很差。
2018年，朱矛矛被診斷為雙相情感障礙——和母親一樣的病。
她第一次真正理解母親的痛苦。她服的很多藥跟母親是一樣的，承受同樣的副作用：體重暴增、嗜睡、噁心、停經……她意識到，母親是靠犧牲身體健康，換來情緒的穩定。
她開始定期做心理諮詢。一次，諮詢結束後，醫生建議她，帶樹兒去看看兒童自閉症專家門診。
她下意識地反駁，“我的孩子沒有自閉症，幼兒園老師說她就是有點活潑好動而已。”
樹兒
在朱矛矛眼裡，樹兒是個十足的“虎妞”——皮膚黝黑、身體敦實，總愛哈哈大笑。
她給女兒起了許多綽號：“土肥圓子”“老壇酸菜妹”“白雲”……她幾乎上癮似地曬娃，朋友圈儼然成了樹兒的成長相簿。
樹兒確實“與眾不同”：3歲還在喝奶粉；近4歲才戒掉尿布；4歲了還分不清“你我他”；快5歲，說得最長的一句話也不過五個字；從1數到100怎麼也學不會。
朱矛矛總覺得女兒像小時候的自己。她說話晚，兩歲才會喊“爸爸媽媽”。她以為，只要等等，樹兒總能學會說話的。
幼兒園老師反映，樹兒中午從不午睡，上課不聽指令，基本不聽講；她熱衷一邊自言自語，一邊轉動手腕；樹兒拒絕別人參與她的遊戲，也從不主動找其他小朋友玩。
2019年12月，樹兒5歲時，確診了輕度自閉症。
那一刻，她的世界沉了下來。女兒還是那個女兒，但她的愛變了，“混進了憐憫、嫌棄、鄙夷、內疚、憤怒……的情感。”
那些曾被視為可愛、與眾不同的行為，此刻噼裡啪啦地炸裂開來。“曾經治癒我們的哈哈大笑，一下子變成了孤獨症兒童的刻板行為。”
樹兒
孤獨症的病因至今沒有確定的答案。
據中國殘聯2023年釋出的中國殘疾人普查報告資料顯示，中國孤獨症患者已超1300萬人，且以每年近20萬人的速度增長著。孤獨症孩子的出生機率已經達到近1/100。
對朱矛矛而言，這個統計學數字變成了百分之百的不幸。
丈夫開始責怪她，認為她懷孕時咖啡喝太多，導致孩子“生壞了”。甚至指責她，“你欠樹兒的，一輩子都還不清。”
她一度陷入深深的自責，覺得是自己的家族基因“不太好”，才導致了樹兒患上了孤獨症。
接觸自閉症康復機構初期，朱矛矛被一種絕望氛圍裹挾。“新手”家長們聚在一起，唉聲嘆氣，話語中盡是灰暗。她也陷入“我的孩子是不是殘次品”的自我審判中。
用了近一年時間，她掙脫這個念頭。她意識到：樹兒並不是“有缺陷”的，她本身就很珍貴。“被貼上孤獨症標籤之前和之後，她始終如一是我親愛的女兒。”
她放下了對“正常”的執念。所謂正常，不過是多數人制定的標準答案。而她們母女，或許本就不在標準之內。
得知樹兒患有自閉症後，身邊不少人勸她再生一個“好的”。
她和丈夫達成共識：絕不生二胎。她說，這對第二個孩子不公平，憑什麼一出生就要承擔照顧自閉症姐姐的責任？
“病態的”母愛
日子過得有點慌。
醫生說，0至6歲是自閉症兒童的黃金干預期，要儘快開始康復訓練。這是一場持久戰，不僅需要樹兒的努力，更需要整個家庭的傾注。
樹兒成了一個“碎鈔機”。單康復費用，每月就7800元，殘聯補貼2400元。
關於康復投入，朱矛矛和丈夫始終意見不一。丈夫認為：“錢應該存著，將來留給她當後路。”而朱矛矛堅持，哪怕借錢，也要讓樹兒堅持去康復機構。
2018年，朱矛矛躁狂發作，開始衝動消費。她人生中的第一筆貸款，就是為繳康復費。到2023年，債務雪球越滾越大，利息一度高達每月1600元。夫妻因此頻繁爭吵，關係如履薄冰。
生活成了一根緊繃的弦，她站在上面，搖搖晃晃。
樹兒小時候
她和丈夫在教育方式上存在諸多分歧。
樹兒爸覺得沒必要報興趣培訓班，朱矛矛卻堅持讓樹兒嘗試舞蹈、游泳、畫畫……她堅信藝術是有療愈效果的。
從2020年起，她每週五放學後接樹兒去上美術課，週六上午送去音樂療愈。樹兒跟不上團體進度，她就咬牙堅持一對一畫畫教學。儘管樹兒爸嘴上常唸叨“畫畫沒用”，每期學費，他還是照付。
2022年，樹兒的拼貼畫《去月亮上滑滑梯》獲得國際獎項。畫裡土豆小人兒、黃瓜小人兒、胡蘿小人，飛翔在法國萬斯城堡上空。
這幅作品，不僅被法中交流協會收藏，還曾在盧浮宮展出。
樹兒的拼貼畫《去月亮上滑滑梯》
朱矛矛幾乎是獨自帶大了樹兒。
從早教到幼兒園、小學，再到康復機構與興趣班，她事無鉅細地負責每一個環節。丈夫則承擔家中的經濟重擔。
2024年春節，朱矛矛雙相抑鬱急發，連續五天無法與樹兒共處一室。孩子看動畫片、反覆提問，這些原本再尋常不過的舉動，在她耳裡卻像噪音，震耳欲聾。
丈夫接手照顧樹兒一個月，父女關係意外升溫。她開始反思以往養育樹兒的方式是否存在“喪偶式育兒”的問題。
她回想起自己的母親——一個能量十足的“超級媽媽”。
朱矛矛讀小學時，母親是家委會的常駐成員，跟老師關係很好，用無窮的精力和人情世故為她築起透明溫室。
一直到初中，母親像一把巨大的保護傘，隨叫隨到。“這種過度保護也讓我失去了很多。成年後，我發現自己無論社交還是心智都不及同齡人。”
在物質生活上，母親對她無微不至，幾乎有求必應。但這份關愛背後，夾雜著強烈的佔有慾——母親曾偷偷影印她的日記，分發給親戚傳閱。
這種越界的”關心”，讓她從小就對母親緊閉心門。
樹兒爸教樹兒打麻將
如今，輪到自己做母親，朱矛矛刻意走出了與母親相反的養育之路。
她堅持讓樹兒學習基本生活技能：洗衣物、洗碗、做簡單的飯菜、整理玩具……她希望女兒的生活能力足夠強，哪怕未來無人照料，也能維持起碼的生活質量。
她也儘可能用真實的情緒回應樹兒，不會強撐“完美母親“的形象。難過、生氣、焦慮……她都會坦白告訴女兒。
2021年，樹兒康復訓練一年後，有天朱矛矛在家裡哭泣。樹兒看著她的眼睛很久，然後說：“媽媽不哭，哭不好。”
這句簡單的安慰，是孤獨症女兒給她的第一個情感反饋。
和女兒一起上小學
2022年9月，8歲的樹兒入讀家附近的一所小學，朱矛矛決定陪讀。
“一方面，是想了解現在小學教育的真實狀況，看清楚樹兒和她班裡的同學到底差距有多少；另一方面，是想給其他孩子當保姆，討好其他小孩，幫助樹兒在學校交到朋友。”
每天下午，朱矛矛都會安靜地坐在教室後門外。透過玻璃窗，她能看見樹兒擺弄著隨身攜帶的玩偶。這個位置既不會干擾課堂，又能在女兒突發狀況時第一時間介入。
陪讀第一學期，她幾乎天天“開發佈會”。
課間，孩子們圍住她，追問不休：她為什麼每天在學校？孤獨症是什麼？樹兒生來就是這樣嗎？樹兒為什麼隨身帶玩偶？樹兒為什麼總愛笑？
樹兒帶著玩偶上學
樹兒的智商評估結果是62分，其中抽象符號理解與邏輯運算得分為0。普通孩子的智力下限是75，小學階段若想不吃力，需達到90以上。
她和丈夫達成共識：學業目標僅設定為掌握基礎生存技能——會查字典、識字、能算零錢足矣。
一年級下學期，樹兒第一次參加語文考試，全班孩子都在猜她能得幾分。成績出來，她考了4分。“這次4分，下次考5分就是進步。”樹兒的同學鼓勵道。
輔導女兒功課時，朱矛矛常被氣得哭笑不得。樹兒的理解角度常常出人意料，帶有典型的孤獨症特徵。
她試圖向女兒解釋清明節的意義，以及死亡的概念。
“假如有一天，你一覺醒來發現怎麼叫爸爸媽媽，我們都聽不見了，也不會動了，你會做什麼？”
“我就可以一個人玩拼圖了。”
“爸爸媽媽死了，你會去上墳嗎？”
“我討厭爬山。”
樹兒學輪滑
小盛，是個好奇心重的孩子，隔三差五地問朱矛矛孤獨症的問題。
有一回，他問道，“樹兒是瘋子嗎，是傻子嗎？”
這些字眼像刀子，刺痛了朱矛矛。她告訴小盛，樹兒不是瘋子，也不是傻子，只是心智發育遲緩，學得慢、長得慢。“瘋子和傻子是罵人的話，正確的叫法是精神障礙和智力障礙人士。”
小盛被她的認真威懾到了，從此沒有再說過那些詞。
三年級時，樹兒在小操場樹林裡不小心弄壞了宣傳板。小盛特地來找朱矛矛：“阿姨，你不要罵樹兒。她後來去小樹林想把宣傳板修好。千萬別罵她啊。”
樹兒的畫《斯萬堡的餐廳》公益專案義賣作品
體育課上，所有孩子都需要訓練跳繩。
樹兒跳繩無法連續跳兩下。班長小汪急了：“阿姨，你不能放棄樹兒啊！她跳得太爛，會拖全班後腿的，必須加練！”
朱矛矛秒慫，把這任務毫不猶豫地交給了小汪。沒想到，小汪格外認真地對樹兒展開一對一特訓，一遍遍拆解動作。整個一年級時期，幾乎每天都監督樹兒打卡練習跳繩。
如今，樹兒可以每天跳繩 300 下，一次性連跳平均達到 50 下，還學會了單腳跳、車輪跳和開合跳。
朱矛矛打心底感謝小汪。這場特訓讓她確信，樹兒是教得起來的。
陪讀結束後，朱矛矛寫下了陪讀日記。
今年出版成書《樹兒：我的女兒來自星星》
二年級時，朱矛矛撤出陪讀，樹兒開始獨闖普通孩子社會。
她不再擔心樹兒會遭遇霸凌，反而擔心女兒“被過度包容後襬爛”。課前準備什麼書，同學會提醒；沒帶餐具，總有人掏出一次性筷子遞給她。
“樹兒在家都過不上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日子，在學校倒過上了。”
班上有一個特殊小孩，對其他孩子意味著什麼？也許不僅是被迫接受，他們還開始明白，“她和我們不一樣，但是沒有關係”。
在融合教育的試驗場裡，樹兒就像一面鏡子。
陪讀這一年，朱矛矛深刻感受到：公立小學的融合教育對孤獨症孩子康復至關重要。孩子在同齡人中逐漸建立的社交能力，是任何康復機構都無法替代的。
隨著課業難度增加，樹兒轉入特殊學校也許是遲早的事，她想。但在國家還沒有禁止融合教育前，她珍惜每一個讓樹兒與普通同齡孩子碰撞的時刻。
她和樹兒爸不懂什麼自閉症康復理論，但他們始終相信一個樸素的道理：
孩子從同齡人身上學到的，會比從大人那裡學到的更多。會玩、肯玩的孩子，不至於太糟糕。
解藥
“我沒有抱怨過命運，我是那種後知後覺的人。”朱矛矛說。
村上春樹的《海邊的卡夫卡》裡，有一個老頭叫中田。童年時的一場事故讓他失去了記憶，也失去了大部分智力。中田關上了現實世界的大門，變得木訥、簡單、謹小慎微。他的影子，只有常人的一半。
朱矛矛給自己取的網名就叫——“只有一半影子的人”。
她是順著命運走的人。父親自殺、母親躁鬱、女兒自閉、債務纏身，這些常人眼中的不幸，她一一接受並解決。“只是這一切集中發生在一個家庭裡，顯得有點戲劇性，有點狗血吧。”
養育樹兒的過程，也是她重新認識自己的過程。為了給樹兒做榜樣，她必須時刻關注自己的情緒，學會與老師、同學家長、康復師等不同的人打交道。
某種程度上，樹兒的孤獨症成了治癒她雙相情感障礙的解藥。
樹兒穿著朱矛矛結婚時的婚紗
成為母親的這些年裡，她也開始逐漸理解自己的母親。
小時候，她依賴母親，卻並不真正尊重她。在她眼裡，母親只是父親的附屬品。
父親是廠裡的副總，母親也在同一家工廠工作。她一直覺得，母親之所以能幹得順利，是因為有父親在撐腰。哪怕她內心喜歡母親，也總覺得，母親只是“當媽媽”這件事做得不錯而已。
長大後，她對母親有過誤解，也有過恨。直到自己確診和母親一樣的病，才意識到，母親的自我要求太過苛刻，長期壓抑的情緒最終爆發，到了極限。
誰也不曾真正懂得母親。“她想做個好妻子、好媽媽，在家要賢良，在外要上班，事事都想做到最好。”
2021年，母親確診阿爾茲海默症。那個曾經雷厲風行的女性，如今走路都有點歪歪扭扭。阿爾茨海默病讓母親的認知開始退化，也讓母親變得安靜，躁狂期明顯減少。
母親退回到家這個小小世界裡，幾乎不再外出。
如今，她對母親有同情，但更多的是尊重。“我不能只把她當成一個漸漸失能的老人，我要先去尊重她，再重新照顧她。”
樹兒看梵高展
“精神病人就不應該結婚生孩子。”這樣的指責朱矛矛聽過太多次。
她想說，精神病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可怕，有精神障礙的人，是可以帶著疾病一起生活的。只要一家人想辦法團結一點，日子總可以過下去。
如今，樹兒已經11歲了。治療起效，她能說完整的句子，繪畫作品還在國際比賽拿了獎。她個頭高高的，有些微胖，長成了三年級的大孩子。她的眼神依舊清澈，笑起來依舊治癒。
這個曾經連”媽媽”都說不清的女孩，如今成了朱矛矛的生活小助手。她會收碗筷、洗衣服、掃地、倒垃圾、下樓打醬油。
當朱矛矛在使用精神類藥物，感覺體力不支或者軀體化症狀嚴重的時候，樹兒會幫她拿各種東西，甚至幫她穿襪子。有時看她太累了，樹兒會說：“媽媽你去睡覺。”然後靜靜地陪在一旁。
樹兒和外婆，保持著特有的親密。
每晚，朱矛矛分好藥後，樹兒會將藥和水送到外婆房間。她在牆上亂塗亂畫，外婆從不生氣，反而誇她“有藝術氣質”。無論是畫畫班裡認認真真完成的習作，還是在家隨手塗抹的潦草之作，外婆都一張不落地收進資料夾，在背後記下日期。
母親總提醒朱矛矛：“你別老罵樹兒笨，她很聰明，一點也不笨。她隨你，從小自尊心強，罵不得。”
樹兒
前段時間，母親似乎預感到了自己患上阿爾茲海默症的未來。她對朱矛矛說：“媽媽覺得自己好失敗，媽媽的人生以後可能就好不起來了。”
她把退休金交給女兒，“我每個月給你三千塊買菜。媽媽以後去不了菜市場了。”
朱矛矛回想起，十五年前，她第一次去精神病院看望母親。當時已經神志不清的母親，在病房的洗手間裡給她倒了一杯水，小心翼翼地遞過來，說：“媽媽以後可能照顧不了你了。”
那時她只感到悲傷，現在才明白，這杯水從未停止流淌——從母親到她，再到樹兒。
注：圖片由受訪者供圖
監製：視覺志
編輯：久期
影片號：視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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