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2月1日，韓國釜山，代表們在塑膠汙染政府間談判委員會第五次會議結束時合影留念。視覺中國供圖
作者｜張藝
編輯｜秦珍子
問號
如何對待塑膠，全世界需要談談。但能不能談出結果，上個月，許多人來到韓國釜山時，心裡都打了一個問號。
178個國家的“談判專家”在正式上桌之前得到了一個說法：“我們要基於（達成協議）這樣的信念去談，實在談不完，是最後一刻決定的事情。”
這場塑膠汙染政府間談判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以下簡稱“INC-5”），交織著雄心和衝突，最終在嘆息裡落幕。從11月25日至12月2日凌晨兩點休會，沒有達成任何協議。
按照原本的議程，這是達成關於塑膠汙染國際文書的最後一次會議。
2022年3月，第五屆聯合國環境大會續會透過《終止塑膠汙染決議（草案）》，決定成立政府間談判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on Committee, 簡稱INC），力圖透過5次會議，在2024年年底前制定一項關於塑膠汙染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文書。
在人類工業文明的歷史上，塑膠被髮明出來已經120餘年。以塑膠為代表的高分子材料和鋼鐵、水泥、木材一起構成現代社會的“四大基礎材料”。
塑膠本身並非汙染物，然而生產不必要的塑膠、對塑膠製品的不當使用以及塑膠廢棄物的不當管理會導致環境危機。
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統計，每天，相當於2000輛滿載的垃圾車所載的塑膠，被傾倒進全世界的海洋河湖中。直徑小於5毫米的微塑膠在食物、水、土壤，甚至人體器官和新生兒胎盤中被發現。
INC-5前，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曾公開發布警告說，到2050年，海洋中的塑膠量可能超過魚類。他呼籲全球立即採取行動，力爭今年年底前完成塑膠公約談判。
來自178個成員國的1400餘名談判代表，以及來自政府間組織、聯合國機構、非政府組織和媒體的2300餘名代表抵達釜山。外界期待，今年能成為全球塑膠治理的元年。
當地時間11月25日，韓國釜山，藝術裝置再現了一頭鯨魚體內覆蓋著塑膠垃圾的場面，展現了對於塑膠汙染的關注。這是塑膠汙染政府間談判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開幕前的展覽。視覺中國供圖
國際環保組織觀察員姚喆心裡有些打鼓。她在親臨談判現場時看到，當工作組開始討論，尤其在談及核心問題時，一些國家的表現似乎是“歷史重演”，過去兩年的“卡殼”又回來了。
INC主席路易斯·瓦亞斯·瓦爾迪維索對外表現得頗具野心，希望在釜山的7天內完成談判。他要求，工作組的討論要在前3天結束，第三天晚上再更新一版案文。事實上，到了談判中期，這份要交的“作業”一直在推遲。
會議接近尾聲時，所有的談判轉為閉門磋商。觀察員向談判代表團的人打聽，會議能否順利結束，有沒有成果，一些代表卻反問，觀察員們瞭解到的資訊比較多，“你們覺得會怎麼樣？”
當地時間11月25日，韓國釜山，聯合國副秘書長兼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英格·安德森在塑膠汙染政府間談判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開幕式上發言，手中舉著一封來自孩子的信件。視覺中國供圖
分歧
在國際談判中，出現分歧並不罕見。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談判沒有一個既定的國際協定基礎，而是關乎如何制定一個新的國際協定。
僅在11月29日的新版建議案文裡，塑膠的定義，就列出了8個選項。這一版本吸納了各國在前幾日談判中表達的態度和觀點，大量內容被框在括號中，意味著存在爭議；同一條款下，也不乏相差甚遠的案文選項。
“塑膠公約談了兩年，到了最後幾天，各國還在爭論什麼是塑膠，這確實有些諷刺。”姚喆說，各國之所以爭奪對塑膠和塑膠汙染的定義權，是因為這將直接影響公約的治理範圍。
這正是談判的一個顯著分歧——國際塑膠汙染治理起點應從哪裡開始。
塑膠以石油和天然氣為主要生產原料。如何理解“覆蓋塑膠的全生命週期”，一種聲音認為，應將油氣產業作為治理的起點。
另一種聲音認為，這一鏈條應從關注塑膠產品設計開始，延伸至廢棄物管理、回收利用等。
歐盟成員國和太平洋島國等是第一種觀點的支持者，這一“高雄心聯盟”，同時希望塑膠公約能制定有針對性的減產目標，進一步結合環境治理中的“生產者責任延伸”原則，要求上游生產者承擔塑膠汙染治理責任。
這也被吸納進談判最新版主題案文第6條，“設定並定期更新全球塑膠生產量/消費量控制目標”。
然而一旦限產，在塑膠上游產業佈局比較密集的國家，以及具備天然資源稟賦的國家，必將直接受到影響。對其他一些國家，也意味著塑膠產品的使用成本或將提高。
產油國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就表示，限制生產不應納入公約。
有觀察員注意到，一些油氣國家，在談判中會使用拖延策略。比如，兩個小時的條款討論中，他們一次發言就佔用三四十分鐘，也不涉及任何具體建議，導致時間耗盡。
中國是最早採取非必要、一次性塑膠產品管控措施的國家之一，明確在2025年內，逐步淘汰所有一次性和不可生物降解塑膠。
在INC-5第一次會議的一般性發言中，中國代表團表示，希望塑膠汙染國際文書的談判堅持問題導向，聚焦易向環境洩漏的塑膠製品，針對不同種類塑膠製品採取分類管控措施，加強回收利用和安全處置。
中國的談判立場是“兼具雄心，務實平衡”。生態環境部固體廢物與化學品司副司長溫雪峰在會議邊會中指出：“中國政府堅持全球塑膠條約的執行機制必須與雄心相匹配，才能有效解決問題。”
中國代表團表示，在國際文書的談判程序中，必須充分考慮不同國家的國情和能力，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需求，堅持公平、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這也是國際環境談判的通則。
相比自上而下的限產目標，中國更主張自下而上的務實推動。中國代表團引用第五屆聯合國環境大會的一次決議中的話：“塑膠汙染治理方法是多種多樣的，沒有一刀切的做法，靠一種或幾種普適性的做法也難以有效推動全球塑膠汙染治理。塑膠全生命週期管控涉及的各鏈條各環節的治理措施根據各國實際情況均會進行調整，全球塑膠汙染治理工作應尊重和依賴於各國的努力，應在共同目標的指引下強化各國主動性和自主性。”
“中方懷著與各方共同推動達成文書的期待而來，努力就分歧提出解決方案，得到多方呼應。”中方代表出席閉幕會時說，INC-5期間，各方在部分技術問題上取得一定進展，但在核心議題上仍面臨重大分歧難以彌合，充分反映了塑膠汙染問題的複雜性。
當地時間11月30日，韓國釜山，在塑膠汙染政府間談判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會場附近，人們經過一塊呼籲減少塑膠生產的電子展示板。視覺中國供圖
要雄心還是共識
會議的最後一晚，最新版建議案文公佈，全部內容都在括號中，意味著一切都沒有達成共識。閉幕已是凌晨，會場的垃圾點，堆滿了一次性咖啡杯和食品包裝袋。
“連一釐米都沒動。”巴拿馬環境部國家氣候變化事務主任胡安·卡洛斯·蒙特雷形容的，是各國守著各自的紅線，互不退讓。
海洋將巴拿馬塑造為“西半球十字路口”，巴拿馬也受海洋中的塑膠汙染波及深重。這個人口不到北京一半的國家，在2019年發出了中美洲的首個“禁塑令”。蒙特雷說，對巴拿馬而言，塑膠是一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巴拿馬運河的航線，可連線約170個國家，而參與這場談判的178個國家，還未找到一個交匯點。
今年10月至12月，國際生物多樣性大會、氣候變化大會、塑膠公約談判相繼展開，環境議題密集推進。
在姚喆看來，這些國際機制的價值是，讓更多的國家參與進來，最大程度地廣泛參與。很多環境問題，無法依靠各個國家在自己的國境線範圍內治理，需要形成共識。
INC主席和秘書處多次表示，談判將堅持共識原則。作為國際環境治理的經典案例，氣候變化的談判就是基於共識的，任何決定都需要獲得全體締約方的同意。換句話說，每個國家都有一票否決權。
但也有人認為，為了最大程度守住“雄心”，決策機制需要調整。與共識相對應的，是多數決定製。實際上，一些更早的環境多邊協定，比如締結於1987年的《關於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就允許在實在達不成共識的情況下，以2/3多數票透過的方式進行決策。
姚喆表示，具體到塑膠公約，一種可能的操作是，將最有爭議的細則設定留給未來的締約方大會，現在要保證的是在公約議事規則中保留多數決定製，並且在案文中為後續的修訂留下伏筆。
有深諳國際法機制的業內人士表示，在決定公約內容的現階段，仍有可能啟動投票機制。只是，近10多年來，追求最大共識已經是環境國際談判的預設原則，未必有國家願意站出來打破這一傳統。
談判談的是什麼？親歷者深知，小部分是環保和技術性問題，大部分取決於政治。
基於當前的國際互信基礎，深圳市零廢棄環保公益事業發展中心理事長毛達對下一階段的談判並不樂觀。但他欣喜地看到，他們倡導多年的廢棄物管理優先次序在這次案文中得到明晰。“在塑膠產品設計中，除了可迴圈再生性以外，產品的耐用性、可維修性、使用安全性等被強調。未來塑膠的‘替代’也不光是材料的替代，還包括技術和服務的替代。”
不同思路的博弈還在繼續。不久前，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劉振民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國際談判不是做生意，做生意實在沒有利益可以不做，但國際談判是能談到最好的結果一定要談，沒有最好的，次好的也得談成。”
這期間，曾讓美國退出《巴黎協定》的特朗普再度當選美國總統，又給全球環境治理帶來不確定性。但劉振民坦言，中美氣候合作的關鍵，不在於有多少官方機制能夠運作，而是彼此究竟有沒有真正的互信，能否開展深入的經驗交流與技術分享。
“不管談沒談成，不管最終協定的約束性有多強，它都代表了一個方向——我們要改善自己的環境，我們有這個迫切的需求。”毛達說。
塑膠談判結束後不到一週，中國就成立了國家標準《塑膠製品易回收易再生設計評價通則》起草小組，旨在透過改善塑膠製品設計，促進廢塑膠回收率提高並實現高值化利用的標準。
未談完的案文將在2025年擇期續會。談判桌上，或許還需要更多高規格外交去突破。但迴歸城市，揹著購物袋進超市，捧著自帶杯裝咖啡，正在成為人們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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