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ADHD，全稱注意缺陷與多動障礙，主要症狀是注意力無法持久集中、過度活躍和情緒易衝動。ADHD無法透過生物標記物（如結構和功能核磁）被準確識別，其診斷長期依靠患者和父母的敘述，以及醫生的主觀判斷。
正因為無明確生物指徵變化，越來越多人開始“認領”ADHD，小學老師督促家長去醫院確診，成年人則“賽博自診”。但ADHD的發病率真的上升了嗎？一方面，更精細化的養育，大量使用手機，刷短影片的確造成了注意力下降，但另一方面，為什麼那些原本被視為活潑、好奇的特性，也在被判斷為多動、注意力不集中。
診斷ADHD的重要指標是，“是否影響正常學習生活”，而何為“正常”，這個標準本身就是在變動並值得審視的。
記者｜王怡然
實習記者｜曹泓
編輯｜徐菁菁
ADHD，全稱注意缺陷與多動障礙，主要症狀是注意力無法持久集中、過度活躍和情緒易衝動。ADHD無法透過生物標記物（如結構和功能核磁）被準確識別，其診斷長期依靠患者和父母的敘述，以及醫生的主觀判斷。
正因為無明確生物指徵變化，越來越多人開始“認領”ADHD，小學老師督促家長去醫院確診，成年人則“賽博自診”。但ADHD的發病率真的上升了嗎？一方面，更精細化的養育，大量使用手機，刷短影片的確造成了注意力下降，但另一方面，為什麼那些原本被視為活潑、好奇的特性，也在被判斷為多動、注意力不集中。
診斷ADHD的重要指標是，“是否影響正常學習生活”，而何為“正常”，這個標準本身就是在變動並值得審視的。
記者｜王怡然
實習記者｜曹泓
編輯｜徐菁菁
2023年，楊穎帶著7歲的女兒走進上海一家醫院精神科。她需要來確認一件事——女兒是否患有ADHD。
如果不是老師的建議，她完全沒注意到女兒的問題。幼兒園時，楊穎發現孩子不願意長時間寫字，有些拖拉，但讀書速度很快，畫畫時也很集中，她沒想太多。沒想到，一年級入學不久，楊穎開始時常收到老師的“投訴”：孩子做作業比班裡同學都慢，是班上最邋遢的小孩。最頻繁時，老師一週投訴了3次。
楊穎開始審視女兒的日常：別的孩子通常晚上八九點就能寫完作業，但女兒一學期裡，至少有十次會磨蹭到晚上十一點以後。寫作業時，孩子總是溜號，或者寫著寫著就唱起歌；在生活上也是，花盆被打碎，要哭上四十分鐘。楊穎也開始疑惑，這些從前沒當回事的“壞毛病”，是不是意味著孩子“有問題”。
電影《小曉》劇照
在老師的要求下，楊穎帶孩子去醫院檢測了ADHD。
ADHD全稱為注意缺陷與多動障礙，是一種以注意力無法持久集中、過度活躍和情緒易衝動為主症的神經發育障礙，常在兒童時期發病，患兒常伴有學習困難、品行障礙、適應不良、睡眠障礙等問題。研究證實，ADHD人群大腦中特定的化學物質發生改變，且特定腦區（通常認為前額葉區）活動下降、發育不成熟，體積萎縮。
醫院問卷的測試結果顯示，楊穎女兒錯了22題，而及格線是15題——不過，醫生說，孩子並沒有達到ADHD的程度，只是注意力極差，建議回家做些看沙漏、打乒乓球、練琴等注意力訓練。
被要求帶孩子求診ADHD的不止楊穎，女兒班上還有其他幾個表現“不好”的孩子的家長也收到了老師的通知。同樣的事情也不只發生在楊穎女兒的班上。
深圳市康寧醫院兒少精神科醫生王中磊告訴我，來醫院就診的絕大多數孩子都是被學校老師發現“異常”後推薦家長帶來的。北京師範大學認知神經科學與學習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薛貴說，也常有家長把電話打到他這，詢問孩子注意力不集中該怎麼辦。
如今，患有ADHD的孩子越來越多了嗎？目前並沒有基於大樣本的流行病學研究證實這一點。求診ADHD的人越來越多，是因為一場“注意力危機”正在兩端發生。
一方面，生活中確實存在許多引發人注意力下降的東西。
薛貴解釋，長期處於分心、多工的狀態——比如大量使用手機、刷短影片——多巴胺系統和執行功能的大腦前額葉系統都會發生生理變化，長時間就會造成大腦器質性病變。而且，在這個過程中，人會變得越來越焦慮，焦慮會導致自我控制能力減弱，形成惡性迴圈。
帶女兒在醫院就診時，楊穎也反思了自己的教養模式，比如買了很多書和益智玩具堆在家裡，填滿孩子生活的空隙。醫生告訴她，密集的安排需要孩子不停轉移-集中注意力，可能超出孩子能夠承受的限度，也是影響注意力發育的一重原因。
《吮手指的人》劇照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員劉正奎指出，現代精細化育兒方式下，家長對孩子的陪伴時間大大增加，但陪伴往往變成監督、變成忍不住對孩子自主活動的過度干預或打斷，比如孩子獨自玩耍會時不時出聲逗弄，拿其他玩具吸引孩子注意力，在孩子專心看書或畫畫時，一會送水果，一會問作業、一會關心冷不冷或熱不熱等。特別是一些家長喜歡全程陪孩子做作業，看到孩子一有錯誤、甚至字寫得覺得不好看，也要說上幾句。這些行為都使得孩子注意力被碎片化，無法專注當下任務。越小的孩子，神經可塑性越強，影響就越明顯。
“注意力危機”的另一端，是外部環境對注意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薛貴說，大多孩子都是在小學一二年級時確診的ADHD。因為這時從幼兒園轉移到規章制度更嚴格的教育體系下，一些大腦發育稍慢的孩子的差異就會凸顯出來，出現無法完成作業、上課亂動的情況。如果環境寬鬆，這些表現不會和疾病掛鉤，多動也可以被視作活潑，注意力不集中可以被視作對世界充滿好奇。
作為精神類疾病，ADHD無法透過生物標記物（如結構和功能核磁）被準確識別。儘管依據DSM-5（《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對ADHD進行診斷已成為世界範圍內的共識，但在薛貴看來，評判的標準依舊存在一定的主觀性。
ADHD的診斷需要使用到量表和評分。以廣泛用於評估兒童（ADHD）的“Connor’s量表”為例，它有三個版本，分別提供給家長、教師和臨床醫生，讓他們對兒童行為進行觀察和打分。
在家長使用的量表中，家長需要回答各種問題，在“沒有”、“很輕”、“較重”、“嚴重”中做出選擇，然後產生相應的分數。這些問題包括孩子“是否有學習困難”，是否“害羞”，是否“比同齡孩子更容易闖禍”等等。顯然，如果教師和家長對孩子的主觀要求更高，也就更容易選擇孩子存在“異常”，更傾向於讓孩子接受醫學診斷。
女兒就診前後，楊穎也會回憶起自己的童年：在農村瘋跑瘋玩，回家沒什麼作業，也沒有老師在意她是否聽課。而如今，女兒剛上一年級，在學校上課的時間從早上八點持續到晚上五點半；課間不能去操場玩，也不能追逐打鬧；回家做作業到九、十點；週末通常有三節課外班，還要加入博物館參觀、研學等活動，幾乎沒有喘息的時間。
《地球上的星星》劇照
事實上，持續的壓力與過重作業負擔本就會對注意力產生損害。劉正奎介紹，處於持續高壓狀態，腎上腺激素和去甲腎上腺素會過度釋放，會引起海馬體萎縮和杏仁核過度活躍，影響記憶和增加焦慮情緒，同時不利於前額葉的發展。要求孩子過度專注作業，不會鍛鍊注意力，反而會造成損耗，就像在一條筆直的高速公路上開車，連續開二三十公里就會疲勞，因為在不斷地刺激單一的腦區。
作為醫生，對於下診斷，王中磊非常謹慎。診斷“ADHD”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看症狀“是否直接負性地影響了社會和學業/職業活動”。王中磊認為：“沒有影響到正常生活，我給你下這個診斷，扣上這個‘帽子’，有什麼必要呢”？即使下了診斷，在王中磊看來，家長如何看待孩子、調整自己的期待、調整養育模式來幫助孩子成長，才是更重要的事。
但很多時候，一個孩子被確認為注意力不夠好，不一定就能得到恰當的幫助。
復旦大學心理學系教授李曉茹現在正負責一個名叫“小松鼠”的專案，為有注意力缺陷的孩子家長提供支援，指導家長如何面對孩子日常學習、生活中的困難與問題。
作為心理學家，在李曉茹看來，“從一個小朋友畢生發展來看，神經發育的速度與他人不一致、不同步太可以理解了，很可能這是他的節奏，既不能過早下結論，認定為發育障礙，也需要有科學態度”。從神經發育來看，“沒有兩片樹葉是相同的”，“現在最大的問題來自孩子的特質、成長節奏和他所生存的環境之間的要求不能匹配上。”
“坐著要小手背起來，寫字要把雙手放在桌上，右手拿筆，都是這種姿勢，但凡出現一個歪著頭或者斜著身子的，讓拿筆沒拿筆，用一隻手扶著桌子，在這種環境下都是‘異類’。”李曉茹說，隨之而來的更嚴重的問題是“作為老師和家長，大多會責怪孩子不守紀律、不認真、不努力，長期的負面評價與批評打壓，容易導致抑鬱、焦慮等各種問題。”
對於家長來說，很多時候身不由己。為了給孩子“減負”，楊穎停掉了孩子週末大部分課外班和活動，扔了家裡許多東西，但學校的課業她無法干預。無論是老師的反饋，還是和其他孩子的對比都在告訴她，女兒就是更“差”的那個。現在，看到女兒寫作業時溜號，她會控制不住地生氣。
姜雨萌是另一位受到同樣困擾的家長，她7歲的兒子剛上小學一年級，沒有打架、違紀等嚴重事件發生，作業按時做，成績也不差，怎麼看都是一個普通的小孩，但老師每隔一兩天都來“投訴”——讓孩子翻書的時候沒有翻，孩子上課又亂動了——說來說去就是孩子注意力差又好動。
《我們與惡的距離2》劇照
姜雨萌想，對於一個7歲的小男孩來說，這些行為真的不正常嗎？但老師的一句話說服了她：“現在一年級不培養好的學習習慣，到了三年級作業多時就跟不上了”。3個月前，她為孩子報了一個注意力培訓機構，每月一萬多元，上個月，又派孩子姥姥去學校陪讀。這對孩子的學習成長究竟能起多大幫助，她也說不清，但至少現在，她不會再被老師三天兩頭的訊息折磨。
不只是孩子，在成年人的世界裡，“ADHD”也開始變得“流行”起來。
我的朋友李佳是一名記者，“賽博確診”為ADHD有一段時間了。最初，她在網上看了科普，覺得自己條條都中：寫稿的時候不專心，不能一氣呵成地寫完，總是寫著寫著就去玩手機；不能完成2個小時以上的採訪，對方說著說著她就走神。作為同行，我提出疑問：這些“症狀”，任何人都會有吧。但李佳回憶自己小時候就被評價“小聰明”，“坐不住板凳”，對“自診”的結果比較自信：“我感覺我就是，80%的可能吧。”
覃豔華是浙大邵逸夫醫院成人注意缺陷/多動障礙門診的醫生。她2014年開始從業，但直到2021年院裡準備開展成人ADHD門診時，她才第一次聽說這個疾病，培訓“上崗”。但這兩年，像李佳一樣“自診”的成年人越來越多了，覃豔華深有體會。他們醫院是2022年開放門診的，每週的週三下午，固定放15個號源。最初，一天只有兩三個人來掛號，從去年開始，門診一下爆火，基本只能掛到三週後的號，大多人走進診室的理由是：我在網上用自測量表測出我有ADHD，想來確診一下。
面對激增的患者量，覃豔華心情有些複雜。一方面，過往醫生和患者都沒有成人ADHD概念，不少真正的ADHD被誤診為抑鬱、焦慮等其他精神疾病，怎麼治都“治不好”，認知的普及是件好事兒。但另一方面，網路提供的資訊太泛化，給人“誤導”，許多來看病的人，都不是ADHD。她特意做過統計，來訪者中最終被確診的，只有3/10。
按說，被醫生排除了患有疾病，本來是件好事，但在覃豔華的診室裡，很多人的反應是情緒激動，問她：“量表上這些症狀我都符合，你憑什麼說我不是？”極端的人甚至要去投訴她。
《我是ADHD嗎？》劇照
覃豔華髮現，很多人是在考公考研期間“自診”的，她也搞不清，他們是學習壓力大，要求高導致的認知錯位，還是隻想開出“專注達”（鹽酸哌甲酯緩釋片，ADHD適用藥物）。由於抑鬱、焦慮也會引發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狀，覃豔華也會推薦一些來訪者，再去其他精神科門診看下。
醫生的解釋並不能平息網際網路上“人均ADHD”的現象。翻閱社交平臺，不少人在“科普帖”下面回覆“每條都中”“原來我是ADHD”。
李佳的自我診斷來自對比，她舉例說，有個同行經常在朋友圈發文，稱與受訪者一口氣聊了3個小時，採訪內容有一本書的體量，一天寫完一萬字……等等。這些數字量化的成果持續刺激李佳，讓她產生挫敗，“為什麼別人都可以，但我不行”。這種情況下，想想自己可能是ADHD，李佳感覺舒服多了。
在李曉茹看來，李佳這樣的自診者是在用ADHD來應對“理想自我”——他者塑造了理想的具體形態，而理想和現實之間差距越大，對自我的不滿足會導致自責和批評越來越多。
在復旦教書的李曉茹說，曾有不少學生課後主動找到她，認為自己應該是ADHD，要不要去醫院確診。李曉茹會問他們：這個診斷對你有什麼意義？在她看來，如果透過確診得到的解釋，能讓人更加理解和接納自己，那確診是件好事。但如果確診後，只會給自己貼上“有病”的負面標籤，增加精神負擔，那診斷毫無必要。而比醫學診斷更重要的其實是，面對問題，能不能找到對應的辦法悅納自己，找到適合自己大腦的生活方式。
小林是另一個被ADHD困擾的同行，但困擾的方式有所不同。她說自己從小就背不下來古詩詞，三角函式只能記住一個公式，其他全考上考場現推，作業只有在“再不交就會產生無法挽回的後果”的恐懼中才能開始動筆。她一直堅信自己就是一名ADHD患者。去年，她心血來潮，去北京一家權威的精神科就診。在做了量表和一些注意力測試後，醫生幾乎沒問她什麼問題，就告訴她，所有的資料都顯示她有ADHD，注意力還不如13歲小孩，問她要不要吃藥。她反而立即產生了懷疑，“你就這麼草率地判斷？我能相信你的結論嗎？”小林沒有開藥，直接走人了。
《不求上進的玉子》劇照
一個月後，因為一次工作不順，小林還是回去開了藥。服用專注達後，她確實體會到了“正常人的世界”。因為抗拒工作大哭2小時的事，再也沒發生過，做事也更“高效”了。“這是我”？小林自己都不敢相信。但藥物之外，小林生活的另一個很大的變數是，她離職了，變成了自由職業者，工作合作伙伴對她遠比原來的領導更包容。現在小林會不由得想：“我懷疑自己不是（ADHD），因為我其他事，做得都還行”。
“身體疾病和心理疾病在評價方式上的很大不同，在於我們到底如何去理解一個人因為一些症狀而產生的功能上的損害，如何評估他的痛苦來源，痛苦的強度。有些就是痛苦強，必須去治療和干預。有些他哪怕有同樣的症狀，但是他的生活還不錯，就不用去治。疾病與健康於醫學而言有明確的邊界，但異常與正常對個體而言只有一個相對的評價方式，這之間的彈性空間是極大的。”李曉茹說道。
排版：球球 / 稽核：雅婷
詳細崗位要求點選跳轉：《三聯生活週刊》招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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