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陳睿怡 中國政法大學本科
一審 |富 揚 北京師範大學法律碩士
二審 | 李梓源 布里斯托大學LL.M.
編輯 | 楊詠文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研究生
田 悅 華僑大學本科
責編 | 劉一賢 國際關係學院本科
從制裁到徵稅：
IEEPA授權與合憲邊界的再審視
——評Simplified訴特朗普關稅案
陳睿怡
2025年2月1日，特朗普政府釋出14195號行政命令，宣佈美國進入國家緊急狀態，並依據IEEPA，1702(a)(1)(B)條規定，對從中國進口的相關產品徵收10%的從價關稅。[1]2025年3月3日，特朗普政府再次釋出14228號總統行政命令，將前述關稅翻倍增加至20%。[2]
本案原告Simplified作為一家佛羅里達州的銷售公司，其上游生產鏈和產品供應商主要來自中國，對華關稅導致原告經營成本大幅度增長，而美國供應商無法提供合理替代產品。4月3日，新民權聯盟（New Civil Liberties Alliance，NCLA）代表Simplified公司，於美國佛羅里達州北區地方法院起訴特朗普政府。[3]原告主張，特朗普政府適用《國際緊急狀態經濟權利法案（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IEEPA）》徵收關稅缺乏法律授權、構成違憲。NCLA表示，先任各屆政府中，未曾有總統援引IEEPA施加關稅。特朗普政府對該法律條文的不當擴大適用威脅核心立法權。法院應當依據司法前例對該條文內容進行解釋，裁定總統不得依據該法設定關稅。[4]
一、IEEPA的制度淵源與立法初衷：
從戰時管制到經濟制衡
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長期依賴《與敵貿易法》（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 TWEA）在實施廣泛的經濟管制（包括阻止資金外流、凍結外國資產、限制進出口，甚至對所有進口產品徵收關稅）。70年代，美國國會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長期持續的“緊急狀態”使總統對經濟的干涉權過分擴張，缺乏有效監控。
為釐清權力邊界，美國國會於1976年透過《國家緊急狀態法》（National Emergencies Act, NEA）、1977年透過《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兩部法律共同對總統的緊急狀態權力設定了新的限制和程式要求——NEA要求總統公開、明確宣佈緊急狀態，每年需評估該“緊急狀態”是否持續；IEEPA則授權總統在進入“源自美國境外的異常且非同尋常的威脅”所構成的國家緊急狀態後，調查、管制並禁止多種國際經濟貿易活動。二者旨在對1917年出臺的TWEA予以改革和完善。兩部法案是冷戰後期美國平衡行政緊急權力與國會監督的產物，使總統能夠迅速應對國際威脅的同時，確保行政權力免於長期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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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IEEPA立法文字與司法解釋
IEEPA主要用於實施經濟制裁。其透過凍結外國政府、組織或個人在美資產，禁止美國的組織和個人與其進行金融交易，以向對方施壓。例如，1979年卡特總統凍結伊朗政府在美資產以應對人質危機；1995年克林頓總統凍結涉恐怖主義人員資產；2015年奧巴馬總統凍結委內瑞拉侵犯人權官員資產等等。除凍結資金外，美國政府也曾利用IEEPA直接禁止某類貨物、技術的進出口或限制美國企業對特定國家的投資。
（一）IEEPA的文字規定與程式要求
根據IEEPA第1701條，總統必須首先依據NEA正式宣告存在“異常且非同尋常的威脅”（unusual and extraordinary threat），該威脅危及美國的國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經濟局勢（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foreign policy, or economy of the United States），並且該威脅主要來自境外（has its source in whole or substantial part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根據該款但書，對於國際緊急狀態的宣告必須限於該具體威脅。
1702條規定，總統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後，有權調查、監管或禁止受美國管轄的任何外匯交易（any transactions in foreign exchange）、任何涉及外國或其國民利益的銀行機構的相關信貸或轉移支付（transfers of credit or payments between, by, through, or to any banking institution,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transfers or payments involve any interest of any foreign country or a national thereof），以及進出口交易（the importing or exporting of currency or securities）。
第1703條則要求總統在採取前述行動之前“在一切可能的情況下（in every possible instance）”與國會“協商（consult with）”，並在採取行動後“立即（immediately）”向國會提交報告。
需要指出的是，IEEPA和NEA並未對“國家緊急狀態”或“異常且非同尋常的威脅”作精確定義。由於術語本身的開放性、以及其同時涉及了對外交和國家安全的界定，法院傾向於將緊急狀態認定視為司法不可輕易干預的政治事項。同時，NEA明確保留了國會透過（不可否決的）聯合決議推翻國家緊急狀態宣告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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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司法機關對IEEPA權力邊界的界定
1981年Dames & Moore v. Regan一案中，[5]最高法院首次解釋了IEEPA授權邊界。美國總統卡特於伊朗激進分子佔領美國大使館後宣佈進入國家緊急狀態，依據IEEPA凍結了伊朗在美資產，向伊朗激進分子施壓，要求其釋放人質。1981年1月，美伊達成阿爾及爾人質釋放協議（Algiers Accords）。新任總統里根執政後，依據協定，釋出行政命令解凍伊朗在美資產、中止美國法院中所有涉及伊朗政府的民事訴訟，並要求將涉伊案件轉交至新設仲裁庭。
案件原告主張其對伊朗政府享有300萬美元債權，而行政部門無權撤銷其正在進行的對伊訴訟司法程式。原告主張，里根總統的行政命令損害了其債權的實現，並質疑IEEPA並未授權行政部門干預私人法律救濟。法院在該案中認定，從法條原文出發，IEEPA允許總統透過取消司法扣押，以實現使“任何人就……任何外國擁有權益的財產行使的任何權利、權力或特權”無效或作廢的目的。同時，結合立法背景，無論是IEEPA本身的立法歷史，還是其前身TWEA，都未將總統權力侷限於凍結資產；相反，兩項法律在“較概括性意義”上（both statutes highly relevant in the looser sense of indicating congressional acceptance of a broad scope for executive action），表明國會在立法時賦予了總統廣泛裁量權——例如，在TWEA時期，最高法院就在Orvis v. Brownell案中認可了在戰事和緊急狀態下，總統享有處置國外資產的廣泛權力。需要指出的是，法院在Dames & Moore v. Regan案中確認了國會在1977年透過IEEPA縮小和平時期總統緊急權力的立法意圖，但其認為這並未影響總統採取本案所涉具體措施的權力，總統享有的無效（nullify/void）、移轉（transfer）、強制（compel）等經濟舉措的核心行政權力並未動搖。
1984年，最高法院在Regan v. Wald一案中，再次確立了總統所享有的經濟領域的廣泛裁量權：在國家緊急狀態背景下，總統施加對特定國家的旅行及交易限制。該案中，多數意見強調，國際旅行涉及外交和國家安全考量，只要限制措施有正當的外交政策理由，總統依據IEEPA實施的古巴旅行限制並未違反憲法保障的自由權利。1988年國會修訂IEEPA第1702(b)款，增加了禁止限制旅行日常交易的條款，雖然該修法被視為對Regan v. Wald限制旅行案的回應。但在該案發生時，法院仍支援了總統對旅行加以限制的權力。
（三）當IEEPA權力觸及憲法權利：
以TikTok/WeChat案為例
前述兩則案例均反映出，司法部門對總統基於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目的行使IEEPA/TWEA的權力予以高度尊重。然而，當IEEPA授權行使的權力與核心憲法權利（例如言論自由）相沖突時，司法部門可能傾向收窄解釋總統許可權，以確保維護憲法邊界。這與以往在經濟領域（如資產凍結、限制交易）的寬鬆態度形成對比，反映出司法權對於IEEPA行使所涉領域的不同考量——涉及國家安全和純財產權益時，法院高度尊重總統權力；而涉及憲法保障權利時，法院態度明顯收緊更加謹慎。
2020年，特朗普依據IEEPA宣佈國家緊急狀態，試圖禁止中國公司旗下的TikTok（抖音海外版）和微信在美國的執行。TikTok公司、美國微信使用者聯盟分別針對特朗普提起了訴訟。兩起案件的一審法院均頒發了初步禁令，阻止特朗普政府對應用的全面封禁，但法律論證側重點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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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TikTok v. Trump一案中，華盛頓特區聯邦地區法院法官Carl J. Nichols主要依據IEEPA的法定限制作出裁定，而未深入討論憲法問題。法院指出，IEEPA第1702(b)款明文排除了總統管制某些活動的許可權，包括：“資訊或資訊材料的進出口（the importation from any country, or the exportation to any country）”以及“不涉及有價物的個人通訊（any postal, telegraphic, telephonic, or other personal communication, which does not involve a transfer of anything of value）”。TikTok作為影片分享社交平臺，涉及大量資訊內容的傳播，且使用者之間的交流屬於個人通訊。法官認定，特朗普政府的禁令“很可能超出了IEEPA授權的合法範圍”，總統此舉違反了IEEPA設定的行權界限。[6]
U.S. WeChat Users Alliance v. Trump案中，加州北區法院法官Laurel Beeler則側重於對憲法第一修正案進行檢視。法官指出，微信禁令對數百萬華裔美國人交流施加了全面限制，嚴重干預言論自由，憲法合法性存疑。Beeler法官同時指出，原告提出的IEEPA超越授權主張在某些方面同樣成立，只是其裁定依據的法律論理主要基於憲法。
兩案政府均提出上訴，但隨後新一屆拜登政府撤銷相關禁令，上訴程式終止。
法院在前述兩個案例中的態度，反映出司法對於IEEPA所涉領域的不同考量：對於純授權範圍問題（總統行使某一行政權力是否在IEEPA授權內），法院多以法條文義和立法歷史為依據判斷（如Dames & Moore認定nullify和transfer包括撤銷扣押、轉移財產）；對於可能侵權問題，法院則引入了利益衡量和憲法原則（如WeChat案權衡言論自由與安全，傾向保護言論）。而對重大結構性問題（如國會-總統權力分野），法院可能進一步引入非授權/重大問題原則輔助裁決。需強調的是，迄今尚未有法院真正推翻依據IEEPA宣佈的“國際緊急狀態”，或完全否定總統依據IEEPA的行政行為有效性——爭議焦點更多集中於如何解釋IEEPA，而非行政決定是否構成違憲。
總體而言，在大多數聯邦判例中，只要總統行動在IEEPA字面授權之內，且不觸犯該法規定的例外（禁止領域）或明確違反其他更高層階法律（如憲法），法院傾向肯定其合法性。這一傾向賦予了總統在面對國家緊急狀況時較大的行政權力，使其能夠超常規地干預市場行為和私人權利以維護國家利益。
三、特朗普政府以IEEPA徵稅的“非常規”
路徑與法理風險
特朗普政府對IEEPA的適用既延續了前任既往方案，也有突破傳統的一面。一方面，特朗普在任內援引了IEEPA對委內瑞拉馬杜羅政權實施凍結令、並對伊朗和朝鮮持續制裁；另一方面，特朗普試圖把IEEPA運用於徵收關稅這一“前無古人”的方向，引發了廣泛的法律和政治爭議。[7]自IEEPA生效以來，沒有任何先任總統直接以IEEPA來單方面徵收關稅，而是適用專門的貿易法授權來調整關稅——例如根據《1962年貿易擴充套件法》第232條，啟動“232調查”並出於國家安全限制特定產品進口；或依據《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對不公平貿易行為施加報復性關稅。
（一）IEEPA關稅命令概覽：
行政條款與政策意圖分析
特朗普在其第一個任期內（2017-2021年）即廣泛適用IEEPA，制裁了3,700多個實體並發表了11項國家緊急狀態宣告。而在其第二個任期內（截止2025年4月15日），特朗普已經發布了19項與貿易關稅相關的行政命令、4份總統備忘錄以及3項公告。其中，適用IEEPA徵收關稅的行政命令包括：
表 1 表格資料來源：白宮行政命令關鍵詞檢索及整理
（二）文字解釋與先例支援：
IEEPA是否涵蓋徵稅權？
IEEPA本身由國會立法，授權總統行使特定權力，理論上總統依據IEEPA採取行動無需另行取得國會批准。然而問題在於，IEEPA的授權範圍是否包括加徵關稅。從IEEPA文字出發，其法條用語中的“調查、監管或禁止”經濟交易、“阻止或禁止”進出口等授權措施並未包含“關稅”一詞。同時，根據通常理解，“禁止進口”指的是全面禁運，而“加徵關稅”屬於允許進口但附加費用的行為，不屬於法條文字的授權範圍。
然而，也有觀點指出，“管控（regulate）”涵射範圍足夠寬泛。且實踐中關稅和禁運效果相似，都是對商品進口設定障礙，因此透過徵稅來實現貿易管控也在IEEPA的授權範圍之內。此外，該結論的支持者援引TWEA先例，以論證總統享有緊急狀態下徵收附加關稅的權力——尼克松總統曾於1971年援引《與敵貿易法（TWEA）》施加10%進口關稅作為經濟制衡手段，以迫使日本和西德重新估算其貨幣對美元價值。而TWEA第5(b)(1)(B)節包含了與IEEPA第1702(a)(1)(B)節相同的含義，並在Dames & Moore一案中，由最高法院確認IEEPA該節用語“直接借鑑自（directly drawn）”TWEA。[24]
然而，進一步審查政策差異性會發現，尼克松適用TWEA採取的關稅策略並不能為特朗普援引IEEPA加徵關稅提供完整背書——雙方在其策略目標上存在鮮明差距。尼克松戰略的主要目標不是保護美國工業，而是透過向他國施壓迫使其重新衡量本幣價值，提升美元貨幣的購買力——其對於貨幣升值要求的是具體的、可操作的和透明的，一旦達到了特定匯率，關稅即告取消。而特朗普的關稅措施在針對國家、匯率幅度、施加期限上，都並不明確；“實現製造業迴流”、“減少貿易逆差”等目標也缺乏可量化的清晰指標。[25]
考慮到關稅作為常態貿易政策工具，涉及巨大的經濟利益和財政收入，根據“重大問題原則（Major Questions Doctrine）”，如果一項行政行為具有巨大的經濟和政治意義，法院要求國會必須對政府進行明確授權。而IEEPA的立法記錄中找不到任何賦予總統針對關稅的普遍性權力的意圖，因此按照重大問題原則，也無法從目前的法條授權中推斷出前述權力。
然而，無論法院最終認為IEEPA是否授權總統徵稅，總統依據IEEPA徵關稅無需得到國會事前批准（因為IEEPA已是授權法律），只有可能面臨國會事後立法反制或司法審查。實際上，在2024年9月即有議員提案，要求明確禁止總統利用IEEPA加徵關稅的，但提案最終均未能透過。[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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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家緊急狀態的認定邊界：
政策目的與法律工具的錯配
特朗普涉墨西哥、加拿大及中國的行政命令亦存在違反IEEPA法定條件的嫌疑。
首先，傳統上IEEPA規定的“異常且非同尋常的境外威脅”多涉及戰爭、恐怖主義、核擴散等直接的安全威脅，移民問題及毒品問題能否構成“異常威脅”存疑。其次，IEEPA要求應對措施必“針對該威脅”，也即所採取的措施與威脅之間要有合理關聯。移民問題本質上是邊境執法和人道主義議題，使用關稅這一經濟手段不但未能緩解邊境安全壓力，反而將經濟壓力施加給墨西哥，有對IEEPA的曲解適用之嫌疑。更是有學者尖銳地指出，此舉是“以毒品戰爭和移民危機為藉口，行貿易保護或外交勒索之實”，手段與目的缺乏關聯性和正當性。[27]
具體而言，就Simplified一案中的對中關稅行政命令而言，特朗普宣佈因非法阿片類藥物進口而進入與中國有關的緊急狀態。原告並未質疑阿片類藥物氾濫（特朗普曾將對華加稅部分歸因於芬太尼走私）是否屬於緊急情況，但其質疑“阿片危機與所加徵關稅之間並無任何關係”，而且對於解決走私問題而言，徵收關稅不是“必要”的。特朗普在其宣告中也承認，其對中國徵收關稅的真正原因並非指向藥物流通問題，而是希望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
此外，IEEPA要求總統儘可能在事先與國會溝通。特朗普在宣佈關稅前並未充分諮詢國會，存在程式不當之嫌疑。雖然IEEPA和TWEA缺乏強制性的前置程式規定，但此舉顯然違背了立法者所設定的，總統只會在真正的危機時刻以適當手段啟用該條款的立法初衷。
四、從非授權立法到重大問題原則：Simplified案涉及的合憲性爭議
除了前述法律技術層面的爭論外，特朗普此舉也存在違憲爭議，存在立法權過度下放和行政權過度擴張之嫌疑。如果IEEPA被解釋為授權總統對進口商品課稅，等於將國會的稅貿立法權讓渡給總統，使後者得以繞過國會享有不受限制的稅賦決定權。
（一）“可理解原則”與“重大問題原則”的
演進與適用標準
美國憲法規定“立法權屬於國會”。非授權立法原則要求，國會不得將其立法職能完全轉授他人。這一原則旨在維護三權分立、防止行政部門擅自越權行使立法權。然而，鑑於現代社會治理複雜性，國會在立法中經常需要授權行政部門制定細則以實施法律。[28]
聯邦最高法院在1928年J. W. Hampton, Jr. & Co. v. United States一案中確認，在一定限度內，只要國會在授權性法律中規定了“足夠明確的標準以指導行政部門行使權力”，即滿足“可理解性原則（intelligible principle）”，國會可以將自由裁量權委託給行政部門。[29]該案中，法院認定，既有的關稅法已為總統提供了調整關稅的明晰標準（即“使國內外生產成本相等”），總統此時只是代理執行國會意志，並未越權。
二戰後至20世紀末，最高法院延續了對於行政部門自由裁量權的寬鬆態度，只要法律中體現了/可被解讀出對自由裁量權的一定約束邊界，即認定合憲。[30]例如，法院曾先後認可國會授權行政機構在戰爭時期對“過高利潤”主體徵稅、授權銀行監管機構根據“公共利益”接管銀行等，即使前述法律中僅僅使用瞭如“公正合理”、“公眾利益”等含義模糊的限定性詞彙。[31]1989年的Mistretta v. United States一案對該原則進行了總結——判決指出，法院幾乎從未否定過國會授權法的合憲性，因為基於常識和政府運作的現實需要，國會必須向行政機構分派一定的許可權。換言之，只要能推匯出國會立法採取了最低程度的約束意圖，法院都會認可該授權性法律的合憲性。因此，在相當長時期內，“可理解原則（intelligible principle）”被視為門檻極低的要求。
然而，近年來隨著“重大問題原則（Major Questions Doctrine）”的逐步引入，非授權立法原則得到了新發展，預示著司法部門可能在特定重大領域重新收緊對國會授權的審查強度。2019年的Gundy v. United States案件中，幾位大法官指出，有必要重新審視授權立法的適用界限；2022年的West Virginia v. EPA案件中，法院運用了“重大問題原則”對行政機構在缺乏清晰授權情況下擅涉重大政策決策予以限制——法院指出，當涉及“有重大經濟和政治意義”的政策時，除非國會清晰明確授權，否則行政部門不能當然享有制定該類政策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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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IEEPA授稅是否越權：
Simplified案的合憲問題討論
具體到本案中，如前所述，總統可以禁止或管制進出口，但直接徵收額外關稅是否在授權之列並無先例可循。同時， IEEPA本身的授許可權定條件是存在對國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經濟的異常威脅，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而假設法院傾向於認為IEEPA涵蓋加徵關稅，那麼便不可避免地要檢視此授權是否符合“可理解原則”。被訴政府方則可能主張，IEEPA本身即隱含了符合“可理解原則”的標準：即其目的在於應對國家緊急狀況下的外國威脅。這種限定雖較為寬泛，但類似標準亦存在支援案例——例如，在American Institute for Int’l Steel, Inc. v. United States一案中，美國國際貿易法院遵循了最高法院在1976年Algonquin案中的判決，明確裁定232條款中“國家安全受威脅”的措辭滿足可理解原則。CIT同時強調，條款在程式上所要求行政部門進行調查、報告，並賦予總統基於報告採取行動的許可權，已經表明國會在立法中設定了一定程式和條件，該等要求並非毫無限制，因此合憲。
在American Institute for Int’l Steel案中，原告隨後向最高法院申請了“調卷令”，希望藉此契機邀請最高法院重新評估非授權立法原則的邊界，然而，2020年6月最高法院拒絕受理該案，暗示最高法院認為232條款中“國家安全受威脅”的表述滿足合憲性要求。同時期，Transpacific Steel LLC v. United States案質疑特朗普增加對土耳其的鋼鐵稅違反了232條款程式和平等保護原則，雖然案件側重於程式和行政法問題，未主張直接的授權違憲，但Transpacific案一審裁定總統未遵守232條款規定，擅自提高特定國家關稅構成越權。然而，聯邦巡迴上訴法院隨後推翻了該判決。
對比232條款，IEEPA在關稅問題上面臨的合憲性挑戰有類似之處：首先，兩者同樣存在授權標準寬泛的問題——232條款的標準是“國家安全”，IEEPA的條件是“源自外國的異常威脅”，都在表述上給予了廣闊的自由裁量空間，而前者已被最高法院判定符合可理解原則。同時，雖然二者都涉及國家安全/外交因素，但232條款本身嵌入了國家安全這一特定目的，IEEPA則可適用於更廣泛的“異常威脅”（本案即是特朗普以阿片類藥物威脅公共健康危機作為啟動因素）。然而，232條款含括關稅和配額措施，屬貿易立法；而IEEPA為制裁立法，涉關稅時可能更易被視為超出其立法本意。
考慮到法院一般不會直接否定某一授權法的合憲性，有必要進一步考量“重大問題原則”的輔助論證作用——原告訴請中也援引了該原則，主張上百億美元商品關稅涉及廣泛的經濟利益分配和外交影響，絕非國會在1977年制定IEEPA時所明確賦予總統的權力。這一論點與非授權立法原則相輔相成：若法院不願直接宣佈IEEPA違憲，則可藉由解釋法律未明確授權關稅措施，從而避開可能的違憲結論。同時，這也回應了最高法院在West Virginia v. EPA等案中展現的新傾向，即透過嚴格的立法解釋維護憲法權力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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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Simplified案背後的制度邊界與憲政邏輯
當行政部門（總統）將緊急經濟權力延伸至新領域（如以關稅解決非貿易問題）時，必須接受法律和憲法的檢視。特朗普基於IEEPA的關稅命令是否違憲的問題目前尚未有最終司法定論，但圍繞該問題的立法討論和司法審查本身即體現了美國法治對行政權力擴張的監督和平衡機制。[32]
鑑於最高法院對“國會必須清晰授權重大行動”原則的強調，司法可能傾向嚴格解釋IEEPA，認定其不包含關稅。即便如此，由於IEEPA涉及外交領域，某些法官或許會認為應給予行政部門更大彈性以容許關稅徵收行為。但總體而言，當前跡象顯示司法對於突破傳統範疇的IEEPA運用抱持謹慎態度，傾向於維護國會在重大經濟決策中的意圖和地位。這種微妙的轉變並非否認先前判例，而是區分了“制裁具體資產”與“全面徵稅”的界限：前者屬於典型的緊急性權力運作，後者則更接近日常治權範疇，需要更強的法律依據。
特朗普政府作為被訴方，可能援引2019年American Institute for Int’l Steel案，強調法院在涉及國家安全問題時，高度尊重總統行政權。同時，從憲法體系和歷史先例出發，貿易關稅雖然涉及經濟，但在本案背景下是總統為應對外國源頭的毒品流入（涉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所採取的緊急手段，具有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雙重屬性。此外，政府方還可能強調，此次徵稅並非永久性改革措施，而是針對“非常規危機”所採取的“臨時過渡性”緊急回應。在行政權與立法權的關係中，此類臨時措施可被視為一種暫時的危機應對手段，不構成對國會立法權的根本性侵蝕。
而就原告而言，Simplified公司早前作為“MAGA”政策的堅定支持者，曾公開表態支援“製造業迴流”與“貿易重塑”主張；然而其卻首當其衝地成為了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的受損害方——effectively shooting itself in the foot。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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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ec. Order No. 14,195, Imposing Duties To Address the Synthetic Opioid Supply Chai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pr. 17, 2025). “…I hereby declare and reiterate a national emergency under the NEA and IEEPA to deal with that threat. This national emergency requires decisive and immediate action, and I have decided to impose, consistent with law, ad valorem tariffs on articles that are products of the PRC as set forth in this order. In doing so, I invoke my authority under section 1702(a)(1)(B) of IEEPA and specifically find that action under other authority to impose tariffs is inadequate to address this unusual and extraordinary threat.”
[2] Exec. Order No. 14,228, 90 Fed. Reg. 11,463 (Mar. 3, 2025).“In recognition of the fact that the PRC has not taken adequate steps to alleviate the illicit drug crisis, section 2(a) of Executive Order 14195 is hereby amended by striking the words “10 percent” and inserting in lieu thereof the words “20 percent”.
[3] 新民權聯盟 (New Civil Liberties Alliance, NCLA) 是美國一家非營利性的公益訴訟組織，並多次發起針對美國政府越權行為發起政治性訴訟。
[4] “No prior president ever thought the IEEPA allowed him to set tariffs. Reading this law broadly enough to uphold the China tariff would transfer core legislative power. To avoid that non-delegation pitfall, the court must construe the statute consistent with nearly 50 years of unbroken practice and decide it does not permit tariff setting.”
[5] Dames & Moore v. Regan, 453 U.S. 654 (1981).
[6] TIKTOK INC. et al v. TRUMP et al, No. 1:2020cv02658 – Document 30 (D.D.C. 2020).
[7] Cassidy Levy Kent, Across-the-Board Tariffs: Can a U.S. President Do That?, Cassidy Levy Kent (Sept. 30, 2024), https://www.cassidylevy.com/news/across-the-board-tariffs-can-a-us-president-do-that/.
[8] Exec. Order No. 14,193, 90 Fed. Reg. 9113 (Feb. 1, 2025).
[9] Exec. Order No. 14,197, 90 Fed. Reg. 9183 (Feb. 3, 2025).
[10] Exec. Order No. 14,226, 90 Fed. Reg. 11369 (Mar. 2, 2025).
[11] Exec. Order No. 14,231, 90 Fed. Reg. 11785 (Mar. 6, 2025).
[12] Exec. Order No. 14,194, 90 Fed. Reg. 9117 (Feb. 1, 2025).
[13] Exec. Order No. 14,198, 90 Fed. Reg. 9185 (Feb. 3, 2025).
[14] Exec. Order No. 14,227, 90 Fed. Reg. 11,371 (Mar. 6, 2025).
[15] Exec. Order No. 14,232, 90 Fed. Reg. 11,787 (Mar. 6, 2025).
[16] Exec. Order No. 14,195, 90 Fed. Reg. 9117 (Feb. 1, 2025).
[17] Exec. Order No. 14,200, 90 Fed. Reg. 9277 (Feb. 5, 2025).
[18] Exec. Order No. 14,228, 90 Fed. Reg. 11,463 (Mar. 3, 2025).
[19] Exec. Order No. 14,256, 90 Fed. Reg. 14,899 (Apr. 2, 2025).
[20] Exec. Order No. 14,245，90 Fed. Reg. 13,829 (Mar. 24, 2025).
[21] Exec. Order No. 14,257, 90 Fed. Reg. 15041 (Apr. 2, 2025).
[22] Exec. Order No. 14,259, 90 Fed. Reg. 15,509 (Apr. 14, 2025).
[23] Exec. Order No. 14,260, 90 Fed. Reg. 15,626 (Apr. 15, 2025).
[24] “…an examination of its legislative history as well as the history of § 5 (b) of the 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 (hereinafter TWEA), 40 Stat. 411, as amended, 50 U.S.C. App. § 5 (b) (1976 ed. and Supp. III), from which the pertinent language of § 1702 is directly drawn…” Dames & Moore v. Regan, 453 U.S. at 671.
[25]Steve Vladeck, Can a U.S. President Impose Universal Tariffs Under IEEPA?, Lawfare (Mar. 15, 2025), https://www.lawfaremedia.org/article/universal-tariffs-ieepa.
[26] 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Act of 2024, S. 5066, 118th Cong. (2024)
[27] Jack Nicastro, Are Trump's Tariffs Constitutional?, Reason (Apr. 4, 2025, 12:40 PM), https://reason.com/2025/04/04/are-trumps-tariffs-constitutional/.
[28] Are Trump’s Tariffs Constitutional? Reason (Apr. 4, 2025), available at reason.com
[29]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art. I, § 1, Origin of Intelligible Principle Standard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 2022), available at constitution.congress.gov.
[30] Lisa Schultz Bressman, Schechter Poultry at the Millennium: A Delegation Doctrine for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109 Yale L.J. 1399 (2000).
[31] Lichter v. United States, 334 U.S. 742 (1948)；Fahey v. Mallonee, 332 U.S. 245 (1947).
[32]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Legal Authority for the President to Impose Tariffs Under IEEPA: Background and Prospects, LSB11281 (Apr.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