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再次談到這幾年受到的爭議，他的語氣沉了下來，「實話說我又在意又不在意。我知道這是無解之症，這個時代的特性如此，你又要跟這個時代共舞，你要融入這個時代中，適者生存，所以你能怎麼辦？你一定要培養一顆特別強大的心臟。」
「適者生存」——是他在訪談中反覆提起的一句話。
文｜宋南
編輯｜張弛
圖｜受訪者提供
「誰會真的在意陳思誠是誰？」
《唐探1900》上映後的第三天，陳思誠跑去了三亞，票房走向基本已定，任何和宣發有關的事情，他一律不想理。但很多聲音躲是躲不掉的。《哪吒之魔童鬧海》不到10天就破了影史票房紀錄、DeepSeek讓英偉達市值在一夜間蒸發了6000億美元，他主動說起這些數字，這是他最近印象最深的兩個瞬間，「一切都太快了」。站在「唐探」系列第十年的節點上，他沒有預期中的興奮或不安，語氣平靜，「我現在需要的是清空自己，想暫時離所謂的電影遠一點。」
想要清空的想法並不是今年才有。兩年前，《消失的她》上映，最終票房超過35億元，打破73項票房紀錄。與此同時，非議在網際網路上湧出。學者戴錦華形容這是一部「越罵越看的電影」：「在大片如林、強手環伺的情況下，異軍突起，成為當年的一顆票房炸彈。」也是在這一年，陳思誠被貼上了「產品經理」的標籤。
一年後，到了《解密》上映的時候，他還是一樣捱罵。一開始，他試圖解釋，比如彩蛋的設計不是出於自戀，罵聲依舊後，他的解釋逐漸變成自嘲，一次路演現場，面對觀眾的質疑，他直接表示：「來吧，罵我吧！」「其實正片結束到彩蛋之間，有1分41秒，足夠大家逃離現場。」
他從不迴避有關爭議的問題。2024年底《誤殺3》的一場活動上，他主動談起「產品經理」：「去年《消失的她》成功了以後開始有一些異樣的聲音，說我是中國電影圈最精明的產品經理，我一開始還挺排斥的，因為我一直拿自己當一個創作者看，自認為對創作這件事情挺兢兢業業的，他們這麼說，我一開始覺得受傷，但是現在忽然覺得我們需要所謂的產品經理，因為我們這麼『產品』、這麼『算計』、這麼『精明』，有的電影的市場反饋還是不理想。」
我們分別在電影上映前後兩次見到陳思誠。第一次採訪，他剛陪兒子去馬來西亞參加完歌唱比賽，前一天早上下了飛機，下午就去公司工作。我們採訪的當天上午，他剛參加完電影頻道的節目錄制，見到他時，臉上還帶著妝。
鏡頭之外的陳思誠，過著一種被他稱之為乏味的生活。沒有娛樂、越來越少的社交，生活被電影填滿。在馬來西亞的那幾天，他抽空看完《魷魚遊戲2》和《百年孤獨》，同步還在處理《唐探1900》的宣傳物料。我們的採訪被夾在另外兩個採訪中間，工作人員都瞭解他的習慣，這是一個幾乎24小時隨時線上的導演。
陳思誠
過去10年，由陳思誠導演和監製的大部分電影都取得了很好的票房回報：2014年他導演的第一部電影《北京愛情故事》，一天之內票房過億元，打破了國產愛情片的票房紀錄；「唐探」系列總票房超120億元，是中國影史上首個百億票房系列電影；《誤殺》第一部製作成本2億元，最終票房超過13億元，系列總票房超過33億元。
看上去，這一路像是他的「遠大前程」。但相比快樂，更多時候他感受到的情緒是「麻木」。在很多次採訪裡他都表達過，「我認為名和利給我帶來不了快樂」。對他來說，目標總在下一部電影。壹同製作的總製片人錢重遠告訴《人物》，每年公司孵化的專案多達十幾個，從前期創意、籌備拍攝，到宣發上映，每一個環節陳思誠幾乎都親力親為。2025年，他還有4部電影同時在籌備。
訪談中，陳思誠用「疲憊」來形容這幾年的感受，是一種「純心理上的疲憊」。聲音越來越多，「真真假假」。據多年好友、萬達電影董事長陳祉希回憶，《消失的她》上映後，陳思誠不止一次和她說，「既然大家都不喜歡我，我就不去（參加宣傳活動）了。」陳祉希說，「有時候他真的挺天真的，他是導演，真的以為自己可以不去。」後來的現實是，《解密》上映的那個月，陳思誠被宣發團隊摁在公司的會議室，接受了40多家媒體採訪。
在他看來，沒有人真的對陳思誠好奇。每當被問及差評他總是先這樣形容：「我接受一切評價。願意說就說，願意誇就誇，願意罵就罵。我還是那句話，解釋沒有任何用處，你就繼續拍你的戲，過你的人生就完了。」
有一次，母親問他，「兒子，怎麼最近你的新聞那麼多，怎麼全都是你？」陳思誠無奈地回覆，「媽，這不是全是我，是因為你搜過我，你就以為全世界都是我。」
今年春節檔，外界圍繞著《唐探1900》的討論聲音很快就被另一個數字覆蓋了——在陳思誠登頂中國影史票房最高導演後的第七天，餃子導演憑藉《哪吒之魔童鬧海》再次衝破所有人的預期，重新整理了這個紀錄。
後來，當我們再次回到這個話題，陳思誠反問了一個問題：「如果沒有這樣的交集，沒有這樣的工作，你真的會在意陳思誠到底是誰嗎？」他停頓了一下，說——「我很懷疑。」
《唐探1900》
「來啊，幹活」
事實上，無論喜歡他、反對他、捧他、罵他，人們對他始終關注。他的名字被投資方視為市場保障。在有關陳思誠的討論中，另一句經常被提到的話是：「影評人有多不待見陳思誠，影院經理就有多期盼陳思誠。」
不僅是投資方，許多演員、導演以及幕後創作者，都和他保持長期合作的關係。聊到陳思誠，大家的普遍反應都是——一個情緒穩定的導演，帶著一個氛圍健康的劇組。
從《北京愛情故事》開始，戴墨就在陳思誠的劇組當副導演。在他的印象中，哪怕是在最親近的人面前，陳思誠也很少流露負面情緒。《解密》上映時，《唐探1900》已經在山東樂陵開拍。當時，票房基本定型，陳思誠出差去路演的那10天，劇組的所有人都很擔心，「說實話我們比他更加擔心，怕《解密》的票房會影響到他」，但是，陳思誠回來後，沒有預想中的失落，「大哥樂呵呵回來了」，到了現場，直接就是一句，「來啊，幹活！」戴墨模仿陳思誠的語氣——「我沒事兒，你們還老勸我！」
前幾天，陳思誠突然問他，「你說，我們是真實存在的嗎？我們是不是被操控了？我們究竟是被哪個遊戲玩家操控了？」戴墨相信陳思誠的說法，「如果他不這麼想，不可能每年都能有穩定的產出。」
在片場，陳思誠永遠目標明確。從《北京愛情故事》開始，他就一手包攬從劇本到拍攝到後期剪輯的工作，他自己總結過：「我一直說導演的案頭工作非常重要，那是你一個人的戰爭，所有的影像風格大概想清楚，這是基本分，基本分以後，剩下的才是群策群力，攝影、美術、服化道和演員這些，共同幫你在基本分上錦上添花。」即使是監製的電影專案，最後一稿劇本也一定會由他最終上手寫一遍。
戴墨剛開始做導演的時候，陳思誠告誡他：「你不但要在前面做導演的工作，還應該去剪輯房。你去剪輯房就知道為什麼要這麼拍、哪些鏡頭可以不要。」拍攝《解密》，攝影指導曹鬱也發現，陳思誠的鏡頭數很少，「幾乎沒有什麼廢鏡頭」。在他參與過的大製作專案裡，這是非常少見的現象。
陳思誠和曹鬱在片場
也是因此，在陳思誠的片場，所有不確定性都被控制在最小範圍。在劉昊然的回憶中，拍攝「唐探」系列的10年，每次進組就像定時打卡，一般7、8月開拍，10月過完生日，緊接著就迎來殺青。在他的拍戲經驗裡，幾乎沒有劇組能做到像「唐探」這麼有序、規律——在合理的工作時間內完成規定的拍攝內容，讓所有人都能獲得充足的休息時間。
即使是面對預算和時間壓力最大的《唐人街探案2》，陳思誠依舊能在47天內拍完。那是這10年裡所有人弦繃得最緊的一次。以至劇組一個開始堅持到點「上下班」的美國副導演，很快發現這樣的節奏根本完不成拍攝，他只能跟著「劇組的時間」走。一個月後，劇組的老外都學會了一句中文——「來來來，快快快！」這是陳思誠在片場說得最多的一句話。
《唐探1900》最終用了3個月不到的時間就完成拍攝。劉昊然這樣形容那幾個月的劇組生活：拍攝日戲時，每天天光變暗就收工；收工後，劇組安排了一個健身教練，導演和演員排隊健身；晚上大家聚在一起，有時候聊天，有時候玩桌遊。周潤發在組的時候，每天早上還會叫上大家一起跑步，從幾個人慢慢變成一個跑團，劉昊然參加過三次，通常是7點起，跑半小時，回來洗完澡還能睡個回籠覺。
這種對現場的掌控感貫穿他的整個導演生涯。拍攝電視劇版《北京愛情故事》時，陳思誠邀請康洪雷客串一個角色。到了現場，康洪雷發現，雖然那是陳思誠第一次當導演，但無論是演員的排程、機位，還是環境氛圍，陳思誠都已經表現得胸有成竹，「完全看不到一個新導演的那種捉襟見肘。」同為導演，康洪雷覺得，陳思誠是把大部分努力都用在了鏡頭之外。
《北京愛情故事》也是劉昊然的第一部戲。他的印象很深，最早參加選角，一間屋子裡有十幾個年輕人，原本他以為導演是安排他們來試戲，但陳思誠進屋後，讓所有人圍坐成一圈，玩互動遊戲。遊戲結束後，陳思誠讓每個人在紙上寫下印象最好的異性，不記名投票，男生中劉昊然的票數最高，於是成了電影中的宋歌。在陳思誠看來，宋歌這個角色最重要的是要讓人產生情愫感，相比他自己挑，不如讓同齡的孩子來選更合適。
對於演員來說，陳思誠的片場是讓人感到安全而鬆弛的。拍攝《唐人街探案1》的一場戲，王寶強的臺詞特別多，「至少有4頁紙」，還要用「廣普」說，揹著揹著「啪」就亂了，「從第3頁跳回第1頁，從第2頁又跳到第4頁」。陳思誠在監視器那頭喊：「兄弟，你這是串到姥姥家了。」卡了幾次後，王寶強有點慌，但陳思誠給足了耐心，「沒事，咱們一個一個鏡頭來。」王寶強覺得，陳思誠特別清楚自己要怎麼拍，無論遇到什麼障礙，都知道怎麼幫助演員解開。
陳思誠和《唐探》劇組
「我不想做一塊被人分的蛋糕」
康洪雷第一次見到陳思誠是在2004年的《民工》劇組，那時，陳思誠剛從中央戲劇學院畢業，「很時尚，很瀟灑」。但很快這種印象就被打破了。因為要體驗生活，陳思誠提前一個月跑到山西運城的大山裡頭。康洪雷再見到他，整個人都曬得黝黑，兩個肩頭都脫了皮，頭髮亂七八糟地炸著，他一下覺得，「這個人物有了」。
陳思誠是天生的演員，職業生涯以表演開始。1999年，他以專業第一的成績考入中戲表演班，在老師王麗娜的招生經歷中，陳思誠當年表演的小品仍然是歷屆考生中做得最好的一個。
還有一些被反覆說起的故事：上學期間，陳思誠改編過多部國內外名著，不僅自己寫劇本，還會自己做舞美和導演。他改編《一人頭上一方天》的片段至今仍在表演系和導演系的學生中流傳。
回憶那段時光，陳思誠覺得，在中央戲劇學院的學習經歷給了他一種底氣，「話劇是最能檢閱現場的，觀眾的喜怒哀樂，包袱響沒響，他們的評價，你會知道你是能控制舞臺的，是能做這個行業的」。
從一開始，表演就不足以滿足陳思誠。王麗娜記得，陳思誠大三剛出去拍戲，她就接到過一個劇組打來的電話，對方告訴她，陳思誠和導演吵起來了，你能不能找陳思誠聊一聊。王麗娜打電話批評他，陳思誠在電話那頭急了，「可是老師，關鍵你跟他溝通，他不聽，都是很好的主意，他不接受。」王麗娜告訴陳思誠，「你是演員，你不是導演，有本事你將來自己當導演。」
早年的一次採訪中，記者問陳思誠，為什麼更傾向於創作？陳思誠明確地表達：「演員特別被動，大家都習慣導演叫怎麼做就怎麼做。我一直煩這種感覺。我想做編劇、導演就因為我想把自己的想法完整地表達出來，就好像做一塊完整的蛋糕放到市場上去賣，但現在的狀況是，我就像一塊蛋糕，被人瓜分了擺到市場被別人賣。」
康洪雷記得，拍攝《民工》期間，陳思誠就把當時寫的電影劇本拿給他看，說：「導兒，有時間一定要看看，我寫的，很薄。」在康洪雷的印象裡，陳思誠在當時就表現出超越表演本身的創作慾望。拍攝那段時間，陳思誠不僅寫劇本，還創作過一首歌曲《雨》，後來收錄為《末路天堂》的片尾曲。
《民工》的另一個主演是張譯。回看兩位演員一路的軌跡，康洪雷覺得，如果張譯是創作型演員，陳思誠屬於創造型演員，「張譯就是低下頭來，想辦法要把人物吃透、吃深，有時候（我）看著都心疼，很想讓他出來透透風。思誠是很輕鬆，但又很準確。進入鏡頭前，人物準確，人物關係準確，現場的即興能力也很強。」
後來拍攝《我的團長我的團》的時候，陳思誠因為要拍《春風沉醉的夜晚》，只能客串其中一個小角色。康洪雷印象很深，沒有劇本，沒有排練，出場時間很短，但陳思誠自己給這個原本沒有臺詞的角色寫了人物小傳，還找道具組協調設計了一個葡萄糖鹽水瓶。那場戲，陳思誠飾演的米齊給被圍困了30多天的兵團喂水、喂餅乾，陳思誠給自己取了一個綽號「咪西咪西」，對應團長的綽號「死啦死啦」。康洪雷坐在監視器後，一看就樂了，他喜歡有創造性的演員，「這小子以後肯定不得了」。
另一個容易被忽視的背景是，陳思誠轉型導演的那幾年也是中國電影市場迅速膨脹的時期，不少演員開始試水導演。陳祉希也是在那個時候從演員轉型成為製片人。回憶命運分岔的時刻，她覺得相比「轉型」，更恰當的說法是一種成長選擇。
他們都是2000年前後進入學校學習表演。畢業後，從學校走向市場的過程中，大家都會感到一種落差，「無論是創作端還是製作端，作品沒有生長成我們想要的樣子」。而在即將到而立之年的時候，一個新的問題敲打著他們：「我甘於只做演員嗎？還是說我可以有更多的作為？」
「每個人的精神底子不同」
陳思誠的閱片量很大。訪談中，他不僅能隨口說起最近上映的國內外電影，對各個時期的大師電影、流行電影、地下電影也如數家珍。他說自己是「雜食動物」，是被盜版碟喂大的一代，「雅俗共賞」。
戴墨記得，2004年，他剛到中戲讀書，陳思誠就給他列了一張長長的電影片單，包括好萊塢的經典影片和戛納電影節歷年獲獎影片，此外陳思誠還特別推薦了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和陳凱歌的《霸王別姬》。
直到今天，這兩部電影仍然是陳思誠看過最多遍的片子。他說不出是什麼打動了他，就是「好看」，能看到創作者天才的湧現。他喜歡姜文鏡頭中的氣味，是躁動的、青春的、燒荒草的味道。他一直記得《霸王別姬》中的那個鏡頭，火在前景，張國榮穿著戲服站在遠處，高喊著，打倒帝王將相。陳思誠覺得，這場戲的鏡頭語言特別簡單，卻一下子就掀開了個體在那個年代中的異化、撕扯和無奈。
但那不是他的時代。
他成長於改革開放年代。出生在瀋陽，家境不像外界傳言的那麼好，也不算差，在計劃經濟時代，父親就職於當時八大部之一的機械工業部，「比普通的工人待遇好一些，算是機關單位」。
根據早年的報道，陳思誠是瀋陽第一批用上錄影機的人，當時父親去日本出差，給他帶回一臺夏普779，是當時市面上最好的一款錄影機。因為學校離家近，陳思誠有時候午休會偷著回家看電視。為了防止他沉迷娛樂，父親常常會在電視機套上放一根頭髮。他認為自己縝密的心性和小時候與父親鬥智鬥勇有關。
他將不同導演當作自己的鏡子：「最重要的是透過他們認識自己，你會發現，其實一切創作者的天賦都是來自他自身。」曾經他遇到過一個藝術片導演，對方說只要自己想的話，也能拍成功的商業片。當時陳思誠信了，等到真正當了導演，他發現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其實導演是一個特別赤裸的職業，你沒有辦法去掩飾什麼, 你也很難擺脫自己的審美取向和認知」。
2008年，陳思誠參演《春風沉醉的夜晚》，那是他後來被反覆提及的一個角色。當時他剛因為《士兵突擊》中成才一角走紅，為了羅海濤這個角色，他拒絕了多部電視劇邀約。對於當時的參演動機，陳思誠說得很坦誠，「有功利的目的，因為容易獲獎」。還有一個原因，當時的經紀人告訴他，其他那些電視劇，你錯過了，後面還會碰到，但如果錯過婁燁，可能這輩子就錯過了。
對他來說，這是一個顛覆性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他透過這部電影意識到，每個人的精神底子不同。當年在日本接受採訪時，提到拍攝感受，陳思誠說，「印象最深的是婁燁的工作方法。他用鏡頭，用這個Camera，不是在拍攝，而是在捕捉。我覺得『拍攝』和『捕捉』是兩個不同的動詞。他儘量讓我們演員也好，生活的環境也好，都能做到最真實地還原。我覺得這樣是有違於戲劇的『戲劇構成』的。」
這次聊起這部戲時，他表示拍攝手法都還是技術層面的，「婁燁是第六代導演，受新浪潮電影影響最大，他們反好萊塢，都喜歡肩扛攝影機，喜歡不穩定（的畫面），重視社會性，是受那個時代美學影響特別深的一群人。」他更傾向於風格不固定的導演，比如庫布里克，一生中拍了13部電影，每部都不一樣。
前段時間，陳思誠在三亞見到餘華。言談間，他對餘華說，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家寫不出《活著》，我們也寫不出《許三觀賣血記》。他想表達的是，餘華是真正餓過肚子的人，親眼見過那些東西，而他這一代人沒有經歷過這些傷痛。
「我們這一代人，我們拍不出《霸王別姬》，拍不出《陽光燦爛的日子》，那是我們上一代導演拍的東西，我不知道我們下一代會不會拍出什麼。他們可能拍不出《唐人街探案》，也拍不出《哪吒之魔童鬧海》。」他說。
陳思誠在美國紐約《唐人街探案2》片場
「我們肯定要做華為」
曹鬱和陳思誠的合作始於尚未開拍的《球狀閃電》，這是一部籌備了很久的電影，因為俄烏衝突無法實地取景而被暫時擱置，兩人於是先合作了《解密》。一直以來，曹鬱挑選合作物件時最看重對方是否「願意讓『影像』在電影中發揮大作用」。而在這點上，陳思誠是他見過導演當中少有的願意在視聽方面注入實際努力的人。
為了能最大程度還原夢境和人物內心的感受，《解密》全片使用了ARRI ALEXA 65 IMAX攝影機。這是一部業內最頂尖的攝影機，第一次在亞洲使用是電影《八佰》。還有許多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特製鏡頭從世界各地搬運而來。代價也很大，主創團隊花費了很長的時間跟廠家周旋，最終拿到了使用權。
電影《解密》攝影指導曹鬱和ARRI攝影機
在曹鬱看來，陳思誠是一個很看重技術感覺的導演。《解密》裡，有一場戲是容金珍和小梅在樹林裡散步，容金珍有一句臺詞是，「有時候（我）就分不清夢裡和夢外了」。試戲的時候，曹鬱啟用了一種1960年代的特製鏡頭，鏡頭裡突然出現一道特別強的漩渦，實際上這是一種技術缺陷。陳思誠看到後立馬對他說，這個太棒了，並且迅速調整了演員說臺詞的節奏和起始點。
曹鬱合作過很多導演，有時候導演口頭說看重視聽，但實際上並不是打心裡邊覺得視聽重要。他說，一部好電影最大的難點，並不是平時說的所謂天時地利人和，更重要的是人和人的頻率在一起，同時彼此又是自由的。
《解密》的票房成績出來後，曹鬱形容自己不是簡單的沮喪，「我很意外，我沒想到它的市場反饋會是這樣。」從電影工藝的角度，他認為這部電影是去年水平最高的一部，「如果這樣都不足以吸引觀眾來看，我確實是沮喪的」。
關於陳思誠的報道中，許多人都提到過，中國大陸真正的型別片創作是由甯浩、路陽、陳思誠、郭帆這批1970年代後期到1980年代初期出生的年輕導演所開創的。而其中一個被反覆講述的故事是——2014年，他們一同被電影局派遣前往美國派拉蒙學習。
回憶那段經歷，陳思誠覺得最大的收穫並不是關於創作本身，而是認識到了美國電影工業的成熟。學習期間，電影《忍者神龜》正在過綠燈會——在好萊塢的製作流程中，綠燈會是決定一部電影能否獲得投資的評估環節，需要製片團隊準備一個先導片。陳思誠記得，光是短短幾分鐘的片花，就花了大約2000萬元人民幣的製作費。這是他第一次直觀地感受到，「原來人家是這樣過日子的」。
另一節課上，老師分享了電影《諾亞方舟》的發行流程。因為要做全球放映，片方根據不同地區的風俗、民情和受眾喜好剪輯了不同版本的預告片。陳思誠印象很深，一個梵蒂岡的預告片裡幾乎全是宗教的內容，而另一個更面向年輕人、在MTV頻道投放的預告片裡，電影中唯一的一個接吻鏡頭出現了兩次。
從派拉蒙學習回來後，幾個人並沒有約好，卻都有了一個共同的動作——甯浩拍了《瘋狂外星人》，郭帆拍了《流浪地球》，路陽拍了《刺殺小說家》，陳思誠拍了《唐人街探案》。雖然大家的路徑不同，陳思誠覺得，那種感受和衝擊應該是相同的，都想嘗試科幻題材和重工業電影。
在曹鬱看來，對於青年導演，這樣的選擇幾乎是本能的。「電影是技術驅動的」，他花了很長的篇幅向我們解釋，電影從無聲到有聲，從黑白到彩色，從膠片到數字，電影史上幾次大的人文思潮更替如何受到技術革新的影響。比如上世紀60年代的法國電影新浪潮，如果沒有阿萊弗萊克斯（ARRIFLEX）攝影機的出現，攝影裝置依舊像之前那麼笨重，那些導演就不可能實現手持上街拍攝的自由。無論是畫面還是聲音，電影的藝術風格當然取決於人文感覺，但它同時也取決於技術。
多年的合作伙伴錢重遠2019年正式加入壹同製作。他說，選擇加入壹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想要推動國內電影的工業化，「我們希望把電影的製作水準和工業體系的標準制定出來。」他和陳思誠相識於《法官媽媽》的片場。這是陳思誠主演的第一部電影，也是錢重遠製片工作的起步階段。當時他剛參與北京紫禁城影業公司的建立，因參與馮小剛的賀歲電影三部曲，開創了中國大陸電影市場的賀歲檔概念。
2022年，陳思誠把製作部門搬到了郎園Station，並在那裡建立了電影全流程後期基地。這幾年，他們參與了包括《八角籠中》《封神》《哪吒2》等多部電影的後期製作。在錢重遠過去的經驗裡，早期很多電影的後期製作像是「打游擊」，剪輯、配音、調色、終混等執行環節分散在各個後期公司，來回奔波耗時耗力。對他來說，電影的工業化不僅體現在藝術創作上，也要確保製片的每一個環節都能保持一定的水準。
這種水準也包括電影幕後創作者的工作環境。陳思誠記得，以前做片子，一到趕後期的時候，滿北京開車四處走，那時終混要去懷柔中影基地做，堵車幾小時，吃住都很不方便。他一直有建立一站式電影后期基地的想法，「儘量做到有吃有喝，讓大家相對來講更有尊嚴、更開心地把電影這件事給做了」。
這些年他作為監製扶持了很多新的導演，這是電影工業版圖的另一部分。「許多新導演不是不會拍電影，而是不知道拍什麼，對文字的控制能力比較弱。」過去兩年，他遇到過很多新導演，一個劇本打磨了三五年，投給公司，很多公司又不是那麼專業，「人的意志就這樣被慢慢消磨沒了」。在他看來，把這些新導演納入一個更工業化的系統中，至少能讓他們專注創作，獲得更多的上升空間。
關於外界好奇的「陳思誠宇宙」，他並不否認這樣的說法。他說，「從商業邏輯或者公司運營的邏輯，你需要有更多的生產力，才能打通產業鏈。我們有in-house（內部）的編劇、導演、製片人，還有後期公司，in-house的宣傳。這些人更穩定，你才能有更持續的生產力。說白了，我們肯定要做華為，不能因為研發能力讓別人卡你脖子，不能只是請別人來做。」
「他知道觀眾想看什麼」
陳思誠愛吃，但身為公眾人物，他經常需要剋制自己的食慾。前陣子的一個晚上，他因為肚子特別餓，又不能吃，索性打開了吃播。這是他第一次看吃播。之前幾年，他一度拒絕看任何社交媒體，怕浪費時間，但是生活在當下，他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這個世界為你打開了無限的視窗」。
有兩個博主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個是生活在重慶的男孩，主要「吃得很香」，另一個是來自東北的博主，每條影片都以「一箇中年男人每天最快樂的生活開始了」開頭。他喜歡觀察，看不同人的生存狀態，想象他們的日常。但看了幾天，他就沒再看了，「太重複了」，他說。
早年間，觀察世界的視窗是新聞。在一檔影片節目中，陳思誠向來訪者展示了自己關注的微信公號，有行業內的，更多的是新聞媒體。這幾年，行業內看得更少了，「都是這麼些事兒」，但閱讀新聞的習慣一直還在。
戴墨記得，有時候公司開會，先不聊會議的主題，而是聊一聊最近的新聞事件。年輕人在場的地方，陳思誠也總喜歡抓著人問，為什麼現在大家不戀愛了？為什麼喜歡把自己封閉起來？戴墨說，陳思誠總是喜歡問為什麼。
《唐探1900》導演戴墨
有時候遇到一些青年演員，陳思誠很詫異：怎麼都不看新聞了？他要求自己的合作演員多看新聞，一定要了解這個世界正在發生什麼。在他看來，這個世界千絲萬縷地聯絡在一起，就像蝴蝶效應，而人不能和世界脫軌。
他將電影比喻為認知世界的觸角。《唐探1900》中有一場重頭戲是周潤發在法庭上質問美國司法系統，被網友稱為「舌戰群儒」。後來在解釋這場戲的靈感時，陳思誠說，寫劇本的時候是受到TikTok執行長周受資參加聽證會的啟發。
拍攝「唐探」系列的10年裡，他的創作節奏往往是這樣的：先想好去哪裡拍，再去那個地方體驗生活，尋找靈感。《唐人街探案》的故事靈感來自於一次跑步。當時他在泰國寫另一個劇本，有一天和表弟晨跑路過唐人街，腦子裡忽然出現一個大叔和一個少年的形象，也就是後來電影中的唐仁和秦風。電影上映後，他和人聊起來，一提到唐人街，對方的第一反應總是美國的唐人街，「那就滿足大家」，第二部索性就去了紐約的唐人街。
到了紐約，應該發生什麼故事呢？陳思誠說，那就從人物自身的成長軌跡和心路歷程去出發，唐仁這樣的一個角色，他會因為什麼事去美國，他那麼貪財好色，可能就會因為一筆錢，把秦風騙過去，所以才有了偵探排行榜的設定。美國又有什麼？一提到美國的犯罪案件，聯想最多的就是連環殺人犯，那我們也寫一個這樣的故事。那如何又有些中國元素呢？那就用風水和五行八卦來破一個案子。他將「唐探」系列的創作過程形容為玩飛盤，設定好一個目標，接著把自己扔出去，不管多遠多累，「你得去夠」。
對於外界對他的評價，他並非不在意。他主動提到《唐人街探案3》中被人詬病的成人笑話，「這一次杜絕了。」聊到《唐探1900》上映後的反饋，他先表示沒有什麼想回應的，但在後來的講述裡，他說自己其實看到不少推理迷指出推理做得不夠複雜，「我只能說，一個電影的空間有限，我盡我的能力，把該兼顧的全部兼顧到了」。他停頓一下，繼續說：「我確實沒有辦法，也不可能回到純本格推理，有一部分觀眾會喜歡，但大部分觀眾可能會無法接受。」
我們問過戴墨一個問題：你和陳思誠合作那麼多年，如何理解外界說的「陳思誠掌握了流量密碼」？戴墨非常認真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如果真的存在流量密碼，我也想知道。」他向我們講起，決定拍攝《三大隊》的那一年，萬達把攢了多年的故事給他們，陳思誠只挑了這一部，而當時這部電影「就只有兩頁大綱」。
「他不是站在舞臺上面對觀眾的那個人。」在戴墨看來，與其說陳思誠掌握了流量密碼，不如說他習慣把自己放在觀眾的位置，坐在觀眾席裡觀察，「他就是懂觀眾，他知道觀眾想看什麼東西」。
陳思誠在《唐人街探案3》片場
「時代的共謀」
電影之外，這幾年，陳思誠過著越來越簡單的生活。朋友邀請他打高爾夫，他一看就沒興趣；滑雪，不感興趣；打牌，也不感興趣。訪談中，他對日常話題顯然提不起太多興趣，但聊起工作立馬來勁兒。
第一次見面，《唐探1900》還未上映，聊到一半的時候，他忽然問我們：「你看了電影嗎？」工作人員在旁邊解釋「還沒安排」，他笑了一下，後來，陳思誠說，對於訪談者，他唯一的要求就是一定得看過片子。
工作室裡擺滿了他從各地收集來的藏品，大部分都和電影有關。曾經喜歡過的作家、導演都在這裡留下痕跡，進門的拐角擺著金庸親筆寫就的「海納百川」，不遠處的牆上掛著魯迅當年送給一個學生的一幅字。過去10年，他執導每一部電影的導演椅也被整整齊齊碼成兩排。桌上是最新蒐集來的一份安藤忠雄手稿。訪談開始前，他特地叮囑工作人員點上香，點唱機裡播放著美國西部音樂，後來他和我們解釋說，北京容易讓人感覺浮躁，這些都是讓他能沉下心來的方式。
他很少談起過去，也很少懷念過去。他覺得，某種程度上，他是很幸運的一代人，是改革開放的同齡人，沒有受過什麼苦難，沒有記者想要的故事轉折。有一段時間，他切實地想過，索性不幹了。那是2022年，沒電影可拍，他只能一個人躲在屋裡看世界盃。和很多人一樣，他陷入一種無法排解的鬱悶中。
最終讓他走出來的，是一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我該怎麼說，我內心做了一些鬥爭，但我還是要積極地去面對，去解決，公司有那麼多人看著你，有那麼多人需要生活，需要往前走，只能自我消化，然後儘量還是去拍一些商業性強的、老百姓能認可的電影。你不就是賣電影的嗎？」
終於獲得了曾經夢想的話語權後，陳思誠更多感到的是被動。他將時代比喻為一列快車：「我們都坐在裡面，車是停不下來的，而我們不知道會駛向何處。」
他擔憂短影片對電影的影響，但也承認這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前段時間，他看了黃仁勳的年終演講cut——一個博主把原本2個多小時的演講內容濃縮排幾分鐘的影片，「看完你就知道，這場演講裡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未來四年整個世界的轉向，中美關係會有什麼樣的改變。當然有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解讀，關注幾家，你就知道大概的樣子」。在陳思誠看來，重要的不是去拒絕它，而是去獲取有用的資訊。
當我們再次談到這幾年受到的爭議，他的語氣沉了下來，「實話說我又在意又不在意。我知道這是無解之症，這個時代的特性如此，你又要跟這個時代共舞，你要融入這個時代中，適者生存，所以你能怎麼辦？你一定要培養一顆特別強大的心臟。」
「適者生存」——是他在訪談中反覆提起的一句話。
他形容自己是個形而上的人，相信世界一定是宏觀決定微觀，微觀只能反映宏觀，就像《解密》裡的那句臺詞——我們沒有辦法選擇成為誰。
在四十不惑的年紀，陳思誠說，這一路最大的祛魅，就是對人生遊戲的祛魅。
「我必須得說，我是這個時代造就的，我沒有什麼樣本。一開始我可能想成為這個，想成為那個，後來我不知不覺就成為我自己，我只能說我真的沒有參照，我們就是在一個作者和市場的時代中去做表達，我們被時代影響，『陳思誠』是我跟這個時代的共謀。」
臨近結束，我們問陳思誠：「你會擔心自己落伍嗎？」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不擔心落伍。如果真的落伍了，擔心沒有意義，也沒用，你該被時代淘汰你就被時代淘汰了，你自我淘汰，或者你身體不行了，荷爾蒙沒有了，你就是沒有了，這件事情你是擔憂不來的。」
「你想過對抗嗎？」
「我接受一切。你為什麼要對抗呢？有些事對抗也無法改變。你只能適者生存，你只能去跟這個時代共舞，你得去適應它。」他的話鋒一轉，「某種程度上，人生無外乎就是個遊戲，你笑看它不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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