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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葦 | 撰文
陳曉雪 | 編輯
1925年4月10日，美國水稻育種專家洛夫（Harry. H. Love）博士乘船抵達上海。第二日，他來到南京，啟動中美兩國第一個農業技術合作專案的在地工作。
彼時的中國，政局動盪、戰亂不斷，全國的鐵路網尚未建立，各地依靠電報通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美合作的 “作物改良協作計劃”持續了七年之久。專案由金陵大學主導發起，美國康奈爾大學多位育種專家負責技術指導，統籌全國的育種試驗站最多時曾達到14個，不僅培育出小麥、棉花等35個品種的優良種，還將系統化的育種方法引入中國，為中國培養了一批現代農業人才。
今年正值中美第一個跨國農業技術合作專案啟動100週年。回首這一歷史，儘管中美科學水平在當時相差較大，但對於中美雙方來說，科學合作與交流都是共贏之舉，中國培養了現代農業人才，美國的科學家也做出了新發現。
故事要從金陵大學的一個外籍教員講起。
民國初期，現代育種在中國才剛剛起步。1910年代，國立農校多有設立，但教學水平參差不齊，且多宥於書本知識，少實踐。例如在浙江省立甲等農校，“園藝教員授蔬菜，則亦多譯日文講義數冊，而未嘗實地認識蔬菜，亦不調查栽培留種等方法。”實踐層面，國民政府則短暫設立過“農林部”，廣設農會“圖農事之改良、發達”，要求地方“每月派人巡講農事改良之技術”，或於冬季農閒時教授農民“農學大意”。但因經費或執行問題，大部分農會形同虛設。
1914年，地處南京的金陵大學陰錯陽差地新建了一個農林系。倡導建系的是當時擔任算學教員的裴宜理（Joseph Bailie）。裴宜理曾經是一名長老會傳教士，但饑荒使他感到傳播福音的無力，因此他放棄了傳教理想，此後兜兜轉轉換了不少工作。
一天晚上，他聽到住處樓下一個流浪漢虛弱地喊著“餓死了，餓死了”。第二天起來，流浪漢已經死在街邊。
“我知道我在銀行裡有美元，只要其中很少一部分可以挽救這個人的生命。幾天來我像瘋了一樣四處走動，沒讓任何人知道我心裡在想什麼。”裴宜理在日記裡寫道。為了解除良心上的不安，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賑災事業中。他“精力充沛且急躁，目光長遠，雄心勃勃”，很快便牽頭髮起了一個大專案。
裴宜理 Joseph Bailie
裴宜理髮起的專案，名曰“義農會”，這是一個收容難民做佃農的作物試驗農場，曾經得到包括張謇、袁世凱、蔡元培等商政界名流的支援。《中國饑荒賑救》1912年的報道提到，南京的裴宜理教授“對中國、中國人和漢語有深入瞭解，在中國有大量經營業務，熟悉北美墾殖和農業策略”。
裴宜理認為，中國的災荒問題最根本的解決方法，是培養本國的農業人才。因此，他向學校提議建設農林系。
實際上，裴宜理雖是組織和倡議的好手，但並非農學專家。他畢業於神學院，所有的農學經驗不過來自小時候在愛爾蘭老家農場乾的活。然而接下農林系首位系主任的職位時，他並不認為這是個問題，在他看來，中國的農學還沒起步。“我沒什麼資格講授農業，除了在這個連基礎知識都是一團迷霧的地方”。
他的教學方針是“重實踐”，要求學生從第一年開始就下田耕種，並將實踐能力作為考核的重要標準。他制定了一個詳細的四年課表，學生前兩年學英文和基礎科學，後兩年精學農學課程。不過，裴宜理的能力無法支援這些課程的教授。
1914年，剛從康奈爾大學畢業芮思婁（John H. Reisner）來到金陵大學，成了系裡唯一、也是中國當時唯二的農學碩士。裴宜理感受到了這個年紀只有他一半的毛頭小子對他並不服氣。幾番摩擦之後，脾氣暴躁又多疑的裴感到自己的話語權被削弱，辭去了系裡的實務工作。最終，他從金陵大學離職，很快回了美國。
如果說裴宜理建農林專業，源於他對於中國饑荒的無力感，那麼接替他成為系主任的芮思婁，則希望用農業和傳教相結合的方式，更好地傳播基督教教義。
芮思婁（John H. Reisner）
芮思婁是耶魯大學的生物學系高材生，畢業了就想來中國傳教。他原本接到的offer是金陵大學生物學系的教職。但聽說農林系開系的訊息，覺得自己對農業更感興趣，就去康奈爾大學上了一個農業的夏校，並接著完成了農業碩士學位，主修農作物，輔修育種學。1914年來到中國教書的時候，芮思婁自己的碩士論文都還沒寫完。
芮思婁接手的農林科，是一個搖搖欲墜的“爛攤子”。離開金陵大學之前，裴宜理去美國為農林科籌款，但一無所獲。金陵大學一度要取消農林科，迴歸文科，在校董張伯苓的反對下才沒有實施。
為了爭取各方支援，裴宜理和北洋政府的農商總長接洽，將官辦的“森林傳習所”歸併到金大，並設立林科，請山東等四個省的政府派官費生入學。芮思婁接手後，則在教會層面廣做宣傳，提升傳教士們對於“農業興教”的認知。到了1919年，教會對於農業領域支援漸增，農林科也成為了金陵大學規模最大的專業。
在芮思婁的延攬下，農林科的師資也不斷增強。芮思婁採用美國高等教育的專業設定和行政模式，借鑑康奈爾農學院教學、科研和推廣相輔相成的經驗，聘請了不少外籍專家和學成歸國的農學留學生。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at the Heart of New China》截圖，介紹農科情況
金陵大學農林科的發展時期也正值美國經濟蓬勃發展，收到了美國商會的諸多支援。如美國的棉廠主就贊助了1920年農科的棉花改良計劃，美絲業會也在1923年幫金陵大學籌建了蠶桑系和蠶院。
農林科在芮思婁治下蒸蒸日上。1920年Science上的一篇訊息顯示，“對受過培訓的畢業生的需求已經超過了供應，特別是對農業傳教工作助理的需求。 傳教士組織和一些有影響力的政府官員的興趣明顯增加。”
20世紀20年代初，教育部視察金陵大學農科，認為該科“所授功課均系按照美國農科大學程度，當無躐等降格之弊”，“教授中多為高材之士，此為該科發達之最大原因”。由此，教育部在1921年率先核准農科立案。
1924年，金陵大學收到一筆意外的豐厚資金。這筆款原本是美國華災協濟會為淮河流域大饑荒募捐而得來，剩了100萬美元沒用完。美國最高法裁決，將之轉為十年期的防災基金，其中的3/4交給金陵大學，其利息可供大學使用。農林科因此也得到一部分經費，可以在各地購買農地，並開闢農事實驗園。
有了硬體裝置，芮思婁開始擴張籌劃已久的學科版圖。他去信給母校康奈爾大學的植物育種系（Department of Plant Breeding）的洛夫教授，“我們正在尋找一位植物育種專家——一個對植物育種原理的實際應用以及儘快獲得實際成果感興趣的人，而不是一個從純科學角度而非應用科學角度來研究課題的人。”
雖然芮思婁提到了在華工作的種種好處，例如學術前景大好（“中國的作物品種非常容易改進”）、助手資源豐富（“聰明謹慎地使用這些助手會讓你事半功倍”）等，但顯然，中國的條件不足以吸引洛夫拋棄在康奈爾的全職工作。他與芮思婁商議，用自己的學術休假時間來中國指導專案，之後由同事馬耶（C.H.Meyers）接棒。最終，他們決定專案需持續5-10年，三位教授交替領銜研究。
專案時間變長，也意味著更多的投入費用。原來計劃投入的錢就不夠用了。好在當時，洛克菲勒基金會撥出2700萬美元成立了國際教育委員會（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oard），正在尋找合適的教育專案。就在芮思婁寫信的前一年，國際教育委員會的主席Wickliffe Rose向康奈爾大學提議建一個“世界級的農業專案”。因此，芮思婁遇上了天時地利人和。
在和母校商議後，芮思婁向國際教育委員會提出了經費申請，申請不僅包括專案本身的花銷，還頗有遠見地考慮到了“臨近中國機構的實驗和育種專案的審查”費用，地方研究機構開會的費用和培訓獨立育種人才的費用。
1924年12月，國際教育委員會批准了芮思婁的提案 “康奈爾-金陵專案（Comell-Nanking project）”。國際教育委員會對這個專案的總投入最終為1.4萬美元。
為了確保專案順利進行，兩所大學規定了一些執行上的細節。五年期的專案，每年有一位教授從康奈爾赴金陵大學做執行工作，教授只從同一個系抽調，以確保試驗的連貫性。每位教授從中國回來之後會有3-4個月的交接期，以保證下一位能充分掌握專案的情況。
從1925年到1931年，康奈爾大學派出了三位經驗豐富的育種學教授，水稻育種專家洛夫（Love）、蔬菜育種專家馬耶（Myers）和玉米育種專家魏更斯（Wiggans），每位分別訪問了中國兩次。他們不僅在上海和南京舉辦作物育種理論與技術講習班，將近代作物遺傳育種理論和技術, 特別是生物統計方法介紹給中國育種界，還制定改良小麥、大麥 、高粱 、大豆、水稻等品種的育種方案，撰寫育種指導備忘錄，到全國各地的試驗站了解選育情況，和當地的研究人員交流。
語言不通是教授們遇到的第一個困難。他們不會中文，而在試驗田裡的工作人員們英文水平也有限。洛夫因此提議，派一位中國留學生來輔助教學將會“非常有價值”（extremely valuable）。剛剛在康奈爾大學完成學業的沈宗瀚成了這一職位的不二人選。沈宗瀚出身於浙江餘姚農村的一個沒落士紳家庭，從小立志學農，後自費留美，先在喬其亞大學讀研，後轉康奈爾讀博。洛夫在出發之前，詳細詢問了沈宗瀚關於中國作物的情況。
1926年，沈宗翰作為馬耶的助手、國際教育委員會資助的研究員回到中國。沈宗瀚回憶，“馬耶教授作物育種，餘任翻譯，同時，餘又教授遺傳學。”沈宗瀚曾在國內讀農科並教授農學，和官員、學界有諸多聯絡。
“他掌握的關於中國的知識，與各地教育領導的交情，促成了很多原本不可能的聯絡。”馬耶後來在給世界教育會的工作報告中寫道： “如果不提及沈宗瀚先生的貢獻，這份報告將是不完整的。”
一個有趣的插曲是，出國前，畢業於北京農業專門學校的沈宗瀚曾到金陵大學求職，芮思婁在信中應允職位，卻在他到校拜訪時告訴他，已將職位給了另一位金大畢業生。
當然，此一時彼一時，當沈宗瀚從康奈爾學成歸來，芮思婁熱情招待了他。沈宗瀚在回憶錄裡記下了這筆帳：“回憶民國七年夏向彼謀事，欲求月薪十四元之事而不可得，學問即權力。洵然。以後芮氏與餘頗友好，語殊謙和，一變老氣橫秋態度矣。”此時面對芮思婁的要求，他可以討價還價了。
1920年代，國民政府提高了對於外國人開辦學校的歸化要求，教會學校的權力關係也在逐漸變化中。也在這時，中國籍教授過探先擔任了農林科的聯合系主任。“（過探先）管理教學（包括課堂和實地），而芮思婁則繼續負責所有部門一般行政事務的管理，尤其是研究、拓展和公共宣傳。沒有比這更好的安排了，我們取得了很好的進展。”當時在校教授園藝學的外籍教師Leslie Hancock記錄道。
按計劃，金陵大學將與各地的試驗站合作開展選種和育種，這就需要教授們去各地指導育種方法。試驗站分佈在安徽、湖北、河南、山西、山東和江蘇等地，1931年一度擴充套件到14個。但在兵荒馬亂的年代，旅行中充滿了意外。有一次，馬耶教授和沈宗瀚在魯南山區的車站遇到過“若干壯漢，穿舊軍服，無番號，似兵似匪”，詢問他們的來處。馬耶受到驚嚇，之後不敢再去嶧縣了。
到了專案中後期，國內局勢更加動盪。1927年春天，魏更斯到達中國時，正值國民政府北伐，進入南京城的國民革命軍開始驅逐外國人。當年3月，金陵大學副校長文懷恩（Dr. John Elias Williams）遭到殺害。人心惶惶的局勢下，魏更斯只能待在上海，等著其他人從南京趕來與他開會，最終只停留了一個月就回了康奈爾。第二年的派遣計劃也擱置了，到1929年才重啟。
但魏更斯在中國短暫的停留也是有意義的。他在上海時，和一同開會的同事制定了周密的計劃。南京和合作站的實驗均按照在上海商定的安排進行。
“魏更斯博士因行程縮短而未能長時間停留，這讓所有相關人員感到遺憾，但他的鼓勵，在會議上的指導，對中國工作人員仍極具幫助。 ”康奈爾大學的報告記述道。
兩年後，專案受到了國內洪災和饑荒的影響。1931年，黃河和長江的大洪水致使2500萬農村人口受災，南京也屬於災區，城市水深達三英尺，郊外數千英畝的農田也被淹沒。
“金陵大學實驗農場地勢較低的部分也被淹沒了。但幸運的是，實驗材料沒有發生嚴重損失。那一年的一些水稻試驗失敗了，但儲備的種子供應可以在條件允許時立即恢復工作。”馬耶的報告寫道。除了武昌合作站當年的作物被毀，其他站點幾乎沒有損失，“作物改良計劃受洪水永久影響相對較小的事實證明了其穩定性以及負責執行的訓練有素的中國工人的忠誠度和效率。”
一個成功的育種專案往往需要多年不間斷的實驗記錄。“作物改良計劃”執行的七年中，幾乎沒有發生丟失種子或育種程序中斷的情況，這與專案人員，尤其是中國學生和工人的努力分不開。
這些年幾乎沒有中斷的選種和育種實驗，最終改良培育出小麥、棉花、水稻、大豆、高粱、大麥、玉米等35種高產作物品種。例如小麥品種裡，“金大2905”是國內純系育種法育出的第一個品種，它早熟且不易染病，蛋白質含量高，很適合做掛麵。這些品種很快進入實際農業生產。
在南京開展的育種試驗，不僅系統性地比較了不同種植方法的優劣，如直播法與移植法，還廣泛採用了穗行純系育種法和雜交育種法。此外，遺傳學、生物統計學、作物分類學的引入和推廣，提升了實驗效率也促進了創新。例如去康奈爾留學的王綬回國後，將“方差分析”、“隨機區組設計” 等統計學方法引入大豆、大麥等作物的育種試驗。
記錄1927-1933年之間金大2905號小麥與金大26號小麥產量對比的表格，來源：The Cornell-Nanking Story
育種人員的培訓為金陵大學的科研存續留下了火種。康奈爾大學的記錄顯示，專案至少成功培訓了125人從完全“小白”的狀態到能獨立開展作物育種實驗。即使到了1937年後，“學校在戰火中暫避成都時，作物改良工作仍然在各個方面延續著。”
金陵大學和康奈爾的合作，也為農科教師和學生打開了留學通道。中國早期的農業育種人才，如玉米育種先驅吳紹騤、小麥育種專家金善寶、“王氏大麥”育種人王綬等，都曾遠赴美國留學。
康奈爾大學的報告認為該專案取得了開創性的成功。報告引用沈宗瀚的總結：“南京-康奈爾-國際教育委員會作物改良專案在中國的最重要成果是：1）培訓了一批中國植物育種家，以開展國家作物改良計劃；2）培育小麥、大麥、水稻、高粱、小米、大豆等優良品種，比本地品種增產10%至20%；3）推動中國政府於1931年成立工業部國家農業研究局，透過科學研究和農業推廣服務，到1949年中國農業生產取得了巨大進步……”
1925年，國際教育委員會特派觀察員、威斯康星大學農業系主任H.L.Russell視察了金陵大學的教學情況，並建議國際教育委員會增加對金陵大學的資助。
但這一提議最終沒有被採納。這是由於Russell同期發回的關於中國政界和學界的報告充滿了負面評價，國際教育委員會的負責人Wickliffe Rose最終決定停止任何在中國的專案資助。“中國是一個落後的國家。科學和農業的狀況都十分原始。在這樣的條件下，委員會無法承擔在任何國家發展科學或農業的重任。”他這樣解釋。同時，Rose擔憂報告裡提到的中國民族主義，此時投資與西方利益關係過於密切的學校，風險很大：“金陵大學目前是一所傳教士機構，也就是說，是一家植根於中國土地的外資機構。委員會的計劃是與那些紮根於其服務國家本土的機構進行合作。”
金陵大學的專案因此在其原本框架下的1931年戛然而止。不僅金陵大學的專案未得延續，當時申請資金的國立東南大學也遭到了拒絕。國際教育委員會最終將資金轉投美國本土和加拿大等地。
但專案的成功已經讓國民政府看到合作的必要性。1930年，南京中央政府的農業礦業部、江蘇和浙江兩省政府決定共同建立一個服務於兩省的作物改良計劃，並聘請了洛夫教授擔任顧問，任期自1931年1月1日開始，為期三年。專案仍然以金陵大學為總部開展研究。
這一由中方主導的計劃最終導向了國家農業促進機構“國家農業研究局”的誕生，其設立目標為“在人才與設施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儘快推動中國農業各重要領域的研究”。到1937年戰爭爆發、政府西遷之前，研究局“土地已擴充套件至428英畝，建成五座實驗室、一座行政大樓、十餘棟教職工宿舍、溫室、鳥類防護網、冷藏室以及高溫室。”
對美國學界和政界而言，這一專案的意義何在？當洛夫回到美國，學校的行政人員問他，這是不是一個“只付出不收穫”的專案。他的回答，“當然不是。”
在他的育種生涯中，洛夫一直想尋找莖更壯的大麥品種。當他視察一片雜交大麥田時，他驚訝地餓發現有幾個植株即使在近乎成熟的情況下莖仍然挺立——相比之下，幾乎所有美國品種的大麥莖都很柔弱。洛夫選取了這個品種的4個穗帶回紐約試種，並最終篩選出其中一穗適合當地生長的大麥品種，命名為“Wong”。Wong在紐約的試種中勝過了Kentucky No.1和Michigan Wonder等本地品種，每英畝的收穫量最高。在接下來的20多年裡，Wong被弗吉尼亞、馬里蘭和賓夕法尼亞等地的農民廣泛種植，到了1960年，它的產量在種植比例只有34.4%的前提下，佔到了當年冬季大麥產量的40.3%。Wong也作為母株進入了美國農業的育種體系。
“作物改良協作計劃”專案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美國總統杜魯門後來啟動更廣泛的技術援助專案“第四點計劃”（Point Four program），推動了東南亞等地的學術交流。
今年是康奈爾大學和金陵大學開啟動這段合作的100週年。回首這段中美合作與交流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國與國之間的科技總有水位高低，但交流本身即能促進雙方的進步。
而無論政治和社會環境如何變遷，以保障學術研究獨立性和可持續性為導向的制度安排，以及對研究者的合理物質和精神激勵，是跨國科技合作得以蓬勃發展的關鍵。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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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陶水木 (2022) ‘20世紀初中美中法絲業交往與合作’, 光明日報, 12 December, 14版. Available at: http://scdfz.sc.gov.cn/whzh/slzc1/content_108552 (Accessed: 3 Marc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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