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以來，繼網路文學、網路遊戲之後，短劇成為中國第三樣出海成功的文化產品。《2024年短劇出海市場洞察》顯示，已有200多款中國短劇App投放海外市場，累計下載量近3.7億次，收入達5.7億美元（摺合人民幣41億人民幣）。

對美國人來說，這個東西最早叫“mobi”，這個詞是“mobile”和“mini”的結合，指“在手機上觀看的迷你劇”。後來，它又被稱作short drama、mini drama……一段迷惑期後，好萊塢業內統一了它的名字：“vertical drama（豎屏劇）”。

這個在美國影視業橫空出世，提供大量就業崗位、創造大量市值的新生事物，正是我們每天開啟手機就能刷到的短劇。

世界不停地改變。2025年，“霸道總裁”不遠萬里迷倒了美國人。美國人的生活也開始需要“甜寵”“逆襲”和“打臉”的慰藉了嗎？

我們採訪了美國的短劇生產團隊，從製作端看，他們比我們更規範、更專業主義，勞工權益更受保障；從受眾端看，他們和我們遙相呼應：龐大的人口基數，割裂又固化的階層，越來越混亂的價值觀。

美國短劇的幕後，是劇變中壓抑的中國留學生，以及找不到工作的美國演員。兩個邊緣群體齊心協力，用一個個潑咖啡、摔東西、好人即刻好報、壞人即刻天譴的鏡頭開闢出一條奇異通道，連線了中國與美國，以及兩邊共享的那些重要但隱形的社會情緒。

“我需要完整的影片，我已經看完上傳的每一集了。我73歲了，我的時間不多了，拜託！！！！”

“我33歲了，就像前面帖子那位女士說，她73歲了，時間在流逝，我和她的時間是一樣的，我滿腦子都是下一集到底在哪裡……我變得很不安，因為我的腎上腺素現在已經升高到了懸崖邊上。”（注：原帖為英語）

這是爆款出海短劇《我的億萬富翁丈夫的雙重生活》在YouTube上的熱門評論，該劇共49集，單集片長1分鐘，主線被網友概括為“替妹出嫁的我成了隱形富豪的心尖寵”。而講述“車禍男孩被董事長收養20年後返鄉復仇”的原裝國貨爽劇《遊子歸家》也頗受歡迎，面對中文配音中文字幕的“生肉”，超過200條YouTube評論表達“沒聽懂一句話但被深深吸引了”，“演員的動作比語言表達更清楚，我感到折磨但又很享受”，“這就是真實的社會”，同時強烈要求上線英語/西班牙語/阿拉伯語字幕。

無論劇集主角是白人還是中國人，說英語還是中文，為保證短劇的靈魂——以精準節奏擊中精準情緒——它們的核心主創全部是中國人，比如老闆、製片和剪輯（美國電視劇行業實行製片人中心制，而剪輯把控短劇的節奏，非常關鍵），除演員外，外國人主要負責導演、編劇、服裝、道具、化妝等執行崗位。

賈毅是第一家北美短劇平臺ReelShort的母公司楓葉互動（Crazy Maple Studio）的創始人，他圓臉，戴黑框眼鏡，曾在美國工作近20年。進軍短劇前，楓葉互動已開發過兩個海外App：Chapters和Kiss。Chapters是一個戀愛主題的互動小說遊戲，Kiss則是一個女性向的海外網文平臺，題材以豪門、吸血鬼、狼人為主。

2022年，賈毅從美國回國，發現國人正在為短劇付錢。為什麼不復制這套模式到美國？他立即開啟了短劇出海創業之旅。這段旅程本身也像短劇一樣節奏快並充滿爽點：當年8月，短劇App ReelShort就在北美上線了，目標使用者是女性，特別是18-45歲的全職媽媽；10個月後，2023年6月，公司創造了第一部“爆款”劇《命中註定我的禁忌之戀》，講述在兩個狼人家族間流轉的灰姑娘女孩的故事；隨之而來的第二部爆款劇就是《我的億萬富翁丈夫的雙重生活》。

2023年下半年，ReelShort產能達到月均上線4-5部；11月，登陸美國iOS排行榜榜首，下載量一度超過TikTok；2024年5月，母公司楓葉互動入選《時代》雜誌評選出的“全球100家最有影響力的公司”榜單——這個榜單中還包括谷歌、微軟、OpenAI。

兩年內，ReelShort的員工從5-6人增加到700餘人。在ReelShort上看一部短劇（總時長只有一個多小時）要花至少20美元，比Netflix一個月的標準版會員還貴。

短劇出海的商業模式似乎“跑通了”。DramaBox、ShortMax、GoodShort、MiniShorts、Shot Short、Kalos TV、Flex TV等40多個短劇出海App跟進入場，還有不少小型短劇承製公司。2023年下半年時，賈毅判斷會有近200家公司來到美國，只有10%能活下來。

第一批登陸美國的短劇在氣質上更接近國內十幾年前的言情網文。比起國內流行的那些全無邏輯，以獵奇、離譜制勝的短劇，它們顯得傳統、保守、節奏稍慢：淺顯的嘲諷、扇巴掌、潑水、下跪。這些動作挨個出現在金髮碧眼的洋人身上，國內網友評論：我在陌生面孔上看到了熟悉的靈魂。

許多北美短劇是直接拿國內劇本翻拍的。某海外短劇平臺的製片人程銘告訴我，他們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本土化”，指將短劇中的中國元素置換成對應的美國元素。

比較容易置換的是中國短劇中“包辦婚姻、先婚後愛”的模式，它可以改成西方傳統中的“契約婚姻”，反正核心都是以某種方式將男女主角綁在一起，使他們必須日夜相處，產生情感。在西方，還可以透過“代孕”（女主角為男主角代孕），將兩個人綁在一起。

還有一些簡單的名詞和概念置換，比如將滴滴改成Uber，將中國的網貸、高利貸改成美國特色的學貸等。但一些更中國特色的文化語境，比如“孝文化”、“婆媳關係”、“催生”，在西方則完全沒有與之相對應的元素——程銘告訴我， “孝”這個概念甚至連對應的翻譯都沒有（只能勉強使用一個生僻詞）。

“如果實在無法本土化，就只能硬放在那。”程銘說。

短劇拍攝起來時間就是金錢，有時劇本就是直譯的，像“紐約市第一人民醫院”這樣的離譜地點也“硬放在那”。

28歲的平臺製片人孟然向我覆盤她經手的“不太成功的改編”，有一次，原版女主角是一個潛伏在菜市場賣魚的女大佬。女主角在髒亂差的菜市場殺活魚時，一輛豪車駛到攤位前，十幾個保鏢從車上下來，迎接女大佬回集團。美國版改編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美國沒有菜市場。編劇只能將地點改到了一個賣香料的市集。地點改變後，原版強烈的階層反差感蕩然無存。

另一部短劇的主人公由滴滴司機改成Uber司機後，他所遭遇的歧視和霸凌也“變得奇怪起來”。原版中，身為滴滴司機的主人公畢恭畢敬地為乘車的明星開門，90度鞠躬，換來對方一句“你只是一個開車的！”美國版本中，當乘客對著Uber司機吼出那句“You’re just a driver!”時，觀眾怎麼看都覺得出戲。

國內短劇還喜歡使用人海戰術，“用群演搞排場”。主角的身後動不動出現二十來個保鏢或僕人，要麼用來襯托主角的威風，要麼透過他們態度的變化來反襯主角逆襲的效果。

美國短劇的從業者並非不想復刻這一點，但美國的人工太貴了。控制成本，排場就搞不出來，沒有排場，浮誇效果就會大打折扣。一段時間後他們發現，還是要把群演的人數碼上去，為此不得不砸錢。

在美國，大部分場地都需要申請，豪車的租金也直線上升（在洛杉磯租豪車比國內貴大約5-20倍），“國內寫劇本，就跟場景不要錢似的。一會兒在飛機場，一會兒在警察局，一會兒在醫院。”孟然說，她最害怕看到飛機場，如果出現，則意味著劇本非改不可。

還有一個難點是，“階級差異做不出來”。中國常見的窮小子逆襲的模式，移至美國，由一個白人男子出演，“怎麼看都有些小康”。

不僅做不出來，在美國，階級問題可能與種族、宗教、政黨問題纏繞在一起，變得敏感複雜。在中國，短劇拍一個山村裡的老婦人，穿著打滿補丁的衣服、全身都是灰、遭到一個富家女欺壓，這麼刻畫是行得通的。而在美國，為呈現階級差異，拍一個上流社會的白人小姐辱罵貧民窟裡吸毒的黑人——這是美國觀眾不可承受的。

國產短劇中常見的“暴打小孩”場景在美國更是絕對禁區，短劇研究者“短劇研究僧”在一份出海市場報告中警告，“真的會一不小心就‘進去’了”。

國內短劇喜歡“強制愛”的橋段，男主角強行“壁咚”女主角，強行與女主角發生性關係（女主角雖抗拒，但內心願意），在歐美，顯然，這樣的行為會被判定為性騷擾或強姦。

因此，短劇出海時，相關情節必須調整到“符合美國法律和公序良俗”。比如，國產短劇中一方被下藥、以致雙方發生性關係的情節，會被改成男女雙方被雙雙下藥。又比如，女主可以在被“壁咚”時“欲拒還迎”、推開男主，但她同時必須有明確的言語訊號，表達出她其實並不反感。

要將一種美國人沒見過的東西引入美國，勢必經歷“重新教育導演和演員”的過程。

中國的製片人孟然會給美國的導演開一個大約一兩小時的會，展示一些國內短劇的重點橋段，分析短劇的基本屬性以及拍法。其中一個重點難點在於，向表演風格含蓄的美國人解釋：為什麼打耳光的戲是不可或缺的，為什麼女主角保持撲克臉是絕對不行的（有美國演員向製片表示自己幾十年的生活經驗裡沒有砸東西掀桌子）。對翻拍國內原版的短劇，他們會給美國導演播放原版作為參考。

美國的導演水平也參差不齊。在中國，一個水平不行的導演可能會在片場說：“給多一點！”“笑大一點！”而在美國，一個平庸的導演可能也會喊：“More！”“Smile bigger！”

大部分時候，美國短劇的質感看起來比國內短劇要好一些，這是燈光和服道化部分的功勞。在美國的影視行業，打光通常會獲得更多的重視。

不過，美國的導演們顯然還不太熟悉豎屏的鏡頭語言。保險起見，他們會先大量使用定鏡頭。一次，一位中國的製片人要求他們“加些鏡頭運動”，她很快發現，這些美國導演習慣性地使鏡頭“橫向運動，而不是垂直運動”。拜託！但這是豎屏。

對這些新晉短劇導演來說，他們只有一些簡單的規則要牢記：

機位必須是正面的。側面的、45度、30度都不行——任何帶角度的鏡頭，都會損失演員面部最直接的情緒。

光要亮，被認為更有質感的暗調光不被允許——觀眾不是在電影院看劇，他們很可能是拿著手機，在一個日常光很亮的地方看劇。

在一些重場戲上，情緒的爆發可以和上下文斷裂，但必須飽滿、極致——這些重場戲叫作“投流戲”，它更大的作用是吸引觀眾點選跳轉連結，而不是作為完整的內容鏈條中的一環。

總之，時刻謹記產品的邏輯，而非內容的邏輯。按產品邏輯，製片人的兩大任務，一是省時間，二是省錢。

一部短劇全集時長大約是一部電影的體量（70-100分鐘），需要壓縮在7-10天內完成。演員提前一天才能拿到劇本，一天需要拍攝10集左右、15-20頁劇本，這是美國人沒見過的節奏（在國內這個週期會更短）。一部美國短劇的成本只有30萬美金左右，而一部美國長劇的正常投資大約在幾千萬美金。一家長劇公司一年也許只會做兩三個劇，一家短劇公司一年可以做200個劇。

首先被改變的是工時。一般來說，美國影視行業從業者的每日工作時間被限定在8小時內，最多不能超過12小時。超過8小時的部分需要與演職員協商，且時薪需要上調。而在中國，短劇一天通常會拍到15-18小時。

拍攝美國短劇時，大多數公司都會滿打滿算地拍足12小時。像ReelShort這樣的頭部大平臺能基本做到不超過12小時。如果超時了，也能保證加錢。而市面上更多小的短劇公司和一些承製，有時會拍到15-16個小時。

“在合法的邊緣試探。”一位美國短劇從業者告訴我。另一位堅決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訪談物件則說：“有時候省錢省到了違法的程度。”

違法可能包括：拍攝沒有許可證，不給員工上保險，不走正常的勞務合同，不符合最低工資標準。

一個美術部門工作人員的時薪，按照工會最低標準應該在30-40美元。一個決心要“合法”的短劇劇組給出的時薪是16美元。這剛剛高於紐約州的最低時薪標準。更多情況下，這個數字會更低。

當然，美國的短劇片場還是有一些國內沒見過的東西，比如，“親密戲份協調員”。這個角色的工作是與每一個參與親密戲份（比如吻戲）的演員溝通，確定每個演員能接受的尺度和界限，確保不會有人感到不舒適。有的親密關係協調員已經參加了上百部短劇的製作。

2024年年底，一批美國演員被運到中國，在中國的場地拍攝，以節省成本。這是一個全新的嘗試，被選中的拍攝地包括廣東珠海與山東青島。這兩個地方能提供與西方非常相似的外景。

演員Travis在珠海第一次見到了中國的開機儀式，他發現中國的劇組成員們在開機前都要“尋求上天的庇佑”，這令他感到無比的新奇有趣。（“這不是迷信，這是一種祝福儀式。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人會不喜歡。我認為它很酷！”）

另一個在青島開機的美國劇組最終取消了開機儀式上的拜神環節。原因是擔心衝撞到美國演員的宗教信仰。在中美兩方製片人一番激烈的爭執後，最終開機儀式將香爐等常見物品都撤去了，只保留了發紅包與講話的環節。

紀錄片導演王逸飛正在拍攝一部關於出海短劇的紀錄片，當時他在青島的現場，聽見美國演員們休息時討論的是藝術電影。他們在說，《教父》裡的演法“太老派了”。

由於美國群演的人力成本更貴，一些有臺詞的配角會選擇澳大利亞人來演，沒有臺詞的配角則會選擇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來演。在片場，澳洲、歐洲演員濟濟一堂，在一個劇組裡飾演美國人。這種迷你聯合國般的工作方式也有bug，比如導演高峰在接受一家短劇行業媒體採訪時提到他的麻煩：美國人的口頭禪Oh my God, 有些伊斯蘭教和猶太教的演員就不願意說。

Travis最煩惱的事情，是片場無盡的等待。他的第二部短劇是在北京拍的，北京的冬天出奇地寒冷。他一天需要工作15-18小時，其中三分之一都在等待——等待布光、等待轉場，一等就是4-5個小時。在美國，由於有12小時的工時限制，所有工作人員都會更注意抓緊時間。Travis告訴我，這就是去另一個國家參演短劇專案時的“風險”，他提醒經紀人，以後在洽談短劇合同時必須更加註意，要對工時做出更詳細的約定。

有時候，美國演員感到沮喪。因為他們被迫演一些並不符合他們的價值觀的橋段。Filmmaster創始人陳芊羽在接受“傳媒1號”採訪時提到兩種情況，第一是國內短劇中的霸總通常以“超雄”的病態呈現，對女主非打即罵、沒有尊重可言；第二是一些女性角色在劇中不會由弱變強，成長屬性偏低，這樣從頭到尾都是弱者的角色設定也使人不適。

當美國演員們感到不適時，他們嘗試使用一種“專業的”方式解決——與導演、製片人協商溝通，試圖對情節、演法做出一些調整，讓角色擁有更多的人性，體現出更多的掙扎。

在一部經典的“追妻火葬場”式的短劇中，男主角起先對妻子處處為難、家暴，將妻子關進小黑屋，致其流產。演員不得不去與導演製片商量，將其行為動機進一步合理化，並將其肢體幅度弱化，比如將大力推搡，最終改成了“小小地推了一下”。

Jen在Instagram上運營著一個叫作verticaldramalove（豎屏短劇愛好者）的賬號。在這個以粉紅色為主色調的賬號頁面上，她做各類新上架的短劇的測評，推薦質量優異的短劇，簡短地採訪短劇演員，發起“2024年我最喜歡的短劇”的投票。

與Jen約上影片後，螢幕中出現的是一位40多歲的中年白人女性，她生活在倫敦南部的一個小鎮，距離市區有一個小時車程，有兩個十多歲的女兒。她很健談，“你可以認為我是膚淺的”，她說。而當我告訴她“我並不認為你膚淺”時，她快樂地送給我一個飛吻。

Jen的一天是這樣度過的：每天早上起床，Jen先做早餐，然後在吃早餐時看一會兒短劇。白天，她開始工作，與客戶開會，有時在中午吃飯時也看一會兒短劇。下午五點左右，兩個女兒放學回家，她會與女兒一起做飯，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吃飯。晚上八點到睡覺前，她的丈夫坐在電視機前看電視劇或體育節目，Jen則繼續看短劇。一般來說，她會在十點至十一點間睡覺，但如果刷劇入了迷，她會熬夜至十二點後。

2024年4月，Jen在TikTok上第一次刷到了一部字幕版的中國短劇，講一個女傭復仇的故事。很快，她發現這種東西也有美國版本、澳大利亞版本（英國也有短劇，“但我們在這一方面落伍了”）。現在，她已經看過大約300-400部短劇。

好萊塢正在變得“無趣”。Jen說。漫威電影讓她提不起興趣。而中國劇與韓國劇比美國傳統的影視劇好看……“好得多”。Jen13歲的女兒是《復仇者聯盟》系列的超級粉絲，但《復聯4》是這個系列裡最後一部她喜歡的。從Jen所住的地方去最近的電影院，往返至少一個小時，與女兒兩個人的電影票至少要花費50英鎊。如果不是很精彩的電影，她不願意再跑電影院。Jen已經四個月沒有再去過電影院了。

Jen身體不好，傳統劇集太長，看起來太累。手機是很重要的因素，吃飯時就可以看，豎屏短劇還不用將手機倒過來。

她最喜歡的幾類短劇情節包括，“婚外情復仇”，“職場復仇”，“隱藏身份”，“摯友變戀人”等。

Jen描述過幾次她遭遇的挫折：一次是她在書店工作時，意外被書架上掉下來的箱子砸到了頭，這導致了後來她身體一直不好，但書店沒有給予她合理的賠償。去年4月，她在領英上註冊的公司忽然遭到了大範圍的攻擊和抹黑。Jen說，有時，她也幻想自己能對製造不公正待遇的人喊出，“你被解僱了！”

就精神核心而言，短劇在美國並不是新東西。不下三個訪談物件專門提起過Hallmark：一家制作明信片和賀卡的美國公司，每年聖誕季，Hallmark會炮製出一批非常相似的”聖誕戀歌”電影，其情節大概可以被概括為：城市的精英女強人在聖誕節時偶然去了小鎮，被一個粗獷的、帶著泥土氣息的男性所治癒了。與短劇一樣，它也一直在用同樣的模板，講同樣的女性向浪漫故事。

Jen也是Hallmark的觀眾。恰恰相反，她覺得短劇與Hallmark完全不一樣。

Hallmark“非常單調，幾乎沒有戲劇衝突，也沒有壞人”，但短劇裡有壞人，能提供“好人戰勝壞人”的故事模型。而且Hallmark裡的男主角永遠不會“脫掉襯衫”，短劇是更“刺激性的”。

Jen對Hallmark越來越失去興趣，是在2021年後。她覺得與疫情有關。疫情後，物價飛漲，新聞中，世界各地到處充斥著戰爭與衝突。“我們一直以來都有這樣的觀念：父母努力工作，下一代的生活會更好，擁有的也會更多。但現在這個觀念已經不成立了，因為房子太貴，一切都……是的，情況已經不一樣了。”

“當生活變得艱難時，人們希望看到正義戰勝邪惡。”Jen說。

這批北美短劇公司的員工們是一個不算太大的圈子，從業者至多隔一兩個人就可以互相認識。實際上，他們都是在美國學電影的中國留學生。

他們畢業於南加大（USC）電影系、紐約大學（NYU）導演系、加州藝術學院（Cal Arts）、美國電影學會（AFI）等知名電影院校或專業。他們一畢業，就迅速被北美短劇這一剛剛崛起的行業所吸納。美國演員Sam告訴我，他參與過的每一個短劇片場，都會有至少一個南加大的畢業生。Sam本人也畢業於南加大的表演系。

首先，他們必須感謝短劇使他們能在美國留下來，短劇“功德無量”，中國攝影師馬克說。他畢業於美國電影學會（AFI），大學時，班裡也有不少外籍同學，來自韓國，日本，委內瑞拉。大多數人在畢業後只能“堅持一兩年”，最終都離開了美國。只有中國學生留了下來。因為這個新生行業，他們迅速地獲得了職業尊嚴。

孟然2022年12月從南加大電影系畢業，連找三個月的工作都沒有下文。在接近飽和的美國影視圈，留學生群體是非常邊緣的，“好萊塢不要我們”，她說。

2023年初，好萊塢罷工的風聲已經開始，大量劇組停工，使得找工作雪上加霜。當另一位從電影院校畢業的中國留學生找到她、邀請她參與這份工作時，她沒有太猶豫就接受了。儘管當時，介紹人直接告訴她，“就是做小土劇的”，而她心裡想的也是，“找到更好的工作就撤”。

如果說，大量學電影的中國留美學生提供了“天時地利人和”中的“人和”，那麼發生在2023年的好萊塢大罷工就是那個“天時”。Reelshort的起步階段與好萊塢罷工在時間上是高度重合的。當時，市場完全停擺，只有短劇這個行業還在進人。

最開始，參與短劇拍攝的多是工會外的導演、演員、置景師。他們的基數更龐大，更便宜，蕭條時期更難找到工作，更願意參與到短劇製作中來。但隨著短劇行業擴張，到2023年下半年時，短劇可以請到工會的導演和演員，請到製作過各種影視大專案的人。比如，短劇《愛我，咬我》（《Love Me, Bite Me》，吸血鬼題材）的導演，曾是《流浪地球》紐約區的執行導演。

Ryan Vincent是一個工會演員，他演藝生涯的高光是在奧斯卡提名影片《金髮夢露》中出演一個配角。在演短劇時，他為自己取的藝名叫Jack Fierce（兇猛的傑克）。他說，這個名字是一個玩笑，“一個劇烈的意象”。Ryan說，名字能使他與角色融為一體。他已經演過近十個霸道總裁。

美國的短劇片場很有趣，Sam形容那裡像一個“遊樂園”，由於一天要拍10-12頁的劇本內容（傳統劇集專案一天只拍2-3頁），他可以“盡情發揮”，有時覺得“演爽了”。哪怕是那些為參與短劇製作感到羞恥的人，在拍攝過程中也會覺得“玩得很開心”：長片專案片場通常嚴肅沉鬱，而在短劇片場，你經常能見識到宴會廳裡一群美國演員圍成一個圈，被主角轉著圈挨個打臉。

“It’s silly.（它很傻）” Ryan Vincent說，他指的是那些扇耳光、潑水的戲份，“我覺得它很有趣，但它確實很傻”。不過，他非常肯定地告訴我，在經濟上，短劇是一個重要的產業，它為好萊塢像他這樣的演員提供了60%-70%的就業崗位。

一些演員擔心過參演短劇會成為“黑歷史”，但思量再三，仍選擇參演。影視業是一個“薪水低、但有glamorous（光環）的行業”。美國演員工會共有16萬成員，其中只有2%-4%的人，可以僅靠演員這個職業維持生計。也就是說，有10萬以上的演員，還需要做別的工作維生，譬如在空餘時去餐廳做兼職。

一種職業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讓自己工作起來。“你是想成為一個（一直在等待的）演員，還是一個有工作的演員？”Travis說，“誰會獲得這個 Netflix 的工作，是我還是格倫·鮑威爾（好萊塢當紅影星），我的意思是，好吧，我一點機會都沒有，對吧？所以我的角色被縮減為越來越小的部分。”

他們努力自我教育：作為一個演員，你不必去評判它，只需去完成它。即使劇情與自己的想法有衝突，也應該用專業的溝通方式去解決，而非鬧情緒。

孟然為這份工作感到驕傲。在美國可以使用母語工作，她認為這是一種“特權”（privilege）——不是每個在美國的中國人都可以說母語、找到一個民族文化強勢的產業，拿到一份高薪的收入。

“中國資本硬生生地在美國殺出了一條賽道給華人做。養活中國人也養活美國人。” 程銘說。他是另一個南加大的畢業生。

也有人懷著隱秘的羞恥。一位訪談物件堅決不允許我們提到她的名字，她覺得“太丟臉了”。除了故事的價值觀落後，更糟糕的是她覺得自己輸出了太多“中國人做事的方式”。她稱自己為（加引號的）“中國文化大使”，增加了一些“bad reputation（壞名聲）”。

有些人產生了更復雜的感慨。紀錄片導演王逸飛說，北美短劇有時使他想起日本六十年代的“粉紅電影”——它們的共同特徵是，在蕭條的時期，以一種下沉的方式，為這一行業保留人才。

他見過不少短劇導演試圖在拍攝短劇時“夾帶私貨”。比如，大家都知道短劇的最後10集是沒人看的，因此，他們會在最後10集里加入一些奇怪的排程、打一些不尋常的光，甚至搞點“一鏡到底”。這些嘗試有時會被資方默許，有時則會被“打回重拍”。

“質疑短劇，理解短劇，成為短劇”，馬克說。剛開始從業時，按照習慣，他讓燈光師打了質感更好的暗調光，很快他遭到資方的批評，並被勒令重拍。兩年來，他隱約覺得自己理解了一些新的東西。這似乎是一種墮落，又不全然是，甚至不全然是一種自我安慰的自洽。他見證了這個行業最初的混亂，也見證了它逐漸變得規範起來。他讀過完全粗製濫造的劇本，也參與過稍微精良一些的製作。他至今也不喜歡看短劇。但當他因為職業的專業度受到同劇組成員的認可時，他也感受到了“成長”。一種前所未有的複雜感受降臨在了他的肩上。

一個事實是，我訪談的所有短劇從業者（無論中國人還是美國人）身邊都沒有人看短劇。

孟然做出過不少爆款短劇，但她身邊不僅沒有人看短劇，很多人聽都沒有聽說過。有時她會感到困惑，“我做的東西真的有人看嗎？”很偶然的一次，她聽到自己認識的演員轉述：我小孩的幼兒園老師在看你們做的劇。

從業者的辯詞是，短劇的製作端其實並不需要接觸到“活的受眾”。這可能也是對的。短劇之新，在於它依託的媒介是網際網路與短影片。和電影完全不同，對一個網際網路媒介產品來說，“使用者反饋永遠不如真實的資料有說服力”。有資料就夠了。在龐大的資料面前，來自個體使用者的心聲顯得太微不足道。

程銘問過身邊很多朋友，又讓朋友去問他們的朋友，他們甚至連Tiktok上的投流廣告都沒刷到過。他“想不通”。市值和營收都證明這是一個巨大的市場。整個2024年，整個北美短劇市場的營收達到2.9億美元。然而，資料上顯示的那個龐大的群體究竟在哪裡呢？

程銘唯一一次見到自己的產品的觀眾，是他今年春節回北京時，在大使館遇到的簽證官：一位30歲出頭的白人女性。簽證官問：你是做什麼職業的？程銘回答：製片人。簽證官問：是什麼產品的製片人？他回答：Vertical Drama Series。這時，簽證官忽然說：我刷到過！你們做的東西太有毒了（so addictive！），根本停不下來。我現在明顯被標記為受眾了（targeted as audience），經常刷到廣告。

他感到激動：你是第一個給我市場反饋的人！回到公司，他又和大家分享：我第一次見到了“活的觀眾”！

他猜想這是因為圈層的割裂。一個多數短劇從業者都會有的體會是，他們比過去更清晰地意識到了一個隱秘而龐大的群體的存在。一位受訪者生活的地方離紐約貧民窟只有四條街區之遙，但她永遠不會去那個地方，也無從得知那裡是否有人在看她生產的短劇。小紅書上，她常刷到年收入二十萬美元、哀嚎自己活不下去的在美華人，她後來知道，美國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數是七萬五千美元。

根據TikTok《2024年短劇出海營銷白皮書》，TikTok短劇使用者中家庭收入低於75000美元（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的佔61%，非TikTok短劇使用者中家庭收入低於75000美元的佔72%。

生活在洛杉磯的Sam推測，短劇在早期可能會更多吸引美國中西部的觀眾，所謂“Middle America”。

“Middle America”是一個非正式的術語，用來指代美國的中西部地區，涵蓋俄亥俄州、印第安納州、愛荷華州、內布拉斯加州、堪薩斯州、密蘇里州以及伊利諾伊州的南部地區。這是一個與美國東西海岸更具文化進步性、城市化的地區對比的概念。Middle America所具有的保守價值觀（在美國政治中通常被稱為“家庭價值觀”）常常被稱作“中西部價值觀”。

有時這種差異讓他聯想起政治選舉。在選舉中，中西部是共和黨的票倉，也就是紅州。大部分影視行業的從業者，生活在美國東西沿海的大城市，也就是“最藍”的地方。《獨樹不成林》主播仲樹說，在美國，民主黨含量最高的三個領域分別就是：高等教育、媒體、好萊塢。

同樣生活在洛杉磯的馬克說，在他的社交圈裡，從來沒有任何一個特朗普的支持者。當他開啟社交媒體，刷到的永遠是清一色的民主黨的支援聲音。但到了投票的時候，他們是失敗的。他們不知道把票投給特朗普的選民究竟在哪裡，就像他們不知道到底是誰在看美國短劇一樣。

不過，這不一定真的與政治選舉有關，Sam補充說，這只是一個“具有潛力的猜測”。

2025年開年後，美國短劇內卷迭代的速度明顯加快了。國內出現了什麼新的爆款，美國端會迅速反應。2024年底國內的最新爆款是以《閃婚老伴是豪門》為代表的老年人短劇，不到一兩個月，美國也有了相應的單親外婆與總裁閃婚的故事。一位從事北美短劇投流剪輯工作的朋友告訴我：春節前，我還在剪40歲（的女性）談戀愛，春節後，我已經在剪60歲（的女性）談戀愛了。

Jen現在去參加商業會議，聊起短劇，在場還沒有人知道。她預言，到2025年底，所有人都會知道它。而孟然告訴我，他們工作的最終的目標是“全美國人都看短劇”，“就像國內一樣”。

*文中程銘、孟然、馬克為化名

“正面連線”專注於非虛構和特稿，旨在呈現現實世界中人們視而不見的重要部分，在人與故事的切面後展現當代中國的時代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