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要說誰是當代國際影壇最成功的亞洲導演，奉俊昊當仁不讓，尤其是在憑藉《寄生蟲》（2019）橫掃幾乎一切主流大獎之後。《編號17》是他六年來的第一部新片，此片總投資高達1.98億美金（約合人民幣14億），由新晉“蝙蝠俠”、演技派當紅帥哥羅伯特·帕丁森主演，可謂萬眾期待。
《編號17》改編自同名科幻小說，科幻點子倒談不上“高概念”，大體而言無非是克隆人故事。但這個故事依然能激起時代的共鳴。打工人最怕什麼？本來是怕被別的更年輕、更能卷的人取代，現在還要擔心被更高效的人工智慧取代。其實，就在《寄生蟲》大爆的同一年，大導演李安也曾選擇執導一部克隆人科幻片《雙子殺手》（2019），這或許也說明，對於自身價值和個性的焦慮，尤其是一種很有東亞特色的心病。
然而，亦如李安的《雙子殺手》，奉俊昊的《編號17》也遭遇了口碑和票房的雙重失利，豆瓣只有7.0分，預計將虧損一億美金。這種失利既關乎外部的水土不服，同時也關於故事內部的進退失據。
有一個笑話因為太有道理而令我印象深刻，說：熊追著兩個人拼命跑，一個人心裡想放棄了，知道反正跑不過熊，不如躺平等死算了。另一個人卻心說，但我不需要跑得過熊，只需要跑得過你就好了。
這個笑話用當代的詞彙翻譯一下，就叫“內卷”。《編號17》其實就是用科幻把“內卷”的噩夢推演到極致，甚至在最黑色的地方反而令人啞然失笑。
電影發生在遙遠的未來，主角米奇（羅伯特·帕丁森 飾）因為欠了一屁股債只能逃往地球之外。可是要逃出去的人太多了，米奇只能另闢蹊徑，自願報名成為“消耗品”，也就是複製人，他們用於從事高危行業，死了以後會被重新“列印”出來——新的克隆體會被輸入死者的記憶，如此週而復始，直到永遠。
故事的最大變數來自一次事故。在一次去外星球抓捕“恐蟲”（實際上是當地原住民）的時候，掉落山洞的米奇十七竟然沒死，反而被恐蟲們給救出了山洞。等他回到基地卻發現，米奇十八已經被打印出來了。於是兩個米奇之間必有一番爭鬥，出於戲劇效果，米奇十八性格火爆，與逆來順受的米奇十七截然相反，儘管電影並沒有給出什麼“科學的”解釋。
毋庸諱言，這種克隆人之間的掐架喜劇非常老套，早有無數前例。除了前面提到的李安的《雙子殺手》，我記得單施瓦辛格就演過好幾部，比如《第六日》《幻影英雄》。李連杰也演過跨越平行宇宙打遍其他李連杰的《救世主》，這些都是幾十年前的老片了。而當代的諸如《瑞克和莫蒂》之類的片子更是徹底把這種故事解構到體無完膚。
如果說《編號17》還能引起當代觀眾的共鳴，那麼就在於它把“我與另一個我”的私人恩怨變成了一個系統性的困境：在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體系裡，人徹底異化為工具，而不再是目的。我與另一個我的爭鬥，註定不會有勝利者，因為我們都只是在爭奪一個註定會消耗掉生命的“工作”而已。
當片中有一代米奇被告知他的生命只有十分鐘（因為他的任務是測試人體對於宇宙輻射的忍耐度），不少觀眾恐怕會想起自己工作的“短命”，在很多的公司和行業，那個數字就是“35歲”。而在AI技術一日千里的當下，失業的恐懼也被推向了邏輯的頂點。它不僅關乎工資，而是直接在哲學層面上拷問：一個人失去了使用價值，還剩餘什麼存在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對於內卷、同質化競爭的熟悉和恐懼，我們東亞人的體會無疑格外深刻。在真正工作以前，我們就飽嘗了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高考之苦。這其實並非簡單的教育理念問題，而是一個資源分配問題。如何把有限的資源分配給無窮的競爭者，這樣的篩選註定是殘酷的。東亞人的殘酷宿命，歸根到底，還是在於“人多”。這樣說來，其實《編號17》的改編還是保守了，它完全可以再多克隆幾個米奇的。
電影的原著小說其實叫《米奇七號》，但奉俊昊給改成了十七號，這算是一個妙筆。多出來的十次死亡並非白白堆砌，唯有量變才會引起質變。即使輕如鴻毛的米奇的生命，終於也因為數量的累加而變得有些沉重了。
《編號17》其實早在2023年末就提交了最終剪輯版，但出品方華納卻一再推遲上映時間，其實就是對此片的商業前景不樂觀。如今終於上映，也坐實了當初的擔憂，此片投資1.98億美金，最終可能會虧損1億美金。
奉俊昊畢業於延世大學社會學系，他的電影向來充滿社會關懷。而嚴肅的社會關懷，必然要拒絕童話般天真虛假的美好結局。《寄生蟲》的結尾，男主角殺死了嫌窮人臭的富人，看似“揚眉吐氣”，其實自己還是困在地下室裡，做一隻不見天日的寄生蟲。
而即使在口碑遜色一籌的《雪國列車》（2013）裡，奉俊昊也保持了嚴肅的強度：當車尾的窮人終於殺到車頭，卻發現並不能帶來整個列車的公平和正義，反而只能讓整個列車傾覆，如果說這裡面還有公平的話，那也僅僅是所有人都會“公平”地被北極熊吃掉。
而在奉導此前最差的作品《玉子》裡面，雖然小女孩救下了大豬是一種童話結局，但導演也僅僅允許這種童話發生在小女孩一人身上，並沒有隨意顛覆整個殘忍的食品生產行業。而且小女孩的豬最後還是用自己的一生積蓄——一隻小金豬——換來的。
《玉子》劇照
《編號17》的前半部的確給出了充滿社會諷刺和哲學深度的黑色喜劇，也給自己提出了一個很難的問題，米奇這樣被系統卡死的小人物究竟應該獲得怎樣的救贖呢？電影就像變魔術，設定困境能吊起觀眾的期待，但是解決一個看似“不可能的困境”，才能最終博得滿堂喝彩，這方面《編號17》明顯沒有做好。
“米奇”們面臨的是一種系統性困境，它並不是打倒某個諸如馬歇爾船長（馬克·魯法洛 飾）之類愚蠢反派就可以解決的。實際上，並不是馬歇爾發明了“消耗品”技術。而如果沒有這項並不人道的技術，米奇本人會過得更好嗎，他可能根本出不了地球，就直接在地球上死於殘忍的債主之手了。
真要在半部電影裡的時間，讓米奇顛覆一整個系統，的確有些強人所難。然而，他雖然不像哪吒可以字面意義上脫胎換骨、可以用無窮法力“不知天高地厚”地鬥一鬥，但最起碼心態上可以撥雲見日，有一點“如今方知我是我”的頓悟。讓一個工具人建立“我”的主體性，這種勝利其實遠比干掉一個卡通化的反派要更艱難，也更動人。
昆德拉曾經比較過卡夫卡和奧威爾的不同，他舉出卡夫卡《審判》裡的一個例子，說被審判的主人公跑步趕去法庭，但是有一個瞬間他忘記了自己在趕路，他停下來看著四周，有男人探出頭抽菸，有一頭亂髮的女人在曬被子，有小孩在閒蕩……而這樣富有人性和生活趣味的瞬間絕不會出現在奧威爾的小說中。
朝生暮死的米奇也沒有獲得這樣短暫自由的瞬間，他根本沒有體驗過生活的美好、自己的珍貴，這讓他的反抗都顯得只是例行公事，只不過是在完成另一項任務，只不過這項任務，是導演給的。
而且反抗的主體是克隆人米奇十八和英勇的特工女友，他們殺伐果斷、滿嘴正確的大道理，而且像開了掛一樣可以輕易直取反派——馬歇爾不是疏於安保，而是完全沒有，稀裡糊塗就領了盒飯，然後天下太平。至於我們的主角米奇十七，依然是那麼懦弱、溫順、卑微，永遠捏著嗓子說話。
到最後，克隆印表機被停用、摧毀，米奇的女友從特工搖身一變成了議員，給人一種“從此，一切都變好了，他們會幸福地生活下去”的童話結局。難怪有不少人說，這是奉俊昊最差的作品。我們事先也的確很難想象一個以鬼才敘事和社會批判見長的大導演，最後會如此虎頭蛇尾，完全喪失了對於技術和社會的想象力。
《編號17》本身就是一個陳詞濫調的復刻。故事最後只是老套地殺死了“多餘的人”，甚至死去的反而是更英勇的米奇十八，而留下了更平庸懦弱的米奇十七，這種逆向淘汰如何能安撫廣大打工人觀眾？我們也只能在最初的黑色幽默之後，一而笑，再而衰，三而竭。
《編號17》的失敗並不是奉俊昊在好萊塢的第一次失敗（那是《玉子》），或許也不能簡單視為他一個人的失敗。實際上，亞洲大導演在“勇闖好萊塢”的道路上，一直很不順利。
在韓國導演赴好萊塢“殿試”之前，其實已經有一批華語導演先走一步，其中就包括吳宇森、王家衛、李安。吳宇森拍過一些口碑和票房還可以的大片（比如《變臉》），但已經闊別好萊塢二十年，直到2023年才重新回去，拍了一部類似於網大的片子，叫《靜夜廝殺》，豆瓣只有5.1分，大部分人根本沒聽過。
王家衛只拍了《藍莓之夜》一部英語片，後面傳出過很多專案，都不了了之。
李安拿到過兩座奧斯卡，應該說是非常成功了，但是《比利·林恩的中場戰爭》（2016）和《雙子殺手》（2019）的接連失利、鉅虧，也令他在盛名之下，沒有那麼如魚得水。他籌謀多時的兩部史詩鉅作，《馬尼拉之戰》和《李小龍》，至今仍遙遙無期。
雖然每個人的情況各不相同，但這些導演的困境不能說沒有共性。面對陌生的文化環境，外來者只能抓住最大公約數、表面上的熱點問題，但無法落實到更為具體、細膩、活靈活現的人物身上。
在《編號17》裡這就體現為最表面的政治諷刺，特朗普主義、種族主義、環保主義等等。它像踩得分點一樣踩了個遍。但真正打動人的藝術，並不是踩得分點，不是點到為止，而是需要入肉三分，甚至銘心刻骨。
馬歇爾船長如果放到“週六夜現場”之類的場合，或許會是蠻好笑的小品，但是放在電影裡就顯得格格不入，這個人物太薄太脆了，缺乏彈性與厚度。即使當米奇十八最終殺死了他，觀眾也不會感到大快人心，因為擊倒的只是一個紙板人而已。
這就是為什麼，在“奉俊昊”們的作品譜系裡，即使口碑尚可的英語作品，在藝術上也遠遠不如母語作品。沒有人會說《雪國列車》好於《漢江怪物》或者《殺人回憶》。後兩者真正的精髓，不在於“怪物”和“殺人”，而在於“漢江”和“回憶”——實打實的生活和歷史。
這或許也是為什麼作為好萊塢的外來戶都特別喜歡拍科幻，因為那可以最大程度上的揚長避短，逃避現實生活。我們很難想象李安竟然會拍《綠巨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雙子殺手》那樣的架空的、奇幻的作品，其實這些選擇自有其內在原因。
有意思的是，好萊塢對於這些亞洲大導還是相當客氣的。儘管套路化的商業模式同這些作者導演的藝術追求天然存在落差，但畢竟資源還是給足了的。倒是很多時候，是這些亞洲大導演沒有太“認真”對待好萊塢。《雙子殺手》1.38億美金，李安只是拿來試驗一下新的攝影技術（3D+4K+120幀），並不在意劇本本身的爛俗。
而諸如《玉子》和《編號17》那樣的電影，不說是玩票之作，也很明顯並非全力以赴。不是說導演不敬業，而是他們很清楚這些英語片的定位，是帶點個人色彩的商業片，而不可能是更高階的傑作，強行拔高倒是有點緣木求魚了。但是商業的邏輯也很殘酷，當你只想交出一份八十分的答卷，最後往往才勉強六十分。最後往往是票房口碑齊崩、導演和製片廠雙輸。
其實現在的製片模式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諸如網飛之類的流媒體的興起，令好萊塢不再是“天下英雄盡入彀中”。流媒體把資金投給本地的導演，讓他們用自己的語言和審美習慣，為本地觀眾製作節目。這或許是更好的一種合作方式。它最終指向了一種更多元的文化，更容易達成雙贏。
好萊塢的舊模式就是像《編號17》裡的克隆機器，取一些不同的原料精華，但最終打印出來的還是同一種東西。然而現實中並沒有一種這樣的機器，可以精確而輕鬆地把一種文化“列印”到另一副載體之上。如果說亞洲導演與好萊塢的糾葛，能帶給我們什麼啟示的話，那就是真正的好東西的確不是光靠錢就能砸得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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