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12月29日,內蒙古呼和浩特市,上海戲劇學院內蒙表演班的考試圓滿結束。
這個班是內蒙古宣傳部和上戲合作開辦的定向培養班,主要招收少數民族學生,為內蒙古的文藝事業發展培養人才。
定向委培生,就是用人單位委託高校,幫助本地區、本單位培養人才。學生們畢業後,需要回到委託單位分配工作。
整個招生活動非常順利,上戲一共挑選了25名學生。可能是因為內蒙對錶演人次需求太急迫,這些學生們的文化課錄取線,只有:
179分。
少數民族考生還能加10分,這麼算下來169分就能上了。
巧了不是,不知知網的北影翟博士,當年高考分數剛好是這個分數線的兩倍。可惜他是漢族,還是山東考生。
上戲內蒙班的招生現場,除了受到當地官員熱情招待的招生組,還活躍著兩個校友:
巴音和塗門。
按照上戲的說法,兩位校友除了積極推薦優秀苗子,還通知了偏遠的學校。
是夠遠的,遠在北京十一學校讀書的那爾那茜都通知到了。
雙方上一次合作招生,還要追溯到遙遠的1982年。就在那一年,巴音和塗門進了第一屆上戲內蒙班,和一個叫敖登高娃的姑娘成了同學。
2012年9月,剛畢業的那爾那茜在微博上@她的“學姐”母親敖登高娃,說:
快給姥姥看看。
好的崗位和好的升學路徑一樣,只通過母嬰傳播?
每一次涉及教育公平的事件,都會觸動國人的敏感神經。
此前的仝卓,從往屆生搖身一變成為應屆生,還成功入黨,調查組說,這都是仝卓繼父的功勞。
仝卓的繼父,山西省臨汾市人大常委會的辦公室副主任。從北京轉學到臨汾,再到遷移戶口、改名字、入黨、往屆變應屆,一個副處級幹部就全搞定了。
這兩天因為財稅問題屢上熱搜的李雪琴,有國家游泳二級運動員的證書,卻說自己不會游泳。
也不怪大家懷疑,她的母校遼寧本溪市高階中學很多年前就曾被調查過。一箇中學體育特長生佔比10%也就罷了,擁有25名游泳特長生的這所學校:
沒有泳池。
晚自習上到11點半的李雪琴到底是在哪兒練的游泳,到現在都是個謎。
後來的調查裡,一個游泳運動員證書只要7,8萬,足球只要4萬。調查組讓考生們自己籤承諾書放棄加分,否則就參加複核考試。
李雪琴母校那一年共計87個體育特長生,58人選擇放棄加分。25個游泳特長生裡,24個放棄了加分。
遼寧後來曾經公開審理過其中一起案件,被告人有三個:
學校校長、體育老師和當地足協副主席。
這三個人再加上錢,你家孩子高考可以多出20分。
但這些在上戲內蒙班面前集體黯然失色。升學路徑有問題的人,我們見得多了,但像那爾那茜這種,幾乎把所有問題都聚齊了,不多見:
如果她是北京戶口,北京學籍,那算空掛學籍;如果她是內蒙戶口,內蒙學籍,那算人籍分離;如果她是北京戶口,內蒙學籍,那算高考移民;如果她是內蒙戶口,北京學籍,那算學籍掛靠。
中國人用考試選拔人才的1000多年以來,公平,一直是上上下下的共同訴求。
史學大師何炳棣研究了歷代四萬多名進士和舉人的家庭出身,他發現一半的進士,祖上三代沒有做官經歷。
誰在科舉時搞事,那都是找死。
咸豐八年,順天府鄉試放榜那天,同學們驚訝發現,平時不讀書愛去找小姐姐的平齡中舉了。
學生們憤憤不平的聲音,被當時的御史孟傳金報給了皇帝。很快,三位大臣組成的聯合調查組,就開始查案了。
經查,平齡直接買通了負責謄抄的官員,修改了試卷內容。
說來也巧,平齡很快死在了監獄裡。那是不是就要大家罰酒三杯,下不為例了?
但權臣肅順上報皇帝,要求繼續查。這一查不要緊,200份試卷裡面,有問題的多達50份。
其中一個叫羅鴻繹的考生,本身是個有錢的財主,拿著幾百兩銀子先找到自己當侍郎的老鄉,老鄉找到自己的同僚,同僚找到時任主考官一品大員柏葰的家人,家人再找到柏葰。
於是羅鴻繹就這樣考上了大清朝的舉人。
最後,沒收什麼錢的柏葰,被直接拉去菜市口砍頭,原因竟然只是賣了家裡人一個面子。
這還是清朝末年即將亡國,不算太血腥。放在剛建國的順治十四年,順天府科場舞弊案,主考受賄的七位官員被砍頭,家產抄沒,全家發配寧古塔。
同樣是那一年,江南參與舞弊的主考官,兩人砍頭,十七人絞刑,其餘流放者不計其數。
科舉制度好不好,爭議是挺大。但要是說它不公平,那就扯淡了。人家舞弊案都有調查組。
古今中外,有權有勢的人,天然希望壟斷教育資源。
1946年,抗戰勝利後清華大學第一次全國範圍招生,北京、天津和成都三個考點的報考人數突破12000人。那一年,有三個特殊的落榜生:
建築系主任梁思成的女兒梁再冰;文學院長馮友蘭的女兒馮鍾璞;校長梅貽琦的女兒梅祖芬。
林徽因不信閨女考不上清華,翻出考卷看了後沉默不語,讓梁再冰去了錄取分稍低的北大。馮鍾璞去了南開大學外語系,梅祖芬去了清華預科班。
後來很多人說這說明推倒科舉制後,中國的教育公平大進一步。可實際上,推翻科舉制後,中國的教育經歷了大倒退。
蠔腩看過統計,19世紀末中國有書院兩千多處,其中所容納的讀書人近十五萬。至辛亥革命前夕,全國中學七百多所,學生七萬兩千人:
少了一半還多。
讀書又成了特權。桐城派末期文人吳汝綸的日記裡說,一個新式小學學堂的年學費,竟然相當於現在十幾萬人民幣。
因為大師湧現,大家對那個時代有光環感,但大量百姓是文盲的事實,被一筆帶過了。
不光是舊中國,《洛杉磯時報》曾經做過一個統計,假如父母任意一人畢業於哈佛,那麼孩子被哈佛錄取的機率,要比普通學生:
高5倍。
2009年,《芝加哥論壇報》曾經披露過一份影響力名單,有800名被稱作“第一類”的學生,成功申請了厄巴納香檳分校。
這些學生要麼父母是州議員,要麼爹媽是校董事會成員,或者出生於給學校捐款的土豪家庭。
日本皇儲文仁親王從小就被傳因為不聰明而成績不好,在他要上高中時,他所在的中學突然宣佈和東京排名前五的筑波大學附屬中學合作,雙方接收對方的初中生:
不需要考試。
到了上大學的時候,本來皇儲是想上東京大學的,奈何一方面推薦入學的學生,也必須參加日本高考,另一方面民眾強烈反對東大給開後門。
所以皇儲直接本校直升筑波大學作罷。根據筑波大學生物系推薦入學的標準,文仁親王先是和兩名日本頂尖研究人員一起發表論文,擔任第一作者。
而後又以個人名義,參加了在京都召開的國際昆蟲學會議,在這個昆蟲學領域規模最大的國際會議上,文仁親王向大家展示了一篇論文:
《皇居のトンボ研究》
蠔腩不懂日語,翻譯過來應該就是《我的天皇爸爸》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