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 Freer

儘管我在堪培拉的優渥家庭中長大，但直到40歲之後，我才真正開始關注政治。小時候，我也曾隨大流在1975年11月佩戴“可恥的弗雷澤（Shame, Fraser）”徽章，結果差點被私立學校禁止參加高考。為了考試，我摘掉了徽章，卻意外成為新州高考狀元。但我仍堅持自我，第二年從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退學，轉而在堪培拉音樂學院學習鋼琴，放棄了“名校光環”，選擇了更貼近內心的生活。

回頭看，我很感激父母並不在餐桌上談政治——他們更偏愛書籍和音樂，我的童年沒有電視和政論，卻多了些自由思考的空間。

80年代，我因音樂輾轉來到歐洲，最終在蘇黎世定居。在那裡，我開始參與各種政治與社會運動：為阻止塔斯馬尼亞富蘭克林水壩工程而徵集瑞士人簽名；帶著妻女參加反核示威、被催淚瓦斯襲擊；為尼加拉瓜醫療援助做義工；參與蘇黎世的反銀行抗議；向世界自然基金會和綠色和平組織捐款；在綠黨勝選遊行中穿上鮮豔的綠色毛衣——當時我雖然稚嫩，卻滿腔熱血。那句老話說得好：“二十歲不信社會主義，是沒有良心；四十歲還信社會主義，是沒有腦子。”

隨著年齡增長，我也從無神論一路閱讀，穿越猶太哲學（布伯），最終走向基督信仰（Guardini）。我們一家也決定回澳，追尋陽光、花園和無酸雨的藍天白雲。我從“膝跳反應式的社會主義”轉向“膝跳反應式的保守主義”，並結識了Christopher Pearson及其思想圈子。人總得有個“部落”歸屬。

那時是霍華德政府如日中天的時期，我經常在News Radio收聽議會實況轉播。我們的孩子多由我們在家教育，其中三人後來考入美國加州一所“偉大書籍”學院學習，另外兩個則留在阿德萊德成為職業音樂人。我也曾在2010年代表民主工黨（DLP）競選南澳議席，雖僅獲得1%選票，但種下了參政議政的種子。

我近年的政治觀徹底轉變，源於一則主流媒體的“新聞”：默多克媒體大力吹捧美國的“馬格尼茨基法案”，這一法案現已被多國效仿，包括澳大利亞。出於好奇，我開始深入瞭解所謂“馬格尼茨基事件”，竟發現整個故事是對沖基金經理比爾·布勞德（Bill Browder）編造的（可參考他的書《紅色通緝》Red Notice）。

深入挖掘後，我看到Citizens Party（公民黨）成員Robbie Barwick對資深記者Lucy Komisar的採訪，這才驚覺：整個西方政治體系竟然被一個高達5億美元的金融騙局愚弄了！如果這樣的欺騙都能被接受，那還有多少我們自以為是真理的“共識”，其實不過是粉飾的謊言？

接著，我又看了Robbie對前外交官John Lander的採訪，從此，我眼中的世界徹底改觀。權力結構的“黃金外殼”剝落，露出腳下的泥沙。這一切讓我深刻明白：發現了問題，不是為了憤怒，而是為了修復。

澳大利亞公民黨的核心理念，是在政治中堅持“絕不妥協的誠實”。我們寧可不當選，也絕不會在掌權之後撒謊或扭曲事實。國家主權與每一位公民的尊嚴是我們的基本立場，而一切政治行為都應在這兩者之間尋求平衡與和諧的“甜蜜點”。

我們倡導謙遜，願意向他國成功經驗學習——比如芬蘭的教育制度、挪威的資源歸屬機制、瑞士的民主分權體制等。但我們也同樣呼籲包容與胸懷，比如對中國、俄羅斯、伊朗這樣的古老文明，澳大利亞不應一味敵視，而應主動交往，甚至虛心借鑑。

真正的和平，不僅是國與國之間的和平，更是國家內部的和諧，最終歸於人心的安寧。而這些，其實是互相連線、互為支撐的。我們稱之為：“公共福祉”（The Common Good）。

Mark Freer

如需瞭解更多，請訪問：www.citizensparty.org.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