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是中東伊斯蘭主義的最後生命線

西方媒體偏執的認為:伊朗是中東伊斯蘭主義的最後支柱,一旦其政權衰弱或垮臺,地區內依賴其資助的什葉與遜尼極端組織將失去根基,伊斯蘭主義勢力將全面衰退。下面是他們的偏執看法,發上來僅供大家參考借鑑,立場不同,請注意甄別。#伊朗政權#伊斯蘭主義#什葉派#遜尼派#真主黨#哈馬斯#胡塞武裝#伊斯蘭國 #穆斯林兄弟會 #中東局勢  #以伊戰爭
伊朗是中東伊斯蘭主義的最後生命線如果德黑蘭持續衰弱,地區的極端主義運動將逐漸凋零
在美國對伊朗核設施發動打擊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上發文,公開支援伊朗政權更迭。儘管在本週宣佈並維持了一項停火協議後,他已收回這一言論,但伊朗政權正面臨巨大的壓力。在這場持續的中東戰爭中,伊朗損失慘重,很難全身而退。
一旦伊朗政權垮臺或長期陷入虛弱,將為中東帶來劇烈變局。這不僅是地緣政治或軍事力量版圖的重構,更意味著伊斯蘭主義的瓦解——無論是政治伊斯蘭,還是暴力聖戰主義,伊朗都是它們的關鍵支持者。
幾十年來,中東的權力競爭很大程度上圍繞伊斯蘭主義的傳播展開。這一程序始於1979年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建立,霍梅尼將“神聖聖戰”作為國家使命,意圖將其擴散到整個中東甚至更廣泛地區。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在海外培育聖戰組織,為真主黨、“伊斯蘭聖戰組織”等提供資金、訓練和武器,使它們成為伊朗軟硬實力的延伸。
長期以來,一種主流敘事是:什葉派政權伊朗的崛起激發了與遜尼派沙特的宗教與意識形態競爭。尤其在20世紀80至90年代,沙特為抵禦伊朗什葉派原教旨主義,大力輸出本國的瓦哈比主義。伊斯蘭主義在中東的傳播,常常被描繪為什葉與遜尼之間的教派衝突。
這一框架在21世紀初前或許還成立,但如今再將伊朗與沙特相提並論,已不準確。自2003年基地組織襲擊沙特以來,尤其是2016年沙特啟動大規模社會、文化與經濟改革後,兩個國家在伊斯蘭主義問題上的路徑徹底分化。在此之前,伊朗與沙特的地緣競爭確實使中東成為各種伊斯蘭主義組織滋生的溫床——無論是什葉派還是遜尼派,持槍的還是溫和派,民族性還是跨國性——它們相互衝突,也挑戰國家權力。
伊朗則始終將資助伊斯蘭武裝組織作為對外擴張的主軸,包括真主黨、胡塞武裝、哈馬斯等。它也繼續激化什葉-遜尼對立,將自己塑造成中東地區什葉派少數群體的保護者。
但教派分野並非涇渭分明。雖然什葉派組織幾乎都效忠伊朗神權政體,某些遜尼派極端組織也與之結盟。遜尼派的基地組織與“伊斯蘭國”長期試圖推翻沙特王室,建立哈里發或神權體制,是利雅得的心腹大患。因此,僅從什葉-遜尼對立的角度理解伊斯蘭主義,會掩蓋伊朗在扶植各類遜尼聖戰組織中的關鍵角色。
雖然像真主黨這樣由伊朗資助的組織在國際恐怖主義中活躍,全球更熟知的還是遜尼派聖戰網路——如穆斯林兄弟會的武裝派別、薩拉菲聖戰分子、基地組織、“伊斯蘭國”等。但事實上,自上世紀80年代起,伊朗與基地組織就建立了戰術合作關係,其基礎是對美國和以色列的共同敵意。美國國會“9·11委員會”報告指出,伊朗曾訓練基地組織人員使用炸藥,並協助其前往阿富汗。報告還稱,基地組織得以實施1998年對美國駐肯亞和坦尚尼亞大使館的襲擊,可能得益於其在伊朗和黎巴嫩真主黨的培訓。
伊朗與遜尼聖戰組織的這種交易式關係持續至今。哈馬斯與“伊斯蘭聖戰組織”雖然都是遜尼派巴勒斯坦組織,卻長期接受伊朗支援。什葉派真主黨與伊拉克“人民動員力量”(PMF)雖然以打擊遜尼派“伊斯蘭國”為名,但他們之間也存在戰術合作。2017-18年“伊斯蘭國”被軍事擊敗前,部分PMF武裝甚至“日租”邊境公路給“伊斯蘭國”行動,這一點筆者在2018年赴當地調查時得到證實。兩方武裝在黑市經濟中也有合作。根據其他訊息來源,去年12月阿薩德政權被推翻後,一些伊朗支援的武裝逃離敘利亞前,將武器移交給在敘東北的“伊斯蘭國”分子。
這種戰術合作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伊朗與“伊斯蘭國”共同敵視“征服陣線”(HTS)——這是推翻敘政府後掌控國家的組織。HTS早年隸屬於基地組織,其成員至今保有伊斯蘭主義傾向。但若想在敘利亞這個多民族、多宗教國家掌權,其領導層不得不與極端主義割席,轉向更務實的政治路徑。儘管敘新政權仍帶有一定伊斯蘭治理色彩,但其徹底神權化將無法獲得依賴的阿拉伯重建資金支援。
伊朗利用PMF打擊“伊斯蘭國”之名,擴大其在伊拉克的政治影響力,真主黨則以保護黎巴嫩為藉口,深度介入敘利亞戰事。“伊斯蘭國”的存續對伊朗仍有用處,尤其能作為干擾現敘利亞政權的工具。例如,6月中旬該組織在大馬士革聖埃利亞教堂發動自殺式爆炸,正好迎合伊朗擾亂戰後敘局、重建影響力的意圖。
遜尼派伊斯蘭主義對伊朗的支援不止體現在暴力組織上。在美以對伊朗發動打擊後,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發表宣告,聲援伊朗政權,稱出於“伊斯蘭團結”,需聯手對抗以色列。這一立場有其歷史根源:伊朗政權締造者本就受穆兄會思想影響,而穆兄會被視為現代伊斯蘭主義的源頭之一。
不過穆兄會對伊朗的聲援將進一步惡化其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卡達曾是穆兄會及其他遜尼派伊斯蘭組織的重要金主,但在2017-21年外交危機中因被指支援恐怖主義而與多國交惡,如今也開始與這些組織保持距離。今天,從摩洛哥到海灣的大多數阿拉伯政府,最多將穆兄會視為政治包袱,埃及、突尼西亞、阿聯酋等國更是視其為破壞穩定的危險因素。正因如此,敘利亞穆兄會拒絕公開支援埃及穆兄會關於伊朗的宣告,因為它們知道,在重建中的敘利亞,伊朗已是政治毒藥。
如今,遜尼派伊斯蘭主義已基本失去阿拉伯國家的政治與財政支援,其在中東的吸引力和影響力大幅下滑。雖然全球個體捐款仍在持續,但沒有政治庇護,僅靠零散資金難以維持影響。如今,只有伊朗仍在利用遜尼派伊斯蘭主義激化教派衝突、製造地區動盪——例如透過支援哈馬斯,借巴以衝突為自身賦予“反以先鋒”合法性。同時,它也仍在支援什葉派組織如真主黨和胡塞武裝,作為其對外干預的核心工具。
一旦伊朗失去力量,這些什葉與遜尼派伊斯蘭組織將失去關鍵金源與武器來源,其在本國和地區的政治地位也將大幅縮水。如今,中東伊斯蘭主義最後的命脈繫於伊朗政權之上。而這根命脈,正日漸微弱。一旦伊朗政權崩塌,現有形態的中東伊斯蘭主義也將隨之垮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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