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魯青：我很想聊這個，因為我有特別切身的感受。我們寫過一些關於不確定性、時代帶來的政治抑鬱等話題的稿件，但說實話，直至現在我也不知道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從大學畢業至今我沒有辦法擺脫“不確定”的狀態，對玄學開始感興趣，會跟朋友一起研究星盤和命理，算不算對不確定的一種回應。

我還想到了奧地利猶太裔作家讓·埃默裡，他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寫了很多自己的經歷和集中營裡發生的事情。他的作品就提到，那些體驗過集中營最底層生活的人很少能夠生還，即使倖存下來，他們的觀察能力也會在苦難折磨和缺乏理解中消磨殆盡，我覺得確實如此。舉例而言，我們現在不論是想選題還是寫稿子，其實都沒有那麼關心“外面的”話題了，不管是美國發生的還是巴以發生的，這是一個挺明顯的趨勢。所以，不確定性帶給我最大的改變是，我沒有那麼關心其他人發生的事情了。

陳璧君：我們會因不確定而變得不再關心外面的世界，更加關注到自己的遭遇，這是我有共鳴的。在社交媒體上看到某個大新聞，會沖淡我們對自身生活體驗的感受，但是當我們遇到某件事情的時候，可能就會無心關注世界上發生了什麼，我覺得這是一種孤島的體驗。我身邊的部分朋友在工作之後彷彿消失在了社交平臺上，當我跟他們私下交流的時候，他們說自己好像處在失語的狀態，他們不想再說什麼，因為光是應付每天的生活、應付那些很不確定的漂泊的感覺，就已經足夠辛苦了。

與此同時，儘管大多數人的不確定感是有自身處境的，但當不確定性變成一種瀰漫的情緒的時候，它卻不是孤立的。

當代文學有一個概念叫“漫長的90年代”，有些人會將許多事情看作90年代社會轉型後一個遙遠的餘波和回應，或者說一種蝴蝶效應。這讓我聯想到一些上世紀末的藝術作品，比如陳果導演的“香港迴歸三部曲”，分別是《香港製造》《去年煙花特別多》和《細路祥》，這三部電影都包含很多犯罪元素，像《香港製造》和《細路祥》是透過兒童和青春期這兩個階段的視角去傳遞成長的陣痛感。

最後一部作品《去年煙花特別多》的敘事更加直白，因為它講的是香港迴歸後行業結構性的重組，導致昔日的香港籍軍人中年失業，大多數無法適應社會的變化和自己身份地位的失落，比如失業後他們只能去發發傳單，那這部電影的主人公就選擇成為銀行搶劫犯。陳果對身份政治很敏感，他注意到了轉型年代對個體的影響，這同時體現在生存的狀況和身份認同的焦慮上。今年我也去影院看了《富都青年》這部電影，它關注到了非法移民的身份焦慮，主人公們生活在很大的不確定中，要躲避警察，自己的身份也是偽造的，以至於他們對周圍女性的好感都無疾而終，自己也無法像一個正常人那樣自如地接納來自社群工作者的善意，最後他們陰差陽錯地走上了犯罪之路，電影主角阿邦（吳慷仁飾）在影片結尾的時候貢獻了非常震撼的罪犯自白：“覺得自己的生活糟透了，想要改變生活卻根本不可能，我沒有未來。”我覺得當一個人長期處在不安全心態的時候，就會萌生很強的喪失感。

董子琪：剛才璧君提到一點非常重要，走向犯罪的人可能是處於一種孤獨的狀態，或者是社會關係失敗、社交貧困的狀態，這對於推他走向最後一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為何生活越來越像走鋼索》這本書分析了美國貧民窟中的人為何難以改變現狀，其中就提到，除了精力狀況之外，還有更多的是心態和人際的問題。

尹清露：回到不確定性上，只要掌握了一定的資訊，進入了一定的生存狀況之後，那一定是不確定的，並且是希望和絕望並存的。除非我們變成全知全能的上帝，否則就要面臨一個狀況：你要選擇是否信任他人，然而現在我們又很難去信任了，比如走在街上，你遇到一個人，可能會想“這個人會不會害我？”，但如果是上帝就不存在信任問題了。

學者吳冠軍在《再見智人：技術-政治與後人類境況》一書中提到，我們現在最主要的症候並不是人工智慧帶來的危機，而是人本身的信任危機，我們沒有辦法去信任別人，這不是這幾年才發生的，它一直在累積，只是人工智慧加劇了信任危機，導致我們覺得人工智慧能夠奴役我們。

吳冠軍認為，信任是一種政治性的智慧，只有你信任別人的時候才能達成合作、交流和社群，但是如果不信任的話就會導致極端狀況，比如夫妻之間會由於不信任而互撕，國家群體之間也是如此。我當時就想到，《再見愛人》就給大家展示了不信任的狀況是如何的，我們在評論和解析的過程中同樣沉浸其中。書中有個觀點讓我很感動，作者認為，信任是在一個不可知之域，也就是你在無法知道的地方去進行的選擇，它是一個沒有理性支撐的跳躍，所以叫做信仰之躍（leap of faith），任何良性的人際交流都需要行使信任這個自由的決斷，也就是說，有時候並不是推理、論證邏輯後才產生的信任，反而是瘋狂、非理智東西使得信任這一政治性智慧成為可能。對於這一點，我既感動又感慨，因為我們現在的信任情況是越來越惡化的，在肉眼可見的時間內還會繼續惡化下去，所以我仍然懷抱著“到底如何培養信任”這個困惑。

Caroline Polachek有首歌叫《I don't know but i believe》，當時我覺得這首歌帶給我很大的觸動，這種“我不知，但是我相信”可能是我們現在非常稀缺的，所以她把這個事情提了出來，我覺得是很好的。但是關於“如何到達確定”，我也沒有具體方案，也許從身邊的人開始？至少信任你的朋友或者愛人。

徐魯青：信任是人跟人之間的關係，但如果只談信任，就會很容易讓我們忽略環境問題。有一些環境更能促成人跟人之間相互信任，而有一些環境不容易促成人跟人之間的信任，這就跟政治或者更大的背景息息相關了。親密感裡的信任和我在街上信不信任一個陌生人是不一樣的。我是否信任社會中的陌生人，這個問題不需要有親密連線或是愛的成分，但是這至少需要原則和底線，當我們這個環境的底線破了的時候，那我們面對的不確定就是更糟糕且更值得憂慮的，因為這個底線只是要求“不互相傷害”而已。

董子琪：魯青說的是兩部分——人際基於家庭的信任和人際基於公眾與社會安全層面的信任。但我也理解清露剛才表達的“我不知道，但我相信”，這其實是把to know和to believe這兩件事合為一體，不是透過推理或者證據導致相信，而是二者本身就是一體的。

榮格在《現代人的心靈問題》裡面就分析到，現代人的心靈乾涸可能就是由於沒有合一的目光，把自我和外界切割開來。榮格認為，原始人天真地相信心靈就是事物本身，而現代科學中，人想的不是自己而是世界，所以將個性擱置一旁，獻祭給客觀世界，這時，相信內部心靈和外部世界是分割的眼光可能會造成分裂和不知所措的狀況。

尹清露：魯青說的“陌生人之間的信任”跟“家人之間的信任”，我認為二者從根本上來說是一樣的。只不過從更現實的層面來講，我們必須要做出這個區分，因為現階段我們不可能隨意地相信一個陌生人，但從更長遠的視角來看，二者是一體的。

陳璧君：清露說當代人的信任很可能是政治性的智慧，讓我想到項飆提出的概念——“重建附近”，當我們說自己被生活重錘的時候，走出封閉世界好像勉強可以反客為主。如果“附近”不是一個空洞的、自欺欺人的概念，那在這種政治性的實踐之外，一定包含著能夠孕育出情感的聯絡。

魯青提到大世界和個人的割裂，讓我想到邵藝輝導演的電影《好東西》，這部影片將當下的困惑和意義的缺失處理得挺好的，雖然影片說的是大都市中不同女性的婚戀和生活，但其實它的一些細節又隱藏著我們這幾年感同身受的背景性情緒。比如戀愛腦都市女青年小葉（鍾楚曦飾），她家裡面堆放了很多生活物資，搞得她好像是個微商一樣，她自己還在家種炒菜要用的蔥等作物，在這裡就能明顯感覺到邵藝輝是想表達公共世界是如何影響到家庭中一草一木的，比如經歷過封城對生活觀念有很多影響，必須要在家裡放這些東西才有安全感；小葉自身狀態也是很不穩定的，比如她會酗酒、抽菸，但又很需要親密關係，在遇到一個崇尚多邊關係的性伴侶之後她覺得很受傷，但是她又會很真誠地說男人真的很好玩。

徐魯青：我覺得我是一個反面例子，我一直沒有調適過來，還有人說可以做一些更長遠的期盼和想象，比如想象10年、20年後我們是什麼樣子的，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和時空對於這十年意味著什麼。當時間的尺度變得更大的時候，我覺得不確定性會稍微小一些。

尹清露：我反而在想，為什麼我們一定要追求確定呢？不確定是不是也可以呢？剛剛魯青說到自己還沒調整過來，我想到很多人會說“我之前有xx問題/困惑，但我已經吃中藥調理好了”，這是題外話，但也是一種調侃——你調理不了這個世界，你就只能調理自己。如果是這樣，我調理的辦法就是：不追求確定性。

昨天在跟同事聊天，她很焦慮，她焦慮的點在於：到底是內部世界更能夠對自己產生影響，還是外部世界？她問ChatGPT，ChatGPT給了一個非常蠢、很中立的回答：答案存在於兩者永恆的張力之中。但她一瞬間被ChatGPT說服了，我猜被說服的點在於，其實沒有什麼確定的東西是持續存在的，都是一直在變化的，而我們存在於持續的實踐之中。哲學家德勒茲已經提到了，不存在being（存在），只有becoming（生成）。我可能這些年已經被這些話語“洗腦”了，所以我自己調理好了。

徐魯青：很存在主義。

董子琪：對，“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說的也是首先要知命，其次是要自強不息地實踐。

尹清露：這個命也不是確定的，比如剛剛魯青提到玄學，我不認為玄學是一個藥方或解決不確定性的方案，玄學其實也講變化，因為行星也是在變化之中的，運勢只是擺出來給你看的存在而已。

董子琪：“尋求藥方”也是20世紀以來頻繁被提及的，不管是個人的苦悶還是民族的衰敗，都要找個藥方。從個人感受來說，我覺得生活有一種如履薄冰的感覺，當然它的整體平衡目前是可以維持的，但是這個平衡感覺非常脆弱，很可能會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