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價持續偏弱已經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制約。物價低位執行的背後有哪些原因？
文｜沈建光 姜傳鉞
從月度資料看，6月，CPI同比增長0.1%，結束了連續4個月的負增長，但連續28個月低於1%，逼近1998-2000年（35個月）；PPI同比下降3.6%，是2023年8月以來最大降幅，也是連續第33個月負增長，2012-2016年PPI曾連續54個月負增長。
在此背景下，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明確要求“依法依規治理企業低價無序競爭”。上述經濟資料以及政策表態均指向，物價走勢偏弱已經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制約。那麼，這一現象的背後有哪些原因？如何擺脫物價持續低位執行局面？
對策一：大力提振居民消費
物價水平根本上由供求關係決定。近年來，中國的產出缺口（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的差額佔潛在產出的比例）持續為負，表明實際產出長期低於潛在產出（即總需求小於總供給），物價面臨下行壓力。
根據IMF中國2024年第四條磋商報告（2024年8月釋出）測算，2020-2023年，中國的產出缺口分別為-4.0%、-1.1%、-2.8%、-2.0%；2024-2025年，產出缺口預計為-1.2%、-0.5%，似乎呈現出收斂態勢。然而，考慮到近兩年國內物價走勢明顯不及預期（IMF預計2024年中國GDP平減指數為0.1%，實際只有-0.7%），2024-2025年實際的產出缺口可能顯著高於上述IMF的預測。
內需不足是產出缺口為負的主要原因，消費不振又是內需不足的突出癥結。2020-2024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五年複合增速為5.5%，2025年上半年為5.2%，均大幅低於2019年的8.6%；2020-2024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五年複合增速為3.7%，2025年上半年升至5.0%，但仍顯著低於2019年的8.0%。消費需求疲軟的背後是就業收入承壓、居民財富縮水、高水平供給不足、社會保障不完善等一系列制約因素。
因此，提振居民消費，是緩解供需失衡、推動物價企穩的關鍵。在筆者看來，以下兩方面政策措施尤為重要：
一方面，更大力度支援服務消費。據估算，2023年中美商品消費佔GDP的比重差別不大，但服務消費佔比相差巨大，中國服務消費佔比僅為17.9%，遠低於美國的45.8%。相比商品消費，服務消費透支效應更小，且能夠吸納更多就業。可以透過特別國債籌集資金，在全國層面發行服務消費券或消費補貼（涵蓋餐飲、文旅、體育、健康、家政等領域），釋放服務消費潛力。
另一方面，改善農村居民社保水平。中國在社會保障領域的投入相對不足。2021年，我國社會性支出佔GDP比重約為11%，比OECD國家低約10個百分點，也比OECD國家人均GDP相近時期低約4個百分點。同時，我國城鄉居民在養老、醫療、住房等方面的內部差距較大。建議推進社保體系改革，提高國有資本劃撥社保基金比例，藉此改善農村居民社會保障水平，緩解消費的後顧之憂。
對策二：促進工資合理增長
工資走勢也是觀察物價的重要視角。理論上，工資上漲會推高生產成本，進而導致產品價格上漲，形成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反之亦然。
當前結構性失業矛盾依然突出。6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0%，但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歲、25-29歲勞動力失業率仍達到14.5%、6.7%。迫於監管要求或經營壓力，金融、地產、汽車等行業裁員和降薪現象也屢見不鮮。5月消費者信心指數為88.0，連續26個月低於90。其中，就業分項指數只有71.4，逼近歷史最低水平。智聯招聘大資料也顯示，一季度中國就業市場景氣（CIER）指數同比環比均下降，預計二季度將進一步走低。
在此背景下，工資增速明顯放緩。2021年，城鎮非私營和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增速還達到9.7%和8.9%，但此後三年快速走低。最新資料顯示，2024年，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同比降至2.8%，創1982年以來新低；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名義同比也跌至1.7%，是2009年有統計以來的新低。
農民工收入呈現相同特徵。2024年，農民工月平均收入為4961元，同比增速為3.8%，處於歷史較低水平。其中，佔比約60%的外出農民工月均收入同比僅為3.5%，是2015年以來的第二低水平。
面對上述趨勢，筆者建議，一方面，加大穩就業政策力度。在近期公佈的強化專項貸款、失業保險穩崗返還、社保補貼、擴崗補助等政策基礎上，透過稅收減免、補貼獎勵等正向激勵措施，鼓勵頭部企業、平臺企業等吸納擴大就業。同時，透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深化集體協商制度等方式，完善勞動者工資決定、合理增長、支付保障機制。
另一方面，加快清理拖欠企業賬款。除了積極擴內需、促消費外，也要充分利用財政空間，加快推進清欠工作。比如，將更大比例新增地方專項債額度用於償還拖欠企業賬款，或者將符合要求的欠款納入隱性債務置換範圍，有效緩解企業經營壓力，暢通企業和居民之間的“資金迴圈”。
對策三：儘快穩定房地產市場
2021年下半年開始，中國房地產市場持續深度調整，對經濟發展造成了巨大沖擊。截至2024年，新房銷售面積、房企到位資金、新開工面積、房地產投資分別較歷史高點下滑45.7%、46.5%、67.5%、32.1%。
在經歷了兩個季度左右的修復之後，今年二季度開始，房地產銷售再度走弱。高頻資料顯示，截至7月22日，30大中城市新房成交面積同比下降21.4%。房地產下行從多個渠道拖累物價走勢：
首先，房價持續下跌透過房租直接影響CPI增長。截至2025年6月，全國70個大中城市新建和二手住宅價格指數同比連續39和41個月下降。伴隨房價下跌，2022年二季度開始，絕大多數月份房租CPI同比均為零增長或負增長。
其次，地產投資萎縮引發建築原材料價格下跌，制約PPI增長。6月，與建築行業密切相關的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鋼鐵）、非金屬礦物製品業（水泥、玻璃等）PPI同比為-11.3%、-4.3%，分別是連續38、34個月負增長。
再次，地產銷售下滑拖累地產後週期消費，相關消費品價格承壓。2021年下半年一直到去年四季度以舊換新政策顯效前，家電、傢俱、建材零售表現乏力。受此影響，家用器具CPI同比經歷了連續28個月的負增長，直到6月才轉正。
從更宏觀的維度看，房地產對中國經濟具有系統性影響，其大幅調整對就業市場、居民收入、存量財富、消費信心等均帶來負面衝擊，這也對物價水平產生了普遍的下行壓力。
6月13日國常會提出“更大力度推動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傳遞穩樓市積極訊號。筆者建議，首先，全面取消一線城市限購措施，進一步降低購房成本、下調存量房貸利率，釋放潛在購房需求；其次，由中央而非地方主導商品房收儲（針對一二線城市為主的人口淨流入城市），儘快推動一二線城市房價企穩，提振市場預期；再次，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縮小未落戶常住人口與城鎮居民在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公共服務的差距，釋放相關群體購房需求。
對策四：“反內卷”推動深層次改革
“內卷式”競爭是指經濟主體為了維持市場地位或爭奪有限市場，投入大量精力和資源，卻沒有帶來整體收益增長的惡性競爭現象。其典型特徵便是無序價格戰，結果往往導致行業盈利水平下滑、產業鏈上下游受損、產品質量下降、創新投入不足等一系列問題，嚴重危害行業發展。
“內卷式”競爭及其引發的無序價格戰已經從傳統行業蔓延至部分新興產業。以汽車（新能源車）行業為例，截至6月，交通工具CPI同比連續36個月負增長，汽車製造業PPI同比連續34個月負增長；1-5月，汽車製造業利潤同比降幅擴大至11.9%，是2023年4月以來新低。同時，產品和服務質量下降、企業研發投入不足等問題也逐漸暴露。
政策層對於“內卷式”競爭高度關注。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便提出，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今年初，《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指引（試行）》正式釋出；4月，《公平競爭審查條例實施辦法》正式實施；6月，《保障中小企業款項支付條例》正式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完成修訂。
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上提出“依法依規治理企業低價無序競爭”，釋放強烈訊號。7月18日，工信部宣佈將實施新一輪十大重點行業穩增長工作方案，涵蓋鋼鐵、有色金屬、石化、建材、機械、汽車、電力裝備等行業。
不同於2015-2018年主要針對上游行業、以行政性去產能為主的供給側改革，本輪“反內卷”面向更多下游新興行業（比如光伏、新能源汽車等），政策重心也將從行政性去產能轉向規範地方政府和企業行為。
筆者以為，清理過剩產能固然重要，但引發企業低價無序競爭的根本原因在於財稅體制和地方考核體系。如果本輪“反內卷”能夠“健全有利於市場統一的財稅體制、統計核算制度和信用體系”、“完善高質量發展考核體系和幹部政績考核評價體系”，推動政策層逐步轉變對供給側的路徑依賴，將有助於從根本上治理企業低價無序競爭，當然也會對中國擺脫物價持續低位執行大有裨益。
責編 | 張生婷
題圖 | 視覺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