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泣的草原》
很多年輕人會如此自嘲：我們是吃盡時代黑利的一代。
必須承認，這不是一個付出和結果成正比的時代。精神和經濟上的緊縮帶來全方位的內卷，越來越多人被迫擠進自己不喜歡的賽道，成為麻木不仁的一員，只是因為不做就會被甩下。
無論好與不好，這就是我們生活的時代，放在歷史的長河裡，或許只是一瞬間。這不是最好的年代，同樣不是最壞的年代。
不同年代有不同的危機和苦難，上一代人，如何面對自己的時代命運？或許有些閱歷和態度，具有穿透時間的力量，能給予不同代際的人安定感。今天的文章與大家分享歷史學家許倬雲先生的故事。為什麼他會說“往裡走，安頓自己”？如何面對人生的苦難？
講述 | 唐小兵
來源 | 看理想節目《回憶錄裡的20世紀中國》
01.
往裡走，安頓自己
2023年，在鳳凰衛視的一個頒獎典禮上，許倬雲先生錄了一個影片講話。其中有一段話談到，在所謂“下沉”時代裡，我們如何安身立命。
許倬雲先生講，我們要往裡走，安頓自己的人生。這讓我想起之前余英時先生的話，他說很多人讀書，讀的書跟自己內心沒有任何關聯，於是書讀再多也沒有辦法安頓自己，沒有意義。
無論是當讀書人還是知識分子，如果書和知識不能轉化成智慧，那麼你只是個兩腳書蟲，因為書本身並不能解決生命意義來源的問題，也不能推己及人。所以許倬雲先生所說的“往裡走，安頓自己”，十分有深意。
他在談話錄裡還有一段特別有意思的話。他在臺大從事行政工作的時候：“從三十歲到四十歲之間，是完全建立自主性的一個人生階段。”而他之前在美國留學就認為，自己和許多留學生的“立”不一樣，也就是立己、立人、立德、立功、立誓、立言不一樣。
“他們是在學問裡立，我在做人裡立。我讀書以外，做人，處事，關心社會，關心世界，找自己的路。”
“而我的目標是希望重建新的價值是以人為本，因為人是真實的。你可以否認別的，不能否認自己。你尊重你自己，你尊重別人投射給你的他，你也尊重別人投射給你看見的自己，一層層投射，可投射到無窮。”
《永恆和一日》
研究晚清史的學者楊國強，是一位傑出的歷史學家。他曾說，人是尊重出來的，不是批評出來的。如果以這樣一個標準，作為一個善良、政治上公平的社會的定義的話，誰也不希望不公平出現在自己的身上，於是推己及人，由此我們可以重建價值觀念。
許倬雲先生是一位非常儒家化的自由主義者。他認同自由主義的理念，當年在臺大讀書，到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後來又回到臺灣，接著又在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王小波等人都是他早年的弟子。
《許倬雲八十回顧：家事、國事、天下事》是幾位臺灣知名學者訪問許倬雲而形成的書，2011年在香港出版。另一本書，《許倬雲訪談錄》，則是記者李懷宇做的採訪。
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許倬雲先生是江蘇無錫人。無錫最重要的一個書院就是東林書院。
東林書院是明末顧憲成、高攀龍等人議論朝政的一個地方。明代書院制度繁盛，書院成為中國古代士人比較集中的地方，而東林書院代表的，就是中國讀書人那種“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蒼生意識和天下意識。
所以用“家事、國事、天下事”作為口述的標題，十分契合許倬雲先生一生的準則。
02.
苦難對人生的意義
許倬雲出生於1930年。他的母親當時是高齡產婦，生下一對雙胞胎，許先生還有一個弟弟，叫做許翼雲。他在採訪時提到：
“我因為肌肉無法生長，骨頭彎了下來。所以並不是骨頭壞，而是肌肉壞，肌肉沒有彈性，人也矮了，整個縮小，出現殘疾。”
“我出生時頭蓋骨還沒合縫，不但凹陷下去，還可以看到它一蹦一蹦地跳，體重只有三磅，約1362克，只有手掌心大。大人可以直接把我抓在手裡洗澡。本來我應該活不了，但最後還是活下來，算是不幸中的幸事。”
“我一直到6歲都不能動，7歲才能坐在椅子上面，8歲時我發明了一個辦法，手拖著圓凳子，一步一步往前移動，後來才慢慢能站起來，一步步撲移動。在廈門的時候，無所謂上不上學，反正一直有人抱著我，抱到哪兒擺到哪兒，有空才把我抱到另外一個地方。所以我從小就必須學會忍耐，在哪個角落都能夠隨遇而安，有時在椅子裡面坐上一個小時，也得乖乖忍受，直到有人把我抱到別的地方。”
生命有偶然也有萬幸，許倬雲先生活了下來，而且這一輩子還有如此大的學術成就，放在今天都難以想象。
一個人如何接受生命中的缺憾，如何突破身體對行動的限制，並且開拓出一個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的世界？許倬雲的一生創立了某種典範。
《無問西東》
許倬雲先生有太多理由可以怨天尤人，但他沒有。他在訪談裡感謝他的弟弟，認為弟弟就是他的手和腳。
許倬雲先生的一生充滿苦難，無論是早期逃難，後來到臺灣，還有到芝加哥大學讀博士時做矯正手術。關於苦難對人生的意義，他說：
“我自己經歷了考驗，幾個月躺在病床上，不能動，兩隻腳輪流，左腳開刀掛左腳，右腳開刀掛右腳，掛著一隻腳睡覺，動不了，就是想自殺都不能。
我是很痛苦，但是看見別人經歷許多比我更痛苦的事情：看見十二三歲的孩子患血癌，進來活活潑潑的，兩個星期就死掉了；看見一輩子長不大的孩子，十七八歲只有小女孩子還那麼大，看他們感情的激越和無奈；看見黑人孩子得了一種特殊的血液病，進來時瘦弱枯乾，卻不捨棄他們求生的希望，我看見種種神態，看見生死病痛，這對我幫助很大。”
人生當然不是要比誰更苦，但是當你看到有人承受著更多痛苦，卻仍然活著，你就會產生一種安頓感，對自己的生命會有負責任的態度。
許倬雲先生在香港出版的口述裡講了很多做手術的細節，兩年半里耗費十幾個月出入手術室、病房，一共動了五次手術。
“第一次動刀的時候蠻傷心的，我弟弟也來了，但同意書是我自己籤的，連死活都不知道就進手術室去了，等到我醒過來，弟弟已經在旁邊。那五年之中我沒有參加過什麼節日，都在醫院裡的，護士都變成我的好朋友。
我們住在病房靠內都有玻璃窗，護士臺在中央，每個房間都看得見，沒有隱私權，老護士長對我很好，我一搬回宿舍，要是有什麼傷風、咳嗽，她就說：‘你回來！’安排病房給我睡。我跟她說我腳趾甲長了，她也要我回去，幫我剪指甲。醫院可以說是我在外面的另一個家，home away from home，對我實在不錯。”
我們今天看到的許倬雲先生好像很通透豁達、很有生命智慧，學術成就斐然，是“中研院”院士、終身教授，但他經受過人間煉獄。
“結果總算是熬過去了，很大原因是讀書讀得很快樂。我的讀法不同於一般人，我認真地重新思考許多的問題，在課堂上也罷，課堂外也罷，老師就在病床旁邊教，不止顧立雅，威爾遜、Nef有時也會來教我，這些樂趣，讓我平衡了不幸的感覺。”
有書讀就很快樂，和朋友交流也很快樂，這些事讓許倬雲先生平衡掉身體上的殘疾，以及反覆手術帶來的巨大痛苦感。
許倬雲先生非常特殊的地方在於，他一生所經歷的病痛，是常人難以想象的痛苦，但是他不僅活了下來，還活得很豐富。
《十三邀》第八季
我們常常說“人是會思想的蘆葦”，這是帕斯卡爾的一句話。蘆葦雖然脆弱渺小，非常卑微，但是因為你有思考的閱歷，有思考的激情，你仍然可以按照內心的意願往前走，活出生命內在的價值和尊嚴。
許倬雲先生推己及人，立人立己，他先把自己立起來，然後向外普照，成為一個有“瀰漫性”的君子人格、學院人格。他透過《十三邀》，透過寫作，以及面向公眾的演講，緩慢但持續地影響著世人。
03.
悲天憫人的情懷與“四不”人生觀
正因如此，我們可以看到，許倬雲先生悲天憫人的情懷是怎樣形成的。
他講自己在湖北沙市的時候真正有了記憶，某一天突然從小娃娃變成有悲苦思想的人，一夜成人。人的成長有時不是一個緩慢的過程，而是瞬間的事情。
我想起1992年我的祖母去世，因為從小祖母照顧我比較多，回去我看到祖母彌留之際的樣子，也覺得自己一夜之間變成大人，童年一下就終結了，突然對生死、對人的理解就變了。我覺得許倬雲先生同樣如此。
每個人都有身體或者心理上的某種缺憾或不完美，而許倬雲先生的生命狀態和人生態度，可以總結為“四不”——不怨天、不尤人、不自責、不訴苦。
這當然很難做到，但因為許先生經歷過非常漫長、痛苦、堅韌的歷程，整個生命所展現出的氣象和格局，讓人感慨。許倬雲先生有菩薩心，他生命深處的悲憫情懷是一種對人的命運往何處去的關切。
《尤里西斯的凝視》
他在口述中談到少年時代逃難過程的所見所聞，比如有一次在四川坐滑桿：
“有一次很驚險，走完棧道下坡時，天快黑了，有個滑桿夫忽然出了問題，我坐的是最後一個滑桿，我一開始就覺得越走越慢，不久聽到‘碰’的一聲，前頭滑桿夫倒地不起，我的滑竿跟著滑倒在地。後頭的滑竿夫立刻去追前面的人找救兵，因為他們已經走很遠了。
這次的經驗至今仍然讓我感到恐懼，那個時候我一個人坐在路中間，荒山野地，天又黑，旁邊死了個滑竿夫，和一個翻倒的滑竿，另外一個滑竿夫去追人，我也不知道他回不回來。過了很久很久之後，才看到遠處出現火光，有人打了火把過來，原來是滑竿夫帶了人回來，把我的滑竿抬回去。這種經歷我一輩子也忘不掉，所以我常說我能體會中國內地窮人過的日子，就是因為有這種經歷。”
這些經歷讓許倬雲先生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悲天憫人的情懷。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生命經驗，對他人的苦難感同身受的能力，不是在書齋裡就輕易能獲得的。
04.
共情與同情
作為歷史學家，許倬雲先生在訪談裡講：
“我覺得不能盲目地愛國，我發願關懷全世界的人類跟個別人的尊嚴。”
一方面要有人類大同的思想，另一方面要關心個別人的尊嚴，對具體個人處境的同情、理解、實踐是非常重要的。極端、狹隘的民族主義，最後往往是用一種狂妄的自大來掩蓋內在的自卑。
《十三邀》第八季
我在文章《阿倫特論同情與憐憫》裡寫，20世紀的世界好像對普通人有一種無邊無際的、悲憫的情感，但是對於具體的個人缺乏同情、理解和共情。我們往往是抽象地憐憫，具體地冷漠。
話劇《大先生》的第一幕，魯迅的原配妻子朱安質問他：“大先生，你不是說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跟你相關嗎？我在你家幾十年了，你從來沒對我有一個笑臉。”當時演魯迅的演員，穿著牛仔褲、白襯衫，就苦笑了一下。
朱學勤關於法國大革命的著作《道德理想國的覆滅》也談到，雅各賓黨人一方面對湧上巴黎街頭的底層的苦難充滿巨大的同情。另外一方面，他們對人頭落地又持完全不同的態度。那種最悲憫的情懷跟最具體的冷漠，很奇特地聚集在一起。
整個20世紀的世界有那麼多政治的、人類的、社會的苦難，就是因為盲目極端的民族主義。直到今天，俄烏戰爭、巴以衝突等，都是以國家和自由的名義對個別人的傷害。
《狐步舞》
不是說民族主義完全沒有存在的必要，近代中國的歷史就是民族主義展開的歷史，但是你不能把它推到極端，不能把它當作追求私利、宣洩的東西，當作冠冕堂皇的話。
許倬雲先生既是歷史的當事人，也有一種旁觀者的心態。他對歷史、政治、人性、生活、家庭、單位有一種隔離的智慧，超越了那種自輕、自賤、自憐、自傷的心態。如果把許倬雲先生作為一個案例，可以看到同情與共情的區別。
共情有時候會導致個體沒有真正解決要解決的問題，同時陷入無邊無際的情緒對自我的包裹、傷害和壓抑。情緒往往來無蹤去無影，只有當情感成為真切、踏實、穩固的生命體驗，才能夠成為持久的內在動力。
而同情，更多強調的是一種感同身受的理解。你願意在一個細小的方面，採取具體的行動去改變你所同情物件的處境，這是我的感受。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節目《回憶錄裡的20世紀中國》第4期，有編輯刪減，完整內容請至“看理想”收聽。
音訊編輯：小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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