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美國此前宣佈的關稅政策，美國自4月5日起對所有進口商品徵收10%的全面關稅，對美國存在較大貿易逆差的國家和地區徵收更高關稅，其中歐盟20%，日本24%。儘管美國後來宣佈暫停對等關稅舉措90天，但在此期間，歐盟和日本仍面臨10%的基準關稅。除此之外，歐盟和日本仍面臨美國加徵的行業關稅，包括對鋼鐵、鋁、汽車及其零部件徵收的25%關稅，其中歐盟主要面臨鋼鐵和鋁產品關稅壓力。
目前為止，歐盟和日本都與美國進行了多輪關稅談判，但尚未產生任何實質性妥協與成果。根據歐洲智庫的測算，鑑於歐洲經濟對美國出口依賴度較低，在基礎關稅10%情景下，整體影響處於可控範圍，預計造成約0.3%-0.5% 的GDP損失；在高對等關稅情景下，GDP損失可能達0.7%，並可能陷入技術性衰退。
對日本而言，美國長期以來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場之一，2024年約吸納了日本20%的出口總額。日本汽車產業高度依賴美國市場，佔日本對美出口的約三成。在關稅壁壘威脅日本海外市場增長與企業利潤的背景下，日本央行已將2025財年的日本經濟增長預期調降至0.5%，僅為1月預測（1.1%）的一半。
作為全球最大的貿易集團，歐盟正試圖平衡兩個主要目標：在與美高壓談判中增強談判能力以保護自身利益，同時維護自由貿易與開放的經濟秩序。在美國暫停對等關稅後，歐盟也同樣暫停了對美國施加的報復性關稅舉措90天，為談判留出空間。同時，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如果談判不令人滿意，歐盟將恢復反制措施”。
一是針對性報復關稅。針對美國對鋼鐵和鋁進口加徵的25%關稅，歐盟原計劃4月15日、5月15日和12月1日分階段對價值23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徵收25%的報復性關稅，涵蓋商品包括大豆、木製品、摩托車、家禽、橙汁、運輸裝置等。
二是打擊美國的服務業。鑑於美國對歐盟的服務貿易存在較大順差，以及歐盟廣泛的監管立法，歐盟可透過以下舉措打擊美國的服務業貿易：加強數字監管規則，收緊智慧財產權規則與執法，透過改革稅收規則阻止美國科技巨頭將利潤轉移到愛爾蘭等低稅率國家。
三是“反脅迫工具”（ACI），這是歐盟近年新開發的最強有力的反制手段。該工具於2023年12月正式推出，允許歐盟靈活地限制商品和服務出口、外國投資、金融服務和智慧財產權，還允許歐盟對公共採購投標、進口商品的化學和衛生標準實施更嚴厲的限制。為觸發該工具，歐盟委員會需透過調查明確來自特定國家的脅迫，並經過27個成員國中至少15國的同意。
多數分析認為，歐盟應在對談判保持開放態度的同時，將強有力的報復手段擺在談判桌上，作為對美國的威懾與談判失敗的後盾。因為一方面，實施報復可能引發雙邊關稅戰的不斷升級，使歐盟陷入滯脹困境，加劇市場波動與全球貿易戰的風險，這不利於損失最小化。另一方面，國內因素而非與他國談判是美國關稅政策的主要限制力量。對歐盟而言，在等待美國自食其果的同時，更有效的策略是將強有力且有針對性的報復舉措作為威懾，在雙邊談判難以推進時促使美國回到談判桌上。
一是簽訂雙邊互惠貿易協定。4月7日，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向美國提議“零換零”關稅協議，在美歐之間實行零工業關稅，涵蓋汽車、藥品、橡膠、塑膠、機械等工業產品。問題在於美國並不接受。特朗普認為這不足以解決美歐貿易逆差，並批評歐盟沒有進口足夠的美國汽車與農產品。
二是考慮增加美國能源進口，但同時拒絕以犧牲能源供應多樣化為代價。目前來看，能源購買將成為美歐之間的談判重點之一。特朗普表示，歐盟需承諾購買價值3500億美元的美國能源來減少美歐貿易逆差，以此作為關稅減免的條件。根據歐盟的官方資料，2024年歐洲能源進口總價值約4000億美元，其中來自美國的能源進口約750億美元，液化天然氣進口中美國來源佔到45%。
對此要求，歐盟能源專員丹·約根森（Dan Jørgensen）等歐盟官員表示，歐盟有潛力購買更多美國液化天然氣，但需要在符合歐洲環境法規的條件下，歐盟希望避免過度依賴任意單一供應商。據4月21日路透社報道，歐盟正試圖放鬆甲烷排放規則，以便美國向歐盟增加天然氣出口。不過，許多分析指出，考慮到歐盟的氣候政策、市場現實以及多元化的需求，大幅增加對美國能源進口的能力可能有限。
三是存在與美共同應對所謂中國“過剩產能”的可能，但歐盟官方更傾向優先與中國談判，未明確與美合作。歐洲政策中心（EPC）研究建議，為了換取美國的讓步，同時也基於自身的利益出發，歐盟或許可以與美國達成經濟安全協定，共同應對所謂的中國“產能過剩”問題，並擺脫在關鍵供應鏈方面對中國的依賴；另外，可透過設定WTO框架下的最高關稅配額和實際關稅保持美歐之間的貿易開放。
但目前來看，歐盟官方並沒有明確表示出與美國合作應對此問題的意願，而是試圖優先與中國就相關問題進行談判。4月10日，歐盟委員會同意與中國重啟對電動汽車最低價格的談判，以替代此前歐盟對中國電動汽車施加的反補貼舉措。
不違背歐盟自身的基本法律法規，不違背世貿組織規則，不在美國施壓下與中國脫鉤，被認為是歐盟不應妥協的三條紅線。
（1）不違背歐盟自身的基本法律法規。美國對歐盟環境規則、數字監管等法規極為不滿，認為這些規則損害了美國企業的利益。但歐盟委員會發言人奧洛夫·吉爾（Olof Gill）表示，“食品、健康和安全標準是我們的紅線”“這不是談判的一部分，有關技術和數字市場的法規也不是。”
分析認為，歐盟必須捍衛自身的基本原則和利益，維護法律的確定性。比如，歐洲政策中心指出，面對美國政府和科技巨頭的壓力，歐盟不應在執行《數字服務法案》等監管法規方面表現出過多的順從和軟弱，與美國談判中也應避免以削弱數字監管法規作為妥協，軟弱與妥協是一種不必要的投降，將使歐盟失去其輻射全球的監管影響力，“布魯塞爾效應”將因此消亡。
從實際行動來看，歐盟並沒有迫於美國的壓力在數字執法上有所示弱。4月23日，歐盟反壟斷機構首次根據《數字市場法》（DMA）的調查結果公佈處罰，對蘋果、Meta分別罰款金額高達5億歐元和2億歐元。雖然歐盟的罰款金額低於DMA的最高限額，但仍然引發了美國的強烈不滿，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將此舉視為“新型經濟勒索”。
（2）不違背世貿組織規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首席經濟學家奧利維爾·布蘭查德（Olivier Blanchard）、布魯蓋爾研究所高階研究員讓·皮薩尼·費裡（Jean Pisani-Ferry）指出，在美國公然否定戰後國際體系的情況下，歐盟更應維護其在WTO等多邊體系中規則捍衛者的角色，從而守護自身的信譽，並與其他有意願遵守規則的國家建立聯盟。
具體而言，歐盟貿易原談判代表、布魯塞爾研究所非常駐研究員加西亞·貝塞羅（Ignacio García Bercero）指出，雖然歐盟已經提議美歐之間實行雙邊零工業關稅，但美國並未接受此提議，鑑於此，歐洲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單方面降低關稅，以避免與世貿組織的最惠國待遇原則相沖突。
（3）不在美國施壓下與中國脫鉤。在4月9日與中國總理李強的通話中，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歐盟將在不與中國脫鉤的情況下管理美國關稅的後果，並強調中歐合作解決全球產能過剩和維護公平貿易條件的必要性。4月22日，歐盟委員會副發言人阿里安娜·波德斯塔（Arianna Podestà）表示，與美國的談判和與中國的關係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歐盟對中國的政策仍然“保持不變”，基於“去風險，而非脫鉤”。
鑑於目前中國是歐盟商品出口的第二大目的地，也是歐盟商品進口的最大來源國，許多分析指出，與美國一道對中國脫鉤在經濟上極具破壞性，不符合歐盟利益。並且，在美國迴歸保護主義的情況下，中歐在維護自由貿易方面存在共同利益。
第一，日本透過高頻外交接觸爭取穩定關係。特朗普上任伊始即釋放關稅戰訊號，日本首相石破茂在2月7日與特朗普舉行會談；3月初，日本經濟產業大臣武藤容治赴美，試圖爭取鋼鋁關稅豁免；3月下旬，副大臣級官員赴美磋商汽車關稅問題；4月7日，日本首相石破茂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通話，決定啟動內閣級談判機制。隨後，日方談判代表、日本經濟再生擔當大臣赤澤亮正兩次赴美談判。
第二，對美方部分要求做出有限讓步，營造緩和氛圍。在2月7日的美日首腦會談後，日本在經濟層面做出“大禮包”式讓步，包括增加對美直接投資至1萬億美元，增加美產液化天然氣進口，增加國防支出，豐田和五十鈴計劃在美建廠等。換取美方作出多項安全承諾，但並未涉及關稅。
在後續的美日關稅談判中，綜合共同社等報道，日本可提出或正在考慮的妥協領域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在日本最重視的汽車領域，可能考慮放寬部分非關稅壁壘，例如簡化安全與環保認證流程，以回應美方長期對日市場準入受阻的不滿。其次，在農業領域，日本可能在不犧牲核心保護機制的前提下，擴大對大米、大豆等美國農產品進口或設定象徵性採購目標。第三，對特朗普提出“復興美國造船能力”，日本很有可能在造船產業技術合作、訂單轉移方面為美方提供“戰略性協助”。
第三，戰略性動用籌碼，釋放“美債牌”訊號。日本是美國最大外國債權國，持有美債規模超過1.1萬億美元。4月初，美國國債收益率急劇上行，在第二輪美日關稅談判期間，日本財務大臣加藤勝信在公開電視節目中表示“美債確實是一張牌”，打破了日本長期以來在持有美債問題上極其謹慎的習慣，引發市場高度關注。英國《金融時報》援引分析人士評論稱，這一發言“表明日本精英與美國打交道時日益增強的信心”。儘管隨後加藤勝信更改表述為“不打算將美債作為談判籌碼”，但前期的公開發言已對市場與美方構成戰術性訊號。
第四，堅決維護核心利益，控制談判節奏。石破政府在特定問題上態度堅決。他在4月21日國會發言中明確表示，“如果日本什麼都讓，那將無法維護國家利益”，拒絕以農民利益換取汽車關稅豁免，也不接受提高駐日美軍負擔。在談判節奏上，日方強調穩妥推進，石破茂表示不會為了達成交易而倉促赴美。
從實際效果看，儘管交涉頻繁，日本在“對等關稅”、基準稅率、汽車與農產品關稅等核心問題上尚未取得實質進展。據共同社5月6日報道，美方在第二輪談判中明確拒絕取消10%基準稅率，也不願就汽車與鋼鋁加徵稅展開談判，僅將暫停執行中的14%“國別關稅”作為磋商範圍，並將是否延長期限或調降稅率與談判進展掛鉤。美日雙方均表示力爭在6月達成協議，但多數分析認為，即便在6月G7峰會前達成了協議，可能也僅限於象徵性成果，而非覆蓋汽車與農業的全面協定。
面對美國對自由貿易的背棄和政策的長期不確定性，歐盟和日本都表現出了對內加強經濟和制度韌性，對外加強美國以外的自由貿易網路的傾向。
為應對美國貿易政策對歐元區經濟的影響，歐洲議會智庫的研究認為，應結合靈活的貨幣立場與審慎的財政政策來管理經濟與金融風險。
貨幣政策方面，在美單方面加稅情景下，歐央行應採積極擴張政策，降息刺激內需，允許歐元自然貶值以增強出口競爭力。在美歐雙邊貿易戰情景下，面對需求萎縮與成本上升，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和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分別面臨下行和上行的壓力，歐央行應採相對擴張或較少收緊政策，穩定更具粘性的PPI以支撐出口需求。
此外，歐央行應避免因擔憂輸入型通脹而採取過於鷹派的反應。在長期關稅戰的情景下，歐央行應加強政策路徑前瞻指引，增強政策連貫性。
財政政策方面，歐洲各國在適度增加國防、基建等財政支出緩衝需求收縮時，須控制財政赤字與政府債務，尤其在高利率環境下避免過度舉債，維護財政可持續性。
長遠來看，許多歐洲專家指出，推動歐元區深層結構改革是根本，歐盟須增強經濟內生韌性，減少對淨出口依賴，轉向內需驅動。為此，應發揮單一市場核心優勢，透過改革消除內部貿易壁壘。歐洲央行前行長德拉吉指出，歐盟內部貿易壁壘相當於對內部貨物貿易徵收了45%、服務貿易徵收110%的隱形“關稅”。透過單一市場改革釋放歐洲內部市場的潛力有助於進一步減少美國保護主義政策對歐洲的損害。
布魯金斯學會的日本研究講席米雷亞·索利斯（Mireya Solís），則從強化制度韌性的角度提出，日本可以利用好戰略自主和戰略不可或缺以及《經濟安全保障促進法》等經濟安全政策工具，建立對盟友經濟施壓的抵抗韌性。比如，對阿拉斯加LNG等能源合作專案，不應僅視為安撫美國的策略性妥協，而要警惕其可能在未來演變為“依賴性槓桿”。
就歐盟而言，多數觀點指出，在與美國進行談判的同時，歐洲必須加強與其他夥伴的貿易關係，透過多元化貿易伙伴對美國“去風險”，尤其是與印太地區和全球南方的貿易伙伴。目前，歐盟已重啟與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東盟國家的貿易談判，尋求在今年與印度達成自由貿易協定，並將於今年9月或10月對歐盟–南方共同市場自由貿易協定進行投票。
日本同樣需要一個更大規模的、以規則為基礎的自由貿易網路，緩解對美單邊壓力，並且正在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為核心強化多邊網路聯動。
索利斯認為，日本需要重新理解“經濟優先”的美方思維邏輯，管理好談判預期。需要認識到，與美國的安全合作或對美投資未必能換取關稅豁免。基準關稅可能根本不在談判範圍內，而為了降低“對等關稅”，日本可能需在匯率、國防等非貿易領域做出單邊讓步，但換不來實際市場準入，令談判充滿不對等的風險。日本必須跳出單一對美談判框架，利用好CPTPP、RCEP、日歐自貿協定等加強貿易網路主導力，尤其要“一舉到位”地推動歐盟加入CPTPP。
在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自由貿易網路方面，CPTPP擴容是歐盟和日本的一個重要交點。如果說歐盟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另一層好處是可以此為契機積極參與並引領多邊貿易體系建設與改革；日本則有著試圖在夾縫中透過地緣與制度重構建立中長期緩衝結構，提升戰略自主的更迫切需求。
歐洲專家的分析認為，歐盟需考慮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並藉此推動未來大部分貿易規則和標準的發展。分析認為，即使在沒有美國支援的情況下，歐盟也不應放棄WTO，而應繼續推動WTO改革，維護基於規則的多邊貿易體系。短期來看，歐盟需要利用CPTPP作為WTO的補充，透過增強與CPTPP國家的合作，達成爭端解決、更新補貼規則和實現市場準入承諾等方面的改革方案，為2026年3月的WTO部長級會議做準備。
《日本經濟新聞》報道，在4月23日的黨首討論會上，立憲民主黨代表野田佳彥向石破茂提出，CPTPP應作為擴大自由貿易圈的核心工具。石破茂於4月訪問越南、菲律賓時公開表示“強化自由貿易體系是東南亞增長的關鍵”，並透過密集通話與英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CPTPP成員協調應對美國關稅問題。日本前經濟產業大臣齋藤健呼籲“積極探索歐盟加入CPTPP的可行性”，並強調“規則型夥伴擴容將有助於減少對美依賴”。
為回應歐洲內部對貿易轉移可能加劇市場競爭的擔憂，目前歐盟正推動中歐之間建立聯合機制，監測美國關稅措施造成的貿易轉移。歐盟官員表示，如果觀察到大規模貿易轉移現象，將準備採取措施保護歐洲產業，比如對鋼鐵和鋁實施關稅配額。
然而歐洲智庫的研究指出，貿易轉移風險或被誇大，實際影響有限，歐盟應避免過度反應，防止陷入保護主義螺旋。布魯蓋爾研究所的研究發現，由於中國與歐盟具有不同的比較優勢，重疊的出口產品很少，因此整體而言，貿易轉移對歐盟的影響將較為有限。該研究透過分析中國商品對美國出口佔歐盟對全球出口的比例發現，94個產品類別中只有21個超過了10%，其中三個最易受貿易轉移影響的產品類別（傘、柳編和玩具）各自佔歐盟出口份額不到0.05%。
歐盟最擔憂的產品類別“電氣機械、裝置及零部件”中，中國對美出口的主要產品是智慧手機（31%），但歐盟幾乎不生產智慧手機，中國的鋰電池（10%）等產品則可能對歐洲產生構成更大競爭壓力。該研究還指出，貿易轉移至歐盟以及全球需求下降可能產生通縮效應，這反而為歐盟貨幣寬鬆提供空間。對於構成競爭威脅的中國產品，研究建議，可以依據世貿組織規則採取相應措施，幫助相關行業應對進口激增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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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編輯：潘潘｜責任編輯：潘潘
視覺：李盼 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