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帆集》商偉 著,活字文化 策劃,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2023年

反思五四白話文運動、
國語運動及其歷史意義
文|商偉

商偉,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杜氏中國文化講席教授(Du Family Professor of Chinese Culture)。研究領域以明清時期的小說戲曲為主,兼及唐詩研究,並涉獵思想史、文化史、出版文化和閱讀史等領域。
今天的話題是五四白話文的理論與實踐,而這一話題的意義並不限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本身,因為五四推出的白話文的話語正規化涉及中國的語言、文字和文學的一些核心問題。其重要性對於以書寫為中心的中國文化傳統,乃至整個東亞漢字文化圈來說,是無論如何估價都不為過的。有關白話文的爭論也遠遠超出了語言文學的領域,而與中國從傳統帝國走向現代民族國家的曲折道路和歷史過程是密不可分的。從五四白話文入手,最終不可避免地會涉及這些宏大而複雜的問題。正因為如此,我們需要不同學科背景和專長於不同時段的學者一起來參與研究和討論。這個題目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學科整合的機會。
前兩天與劉玉才教授通微信,談起這個話題。他回覆說此項話題與近現代學術轉型、北大學術史關係至巨。他還告訴我,近日居家閒翻沈兼士書札、錢玄同日記和魏建功參與國語運動等文獻,頗多相關材料,值得深入開掘。我深以為然。胡適和五四白話文與國語運動,以及後來的大眾語和世界語運動中的一些主將,從劉半農、錢玄同、魯迅,一直到魏建功先生,都出自北大。我記得讀過蔡元培校長的講話,他力主統一語音,舉了很多例子證明為什麼必須如此,勢在必行。
北大是國立大學,教授和學生都來自五湖四海,說起話來南腔北調,互相難以交流,上課效果完全無法保證,讓他這位校長頭疼得不行。所以他規定凡是文科課程一律先發講義,理工科的課程則要求以英語授課。是否做到了,以老北大一貫的辦事風格來看,我不敢確定,誰有興趣可以去查一下。但蔡元培大聲疾呼,群起響應,作用不可低估。與語言文字相關的前前後後的許多活動和爭論,都少不了蔡元培校長,而其他的北大教授和學生也不同程度地參與其間。今天說起來,劉半農和錢玄同都是北大中文系的老前輩了。只不過他們在中文系的前身國文系教書時,都很年輕,去世的時候,歲數也不大。
劉半農曾在法國讀語言學,獲博士學位,去世時不過43歲。錢玄同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一位驍勇好戰的鬥士,辭世時剛剛50出頭。關於他有很多軼事趣聞,據說他厭惡老人當道,死氣沉沉,曾戲言曰:“人到四十就該死,不死也該槍斃!”魯迅先生的《教授雜詠四首》中有兩句就是說他的:“作法不自斃,悠然過四十。”錢玄同性格剛直,有些偏執。你要是遇見他,未必會和他交上朋友。但他這一生轟轟烈烈,酣暢淋漓,活到了生命的一個極致,我們今天恐怕也只有羨慕的份兒了。

何震夫婦與眾人合影(前排從左到右:何震夫婦、劉師培)
說起五四新文化運動,還有一位中文系的前輩,我們不該忘記,他就是出自對立陣營的劉師培先生。他的一生比錢玄同更有傳奇色彩,從反清排滿的革命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到後來鼓吹帝制,支援袁世凱,令人眼花繚亂。如此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並沒有妨礙他成為一流的學者和思想者。劉師培中西兼修,思想學術視野極為宏大。他是第一位把《共產黨宣言》翻譯成中文的人,對歐洲近現代政治思想史也發表過精彩的見解。他在日本流亡期間,與妻子何震共同創辦《天義報》和《衡報》,縱論古今,評論時事,其中的不少文章,今天讀來仍不失犀利的洞見和前瞻性。而在中國的中古文學和文字學領域中,劉師培造詣非凡,早已為學界所公認。他在貧困潦倒之際,被蔡元培聘請為國文系的教授,講授六朝文學和《文選》學,併發起《國故學刊》。我們知道,這些都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靶子,所謂“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說這話的不是別人,正是他的國文系同事錢玄同。那一年,劉師培剛到北大任教,而在此之前,他就被貼上了國粹派等文化保守主義的標籤。

好在蔡元培不管這一套,絕不因為立場觀點選邊站隊,只要有學問有見解就好。“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他有這個眼光和魄力。劉師培於1919年病逝,結束了他火焰般劃破天際的一生,時年35歲。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他這短暫的一生做了多少事情!這當然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的故事,也不是個別的、孤立的現象。那是一個意氣風發、天翻地覆的時代,它所釋放的能量和創造力,幾乎是無與倫比的。我們今天回顧起來,在具體的思想學術問題上對他們固然無妨有所批評和有所保留,但這絲毫不減少我對他們的欽佩。無論我們如何評價,都無法否認這樣一個事實:他們在20世紀初的這一濃縮的時段裡改變了中國,同時也為後人留下了一筆異常豐富而複雜的遺產。這是五四的思想文化遺產,也是北大,尤其是中文系的歷史遺產。回顧和清理這一份遺產,我想我們大家,包括在坐的各位,不僅責無旁貸,義不容辭,而且還會有一些躍躍欲試的興奮和期待。
我們討論的這兩篇題為《言文分離與現代民族國家:“白話文”的歷史誤會及其意義》(上篇和下篇)的拙作,最早發表在《讀書》2016年第11、12期上。《讀書》編輯部曾就此在清華大學的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舉辦了一次小型的內部座談會,今天在座的與談人王風教授和季劍青教授都出席並發表了評論。之後我根據與會者的意見,對這兩篇文章又做了一次大幅度的修改和擴充,收入今年4月份出版的《雲帆集》中。
《雲帆集》商偉 著,活字文化 策劃,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2023年
最早認真思考這個題目是2009年,當時我和哥大東亞系的幾位同事一起參加了普林斯頓大學艾爾曼(Benjamin Elman)教授主持的工作坊“東亞研究新方向”系列中有關東亞語言、文字和讀寫文化的討論,涉及的時段從公元11世紀一直到中國1919年的五四運動。至少在我的理解中,工作坊的目的是希望參照歐洲和印度同一時期的情況,對東亞的vernacularization的現象及其不同之處做出描述和解釋,最終嘗試在這個重要的語言文化問題上提出一個東亞模式。這個東亞模式應該有助於我們回顧這一地區的歷史文化遺產,審視它的現代轉型並想象它的未來前景。
這個工作坊每年一次,前後持續了三年之久。會議的論文集Rethinking East Asian Languages, Vernaculars, and Literacies, 1000-1919 (《重新思考東亞語言、方言書寫和讀寫文化,1000-1919》)已於2014年由Brill出版了。書名上說是東亞,實際內容包括了越南,涉及的現象和問題也很豐富。其中收入了我的Writing and Speech: Rethinking the Issue of Vernaculars in Early Modern China (《書寫與言說:重審早期現代中國的“白話文”問題》)。這兩篇中文文章就是根據這篇英文長文改寫和重寫而成的,但不是翻譯,也沒有采用原文的論文格式。這樣做是為了更集中地圍繞問題來展開思路,儘量把問題背後的道理說透,而避免陷入材料的細枝末節。因此,這兩篇文章自成一體,而英文論文可以當作另外一篇文章來讀。
現在回想起來,早在1999年的秋天,伯克利大學就曾經以Vernacular Cultures為主題舉辦過一次大型的學術會議。記得那一年牛津大學的Glen Dudbridge(杜德橋)教授學術休假,應邀在伯克利授課。於是,Stephen West(奚如谷)等教授便發起了這次活動。我的會議發言以五四學者對《儒林外史》的解讀為出發點,來澄清當時有關“白話”“方言”和“官話”等觀念上的矛盾混亂。兩年之後,賓夕法尼亞大學的Victor Mair(梅維恆)教授來信為他主編的刊物Sino-Platonic Papers約稿。他是這方面的權威,發表過許多重要的著作與論文。我說手邊沒有現成的文章,倒是有一篇會議的發言稿可以請他看一下。他讀了之後略作編輯,便發表在了2002年5月的第117期上。
從這個短暫的回顧可見,歐美漢學界對vernacular這個問題長期以來一直保持著高度的興趣。近年來與此相關的語言、文字書寫和閱讀等問題變得愈加引人注目,一方面吸引了更多的中國學和其他東亞和南亞國家的語言、文學和歷史方面的學者參與討論;另一方面,有關的論著和論文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明顯的提高,出色的博士論文層出不窮,有的已經成書出版。圍繞著這些題目,可以開出一個很長的書單。這是一個蓬勃生長的學術領域,前景非常看好。
為什麼會出現這一情況呢?我想首先可能是因為東亞和南亞的人文研究再次出現學科整合,尤其是跨國界和跨學科的雙重跨界的態勢。重返前現代或早期現代的思想和歷史版圖的努力,將研究這些地區的不同國別的學者重新集合了起來。
美國大學的東亞語言文化系匯聚了人文和社科的不同的學科領域,研究物件也沒有侷限在單一的國別之內。這樣的科系建制有助於展開此類學術討論和交流。此外,這一變化與學界的思潮也不無關係。由於受到現代民族國家主義的影響,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研究東亞和南亞的學者不願意使用“漢字文化圈”(Sino-script Sphere)這樣的說法,甚至對此心生反感。但時過境遷,學界開始反省歐美現代性的遺產及其歷史影響。這意味著從歷史主義的立場出發,去重構這些地區的前現代和早期現代的世界觀和歷史觀。而在前現代和早期現代的東亞和南亞一些地區的視野中,漢字書寫構成了共享文化的一部分;它代表了具有規範性的普遍價值和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世界觀,因此無法從後起的現代民族(或種族)的概念和單一民族國家的意義上來理解漢字書寫系統的意義,及其在東亞和南亞地區發展演變的複雜歷史。此外,近年來學界對聲音、技術、身體經驗、物質文化、視覺文化、書籍史、閱讀史,以及媒介和跨媒介的研究方興未艾,都在各自的方向上將語言文字的相關領域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階段。
歷史的錯位:
五四白話文與近現代歐洲的書寫地方化

青年時期的胡適

1920年錢玄同抄寫的胡適《文學改良芻議》

1923年出版的《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

1923年魯迅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吶喊》初版本


《杭州白話報》



反思五四白話文的理論、實踐,及其歷史意義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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