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第一大省,開始“砸”鐵飯碗了

文|凱風
鐵飯碗,越來越不“鐵”了。

01

繼多個人口小縣主動“瘦身”之後,中國戶籍人口第一大省也出手了。
日前,河南省開啟事業機構改革,省直事業機構按不低於50%精簡,事業編制按不低於30%精簡,財政撥款事業編制精簡比例不低於10%,原則上不再保留科級和事業編制16名以下的事業單位。
這意味著,河南省直事業機構要減少一半以上,相關事業編制也將隨之縮減,而一些“小散弱”的事業單位或將不復存在。
這一輪改革,無論是涉及面之廣,還是力度之大,都遠超此前各地的試點。
作為中國戶籍人口第一大省,河南下轄17個地級市、153個縣區、2458個鄉鎮/街道,總量在全國數一數二。
行政區劃眾多,各類人員規模自然也相對龐大,相較於人口小縣,河南的機構改革無疑更有代表性和訊號意義。
眾所周知,行政編制、事業編制、國企編制,往往被視為“鐵飯碗”,成為“體制”的註腳。
作為最穩定的工作崗位,一旦入編,就不會輕易被辭退。在經濟波動的大背景下,體制的避風港效應愈發突出。
所以這些年,千軍萬馬爭著考公、考編。
去年,全國“國考”報名人數超過300萬人,各地省考報名人數更是超過500萬人,至於考編“軍團”更是不計其數。

不僅如此,各地還存在著規模龐大的編外人員。
所謂“編外”,指的是沒有機關單位編制的人員,廣泛存在於城管、輔警、衛護、教育等系統,俗稱“聘任工”或“合同工”。
即使編內編外兩重天,待遇有著天壤之別,但作為最接近鐵飯碗的崗位,仍讓無數人趨之若鶩。
無論編制內還是編制外,最終都要靠財政供養,都屬於廣義上的財政供養人員。
如今,當“財政過緊日子”成為自上而下的共識,各地終於開始“鐵飯碗”動手了。

02

鐵飯碗,究竟被“砸碎”了多少?
都是鐵飯碗,但“含權量”和“含金量”截然不同,因此命運迥異。
如果將權力視作“同心圓”結構,編外人員處於最外圍,事業編制處於中間,而公務員則位居最內層。
首當其衝的是“編外人員”,範圍最廣,力度最大,部分地區更是一刀切。
目前,黑龍江、湖南、湖北、雲南、安徽、內蒙古多地開始清退編外人員。
其中,力度最猛的當屬哈爾濱,要求每年精簡20%相關編外人員,市直機關5年內精簡完畢。
編外人員,又被稱為“影子僱員”,作為編內的補充而存在,但“準鐵飯碗”畢竟不算真正的鐵飯碗,在每一輪精簡中,必然首當其衝。
隨之而來的是事業編制,雖然縮編壓力越來越大,但也不會輕易“裁員”。
這一輪河南的事業機構改革就是如此。
據悉,當地在省直層面,除學校、醫院外,事業單位精簡60.7%,事業編制精簡46.9%,廳級領導職數精簡9.3%、處級領導職數精簡25.5%,遠超最初的改革目標。
不過,這些被精簡的編制並非全部消失,而是一部分下沉到基層部門,一部分用於科技、教育、民生等重點領域。
資料顯示,河南省直改革收回的事業編制下沉縣(市、區)5638名,為省科學院、嵩山實驗室、神農種業實驗室等科技創新平臺核定編制3300餘名。
至於最內層的行政編制,除了人口小縣有所動作,各地幾乎沒有多少影響,部分地區更是出現“擴招”現象。
早在2020年,山西就開啟了人口小縣機構改革,從事業單位到黨政部門都在其列,縮減的不只是編制,還有領導崗位。
作為典型的山西浮山縣,將35個黨政機構精簡為22個,科級領導職數由154名精簡為128名,涉改縣直事業單位由179個精簡為40個,精簡78%,涉改事業編制由1944名精簡為970名,精簡約一半。

當然,無論是行政編還是事業編,即使“鐵飯碗”縮減,不會像企業裁員一樣疾風驟雨,體制內最擅長的是循序漸進、步步為營。
一般精簡編制都有過渡期,而被縮減的編制人員,要麼提前退休,要麼下沉到基層,或者“退三進一”方式慢慢消化,即每退休3名人員才能增加1名新人。
當然,這只是人口小縣的試點。
這些縣域相對特殊,人口不足10萬,且面臨自然人口負增長、勞動力人口外流的雙重壓力,財政供養負擔相對較重,因此改革走在前列。
但對於更多的地市來說,在編外和事業單位的清理尚未完成之前,不會輕易刀刃向內。
相反,由於退休潮出現,加上就業兜底政策的存在,從國考到省考,招錄人數不減反增,反而出現了罕見的“公務員擴招”現象。
所以,這些年,公務員考試熱度越來越高,就不難得到理解。

03

為何突然開始“砸”鐵飯碗?
長期以來,兩位數的GDP增長,狂飆的賣地收入,再加上沿海地區源源不斷的轉移支付,讓許多地方的“錢袋子”顯得極其充盈,供養編內編外人員不成問題。
由於人口大盤仍在向上,一些市縣即使面臨年輕人外流,但靠著本地自然人口帶來的貢獻,仍能保持總人口正增長,而財政供養人員也能隨之而擴張。
這種背景下,幾乎每個城市奉行的都是擴張思維。
城市框架都在不斷拉大,城市邊界不斷向外蔓延,行政區劃和機構數量隨之而膨脹,編制擴容或許受限,但編外人員卻在悄然擴張。
然而,任何擴張都是有盡頭的,最大的制約就在於“錢”。
經濟總體向好,但個別地區遭遇增長之困,而房地產又直面20多年來的最大轉折,再加上地方債問題的存在,財政支出自然要一律從嚴。
同時,人口大盤見頂,2/3左右的省份常住人口遭遇負增長,一些地方除了省會之外,所有地市人口都在減少,而縣域人口下降的速度更快、幅度更大。
不容忽視的是,作為轉移支付主要貢獻者的沿海地區,也受到地緣變局和國際競爭的影響,轉移支付空間未必還有那麼大。(參閱《10萬億轉移支付,都被誰拿走了》)
換言之,即使財政依舊保持高增長態勢,在持續萎縮的人口面前,也沒有必要再維持如此龐大的財政供養人員格局。
因此,當人口減少而財政增長空間受限,精兵簡政就是必然選擇,財政“過緊日子”就在所難免。
前不久,有關方面提出要“習慣過緊日子”,意味著這不是短期選擇,而是未來的常態。
體制內待遇下降早已不是新鮮事,而“鐵飯碗”自然也難以像過去一樣牢不可破了。
所以,轉變慣性的增長思維,走向“瘦身強體”之路,既是城市發展的必然,也是個人面對不確定性的不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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