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要過“緊日子”,誰最受影響?

封面圖源:圖蟲創意
作者:柏年
來源:柏年說
文章已獲授權
國家這麼一齣手,“縣城豪門”的好日子,可能要到頭了。
最近網路上出現一個熱詞——縣城豪門
很多大城市工作的年輕人回到老家後發現,自己從收入到吃穿用度,甚至不如留在縣城的同學。
在縣城裡總有那麼一批人,他們住別墅、開寶馬,吃的是山姆代購、穿的是上千塊錢的衣服。
讓自以為見過大世面的城市白領們,相形見絀。
而這一批人,也被稱作“縣城豪門”、或者“縣城婆羅門”
你可能會好奇,“縣城豪門”這個特殊階層,究竟是怎麼來的。
國家現在,怎麼就盯上了這一批人呢?
一、縣城豪門怎麼來的?
前些日子,一篇名叫《北漂十年,輸給了縣城中產》的文章刷屏了。
文章中說,一個叔叔的兒子大學畢業後,在老家找了工作。家裡的茶几上擺著滿滿的車釐子,盤子裡的乾果也是山姆代購的。
這些北漂們返鄉後發現,自己平時捨不得買的東西,縣城親戚的家裡,根本堆不下。
原本以為自己是城裡人回村,結果回來後發現,自己才是鄉下人進城,是最窮、最土的那一個。
縣城精品超市裡的山姆網紅商品
這篇文章引發了大家的共鳴,很多人都發覺:那些曾經學習不好、留在小城市的同學,他們過的比自己滋潤多了。
“縣城豪門”一詞,也因此應運而生。
但是從資料上看,縣城裡卻並不富裕。
根據2021年清華大學和58同鎮的調查報告:縣城裡80%的家庭,年收入在10萬元以下。
那就奇了怪了。
在縣城裡,究竟是誰在支撐著這麼高的消費呢?
在柏年看來,其實就是兩撥人。
第一批,是縣城的“體制內”人群。
中國有超過1300個縣,大部分縣城經濟產業單一。
但是,包括公務員、教師、銀行職工等在內的體制內群體,收入卻相對穩定,支撐起了縣城內的高消費。
去年,三農學者李昌平的一篇名為《警惕縣城經濟萎縮到只剩“公僕經濟”》的文章,在朋友圈刷了屏。
文章中提到的“公僕經濟”,就是指以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為主體的縣城消費經濟。
文章指出,雖然今天很多縣城的工業園區和房地產都冷冷清清,但縣城裡的吃吃喝喝還是熱熱鬧鬧的。
正是因為,縣城裡有大量的公務員和準公務員群體,他們的收入相對穩定,而且收入基本不依賴當地經濟,而是靠中央的轉移支付。
再加上體制內福利很好,醫療、教育這些都不需要操心,所以“體制內”的消費能力非常強。
此外,還有另外一批人,也推動了縣城的高消費。
這批人是做政府工程的老闆,他們依附於第一批人生存。透過基建、政府外包等專案賺錢,例如土石方老闆、IT老闆等;
雖然現在政府外包,都要透過招投標的形式,乍看上去是公平競爭。
但很多時候,一些官員可以對招標條件“量身定製”,例如透過低價中標、稽核“放水”等方式,在工程招投標的時候,為他人謀取利益。
在過往涉及外包工程的貪腐案件中,專案的承包者往往是這些官員的親屬。這些專案資金龐大,帶來的利潤也遠超一般人的想象。
所以,在縣城內掌握話語權的體制內人群,又可以透過外包的方式,創造另一個隱形富豪群體。
而除了上述兩批人外,縣城裡8成的人口,都是剛才講的年收入不過10萬的普通家庭。他們主要以農業、餐飲、小商貿為生,門檻低、掙不了幾個錢。
他們,才是縣城經濟的“底色”。
那麼我反問大家,這樣的經濟結構正常麼?
當然不正常!
本質上,前兩批人的富裕,是依靠國家轉移支付、而不是自身努力實現的。
從資料來看,2023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首次突破了10萬億元的大關。
分地域來看,2022年全國31個省份中,有22個省份的轉移支付,佔地方收入的比重超過50%,其中西藏、青海、吉林、甘肅、黑龍江五個省份的比重,更是超過了70%。
這意味著,相當多經濟欠發達地區,沒有自己的財力,基本靠中央的輸血來維持運轉。
但是從結果來看,“縣城豪門”的存在告訴我們:
有一部分轉移支付的資金,並沒有用於地方發展,而是透過各種隱蔽的手段,落到了一些人的口袋裡。
更為可怕的是,這一批人的階層還非常穩固。
我們都知道,小縣城是一個人情社會。這些地方體制內的家長,在子女婚姻問題上,往往也會選擇體制內的物件結婚,強強聯合。
於是,這就形成了一個體制內的“閉環”。就像印度的種姓制度一樣,階層障礙難以逾越。
網民們稱作“縣城婆羅門”,這不僅僅是一種調侃,更是一種諷刺。
所以,國家有必要對“縣城豪門”動手了。
二、政府過緊日子,影響誰最大?
在今年的兩會上,財政部部長明確表示,今年各級黨政機關都要過緊日子,要用好轉移支付的資金,將資金更多用於民生福祉之中。
這個“緊日子”該怎麼過呢?
具體來看,首先是削減三公經費和體制內福利而且不排除會繼續降薪
之前,柏年給大家介紹過,浙江在去年推行的“公務餐改革”和“公車改革”。
近期,廈門也出臺了相關檔案,要求持續壓縮政府辦公經費,將2024年專項業務費、公用經費,分別按照10%和20%的幅度壓減。
這意味著,未來基本堵死了各種不合規的公務報銷要求。
此外,廈門還要求“各區各部門,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長期聘用的編外人員,提高經費標準”。
不僅是編外人員,編制內群體,也面臨清退或縮編的風險。
例如像山西,早在2020年4月,就便將其下轄的6個人口小縣陸續列入試點,大力裁撤事業單位、削減編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打破中國人對“鐵飯碗”的幻想。
除此之外,體制內的降薪潮,也在湧來。
例如有媒體報道,2023年深圳中小學教師薪資普遍下降,幅度在2成到3成之間。許多曾經在深圳學校當老師的清北大學生,因為沒了高福利,都開始逃離教師崗位。
像廈門、深圳這樣的大城市,尚且出現了過緊日子和降薪的現象。
那對於經濟落後的廣大中西部地區和縣城而言,體制內必然面臨更大的改革壓力。
例如今年兩會過後,貴州省長已經率先表態,今年貴州省級機關事業單位,按照15%的比例,統一壓減公用經費,壓減預算資金100億元左右。
貴州省長還一錘定音地表示:政府“過緊日子”不是權宜之計,而應該成為常態。
那在這樣的改革大背景下,縣城豪門們所享受的“體制內高福利”,怕是持續不了多久了。
其次,在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削減不合理專案開支的背景下,“縣城豪門”裡的第二批人,也必然會受到打擊。
例如剛才我講了貴州,該省省長還表示,接下來要嚴格政府投資專案管理。
領導要求:沒有落實資金來源的專案,一律不得開工,嚴禁盲目上馬政府投資專案、嚴禁違規超概算、違規修建樓堂館所等。
此外近期還有很多檔案要求,欠發達地區、高債務地區,地方政府除了學校、醫院等民生設施和中央重大專案外,像高速、地鐵等地方專案統統都不再上馬。
這意味著,曾經主導中國經濟增長的“基建狂潮”逐漸落下帷幕。
“政府外包團體”所賴以生存的土壤,將徹底遭到摧毀。
但是對普通人而言,政府的“緊日子改革”,卻是一個好事情。
這是因為,削減了不合理的專案資金之後,我們會有更多的資金用於民生保障上,增加對於老百姓的農業、醫療、教育、消費的補貼。
例如在今年兩會上,財政部長明確表示:黨政機關少花一分錢,民生事業就可以多安排一分錢。
緊接著3月13日,國務院印發《推動大規模裝置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行動方案》,明確實施消費品以舊換新行動。
這一輪方案,不禁讓我們聯想起2009年的“家電下鄉”行動。
在那一輪家電下鄉行動中,老百姓購買家電——如電視、冰箱、洗衣機、手機等,可以直接享受13%的財政補貼。
家電下鄉行動持續2年,其間政府累計補貼超1500億元。
柏年預計,在今年新一輪的消費品以舊換新中,政府還會繼續加大財政的補貼力度。這對於普通人而言,無疑是一個好訊息。
三、後記
最後柏年還想說一說,在查閱相關資料的時候,我發現的一個現象,令我感觸很深。
在我國雲南的部分城市,當地的米線分為兩種。
一種是普通米線,基本沒肉,便宜但能吃飽;
另一種則是米線上堆滿了肉和料,價格是普通米線的2-3倍——當地人稱它叫“公務員米線”。
一碗小小的米線,展示出了截然不同的兩個階層。更映襯出了一二線城市之外,更廣袤的中國社會現實。
在任何一個國家,公務員、體制內可以是“中間階級”,但絕不應該成為“上層階級”。
盛了肉的米線,如果只有公務員能消費得起,那這和我們共同富裕的要求是相悖的。
所以今天,一場有關體制內和財政的改革,一場能決定中國縣城未來的改革,已經不能再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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