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一個季度的國內新冠肺炎疫情高峰期中，各地（尤其是身在湖北）的孕產婦在產檢、分娩、就醫上遇到許多難題。一些看到這些問題的人們為此在線上和線下建立了志願團隊，為她們搜尋和交流醫院資訊、提供醫學與心理援助、就醫接送等。
生命降生帶給人們希望，但我們也要看到，有一些需要人工流產的女性，同樣被疫情和封城困住了。
問答網站上有許多她們留下的帖子，有的是詢問當下醫院能否做人流手術，有的訴說著周邊醫院的婦產科不運作、不敢告訴在自己身邊的家人、封村了不能出去、出去了可能要面臨隔離等等情況。這些不打算近期生育的女性，很多都擔心拖太長時間後，引產手術會對身體負面影響更大；還有的，找到了醫院，但沒有麻醉師，只能進行有痛的手術。
某乎上的一些提問（滑動檢視，點選放大）
還有人分享了自己的經歷（滑動檢視，點選放大）
與打算生育的女性不同的是，想要流產的女性可能不敢和身邊人求助，而求助了可能也得不到相當的共情和呵護：在那些求助貼下面，就有不少勸她們不要流產或是略帶責備的回覆，好像意外懷孕和想要流產都是當事女性的不應當。
隨著疫情蔓延至全球，很多國家都有了相似的問題與不同的應對。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建議各醫療體系暫停非必須和不急迫的程式，以提高醫院應對緊急醫療護理需要的能力；在這之後，得克薩斯州、俄亥俄州、路易斯安那州等州相繼把人工流產歸入“非必要”的醫療程式，促使流產診所關門[1]。
“如果德州的人工流產服務關閉，去往可行診所的平均車程將會單程增加1925%，即從12英里變為243英里。”（圖片源自：https://twitter.com/Guttmacher）
但在這些決定出臺之前，美國婦產科醫師學會、婦產科委員會、婦科手術學會等八個協會已經發表了聯合宣告[2]，提出應對疫情的舉措中不應該包括對人工流產的取消或是延遲。宣告中說：
然而這些話顯然沒有被上述幾個州的州長所接受，而且他們之中有些人在疫情來臨之前就試圖減少可以實施人工流產診所的數量。有人擔憂，被關閉的診所在疫情結束後可能再也無法重新開放了，就像2016年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了德州執行三年的反墮胎法之後，至今該州的流產診所數量也沒有恢復到13年前的水平[1]。而如果有需要的女性不能透過正常渠道實施人工流產，不安全的地下市場就有可能會興起，她們的健康與生存狀態將更加無法得到保障。
“流產是必要的健康服務，不是非急需的！”（圖片源自：https://twitter.com/bluefuturenow/）
在英國，由於隔離措施和醫療呼叫，許多診所都不再能提供流產手術。英國孕期諮詢服務處[3]估計，在預估的疫情高峰13周內，至少有4.4萬名女性會需要藥物流產，而根據規定，女性必須親自造訪診所問診才可以獲得藥物，並且必須在診所內服用第一種藥物，第二種藥才可以選擇回家服用。
但其實，在其它一些地方，比如澳大利亞和美國部分地區，則沒有這樣的規定。因此，英國皇家婦產科學院、皇家助產士學會等[4]呼籲衛生部修訂政策，允許有資質的診所和醫生透過線上問診將流產藥物郵寄給女性在家服用，以減少女性為了獲取問診和藥物而不得不外出（甚至出遠門尋找能接收自己的診所）的數量，從而降低她們接觸他人而交叉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
英國衛生大臣馬修·漢考克也在3月23日簽署通過了相關的決定，但令人疑惑的是，決議發出幾小時後又被撤回了，稱是“錯誤釋出”。有反對流產的人士稱，決議被撤回是他們給國會議員寫信爭取的結果。在多個醫學組織和公共衛生學家的新一輪呼籲之下，到了3月30日，英國衛生部才再次釋出了允許婦女在家藥物流產的決定[5]。
英國公共衛生學家發表的聯名信（Photo by Nathan Hodson［5］）
藥物流產有時效性，視不同地區的指引和規定，懷孕超過十週甚至七週後就不被建議採取這種方式；而如果採用手術，懷孕週數越大，手術的複雜性也會相應提高。在政策的反反覆覆和各種限制之下，加之疫情和懷孕本身帶來的壓力，女性大概承受了成倍的精神負擔。
而不僅是流產，關於是否只能在醫院而不是生育中心或家中分娩、分娩時能否有家屬陪同、嬰兒出生後該不該和疑似感染的母親分離等生育安排，不同機構和地區的指導意見或決策亦各不相同。這些措施讓孕期的女性置於不確定性之中，或是讓她們忽然失去了許多選擇——被疫情“次要化”的選擇。
醫學人類學家Cassandra Yuill[6]不覺得這些犧牲是理所當然的。她提出，和生殖醫療有關的選擇在現代被視為一種健康領域的消費行為，而不是視為一種基本人權，所以在疫情之下，才會產生關於和生育有關的種種醫療服務“是否必需”的爭議。國家抗疫舉措對女性正常生育和流產的衝擊，也讓BBC節目主持人Emma Barnett[7]說感到“女性的身體越發地受制於國家”、而不是由她們自己把握。
“世界最大的安全套製造商稱，全球安全套供應可能進入不足狀態。”
隨著疫情的持續和全球蔓延，安全套生產的原料和人力受到影響的訊息也在網上熱傳開來。而且，醫療資料的緊缺和緊急調配，對於女性獲取口服避孕藥等其它避孕措施也會造成影響。而供應減少的同時，需求可能又在上升。有醫生總結了埃博拉疫情的經驗，提醒公共衛生政策制定者注意保障避孕和流產服務的供應[8]：
這一教訓對應的埃博拉抗疫經歷是，在非洲，一些學校為避免病毒傳播而關閉後，沒有學校可去的女孩子們更可能被迫從事性交易、結婚或是發生沒有保護措施的性行為，而如果她們懷孕並分娩，重新開放的學校又不再接收她們了[9]。
“懷孕”“強姦”“水”“生育”……獅子山的青少年兒童在訪談中畫下自己受埃博拉影響的方面。
而即便是在經濟情況更好的地區和家庭，不只是在家辦公的伴侶們自願的性生活頻率可能上升，強迫或無保護的性行為和家暴一樣，或者作為家暴的一部分，也有可能增加。對此，聯合國人口基金會投入了更多支援各國政府保障避孕工具生產鏈的工作[10]，也在其釋出的《COVID-19: 性別視角》檔案中強調，在大流行病中，性健康、生殖健康和相關的權利是一個需要高度關注的公共衛生議題[11]。
因為疫情帶來的居家隔離和避孕措施不足，國內外都有網友提出，一個“疫情嬰兒潮”可能會到來，但也有人持反對意見，覺得病毒蔓延帶來的社會和心理不安會讓大家不想生小孩。疫情像一面鏡子，照出許多既存的社會問題，而一個社會關於性和生育的政策，也是一面照見對女性權利態度的鏡子。在鼓勵生育的國家，如果疫情照見出對孕期女性的種種不友好，也許社會整體的生育意願只會下降。
“底線是什麼？”BBC電臺主持人Emma Barnett[7]說，“我們需要信任女性，讓她們自己去了解她們的身體、侷限和權利，並讓獲取醫療的渠道盡可能簡單。我們不是自己選擇成為能懷上孩子的那個人的——但儘管現在是國家遭遇危機的情況，限制我們的選擇也頗有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筆下《使女的故事》的意味。沒有人需要比現在更糟糕的反烏托邦了。”
文| 小敏，研究生育、性別與社會互動的女權主義者
編輯| 李合子
參考資料（請滑動）：
[1] The New York Times: Make Abortion More Available During the Pandemic — Not 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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