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頭下的傷痛與愛。
她用鏡頭對準了性侵受害者、瓷娃娃病患、跨性別者等各類邊緣群體。
她的影像檔案裡藏著驚人的“秘密”：
不少拍攝物件在影像曝光後，獲得了社會救助。
一次深夜回看照片時，她想起了10年前那個躲在身後的小女孩，顫抖著伸出手說：“我流血了。”
那是朱玲玉第一次直面性侵受害者的創傷，也是她拿起相機的初衷。
▲ 朱玲玉
當社會輿論還在討論“苦難該不該被展示”時，這個非科班出身的攝影師，早已用相機切開階層褶皺裡的膿瘡。
從山東農村走出的朱玲玉，用10年時間完成了從“被觀看者”到“觀看者”的蛻變。
01
從農村女孩到自由攝影師
朱玲玉的鏡頭裡，總有一種鈍痛感，這與她的成長息息相關。
出生在農村的朱玲玉，初中時，發現堂姐、堂妹紛紛輟學打工，供養家裡的兄弟讀書，甚至結婚生孩子。
“當時只剩我一個女孩兒還在上學，後來我又到了縣城上中學，到了省城上大學，我其實是脫離了很多農村女性的人生軌跡。”
▲ 朱玲玉
“我覺得好像自己得到了獨一份的眷顧，我是最幸運的那一個，也是唯一幸運的那一個。”
這種“獨一份的幸運”，讓朱玲玉越來越關注流離在社會邊緣的女性。
▲ 朱玲玉拍攝作品
當她拍攝流動女工時，自然而然的產生了一種使命感。
因為女工們的每一個故事，都和老家姐妹的故事很相似。
朱玲玉的堂妹曾對她說過：“如果把婚姻比喻成一條船，我就是想把那艘船沉掉。我要的是找到自己的船，自己能掌控的一艘船。”
▲ 彭小青
就像逃離家庭的流動女工彭小青，因為頭兩胎都是女孩，丈夫和婆家一直催生。
彭小青索性逃離了婚姻，來到深圳打工：
“逃離了婚姻，逃離了家庭，但是逃不出貧困。”
彭小青這句話雖然刺痛了朱玲玉，但至少這艘風雨飄搖的小船她能夠自己掌控。
從東莞、中山、廣州再到深圳，這些女性像浮萍一般輾轉於各類工廠，住在每棟樓間僅隔1到2個步伐的距離，擁擠得連陽光都無法照入的握手樓裡。
朱玲玉拍下她們模糊的眼睛、皺巴巴的離婚證、逼仄的雙層床。
這種粗糙，就是她們生活的真實樣子。
鏡頭背後，是朱玲玉對自我的詰問：“如果我沒讀書，會不會也是她們？”
從此，攝影成了朱玲玉表達自己獨特視角的工具：
“在紀實攝影的領域，你會發現大部分的表達視角是男性的，所有宏大的題材都是由男性去構建。
我想打破那種男性視角，回到自己身上去表達女性的境遇，我不希望攝影語言是以男性為中心的。我就是想多一點聲音、多一個維度。”
02
撕開禁忌：她的鏡頭從不說謊
2018年，朱玲玉發起了網路徵集，找到了3位性侵受害者。
拍攝時，她選擇用剪影和隱喻代替直白暴露——破舊的童鞋、虛化的光影、霧氣中的孤島。
▲ 默劇演員阿莫
一場暴雨中的拍攝，揭開被遺忘的傷疤。
青島小麥島，大霧籠罩海岸。
攝影師朱玲玉站在對岸，鏡頭對準礁石上孤獨的身影——童年時被性侵的默劇演員阿莫。
海風裹挾著鹹澀的水汽，阿莫的表演在人群中熱鬧非凡，可當他卸下妝容，朱玲玉的鏡頭卻捕捉到了“從血液裡流出的孤獨”。
一位性侵受害者說：“事發後，全村叫我婷婷雞，像趕雞一樣趕我”。
評委評價這組作品：“我特別喜歡的作品之一，攝影師的表現手法特別好，既揭示主題，又保護了被攝者隱私。當然，攝影語言也是很老道的。”
但對朱玲玉而言，最震撼的反饋來自一位網友：
“看了你的照片，我終於敢告訴家人真相。”
“我的青春期，是在極度孤獨和恐懼中渡過的。”
汐玥原名思明，活了30多年卻始終未能逃離孤獨與恐懼。
▲ 汐玥
他的生理性別為男，卻自幼渴望成為女孩。
在歷經無數磨難後，他決定去泰國變性，追求真實自我。
她開始重新學會愛自己，接納他人的不理解，只為找到變成一個“正常人”生活的方式。
悲劇的是，變形手術後，她在國內一家整容機構的醫療事故中造成單眼失明，面臨失業的困境。
朱玲玉用鏡頭記錄下了這段痛楚與希望交織的歷程。
在內蒙古二連浩特，朱玲玉遇到了何健——身高不足一米的“瓷娃娃”媽媽。
她冒著骨骼畸形的風險生下兒子，卻陷入更深的倫理漩渦：“我不想被照顧一生，可成為母親後，我又拖累了母親。”
▲ 何健和孩子
朱玲玉跟拍3天，拍下了何健如何用嬌小的身軀給孩子換尿布、對抗質疑。
一張照片裡，何健坐在兒童三輪車上，窗簾緊閉的家中光線壓抑，但她抱起20斤兒子的手臂卻穩如磐石。
拍攝親姑姑元花時，朱玲玉第一次直面女性生育的殘酷。
姑姑經歷過12次懷孕、6次流產，子宮薄如蟬翼。
“如果把子宮外化，它像被手術剪戳破的西瓜皮。”
朱玲玉用腐爛的水果、帶血的紗布構建影像，直指傳統生育觀對女性的剝削。
2023年，朱玲玉將鏡頭對準北京馬駒橋——日結工聚集的“魔幻之地”。
這裡充斥暴力與戾氣：男工圍堵她的相機，女工的電話被寫在公廁牆上標為“妓女”。
一位日結工形容：“這裡像快乾的水池，蝌蚪在互食。”
▲ 北京馬駒橋的日結工
在燕郊續命的白血病人家屬，把家人續命的希望交給了“家和公寓”，因為這裡距血液病專科醫院燕達陸道培醫院只有僅僅900米的路程。
住在公寓四樓的病人家屬陳春，把患上血液病的人形容為“沒有被灌溉到的農田”。病友們抓著最後一根稻草漂到“家和公寓”，熬上個三兩年，在生死疲勞中耗盡最後一分錢和眼淚。
白血病孩子的父親李春海，邊送外賣邊苦笑：“捧著炸彈過日子，炸不炸看命。”
他認識的病友群裡，第一次移植，成功率在20-30%；二次移植成功率可能不到7%。一旦二次復發，骨髓再次移植的成功率很低，基本斷絕了痊癒的希望。
▲ 家和公寓的病友家屬
病友們雖然“總是如履薄冰地活著”，朱玲玉也在這裡拍下病友們的另一面：深夜聚餐時，病友家屬們用可樂碰杯，高喊“祝難友出頭”。
“來，最後一杯，敬我們自己，一起加油，早日迴歸正常生活。”
半夜10點，李春海高舉著杯中的可樂，最後與病友們幹了一杯。
03
解困者還是記錄者？
朱玲玉在拍攝群像與個體時，總是在承接對方的創傷。
“我還在堅持記錄、反覆去做的原因，是因為有時候那些創傷，表面上看著好像是過去了，但其實還在一直在影響你後來的生活，影響你的人格，甚至整個生命的狀態。”
她明白這種工作很容易讓人情緒崩潰，但只有直面傷痛，生活才會繼續前行。
每一位被拍攝者對她來說都意義重大，因為他們的經歷不僅塑造了個人，也構成了一段真實的社會歷史。
拍攝過程中，朱玲玉與拍攝物件建立起了真實的情感聯絡，她希望這種共情能傳遞給更多人，讓大家不再孤單。
她關注的始終是普通而真實的生活，追求每個人都能被平等對待，而不是被貼上標籤。
無論是家暴、性侵，還是生育、流產，都應走出私密領域，進入公共討論。
有人問朱玲玉：“你的作品能改變什麼？”
她這樣回答：“我的情緒很複雜。一方面會覺得她們的故事對於我而言是一種“回望”，我曾經離她們的命運很近，只是我是最幸運的那一個而已。
另一方面，我也會有一種責任感，但與此同時卻又沒有辦法很具體切實地去改變她們的命運。”
在潮汕鄉村，她拍攝了創辦女子夜校的吳利珠。
10年間，透過覽表圖書室，吳利珠教會數百名女性識字，甚至普及性教育。
▲ 吳利珠
朱玲玉說：“她讓我明白，解困不是宏大的拯救，而是教會一個媽媽認5個字，讓她敢對丈夫說‘不’。”
而朱玲玉的微信簽名正是：“言說不可說。”
她拍性侵受害者、跨性別者、絕症家庭，也拍日結工和女工。
有人稱她“苦難攝影師”，她卻反駁：“他們不是苦難的符號，只是被常態遺忘的普通人。”
“我雖然一直在拍攝這些邊緣群體，但這些邊緣群體，她們最渴望的也只是被常態化的對待。就是我渴望一個正常人的生活，而不是我要被特殊化，所以核心還是普通人。”
英國藝術家王爾德有這樣一句名言：“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陰溝裡，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在這個紛繁複雜的世界裡，每個人都是夜空中獨一無二的星辰，或明或暗，各自閃爍著屬於自己的光芒。
把自己活成一束光，因為你不知道誰會藉著你的光走出了黑暗；
請保持心中的善良，因為你不知道誰會藉著你的善良走出了絕望；
請保持你心中的信仰，因為你不知道誰會藉著你的信仰走出了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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