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全面加徵關稅的背景下，中國企業的出海策略應該從單一的規避美國關稅模式向“跟著客戶走”和“朝著市場走”演變，以維持出口市場份額和開拓新興市場
文｜葉冬豔 歐陽輝
2月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令，對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國加徵關稅。2月13日，特朗普簽署備忘錄，宣佈美國將對所有貿易伙伴實施“對等關稅”政策。該政策旨在使美國對各國進口商品徵收的關稅稅率與這些國家對美國產品徵收的關稅稅率相等。2月26日，特朗普宣稱將從4月2日起對歐盟徵收25%的關稅。2月27日，特朗普表示對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徵的25%關稅將從3月4日起實施，同時在已加10%的基礎上再對中國加徵10%。
當地時間3月4日，特朗普對墨西哥和加拿大徵收25%關稅的決定正式生效。時任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當天宣佈即日起對美國徵收報復性關稅，墨西哥總統辛鮑姆也表示於3月9日宣佈相應措施。
特朗普一直認為關稅政策是一把“有力武器”，可以減少貿易逆差，保護美國製造業，並透過關稅手段實現諸如邊境安全等更廣泛的政策目標。
然而，本文發現2018年中美貿易戰的後果是中美兩國之間的直接貿易有所下降，但兩國的全球貿易總值和全球貿易差額並沒有受到影響，兩國的直接貿易額轉移到了其他經濟體。
在2018年貿易戰期間，中國企業可以透過轉口貿易、出海到墨西哥和東盟等地建廠繞開美國關稅。但如果美國全面加徵關稅，這一策略的效用將減低，甚至失效。在美國全面加徵關稅的背景下，中國企業的出海策略應該從單一的規避美國關稅模式向“跟著客戶走”和“朝著市場走”演變，以維持出口市場份額和開拓新興市場。
特朗普為什麼要發動貿易戰？
2018年特朗普政府首次對中國發動貿易戰，而2025年再次上臺後，又對中國、加拿大、墨西哥、歐盟等主要貿易伙伴加徵關稅，這表明特朗普對外貿易政策的延續性和深層次目標。
特朗普發動貿易戰的最首要原因是美國的長期鉅額貿易逆差。目前，美國是世界最大貿易逆差國。圖1是美國近十年貿易逆差。2024年逆差1.2萬億美元，同比增長13.19%，創歷史最高。美國的貿易逆差自從2021年起一直維持在1萬億美元以上。
表1是近十年美國與主要經濟體貿易差額。2024年，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逆差2954億美元，中國仍然是美國貿易逆差的最大來源地，其次是歐盟、東盟、墨西哥、日本、加拿大等經濟體。
美國長期對中國保持鉅額貿易逆差。2018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高達4198億美元，而2024年仍然維持在3000億美元左右。特朗普政府認為，貿易逆差反映了不公平貿易，中國透過傾銷、補貼、強制技術轉讓等手段削弱了美國製造業的競爭力。
類似地，美國也長期對歐盟、墨西哥、加拿大保持大量貿易逆差。特朗普政府希望透過對這些經濟體加徵關稅，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
特朗普發動貿易戰的另一目的是保護本土產業。特朗普政府希望透過提高進口商品的關稅，提高外國商品價格，迫使企業將生產轉移回美國，從而振興本土製造業。另外，特朗普認為，中國等國政府對本國企業提供鉅額補貼，導致美國的鋼鐵、鋁、光伏、半導體等產業受到衝擊。高關稅可以限制這些外國企業的競爭，保護美國企業。
特朗普發動貿易戰還有國內政治和地緣戰略方面的考量。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包括美國的藍領工人、農民和製造業工人，他們在全球化過程中受到嚴重衝擊。透過貿易戰，特朗普可以向這些選民證明，他正在兌現“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承諾，保護美國就業。特朗普認為中國在經濟、軍事、科技等領域的崛起對美國的全球霸權構成挑戰，因此透過貿易戰、科技戰等方式對中國施壓，試圖延緩中國的發展。
從2018年的貿易衝擊到2025年新一輪加徵關稅，特朗普的貿易政策仍然圍繞“保護主義”和“遏制競爭對手”展開。未來，這種貿易衝突可能會升級，特別是在科技和關鍵產業領域，特朗普可能採取更多措施，例如全面限制中國企業進入美歐市場、加強供應鏈脫鉤等。
2018年中美貿易戰帶來的影響
在上一個任期內，特朗普政府大打與中國的貿易戰，希望降低美國的貿易逆差、帶動製造業迴流以及壓制中國的發展。在討論特朗普政府再次揮舞關稅大棒之前，我們先分析2018年中美貿易戰對中美兩國貿易的影響。
在特朗普上一任期內，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先後透過“2017年特別301報告”將中國納入“優先觀察清單”，對中國發起“301”調查。2018年6月至2019年12月，特朗普政府對華施加了大範圍關稅政策，先後進行了五輪行動，對中國共計5500億美元的商品徵收了關稅。
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簡稱PIIE）的測算，這導致美國對進口中國商品的平均關稅稅率自2018年初的3.1%大幅提升至2019年9月21%左右的高點；後於2020年3月開始降至19.3%附近，仍處於較高水平。作為應對措施，中國也對美國商品加徵關稅。中國對進口美國商品的平均關稅稅率自2018年初的8%大幅提升至2019年9月21.8%的高點；後於2020年6月開始降至20.7%。
貿易戰對美國貿易的影響
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2019年，美國貿易逆差為8509億美元，相比2018年有所收窄，但2020年貿易逆差反彈至9023億美元。2021年，美國貿易逆差大幅增長18.70%、達10711億美元。此後，美國貿易逆差一直維持在萬億美元以上。
2018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近4200億美元、創歷史最高。此後，雖在新冠疫情期間有所波動，但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是在逐步下降的。2019年下降到3451億美元、低於2017年的3755億美元，2023年更是下降至3000億美元以下。
雖然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在減少，但美國對東盟、墨西哥的貿易逆差大幅上升。2018年，美國對東盟貿易逆差991億美元；2021年，美國對東盟逆差是1921億美元，此後幾年一直維持在2000億美元以上。墨西哥的情況也類似，美國對墨西哥的逆差從2018年的809億美元增長到2024年的1718億美元。
中美貿易戰以來，美國對全球的貿易逆差是在上升的。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有所下降，但美國對東盟、墨西哥等經濟體的貿易逆差大幅上升。
與2018年相比，2019年美國全球貿易總值下降了1.59%，但2021年就反彈至4.59萬億美元、超過2018年的4.20萬億美元。美國貿易總值在2022年高達5.31萬億美元、創歷史最高，此後兩年都維持在5萬億美元以上。
表2是近十年美國與世界主要經濟體的貿易總額。2015年至2018年，中國是美國第二大貿易伙伴，排在歐盟以後。實際上，自2019年起，墨西哥、加拿大與美國貿易額就超過中美貿易額，中國從最大貿易伙伴變成第四大貿易伙伴，只有在2020年，由於新冠疫情影響，中美貿易額超過墨西哥、加拿大與美國貿易額。中國佔美國貿易份額在逐步降低，但又大幅高於第五大貿易伙伴的東盟，預計在將來很長一段時間中國都會是美國第四大貿易伙伴。
從貿易的角度來看，2018年的中美貿易戰既沒有降低美國的貿易總額，也沒有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但是貿易戰對美國經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據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經濟分析局（BEA）估算，貿易戰拉低了2019年美國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速0.6%。而且新冠疫情期間，貿易戰加劇了全球供應鏈中斷，進一步影響了美國經濟增長。
美國對中國加徵高額關稅後，進口商品（如消費電子、家電、傢俱等）價格上漲，美國消費者生活成本提高。2021年開始，美國通脹率大幅上升，在2022年6月一度高達9%，雖然部分原因來自疫情後的經濟刺激，但貿易戰加徵關稅的成本傳導也是一大因素。
中國是美國農產品的重要市場，貿易戰導致中國減少大豆、豬肉、玉米等農產品的進口。2018年，美國大豆對華出口暴跌，農民受到嚴重打擊，政府不得不推出280億美元農業補貼幫助農民。雖然2020年“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後中國恢復部分農產品採購，但美國農業仍受損。
貿易戰對中國貿易的影響
2019年，受貿易戰影響，中國貿易總值下降0.96%，但2020年就反彈至2018年水平以上。此後四年，中國貿易總值維持在5.5萬億美元以上，在2022年更是高達6.25萬億美元、創歷史最高。
2012年至2022年，美國都是中國出口最大目的地。2017年，美國佔中國出口的18.99%；2018年，不少廠家為規避關稅而突擊出口，佔比上升至19.18%；相應地，2019年，美國佔中國出口份額下降到了16.73%。2020年至2022年，美國仍是中國出口最大目的地，但所佔份額逐年下降。
再看近十年中國全球貿易差額。中國貿易順差在2018年跌到近十年最低點，但在2019年同比增長20%，與貿易戰爆發前的2017年持平。此後，貿易順差逐步增長，在2024年創下9922億美元的歷史最高值。
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在2018年接近4200億美元、創歷史峰值，2024年下降到了3000億美元以下。與此同時，中國對歐盟、東盟、墨西哥的貿易順差大幅增長。2018年，中國對歐盟、東盟的順差分別是1045億美元、524億美元、301億美元，2024年分別增長到2466億美元、1911億美元、711億美元。
因此，中美貿易戰的後果是中美兩國之間的直接貿易有所下降，但兩國的全球貿易總值和全球貿易差額都沒有受到影響，兩國的貿易額轉移到了其他經濟體。轉口貿易模式的興起，為中國周邊和墨西哥等經濟體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
這次貿易戰不一樣
在2018年中美貿易戰期間，雖然美國也對歐盟、墨西哥、加拿大和日韓等貿易伙伴加徵關稅，但只針對鋼鐵、鋁製品和汽車零部件。中國企業可以透過轉口貿易規避美國關稅。另外，許多中國企業出海到墨西哥、東盟等地建廠，是為了藉助這些國家的貿易協議及關稅優勢繞開美國關稅。
但此次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不只是針對中國，而是在全球範圍內全面加徵關稅。比如，對傳統貿易伙伴加拿大、墨西哥加徵25%的關稅；對其他國家實行“對等關稅政策”，與美國關稅相差較大的越南、印度、泰國、巴西可能面臨大幅度的關稅上升。在全面加徵關稅後，中國企業為規避美國關稅而實行的轉口貿易和出海策略的效果將大打折扣，甚至失效。
在美國全面加徵關稅的背景下，中國企業的出海策略應逐步從單一的規避美國關稅模式向“跟著客戶走”即維護既有客戶和“朝著市場走”即開拓新的市場而演變。這兩種模式曾被日本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廣泛應用。
“跟著客戶走”是為服務已經建立的主要客戶（尤其是跨國客戶）而選擇海外佈局。
20世紀80年代，日本出口強勁，尤其是在歐美市場，日本產品如豐田、本田汽車及松下、索尼電子產品備受歡迎。本田、豐田等汽車製造商為了應對美國對進口日本汽車的限制，紛紛在美國建立生產工廠。這不僅可以規避關稅，還能更快響應本地客戶需求。索尼、松下等企業也在美國和歐洲設立研發中心與生產基地，以便更接近主要客戶。
中國企業也可以直接到美國投資建廠或併購本土品牌或企業。福耀玻璃是中國最大的汽車玻璃製造商，為應對美國對中國汽車玻璃的反傾銷稅，2014年在美國俄亥俄州投資建廠。不僅規避了關稅，還提升了在美國市場的競爭力。比亞迪在美國加州建立了電動巴士組裝廠。透過本地組裝，比亞迪不僅降低了關稅成本，還獲得了美國政府的訂單。而海爾透過收購美國通用電氣（GE）的家電業務，進一步擴大了在美國市場的份額。透過併購，海爾可以直接利用美國的品牌、渠道和生產設施，規避關稅並降低貿易壁壘的影響。
“朝著市場走”指的是企業主動開拓和進入有潛力的海外市場，以獲得新的增長機會。這一策略更具前瞻性。
隨著日本國內市場趨於飽和，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經濟泡沫破裂後，日本經濟進入長期低迷階段，企業必須尋找新的增長點。而亞洲地區（如中國、東南亞）的經濟迅速崛起，成為新興市場的焦點。松下、三菱等公司在中國和東南亞建立工廠，不僅為了降低生產成本，還為了開拓這些新興市場。無印良品、優衣庫等日本零售品牌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佈局亞洲市場，以滿足當地消費者的需求。
“朝著市場走”能夠規避單一市場風險、降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美國全面加徵關稅使企業面臨重大出口風險，而新興市場（如東南亞、非洲、拉美）的消費能力正在快速增長。東南亞正成為全球製造業和消費的熱點地區，而非洲和南美洲逐漸形成對基礎裝置、消費電子等產品的巨大需求。比如，小米在印度深耕多年，不僅建立了強大的銷售渠道和生產基地，還成功超越三星成為印度市場的智慧手機領軍品牌。
在美國全面加徵關稅的背景下，中國企業採取“跟著客戶走”和“朝著市場走”的雙重策略具有高度合理性。跟隨客戶佈局，以維持出口市場份額；開拓新興市場，實現市場多元化與品牌國際化。未來，中國企業需要更加靈活地結合兩種策略，透過最佳化全球供應鏈、提升產品附加值和本地化運營，形成在國際市場中的長期競爭力。
企業出海時，可能會面對多種風險，比如：匯率波動、市場需要變化、文化差異、法律法規差異等等。而當前中國所處的國際政治環境並非特別友好，中國企業出海，特別是到美國和歐洲等地建廠，還需要注意地緣政治風險。美國和歐洲可能因政治壓力調整外資政策，增加審查或限制，影響企業運營。中美、中歐關係緊張可能導致中國企業成為政治博弈的犧牲品，面臨制裁或資產凍結。歐美對高科技領域的技術出口限制可能影響中國企業的技術獲取和創新。部分歐美民眾對中國企業持負面看法，可能引發抵制或抗議，影響企業形象。
（作者葉冬豔為長江商學院研究學者，歐陽輝為長江商學院金融學傑出院長講席教授、高階副院長；編輯：王延春）
責編 | 張雨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