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文化縱橫
【導讀】今日（2月23日），2025年中央一號檔案釋出，提出深化農村改革，推進鄉村振興，確保糧食安全，防止返貧，提升鄉村產業、建設和治理水平。其中強化耕地保護，確保省域內年度耕地總量動態平衡和健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機制，依法維護進城落戶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探索建立自願有償退出的辦法等內容，成為網友討論的焦點。
本文指出，農業革命和資訊革命正在加劇小農分化，部分具備一定資本積累、現代技術和大市場對接能力的小農戶，得以邁入資本和技術型農業的門檻；不具備這些條件的小農則繼續從事勞動密集型農業生產，而將家庭收入的主要希望寄託於外出務工。資訊革命帶來的技術優勢讓“大戶”如虎添翼的同時，也將普通小農甩向市場邊緣。
作者指出，資本、技術、市場能力的分野不僅導致了經濟問題，更在撕裂鄉村社會——教育斷層、養老危機、文化衰微、邊疆空心化等隱患正在發酵。而金融資源外流與城市資本“吸血”農村，進一步加劇了鄉村的失血與失衡。
作者指出，面對分化，一刀切的“規模化農場”或“維持現狀”均非良策。中國小農與現代農業相銜接，需要堅持群眾路線，走“精細分類支援”的道路：對能人小農提供金融、稅收優惠，助其升級為現代農業主體；對半工半耕戶，重點解決技術、資本與市場對接難題，警惕“公司+農戶”模式的風險轉嫁；對兜底型小農，強化社會保障，確保其有尊嚴的生活底線。其關鍵在於“民辦公助”——黨政組織與社會力量需以公益姿態介入，避免資本對小農的二次盤剝，同時推動鄉村社工人才下沉，讓幫扶真正“鄉土化、在地化”。而這也是中央1號檔案保障的重點所在。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5年第1期，原題為《農業與資訊雙重革命中的中國小農》，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農業與資訊雙重革命中的中國小農
小農生產，自宋代以來一直是中國鄉村中的主要生產形式，到上世紀50年代初才被政社合一的集體化生產代替。自80年代初開始，小農生產再次成為我國農村經濟的主要經營形式，並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釋放出了驚人的活力。但是，90年代中期，小農的發展陷入了停滯；由於還要承擔教育、醫療、交通、水利乃至民政優撫等公益事業成本，在深度捲入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他們的生產和生活遇到了種種困難，最終導致了上世紀末的“三農”問題。本世紀初我國免除農業稅，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三農”問題。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在新時代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加快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小農何去何從，再次成為思考農業、農村發展，乃至整個中國現代化方向、路徑，無從迴避的問題。
▍農業革命與資訊革命正在加劇小農分化
無論在“三農”研究、政策實踐工作中，還是在日常生活中，“小農”都是一個常見的概念。在一定的語境下，它的大致含義無疑是相對確定的。可是，如果細究起來，廣為流行的“小農”概念，卻並不那麼清晰。通常說到小農，似乎總意味著生產規模微小。在人均耕地只有一畝多一點的國情下，這種理解不無道理。但從農業生產要素配置和經營的角度看，對小農最大的誤解，恐怕也莫過於此。事實上，經營規模小，尤其是土地利用規模小，只是小農非常表面化的特點。假若一對夫婦經營兩三畝大棚蔬菜，僅從耕作面積看，無疑是十分狹小的。但是，他們所要投入的資本、化肥、農藥、機械等現代農用物資，以及現代種植技術，卻並不少，每年投資往往數十萬元乃至更多。這顯然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小農”，而是現代集約型農業生產主體。
從這個角度看，小農作為一種農業生產和經營主體，更本質的特徵首先在於主要依賴第一產業生產要素，如勞動力、土地資源和非機械化勞動工具的投入。而現代農業生產和經營雖然並不完全排斥勞動密集投入，但與傳統小農相比，更為根本的特徵是日益依賴化肥、農藥、機械、良種和現代種植養殖技術等第二、三產業要素。再者，從生產目的上看，小農生產和經營相對於現代農業生產與經營而言，主要是自給自足，而不是將市場交易作為首要目的。
對小農的另一個重大誤解，是通常將之當作一個整體。事實上，小農從來就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分化，並且，其分化也是動態的。歷史上，小農之所以在唐宋之間從門閥勢力、世家大族的控制中解脫出來，成為社會生產常見的主體，在法律上靠的是解除人身依附關係，在農業生產要素配置上靠的是均田。可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土地流轉加速，小農很容易失去土地。在宏觀上，這表現為某種程度的土地集中趨勢；在微觀上，相當一部分小農失去土地，即瀕臨經濟破產。在沒有大規模第二、三產業就業空間的情況下，小農在經濟上的分化，會在社會層面帶來治理風險。儒家知識分子和官僚集團花了兩三百年的時間，反覆探索、試驗，找到了一種讓小農基於宗族集體合作經營，相互提供社會保障的模式，來降低小農分化所帶來的社會治理風險。但當小農分化達到一定程度時，仍有可能超出宗族力量所能調控的範圍。
進入近代之後，中國小農的生產和經營，還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經濟壓榨乃至軍事脅迫、入侵的衝擊，以致大量破產。面對工業化的外敵入侵，中國無疑急需推進以工業化為主要標誌的現代化。在幾無可能獲得外部資源、技術的情況下，中國後發現代化和工業化的原始積累，天然地要依賴農業。而這種需求，遠遠超出了小農生產所能提供的農業剩餘。農業合作化、集體化，於是成為一種落實趕超戰略的選擇。要讓上千年來習慣了以家戶為單位分散經營的小農迅速實現集體化，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問題，但從宏觀上看，這條道路卻以舉世矚目的速度完成了為中國工業化提供原始積累的歷史使命。當這種原始積累得以完成，第二、三產業初步具備了反過來為農業提供化肥、機械、農藥和良種的能力時，小農作為社會化生產的主要形式再次得以回潮。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農村改革以來，中國小農所面臨的經濟、技術和社會條件已發生根本改變。其中，極為關鍵的變化莫過於農業革命和資訊革命。它們已經並將更進一步深刻影響小農的生產經營，以及小農的分化和社會重組。
所謂“農業革命”，指的是化肥、農藥、機械、良種和現代種植養殖技術等第二、三產業要素，滲入農業生產過程帶來的變革。由於它首發於化肥、機械在農作物種植領域的運用，因此也常被稱為“綠色革命”。工業化是農業革命的前提，沒有相對充足的第二、三產業要素供給，農業就不可能擺脫小農生產方式。在農業革命發生之前，即使不用為工業化提供原始積累，小農生產所得往往也只能讓絕大部分人口長期徘徊在飢餓與溫飽線之間。一旦在小農經濟有所發展而帶來人口膨脹之後，抑或遇上自然災害，小農分化就會加速，相當一部分小農就會瀕臨破產。在農業合作化、集體化生產條件下，初期透過提高社會組織化程度，大規模興修水利以擴大種植面積和提高可灌溉耕地比例，確實使農業剩餘有所增加；但由於農業剩餘要用於工業化原始積累，農戶生活水平依然不高。
直到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國能夠投入農業的第二、三產業要素日益增加，開啟了農業革命的步伐之後，才真正告別飢餓。農業革命給中國農業發展，尤其是糧食生產，帶來了此前無法想象的單位面積產量增長。當糧食產量於80年代中期能讓全國人民溫飽有餘之後，農業革命迅速體現為肉、蛋、魚、新鮮蔬菜、水果攝入比例的大幅度提高，經濟農作物的種植也得到了快速發展。農業革命還大幅度降低了農業強度，釋放出一大批勞動力，外出務工收入逐漸成為多數小農戶收入的重要來源，甚至主要來源。
農業革命對於小農而言，帶來的並不只是積極的影響，它也給小農帶來了巨大的挑戰。農業革命意味著，農業不再是小農依靠簡單勞動工具在既定土地上不斷增加勞動投入，而是日益依賴第二、三產業要素投入。大規模使用化肥、農藥、機械、良種和基於基因工程技術開發的現代種植養殖技術，無一不意味著成本增加。農業因此日益清晰地分化成兩種不同的形態：一種是第二、三產業生產要素佔主導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集約農業；另一種是以第二、三產業要素為輔助，仍主要依賴勞動密集投入的簡單再生產。在大市場交換中，能有可觀利潤的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農業。勞動密集型小農生產已幾無利潤空間，如果勞動力本身有其他就業機會，將勞動投入計為成本，則從事小農生產甚至是虧本的。小農往往缺少資本、技術和對接大市場的能力，因此難以邁入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農業的門檻。更何況，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農業雖然有潛在的高收益，同時也意味著潛在的高風險，而小農難以承受這種風險。在農業革命發展到讓小農溫飽有餘之後，精壯勞動力投入勞動密集型小農生產不再划算，只能退出農業。但是，城鎮第二、三產業短期內也無法讓這部分人徹底走出農村。由此，透過家庭成員內部的分工，長期保持以家戶為單位的半耕半工狀態，成了常見現象。這表現在小農生產上，即農業生產主力大多是老人。
在這一宏觀背景下，一部分小農積累了可觀的資本、技術和大市場對接能力，邁入資本和技術型農業門檻，能從農業生產經營中獲得可觀的利潤。他們中的少數變成了所謂的“大戶”，甚至升級為現代農業公司的經營者。大多數小農因為缺少資本、技術或大市場對接能力，只能維繫勞動密集型農業的簡單再生產，而將家庭收入的主要希望寄託於外出務工。這部分人中，因為家庭結構、受教育水平、健康狀況、務工能力乃至市場機遇的差別，也有明顯分化。另有少量小農因為種種因素，連以半工半耕的方式實現勞動密集型農業簡單再生產都有困難，是扶貧和鄉村振興中的重點工作物件。
本世紀初以來，隨著數字技術和裝置在農村和農業生產中日益得到廣泛運用，方興未艾的資訊革命正在放大農業革命加劇小農分化的經濟社會效應。在可預見的將來，它毫無疑問還將進一步放大這種效應。新時代農業革命的主要特徵將會融入越來越多的數字技術要素。在農業革命過程中邁入了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農業門檻的經營者，更容易利用資訊革命帶來的技術優勢，進一步更新農業技術，實現農業生產經營的現代化、智慧化。靠自身力量本就無法邁入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農業門檻的小農戶，若無外來力量幫助，在資訊革命過程中，大機率會由於數字技術鴻溝、大市場交換的優勝劣汰效應，被進一步拉開差距。
▍小農深度分化必帶來劃時代的社會變革
當代中國農業革命和資訊革命帶來的小農分化，較之於傳統社會中的小農分化和資本主義國家農業革命造成的小農分化，無疑有本質區別。這不僅體現為當代中國小農有大量進入第二、三產業的機會，更體現為基於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小農平等擁有土地使用權，以及國家和社會幫助託底的脫貧和發展機會。由此，在當代中國農業革命過程中，並未出現一大批農業無產者；哪怕是最不善於經營的群體，也有經濟生產和尊嚴生活的底線，頗有“隱性農業革命”的意味。這種小農分化從根本上是積極進步的，也是經濟社會平滑轉型的重要根由。
傳統的農業生產總體上是勞動密集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它的小農分化結果可能懸殊很大，但分化機制本身是淺層次的、簡單的。因為分化主要體現在財富、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力上，一旦這些東西被重新分配，小農很容易恢復到分化水平較低的狀態。即便宗族的調控能力有限，只要國家能重新實現土地均勻配置，小農生產經營即能得到恢復和重新發展。與此相比，當代中國農業革命疊加資訊革命形成的小農分化，在程度和性質上是深度的。由於現代農業技術運用和大市場對接能力，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農業中佔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其差別無法透過簡單的社會再分配抹平，分化後的小農也就無法靠簡單的均勻配置生產資料，獲得均衡發展。
農業革命和資訊革命有無可能在使一部分農戶升級為大戶乃至現代農業公司經營者的同時，讓其他小農整體性地融入第二、三產業，從而讓小農退出歷史舞臺？在“三農”問題較嚴峻的世紀之交，這或許是一個難以設想的議題。但是，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過程中，出現了一種較為樂觀的觀點：中國小農生產效率過低，理應且必將退出歷史舞臺，代之以規模化的現代農場。與之針鋒相對的觀點則認為，不僅小農生產，即使是老人農業，也並非沒有效率。還有一些觀點主張，推動小農基於自願合作或組織化，甚至以集體經濟的形式，與現代農業相銜接。
以上思路各有理據，但各自也都面臨一些難題。如果走大規模機械化現代農場的道路，要達到西方發達國家城鎮人口占85%甚至更高的水平（不含依賴農村贍養老人、撫育子女和養老的農民工），意味著我國第二、三產業還必須新增五六億就業機會。從我國第二、三產業發展和世界市場格局變化趨勢看，在相當長時期內，顯然看不到這樣的前景。這也是中國必須推進鄉村振興和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根本原因。至於維繫現有小農經營和老人農業持續不變的思路，則面臨著農村、農業和農民如何才能實現現代化，跟上農業革命、資訊革命步伐的問題。而小農合作、組織化乃至集體化的思路，還亟待解決小農的主體性、分散經營慣習及其組織成本難題。
既然農業革命暫時無法徹底完成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規模限制，而非技術限制，那麼，單從生產形態看，即使資訊革命進一步深化，中國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仍將面臨勞動密集型小農生產與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農業並存的“二元農業格局”。因此，就小農發展趨勢而言，不宜籠統地討論它作為一個整體是否即將會退出歷史舞臺，而應該從更為細化的功能層面去考察。從經濟發展功能的角度而言，自從農業革命發展到一定階段，尤其是資訊革命的成果大量應用於農業生產之後，在大市場中，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農業對傳統小農密集型農業形成了壓倒性的優勢，小農實際上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但是，從小農簡單再生產的角度看，在相當長時期之內，有一小部分小農雖然不再將農業當作家庭經濟發展的主要依靠，卻不得不將它作為維持老人養老和兒童教育的棲身之所。對於這類小農而言，除非被強行逼入城市貧民窟，否則客觀上在短期內很難徹底退出。依中國國情來看，顯然無論如何都應該努力推進鄉村振興，而不應走城市貧民窟的道路。
農業革命和資訊革命既已開始，就不可能再回頭，而只會以更快的速度加劇小農分化，帶來劃時代的社會變革。由於二元農業格局還將長期存在，中國需要思考如何引導小農深度分化帶來的社會變革走向。
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農業並不完全依賴土地經營規模的擴張，傳統小農密集型農業卻又變成了再無盈利空間的經營行為。當代小農戶經營形式雖然主要是半工半耕，但主要收入其實來自半工。因此，雖然從經營形態上看，當代半工半耕的農業與傳統勞動密集型小農生產有頗多相似之處，但實際上有了本質變化，當代小農戶不再追求透過精耕細作，來實現農業產出的微量增長。結果是在中西部地區，大量耕地被拋荒。從小農微觀經營的角度看，這自有道理，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符合理性邏輯的。但從宏觀上看，大量耕作條件良好的耕地拋荒，既是資源浪費，也對糧食安全構成威脅。
從農村經濟要素配置的角度看，小農深度分化給農村金融帶來了重大變化。在二元農業格局下，絕大多數小農戶雖然有融資需求，卻無盈利空間，金融透過正常商業迴圈進入農村的空間大大被壓縮。這造成了近二十多年以來大量紮根農村的金融主體，主要是從農村汲取金融資源，卻很少在農村發放貸款，無法反哺小農。對農業、農村發展而言，金融的重要性不亞於血液對人體的價值。大量金融資源外流，首先會對農業、農村發展構成直接限制；其次，還會推動城市土地、房產等資產價格虛高，不少地方政府為土地財政和推動土地、房產金融化，還以醫療、教育為資源槓桿，引導甚至“逼迫”農民到城市買房、租房（以便看病、送孩子上學）。在宏觀經濟調整和世界經濟格局深度變動時期，大量城市工商資本找不到出路，卻無法融入農業、農村發展，不僅資源閒置、可惜，甚至會滋生經濟風險。
小農深度分化還會給鄉村振興帶來諸多社會問題。經過長期扶貧攻堅和精準扶貧後，中國小農的絕對貧困問題已經得到解決。由於小農深度分化，依然不斷會有從事中低端農業經營的小農。因為有國家扶持，他們不至於出現大規模返貧。但無法與現代農業銜接，這會制約他們從脫貧邁向鄉村振興的能力。如果沒有足夠的社會干預，小農的社會分化可能會進一步擴大，並釀成新的社會問題。深度分化的小農在價值觀上，也會出現重大差別。在開放社會中，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在一定範圍內呈現多元化，既無可避免，也未必不是值得期待的進步表現；但這客觀上會使鄉村社會中大量需要集體配合的公益事業，難以形成共識，甚至增加鄉村社會治理的難度。
這種分化還容易造成社會心態失衡。在很多具體的社會問題上，經濟社會結構和社會心態變化，必將影響傳統優秀鄉村文化的傳承及其創造性轉化。傳統鄉村文化中社會互助、尊老愛幼的內容，隨著社會結構破碎化而面臨巨大挑戰。如今，鄉村文化日益理性化，偏重算計，社會互助弱化，滋生出一些或新或舊的邊緣群體文化乃至邪教的機率會大大增加。社會合作減弱，還會使得各種非傳統社會安全問題的治理，不再能靠村民團結自行解決，而是日益依賴正式組織的力量，抬高了鄉村治理的成本。在中國農村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劇的背景下，這些因素也將使得農村養老日益難以依靠傳統方式完成。加之現代社會化養老方式需要一個發育過程，其轉型過程勢必挑戰不小。種種分化對鄉村教育的影響也非常深遠。條件較好的農戶陸續將子女送到城市接受義務教育，大量從事中低端農業經營的小農則不得不依賴鄉村教育。隨著城鄉教育急劇分化，後者的教育獲得感，以及透過教育改變社會階層地位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這些問題在一些耕作條件相對較差、農民受教育水平相對較低、資訊條件相對落後的地區，表現得更為突出。再加上我國各民族大雜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影響，農業革命和資訊革命給邊疆、民族地區的小農帶來的挑戰更為顯著。小農分化、轉型的問題，在某些條件下不無轉化成民族問題的可能。此外，小農深度分化還會加劇邊疆地帶農村的空心化，這給低成本地構建立體化邊疆治理和安全體系帶來了不少困難。
▍基於群眾路線民辦公助的精細分類支援
如何將小農深度分化深刻而長久的影響，導向有利於農民、農業、農村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積極方向，是當代中國需要迫切解決的現實問題。從宏觀戰略上說，大部分小農顯然不能只是作為消耗城市各種過剩產能的“韭菜”，發揮消極功能，而應以某種方式嵌入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農業，實現與現代農業相銜接，才能成為促進農民、農業、農村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積極力量。從微觀實踐上說，在農業革命和資訊革命的條件下，無論是黨政組織，還是公益性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抑或社會公益人士，只有堅持群眾路線，從外部幫助小農解決資本、技術和大市場對接等方面的困難，小農才不至於對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紅利可望不可即。
當然，在小農深度分化的條件下，根據積累的資本、技術和大市場對接能力、經營能力，可細分出多種型別，不同型別的小農在農業革命和資訊革命中面臨的挑戰並不完全相同。因此，從外部扶持小農，不能再用大水漫灌式的簡單方式，必須對不同型別的小農進行精細分類支援，才能有針對性、可操作性。
粗略地從不同的小農應對農業革命和資訊革命的能力看，至少分化出了一部分能人，已初步具備與現代農業相銜接的能力。但是，他們還遠沒有達到現代農業經營主體那樣的規模和經營水平，總體上還只是小農當中的佼佼者。對他們來說，如果在金融、稅收等方面能夠獲得適當的優惠政策支援，即可依靠自身力量，繼續推進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農業，再兼顧第二、三產業，實現“產、供、銷、加一條龍”發展。
小農深度分化過程中形成的第二類小農，是那些依然依賴勞動密集型農業實現簡單再生產的小農，他們數量最為龐大。若再細分，他們內部又至少可以分為兩類：一是以打工為主、以務農為輔的小農戶，二是以務農為主、以不定期打工或就近打零工為輔的小農戶。他們雖然沒有弱勢到僅僅把農業經營當作社會保障的地步，都還在努力追求提高農業經營收入，但事實上依靠自身力量長期無法邁入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農業的門檻，無法趕上資訊革命的步伐。對於這部分小農戶而言，來自外界的支援，應當把重點放在幫助他們解決資本、技術及大市場對接問題上來。
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風靡一時的“公司+農戶”模式也會嘗試為小農解決資本、技術和大市場對接問題，但除了成就了少量大型農業公司之外，並沒有讓廣大小農真正趕上農業現代化的步伐。究其緣由，公司在本質上是市場主體，天然地有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動力。公司是優勢主體，小農雖然在理論上也是主體，但在實踐中常因資本、技術和大市場對接能力弱勢，實際上依附於公司。大量事實表明，“公司+農戶”模式常會出現有利可圖時公司佔了利潤大頭，而當經營面臨風險時卻將風險最大程度地推給小農的現象。
而在黨政基層組織、公益性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和社會公益人士扶持小農的過程中，小農依然是主體，這些外部主體的幫助是公益性的。這種做法可以稱為基於新型群眾路線的民辦公助模式。與“公司+農戶”模式相比，民辦公助模式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在幫助小農解決資本、技術與大市場對接難題之後，這些外部主體並不抽取經濟利潤，而只分享農業、農村發展的社會效益和精神榮譽。因此，只要適當地在制度上幫助這些外來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然與市場風險，就會產生與“公司+農戶”模式完全不一樣的經濟社會效益。
對於那些僅僅將農村作為贍養老人、撫育子女，將農業當作社會保障的小農戶，他們的家庭保留農業的目的並不在發展。對於此類小農戶的社會期望，主要也不在承擔多大的經濟發展任務，而在社會穩定與和諧。因此，外界對他們的幫助應該側重於夯實其社會保障基礎，為他們提供能夠保證小康水平、有質量、有尊嚴的生活的基本公共服務。
在針對小農深度分化的精細分類支援過程中，公益性社會組織和公益人士及其支援小農的方法，都亟須進一步實事求是地鄉土化、在地化。我國現有大量公益性社會組織、公益人士從事社會服務，在理念上依然過多地停留在所謂的“多中心治理”“參與式發展”等西式援助思維上，在手段上強調賦權多於賦能。事實上，西方發達國家雖然長期在廣大亞非拉國家和地區開展以賦權為先導的發展援助，但並未取得良好的經濟社會發展效應，甚至在有些地方還導致社會參與渠道嚴重不配套，激發出大量新的社會矛盾，降低了這些國家和地區自主治理的能力。
此外，在我國，能夠響應政府購買服務的公益性社會組織，總體上多聚集於城市，較少紮根於農村。高等院校的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同樣多集中在城市，在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發達地區，大量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甚至面臨著就業競爭激烈、職業內卷的局面。而在廣大農村地區，社會工作專業人才依然高度稀缺，大量需要專業人才提供幫助的小農得不到有效幫助。從操作層面來說，可以讓相當一部分地級市的高職高專乃至縣級黨校進入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培養行列，大力培養熟悉農村、能下沉到農村一線的現代社會工作人才，對於幫助小農趕上農業革命和資訊革命的步伐，促進農業、農村走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將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