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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書是2023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勞迪婭·戈爾丁關於女性勞動力市場研究的代表作。作者以歷史的視角，尋找驅動女性勞動力市場參與率以及性別工資差距變化的關鍵因素，重點梳理了從19 世紀末到20 世紀末100 多年美國女性就業在勞動力市場的時間序列資料，剖析了在這一個多世紀里美國女性的教育、婚姻、生育、收入與社會地位的變化。在這些變化的背後，作者深刻地揭示了這100 多年裡技術變革、市場架構、倫理規範、政策制定等因素，對促進女性就業、消除性別歧視、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所能夠發揮的至關重要的作用。
這是一部具有開創性貢獻的學術著作。它將對深入開展全球女性經濟學研究，保障女性在現代社會中的合法權益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作者簡介】
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1946 年出生於美國紐約，著名經濟學家，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院士，2023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哈佛大學經濟學終身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經濟史、勞動經濟學；研究主題包括女性勞動力、收入中的性別差距及其主要驅動因素、收入不平等、技術變革、教育和移民等。
Goldin），1946 年出生於美國紐約，著名經濟學家，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院士，2023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哈佛大學經濟學終身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經濟史、勞動經濟學；研究主題包括女性勞動力、收入中的性別差距及其主要驅動因素、收入不平等、技術變革、教育和移民等。
【目錄】
前 言
第一章
女性在美國經濟中的經歷
女性在美國經濟中的經歷
第二章
女性勞動力的演變
女性勞動力的演變
市場工作的衡量標準
1890年以來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率
白人已婚女性群體
佇列與截面
佇列變化的含義
非白人已婚女性群體
生命週期中的勞動參與率和工作經驗
生命週期工作的直接測量
1930年至1950年的工作經歷
經濟發展與工作的生命週期
對1890年前後資料的修正
1890年前的勞動參與率：已婚和成年女性
1890年前的勞動參與率：單身女性
勞動力中的單身女性，1890年至1930年
總結：1790年至1988年女性的工作
第三章
收入和職業的性別差異
收入和職業的性別差異
長期性別收入差距，1815年至1987年
女性與男性全職工作收入比
製造業和農業，1815年至1970年
所有勞動者，1890年至1987年
職業隔離和男女工資差距
男女收入比變化的來源
職業中的性別差異
白人和黑人女性的職業分佈
按性別劃分的職業隔離，1900年至1980年
製造業職業隔離，1900年
職業隔離的影響
總結：收入和職業
第四章
“工資歧視”的出現
“工資歧視”的出現
“工資歧視”的衡量標準
20世紀80年代末研究中的“工資歧視”
“歧視”與“工資歧視”
解釋男女收入差異
製造業，1888年至1907年
製造業女工的收入
製造業工人的收入
製造業的“工資歧視”
文書部門，1940年
文書工作和文書工作者
文書工作者的收入
文書工作中的“工資歧視”
“工資歧視”的根源
總結：“工資歧視”
第五章
已婚女性經濟角色的變化
已婚女性經濟角色的變化
解釋已婚女性勞動參與率的長期趨勢
供給與需求
勞動力供給：收入、工資和替代效應
已婚女性勞動力市場的一般模型
收入、工資和替代效應的估計
應用一般模型，1890年至1980年
已婚女性勞動參與率變化的佇列研究
不同佇列的生育率差異
不同佇列的教育差異
職業和教育變化
橫截面時間序列模型
預期和佇列勞動參與率
總結：勞動大軍中的已婚女性
第六章
為什麼變化如此緩慢？
為什麼變化如此緩慢？
婚姻限制
婚姻限制的範圍
公司層面的證據，1931年和1940年
來自學區的證據
解釋婚姻限制
20世紀50年代婚姻限制的消失
婚姻限制的長期影響
工作時間和兼職工作
工作時間
兼職工作
總結：放鬆約束
第七章
性別的政治經濟學
性別的政治經濟學
公共政策的歷史維度
保護性立法的起源和影響
工時及最高工時立法對就業的影響
保護性立法與平等
聯邦政府與女性的經濟地位
婦女地位總統委員會，1963年
1963 年《同工同酬法案》和1964年
《民權法案》第七章
不滿的根源
“歧視”的觀念
大學畢業生的不滿情緒
性別的新政治經濟學：
可比價值與1964 年《民權法案》第七章
總結：改變規則
第八章
經濟進步與性別平等
經濟進步與性別平等
目前的狀況
過去的狀況
未來的狀況
附
錄 對1890年前後女性勞動參與率的修正
錄 對1890年前後女性勞動參與率的修正
資料文獻
注
釋
釋
【選摘】
19世紀初以來，有償勞動力市場中女性的數量一直穩步增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增長更為迅速。1900年女性勞動力佔總勞動力的比例還不到五分之一，如今已接近二分之一。但自1900年之後，按性別劃分的職業隔離卻僅略有減少，而且從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初，女性與男性收入之比基本保持穩定。許多觀察者認為，儘管女性以史無前例的規模進入勞動力市場，但卻沒有得到與男性平等的待遇。
本書描述了美國女性勞動力的發展歷程以及職業和收入的性別差異，並關注當前性別不平等的歷史根源以及女性經濟地位提升緩慢的原因。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裡，女性勞動力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經濟長期變化的結果，如美國工業革命、白領（white-collar）工作的興起、教育水平的提升、生育率的下降和工作時間的縮短等。大多數情況下，變化是由不同群體的年齡決定的，這些群體在受教育程度、職業培訓、早期社會化（early socialization）和生育水平等方面與前幾代人有所不同。因此，進步是非常緩慢的。
女性真正融入美國經濟的程序受到重重阻礙。認為女性勞動力非主流、不能長久幹一份工作的舊觀念導致女性無法從事許多職業。社會規範往往決定了哪些工作適合女性，哪些工作不適合女性。工作場所的變化既幫助了女性，同時也擴大了性別差異。以白領工作為例，它縮小了性別收入差距，提高了女性勞動參與率和工作經驗。但白領工作也約束了女性的職業範圍，成為女性晉升的最大障礙。女性在經濟史中似乎充滿了悖論。許多悖論可以透過定量研究來解決，例如，20世紀50年代後期，在女性勞動參與率提升和性別收入差距基本穩定之間存在明顯悖論。然而，無論何種情形，人們都普遍認為歷史對於研究當前經濟中的性別差異具有重要意義。
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在家庭之外從事有償勞動的女性規模逐漸發展壯大。從1820年到1920年，隨著美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年輕未婚女性勞動參與率大幅度提升。成年女性和已婚女性有償勞動的情況則不是很清晰。由於在家庭和農場中存在無償勞動，並且家庭之內和家庭之外有償勞動的統計不足，情況變得更為複雜。一項關於勞動參與率的綜合評估表明，從19世紀到20世紀初，女性勞動參與率甚至還出現了下降；但進入20世紀後，女性勞動參與率開始明顯上升。儘管在20世紀20年代，已婚年輕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已有所增長，但直到20世紀50年代，增長才更為顯著。雖然關於有償勞動和無償勞動的定義以及家庭和工作場所之間的區別有很多複雜的情況，但從19世紀初到現在，女性勞動參與率一直保持著持續提高的態勢（見第二章）。
勞動力市場上各種公平措施的出現並沒有使職業性別差異情況有所改善，反而揭示了一些措施的自相矛盾。1900年根據性別劃分職業的情況幾乎和1970年一樣，儘管自1970年以來這種情況已有所改善，但卻仍然存在（見第三章）。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女性與男性的收入比率幾乎固定不變。而新的發現表明，從1815年到20世紀30年代，女性與男性的收入比率有所提高。在沒有這些證據的情況下，人們認為該收入比率在1950年前後都是基本穩定的。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女性與男性的收入比率在兩個不同的時期出現了明顯上升。首先，這一比率在19世紀初隨著美國工業革命的發生而大幅上升；其次，半個世紀後這一比率又隨著一場標誌著文書和其他白領工作發展的革命而再次上升。這兩個時期出現的生產機器化、勞動分工細化以及教育回報提升（第二個時期），大大提高了女性相對於男性的生產能力。與此同時，這兩個時期還打破了限制女性工作的各種習俗和傳統。
性別收入差距的縮小發生在成年已婚女性勞動參與率提升之前，並不是因為發生了有意義的社會變革。這既不是由社會變革引起的，也沒有影響社會變革。儘管男女收入差距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已經縮小了，但正如第四章所述及的，解釋這種差異的能力卻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弱。兩個群體之間的收入差異不能完全用群體的平均生產特徵（如工作經驗、受教育程度和在公司的供職時間）差異來解釋，經濟上的歧視也可以有一定的解釋作用。因此，根據第四章的推斷，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期，“性別歧視”實際上有所增加。在男女收入差距縮小的同時，所謂的“工資歧視”卻有所增加。這種看似矛盾的結果與由製造業向白領工作轉移、學校教育普及和教育回報提升有很大關係。教育程度的提升和文書部門的發展提高了女性勞動力（相對於男性勞動力）的收入。體力勞動被腦力勞動所取代也意味著女性可以從事很多初級工作，而企業的做法則是排斥女性從事晉升機會多、有長期發展前景的工作。
因此，關於女性經濟經歷的歷史證據提供了一幅相互矛盾的畫面。有些矛盾比其他矛盾更容易解決。許多矛盾要歸因於勞動力市場變化的緩慢性，而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往往是由個別群體隨時間的推移來完成的。早期社會化、學校教育、工作經歷和對有償工作的態度貫穿於這類群體的一生，並可能受同期因素的不同影響，如工資增長、失業和社會進步。由於不同的群體同時存在，真正的進步可能需要幾代人的時間才能完全顯現。
例如，與1900年以前出生的女性相比，20世紀初出生的女性群體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在文書部門就業的比例也更高。她們的婚內生育率相對較低，而且有相當大比例的女性從未生育過孩子。隨著年齡的增長，這個群體改變了勞動力市場的各種特徵。例如，20世紀50年代的年長已婚女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經歷了勞動參與率的大幅增長。群體效應往往會延長變革的時間，因為它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對經濟和社會產生影響。
此外，群體效應的影響往往被同時代的變化所掩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已婚女性在美國勞動力中所佔的比例顯著上升。然而，這種現象的許多先決條件都起源於20世紀早期。當時教育水平提高，生育率下降，文書和銷售部門對女性勞動力的需求也有所增加。20世紀50年代，年長已婚女效能夠透過進入勞動力市場來獲取高薪，並且她們的同齡人早已做好了相應準備。毫無疑問，社會變革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爆發的。但20世紀50年代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提升更可能是由群體效應而非社會態度轉變所導致的。事實上，從長遠來看，女性勞動參與率提升的原因是由於工作性質的改變，比如工作時間的減少和白領工作機會的增加，而非因為社會規範和態度的轉變。
未來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提升可能會比較緩慢。處於快速變化時期的年輕女性可能無法準確預測她們未來的勞動參與情況，並且會誤判未來的職業要求。她們更多地受來自母親那一代經驗的影響，而不是受同齡人的影響。如果年輕女性根據過去的群體變數進行推斷，理論上她們應該能夠做出相當準確的預測。但是，本書第五章提出的證據表明，她們的預測在20世紀60年代極其不準確，而在70年代卻變得相當準確。關於她們的預期為什麼突然變得更加現實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但人們不能否認女權主義復興可能拓寬了年輕女性未來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