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娃哩，千萬不敢胡折騰，要順住一根杆杆往上爬。”

上面這句話，我爺給我爸爸說過，我爸爸給我說過，它蘊含的意思有：不要見異思遷，要知足，要守住飯碗……

我爸爸在晉陝交界的煤礦上當工人。1984年的一天，在井下，有斧子工持斧砸一根礦柱，砸半天砸不動，我爸爸生得人高馬大，有力氣，他接過大斧頭，喝一聲：“讓我來！”他掄起大斧，“咣”一聲砸在礦柱上，礦柱倒了，卻彈在巖壁上，折返回來，撞中了我爸爸的胳膊。他的胳膊垂了下來，是粉碎性的骨折。

我爺從家鄉銅川前往煤礦看望我爸爸。我爸爸胳膊上夾著夾板，用繃帶纏了，把自己的胳膊掛在脖子上，他垂頭喪氣的，對我爺說：“我不想在煤礦上幹了！”我爺驚異，循循善誘，對我爸爸說了文章開頭那句話。

2005年，我去兵器工業集團下屬山東某公司工作。2006年初，我給我爸爸打電話，我說：“我不想在這裡幹了。”我爸爸急了，他說：“你胡說哩，你千萬不敢……”然後，他說了文章開頭那句我爺曾說給過他的話。

然而，我爺給我爸爸說的話，我爸爸給我的話，都是白說，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我爸爸和我，都是搞砸過鐵飯碗的人。八九十年代的鐵飯碗、世紀初的鐵飯碗有什麼不同，為什麼搞砸了它，後來怎麼樣了，聽我一點點道來。

1977年，我爸爸在銅川郊區某公社裡當農業技術員。黃河邊的煤礦來我們當地招工，當工人既能拿工資，也是很有榮譽感的事兒。在有很多優秀青年競爭的情況下，我父親身體好，又在公社工作過，他脫穎而出，離開銅川去當煤礦工人。

爸爸坐著大卡車到了地方，那是黃河岸邊一個幾乎荒無人煙的山溝。工程兵入駐炸開了山，開闢出平硐、斜井兩個礦井，熱血青年們坐著礦車下到井裡挖煤。

我爸爸曾說過，有一回，井底下塌方了，把工友塌到底下。我爸爸連忙就刨，把人刨出來連看都沒看，揹著就往井上跑，跑到井面上，拿手背一試探，工友早已沒氣了。

一邊是奉獻與犧牲，一邊是礦務局加大著對煤礦的建設，為煤礦職工修建了單身樓、俱樂部、食堂、澡堂、學校、幼兒園、託兒所……很快，一個八九十年代裡非常繁榮的煤礦誕生了。

如前文所述，1984年，爸爸的胳膊在煤礦上骨折了。這是個事故。礦上一面給我爸爸治骨折，一面給了他一個處分。於是他在醫院裡發牢騷，說自己不想在煤礦上幹了，而我爺趕緊勸告他要順住一根杆杆往上爬。農村人，家裡有個當工人的，是很不容易的事兒，吃著國家的糧，月月掙著現錢，這樣的飯碗還敢丟了？於是說一說，勸一勸，我爸爸還是繼續在煤礦上當著他的工人。不過，事情有所變化，他要從一線工人變成後勤工人了。

本來我爸爸身體好，力氣大，井下要提拔他當班組長。治好骨折，左胳膊不能完全施力，左手食指永遠不能再伸直，礦上給我爸爸頒發了一個六級殘疾證。這下，不光班組長當不成了，連井也不讓他下了。工會上尋來尋去沒啥崗位給他安排，聽說醫院少個護士，就讓我爸爸去當護士——一個滿臉鬍鬚，五大三粗的男護士。

過了一年多，上面又把爸爸調到職工澡堂去工作，放洗澡水、燒洗澡水、給職工澡堂打掃衛生。

1987年，我5歲時，也步了爸爸的後塵。我在外婆家玉米地旁的一個鐵管上爬著玩兒，從鐵管上摔下，把胳膊摔骨折了。母親帶著我四處看胳膊。半年過去了，骨折還沒完全好，爸爸便接了我到他們煤礦的醫院看病，經過礦醫院醫生的治療，胳膊一天一天好起來了。

在治療胳膊期間，爸爸帶我到給單身宿舍樓供熱水的鍋爐房裡燒過茄子吃，帶我到職工食堂裡吃過蔥花餅，還把我架在他脖子上去看外來的馬戲團演馬戲。演馬戲的人們表演著“上刀山下火海”、吞吃著鐵彈然後噴出、飛身上馬倒立在賓士的馬背上……

煤礦上物資真豐富啊，生活真熱鬧呀！真不愧是當地人所稱的“小香港”呀！醫生看胳膊的技術也沒得說，當爸爸在礦上為我看好了胳膊去西安紅十字會醫院檢查的時候，紅十字會的醫生用釘子在我胳膊上戳，他一戳，我一收縮，醫生說：“這娃胳膊好好的麼！”由此可見當時礦醫的水平。

爸爸在職工澡堂幹著幹著，可能因為表現不錯，煤礦給礦上領導籌建“來賓浴池”，供領導洗澡和休息，把我父親調到“來賓浴池”當職工。

“來賓浴池”的門平常用大鐵鏈子鎖著，領導來之前會提前打電話到浴池裡來，爸爸等浴池職工按照電話里約定的時間給領導開門，讓領導來泡澡。

“來賓浴池”裡備著茶葉、咖啡，有象棋、跳棋，有彩色電視機，有鋪著乾淨的浴巾的沙發……爸爸一邊幹著自己的本職工作，一邊也順便享受了這些礦上領導要享受的東西。

我小時候也喝過爸爸探親時帶回家的咖啡，不好喝，一股雞屎味兒。

我爸爸工作的“來賓浴池”總共三個職工，原本他們三個“三班倒”輪換工作著，後來他們自己商議，家都在外地，家裡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何不每個人幹一個月、歇兩個月？這樣既把工作幹了，也將家裡人照顧好了呢。

於是，1993年起，他們就這麼執行，上班的人全天候在“來賓浴池”上班，不上班的人直接回了老家，在家裡幹農活、照顧老小。

我媽是一名教師，她在小鎮上學校的辦公室既是辦公室，也是我們的家。我媽還在辦公室對面尋了一間空的儲藏室，當了我們家的灶房。我爸爸每次回家，也到了我媽的學校生活。我媽上課、我上學，我爸爸沒事幹，就幫忙燒水、做飯。

然而到了1995年，煤礦上效益不好了，工資大幅度下降，時常發不出來。你幹活也發不出來，你不幹活也發不出來。他們三個人中，就有人在家的兩個月歇滿以後，不回去上班，能拖多久拖多久。最後，包括爸爸在內，大家都開始拖。誰都想在家裡，都不想上班了，他們互相發著電報，催促著對方回去換班。

人家給我爸爸發電報，一發，就發到了村裡。村裡找我爸爸找不到，就到了我爺手裡，我爺找人一念，無非是“速歸”“換班，速歸”“礦有事，速歸”之類。我爺看到電報擔了心，氣鼓鼓的，鬍子一翹一翹，來我媽學校，催著我爸爸去上班。

“好娃哩，你趕緊回去上班吧。”

沉默。

“好我的娃哩，你不回去上班，小心礦上不要你了。”

還是沉默。

剛開始，我爺來一說，我爸爸就回去上班了。到了後來，工資越來越緊張，乾脆都快沒音信了，我爺來說不管用，我爺和我婆一起來說也不管用。他們只管說，我爸爸只管不聽，就是不去上班。

那時，陝西蘋果種植蓬勃發展，我們銅川郊區已經在大量種植蘋果了。我的姨父做了蘋果生意，從當地收蘋果，賣到南方。我爺給了我爸爸三畝地，我姨父給了他一百多棵蘋果樹苗，他時常去地裡弄蘋果。

兩年以後，下崗潮來了，廠礦企業要改革，推出許多下崗辦法和再就業辦法。

煤礦要改革，因為經常不去“來賓浴池”上班，消極怠工，我爸爸把自己的鐵飯碗搞砸了，他的名字出現在下崗之列。

但是單位上給了他一個買斷工齡的選擇。

於是，1997年，爸爸買斷了他的20年工齡，從黃河邊的煤礦徹底回到了銅川。

回家的時候，爸爸用洋鎬把兒當扁擔，擔著一些鐵鍁、幾身勞動服、兩雙雨鞋、兩卷鐵絲、三四條礦工腰帶、一個鋁飯盒、五六個搪瓷碗和十來沓礦上發的稿紙。那是他所有的物品。

我們家自己種植的蘋果樹零星掛果。我姨父出去收蘋果的時候，帶上我爸爸幹活、押車。

押了幾次車，我姨父問我爸爸：“姐夫，你買斷工齡買了多錢？”

我爸爸老實回答。

姨父說：“你放著也是放著，我收蘋果用錢，你拿給我，收蘋果掙了錢，我還給你，還給你分紅。”

我爸爸把買斷工齡的錢拿出來給了我姨父。

一年沒還，也沒分紅；兩年沒還，也沒分紅；後來，我姨父出了意外，人不在了，買斷工齡的錢就不去想了……

我媽贊助了我爸爸，為他在我們郊區小鎮東街開起了一家小賣部，我爸爸的六級殘疾人證為他提供著稅收方面的優惠。小賣部賣東西，跟很多人打交道，後來，很多人見了我，都說我是東街老王的娃。

與此同時，那一年，我媽被調離了她工作了十多年的學校，去了很偏遠的一個鄉村學校當老師（我母親在那個學校的時候，村裡有一個優秀的農村黨支部書記，叫郭秀明，是踐行“三個代表”的光輝典範），我們暫時沒有了家。

之前，我爸爸在煤礦，再加上社會上還沒有普遍形成商品房的風潮。我們一家人一直住在我媽的學校。可以說我媽的前半生完全是以校為家，以家為校。我們一家人都未曾有過我們要有一個房子當家的意識。

我媽的教案本、墨水瓶、蘸水筆、字典、學生們的作業等等都擺放在她的辦公桌上；辦公桌下面是我們吃飯的鍋和碗；屋子裡有一個大立櫃，既做裝衣物的櫃子又做屏風，擋住了後面的一張床；床下外面的位置放著幾個三合板釘成的茶葉箱子，箱子裡放著我們一年四季要穿的鞋；床下里面的位置放著硬柴和塊煤，打爐子用；床頭的夾縫裡塞著要換洗的衣服；爐子是磚摞成的，既做飯也取暖；爐子旁還用磚摞著一個臉盆“架子”，放著我們洗臉的臉盆；門背後放著一個小小的棒槌甕，盛水用；屋子裡最值錢的東西是：1994年，我媽花了2140元買的一臺19寸“長虹”彩色電視機。

屋子有七八個平方，擺完這些，幾乎不剩什麼地方。我上初中的時候，還要在屋子裡騰挪著擠出一張鋼絲床的位置，白天收起來，晚上支開，我睡在鋼絲床上。

但這好歹是個家。

我媽工作調動了，瞬間，我們沒家了。

我爸爸在他開的小賣部後面搭了一個簡易房，把我媽辦公室裡僅屬於我們家的財產的一臺電視和一張床搬了過去。把那些塞在大立櫃下面的斧子、鉗子、扳手、捅火棍等雜物搬過去塞在床下面。又找了些菸酒紙箱，塞著我們的衣物和用品。

簡易房裡面的位置很小，再也容不下一張鋼絲床。

那個時候我上高中，週末，我從學校回去，面臨無處可睡的局面，只能借住在同學家……

我媽常說我爸爸：“到礦上幹得好好的，你看你現在弄成這樣？”

我爸爸總是默默無語，偶爾回應道：“是我想這樣的？我能想到變成這樣？”

時光是一隻飛鳥，飛得飛快，轉眼到了2005年，我從西安某大學畢業，從陝西去往山東，在兵器工業集團所屬山東淄博某公司報到，填寫了公司人力資源管理部門下發的幹部履歷表，在關於計量器具檢驗的部門裡工作。

我們那個公司很大，有許多個分廠。我的工作內容不算太複雜，從計算機的資料庫裡調取每個月該檢驗的量具的資料，列印成冊，騎著腳踏車，到公司所屬各個分廠，下發量具檢驗表，催促分廠的人們將到期的量具送回我們部門檢驗。工業的精度要高，精準的量具是基礎，所以，我那個崗位也很重要，不能遺漏任何一個量具的檢驗工作，要一一核對，保證每件量具都在檢驗週期內。

我領了公司給我下發的生活費和安家費，住在公司給我分配的單身宿舍裡，宿舍的院子裡有一棵大桐樹，我常坐在宿舍裡，透過窗子看那棵大桐樹。我生在郊區小鎮，到銅川市去上高中，到大都城西安去上大學，總會去認識新的同學，見識新的環境，迎接著每一個可能新鮮的日子。但是看著那棵桐樹，我陷入憂愁當中。

我在這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建在齊地群山山坳中的大型兵工廠中，眼見得身邊的同事是在廠裡幹了一輩子的人，甚至一些同事的父輩也在廠裡幹了一輩子，接下來他們的子女也可能繼續進廠工作。眼目望去，是機器、工具、油汙、鐵屑、瀝青路、大卡車以及幾十年來一代一代人刷下的標語。

我很擔憂，我問自己，是否要這樣過下去？

在我們部門，有位姓梁的工程師，他是西安某工業學院畢業的，我來自陝西，他便對我格外照料。我有了問題會問他，也常去找他玩，我問他，來單位的人有沒有走的？他說，幾乎每年新來的大學生都有離開的。

我又問，啥原因走的？他說，主要還是工資低。

我在單位的工資一個月一千出頭，梁工負責著一個重要的測量儀器，也在單位四五年了，他的工資將近兩千。

當時，外面的社會上，市場經濟活躍，企業對人才的需求很大，工作四五年的人，工資三四千很正常。梁工當時在其它分廠找了物件，已經在看婚房，要結婚了。他隱約表達過，就這點工資，我要不結婚我也會走的意思。

2001年之後，我們家沒有地方住，父母花了六千元買了一處地方，那地方是小鎮上邊上某個村裡燒磚時，給在磚瓦窯上幹活的工人們蓋的三間臨時房。父母把它買下來，稍微返修一下，也沒有建圍牆，就那樣暫時住著。

我在淄博的廠裡，一方面是擔憂未來，悶悶不樂發愁，另一方面，卻也看了齊魯大地不同的風景，吃到了許多淄博美食。

在離工廠不遠的山間，有一處峽谷，峽谷內有錯落有致的村落，背靠青山，林木繁茂，花果飄香。這處地方叫作樵嶺前。

夏天，下了幾場雨，我們廠裡的子弟帶我去樵嶺前溯溪。一條溪流從山上一直流到山下，我們沿著明亮和清澈的溪流緩緩前行，水很清，水底是石頭，深淺剛好，人只要挽了褲腿就可以順著溪流上山去，河底有小螃蟹和小魚兒游來游去。

在溪流邊，我們去了1200萬年以前形成的溶洞，觀瞻了被叫作“小琅嬛”的“天帝藏書處”。

到了山頂，有個大的天池，稱作王母池，王母池上橫貫一座軟橋。

當地有傳說，有一孝婦名叫顏文姜，丈夫死後孝順公婆，善待小姑，每日翻山越嶺三十里為家裡挑水用。泰山上的神明聽說了這事，化作老嫗牽一匹馬等在路途，待顏文姜挑水回來時，以飲馬為名要她的水。顏文姜答，只能給一桶，另一桶還要回去侍候公婆飲用。神明被感動，給了她一根馬鞭子，囑咐掛在水甕裡，需要水時，把馬鞭提出來水即滿甕。顏文姜回家試驗，果然如此。

某一天，顏文姜出門辦事，她小姑取水，看見甕裡有個馬鞭子，以為顏文姜暗通男人，生氣地將馬鞭子抽出來，扔在地上，一瞬間，水從甕中湧出，連綿不斷，眼看要起波濤，馬上就要翻大浪。顏文姜從外面趕回來，用身子趴在甕上堵住了水勢。水被堵住了，但顏文姜精疲力盡後香消玉殞。那甕化作靈泉，泉眼流出的水匯成河，河被叫作孝婦河，顏文姜被人們稱為顏神，親切喚作：顏奶奶。

我從天池上的軟橋走過，一路走，一路想，那王母池既可能是西王母文化的傳承，也可能承載著當地人對顏神的崇敬和對美麗勤勞的女性的讚美。

逛畢，我們到溪流邊的農家樂吃飯，在一處水流平緩的地方，村人將桌子放在水裡，把啤酒放在泉水裡，油炸了從屋後採來的薄荷葉兒，清蒸了養在溪裡的虹鱒魚，乾煸了從林邊挖出來的蠶蛹，爆炒了新捕捉的螞蚱，燒了一碗地耳湯，抓了一盤炒熟南瓜籽兒。周圍是清脆的蟬鳴，我和朋友把腳放在冰冰涼的水裡，一起幹杯，我心想：這感覺真好！

另外，淄博人性格敦厚、實誠，對朋友是實打實的好。我不忙的時候，當地的同事們經常帶我到公司周遭的飯館吃東西。我們那個區是魯菜的重要發祥地，飯館裡的飯很好吃，常見的有炸肉，有炒雞，有豆腐箱，有“四四席”（淄博地方上按菜餚多寡分類的一種宴席），有時候還有一些更有特色的菜餚——油炸豆蟲、油炸螞蚱、油炸蠍子、油炸蠶蛹……這些都很好吃、很新奇，給了我很多撫慰。

冬天，下了大雪，母親從陝西郵寄來她納的棉襖。大雪紛飛，我在單身宿舍的自來水房用冷水沖澡，嘩嘩譁，一盆盆冷水衝在身上，我身上冒出熱氣。我裹著棉襖從水房望出去，成團的雪從沒有葉子的桐樹上掉落，乾巴巴的桐樹一點生氣也沒有，我動了心思：不幹了，我不能在這裡待下去，我還要去看新的天地，接觸新的事物。

我手頭的那個活計蠻重要的，量具錯過檢驗時間就不好辦了，我找了部門的領導彙報工作，說我有可能要離開，手頭的事情還希望另有人能接手。

領導豁達，他替我分析了利弊，說在這裡的話，離家遠，工資低是低，但是穩定；要是回家去社會上闖蕩的話，闖過去了，會大不同，但是風險很大。他說不管你怎麼樣決定，我們也不可能拴著你、攔著你，都會支援你。隨即，領導派了部門辦公室的人跟我對接，把該更新的資料更新起來，該維護的事項維護著。

我用了兩三個月時間，把該交接的事務交接明白。

2006年春天，我撥通了我爸爸的電話，我告訴他，我不想幹了。我爸爸第一句話是，你不要胡折騰！第二句話是，別人想幹你這事還不上呢；第三句就是——好娃哩，千萬不敢胡折騰，要順住一根杆杆往上爬。

我相信，我爸爸也是為我好。也能想來，我這一離開，就意味著失去了“鐵飯碗”，我剛參加工作才一年，沒有什麼積累，這一去，可能會增大家裡人負擔，增加了整個家庭的風險。我爸爸的小賣部不慍不火地經營著，我媽當時在學校裡已經不教主課了，也快退休了，他們的擔心不無道理。

家裡人苦口婆心說了大半天，我沒聽進去。當天掛了電話，我收拾了我的東西。第二天，我帶著我的全部家當：一個硬塑膠旅行箱、一床捆紮好的被褥。在張店區坐火車離開淄博，回了陝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