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歐洲大陸約有200多萬華人移民。從早期的勞工輸入到千禧年左右的投資、技術移民，到現在一些留學生畢業後找到工作並長居，歐洲的華僑華人數量在逐年增加。
長久以來提到這一人群，“身份認同”“歸屬感”“融入”都是時常被討論的話題。
在《狂想之城》鹿特丹策劃主題時，“歸屬感”是這期節目的主要議題。節目組找到一位特別的當地嘉賓：David Zee，中文名是徐大為，他是居住在鹿特丹的第三代華人移民。
有著混血面孔的徐大為（David Zee）出生在鹿特丹，在那裡的唐人街長大。徐大為的祖父是第一批在荷蘭紮根的中國人，離開故鄉浙江寧波後，再也沒有回去過。
徐大為7歲那年，祖父去世了。
在往後漫長的人生中，他從家人、朋友們回憶的故事和老照片裡拼湊起關於祖父的故事。那段長久以來未曾被提及的經歷伴隨著他，讓他思考自己從何處來，到何處去。
幾年前，他把自己家族歷史寫成了一本書《CHINESE KEES》，算是為他幾十年來對於祖父，以及那些第一代移民經歷的尋覓。
書《CHINESE KEES》
“除非放棄荷蘭國籍，
才能合法成婚 ”
徐大為了解到，當祖父還在中國時，每天早上他都要步行翻過兩座山丘去上學，還要隨身帶著小板凳。9歲時，祖父的父親去世後，他不顧家裡人的反對和爭吵，毅然決定來到上海尋找新的機會。
祖父先是在英國人的賽馬俱樂部服務馬匹，14歲時，他決定成為一名水手，從此走上了不一樣的人生路。
祖父當時的護照
一戰爆發後，祖父來到鹿特丹的Katendrecht港口並定居於此，和同伴們成為第一批移居荷蘭的中國人，並在Katendrecht半島建立起了歐洲最早的唐人街。
祖父和朋友們於1929年創辦了一家中餐館，一開始相當成功，但很快由於經濟大蕭條來臨，不得不關門停業。1933年，他們又開了一家雜貨店，生意非常好——裡面不光賣衣服、書籍、玩具，也賣中國瓷器、家居用品，總之是關於生活的一切零碎。
與此同時，祖父的公司還成為了漢堡美國船運公司的官方船舶處理商，所有與中國船員一起來到鹿特丹的船隻，只有祖父的公司能和這些船隻進行交易。
靠著這些生意，徐大為的家族一度賺了很多錢，祖父也成為華人圈子中備受尊敬的人物。“他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商人，在華人社群裡擁有一支很強的團隊。即便是他去世很久之後，我在阿姆斯特丹的中國人社群裡提起他的名字，還是有很多人記得他，他們熱情地歡迎了我。”
祖父和祖母年輕時的照片
徐大為的祖母是荷蘭人，她的一個兄弟和祖父是朋友，於是很自然地相識了。在當時，這段她與外國人的婚姻困難重重——除非放棄荷蘭國籍，才能合法成婚。
為此奮鬥了兩年後，1925年，兩個勇敢的年輕人還是選擇結婚在一起，和他們的六個孩子一樣，全部以中國國籍在荷蘭生活。
祖父母和六個孩子的全家福
二戰後，徐大為的父母相識，並於1947年結婚，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母親的荷蘭國籍也因此被取消了。包括徐大為在內的七個孩子，雖然出生在荷蘭，但都是中國國籍。
當時Katendrecht的中國人社群是第一個由“外鄉人”組成的大社群，徐大為認識很多中國人，他們想創辦公司，因此寫信給政府想要獲得支援資金，但因為他們不是被政府認可的“少數族裔”，這些申請從未獲得批准。華人社群從1911年慢慢建立，到2008年被荷蘭政府承認為“少數族裔”，花了將近一百年的時間。
雖然長久未被政府認可，但靠著勤奮肯吃苦的品質，華人在荷蘭本土居民中獲得了尊重。荷蘭人總說華人社群是一個非常好的社群，那裡居住著勤奮的人們，他們從不怨天尤人，總是自給自足，把日子過得很好。
1941年，Katendrecht的中文學校
因為一家人都是中國國籍，因此徐大為和兄弟姐妹們無法從政府得到子女撫養費，甚至不能出國旅行。1975年時，徐大為的母親向政府繳納了一大筆錢後，他的國籍得以更改。擁有了保險、撫養費等一系列社保金。
“花生”和“小老外”
漫長的成長中，徐大為對於自己身份的認同一直很複雜。
徐大為小時候
上小學時，荷蘭同學給他起外號“花生”，因為上世紀30年代經濟蕭條時，中國水手們為了維持生計，曾在街頭販賣用熱糖烤過的花生，以及用這些花生做成的蛋糕。“在一些荷蘭人眼中，中國人就是賣花生的。”但他也發現，在華人社群裡，每次和別人發生爭吵時，對方會稱自己是“小老外”。
那時，徐大為經常會去一家叫做“中國樓”（Chongkoklow）的餐廳，那裡有來自各個國家的孩子。他經常去玩伴們的家裡串門，但直到長大一點後，才意識到自己在中國文化環境中感到非常自在。
“當時在Katendrecht唐人街的一些區域，只能讓中國人進入，我被允許進去，周圍只有中國人，他們跟我說話，問我，你父親怎麼樣，你祖父怎麼樣？對我來說，這很正常。所以在一個只有中國人的環境中，我受到了接納，對我來說感覺很好。”
徐大為記憶中的父親在年輕時看起來很像是中國人，但隨著年齡增長，他的長相逐漸西方化——到了他這輩，看起來完全就像是個西方人。
如今的徐大為
徐大為並不會講太多中文，經過多年的學習，他已經認識了900多個漢字，還在讀一些中國漫畫書。
徐大為留存的祖父的唱片收藏
但在他的家庭中，很多人的中文都說得很好。
“我奶奶的姐妹會講上海話和粵語，從上世紀20年代開始，她就為很多有需要的人提供幫助，也在緊急時為警察、司法部門做翻譯——我的意思是，她幫助成百上千的中國人解決了創辦企業和學校相關的問題。”
“1980年，她去了香港生活，因為樂於助人受到了媒體的採訪，因為很多從鹿特丹來到香港的人都說，這位在鹿特丹為華人社群提供幫助的老太太人非常好。當她去世時，香港報紙上也特意為她做了報道。”
“回到中國，
我生命中缺失的部分被填補上了”
對於祖父母和當時家人們的記憶，徐大為收藏的老照片是他對於先輩唯一可以觸控的影像。
1947年，Zee一家人在Verlaan48的家中一起玩麻將。左邊是徐大為的叔叔，中間是他的祖父Ah Say（他的暱稱），右邊是他的姑姑Diana。
1937年，從左到右：David的父親、他的兄弟Hendrik以及姐姐Diana。
“我的女兒現在還很年輕，以後如果她不想擁有這些照片，那麼我可能會去中國把它們送給寧波博物館，因為這些照片也是寧波人的歷史。”徐大為說道。
1931年左右，David的祖母懷裡抱著女兒Diana。她前面左邊坐著David的叔叔Henk，右邊坐著David的父親。
雖然祖父從百年前定居鹿特丹後再未回到故鄉寧波，但“回阿爺的家鄉看看”一直是徐大為多年來的心願。
他曾經和女兒一起來到寧波，“我很高興走在一個身邊有很多中國人的地方，身邊飄著我沒見過的食物的味道。我不知道那是什麼，但我知道它們改變了我。”徐大為說。
“對我來說，這就像生命中缺失的一塊被填補上了。對於故鄉的體驗，讓我成為了一個完整的人。”
離開中國時，徐大為問女兒：你還想再來這裡嗎？女兒說不想，並表示自己並不是在華人社群里長大，也沒有見過徐大為的父親和祖父，所以並不會感受到與中國人的聯絡。“因為我完全是荷蘭人。”
隨著近年來Katendrecht唐人街的改建，年輕一代與華人的聯結也在漸漸消失。
徐大為說，他至今還是經常會去Katendrecht附近轉轉，和兒時的玩伴見面。有些當時興盛的華人家庭的第二、三代仍然居住在這裡，徐大為喜歡和他們交流。
徐大為把自己回憶中的家族歷史寫成了一本書《CHINESE KEES》，算是為他幾十年來對於祖父，以及那些第一代移民經歷的尋覓暫時畫上句號。
“對我來說，他（祖父）就像一個神秘的人。他不是荷蘭人，他是中國人，所以他看起來和荷蘭的其他祖父不一樣，你知道嗎？我總是不停地問我的父母、我的祖母——他是個什麼樣的人，他從哪裡來，我想了解關於他的一切。”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這麼做，但這就是我內心深處想要去追尋的東西。”
老照片版權來自：David Zee, Verhalenhuis Belvédère, maritiem museum, dehavenloods, Asian Rais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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