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記丨邵學新：武漢楚善裡之昨日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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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學新，祖籍廣東四會，出生於湖北武漢。1965年武漢二中高中畢業。1978年考入華中師範學院數學系。先後在武漢13中、19中、武漢外國語學校、武漢教育學院及江漢大學任教。2008年退休。

原題

楚善裡的前世今生

（續篇）

——謹獻給圍城中的武漢父老鄉親

作者：邵學新

筆者和弟、妹攝於楚善裡12號大門

（一）一張老照片引起的疑問

去年，筆者將一張三兄妹在楚善裡12號大門口的1950年代初的合影發在家族群裡，立刻引起一位堂妹的議論：“楚善裡破破爛爛的。我印象中沒這麼破呀！”

筆者說：“解放後楚善裡分別在1960年代和1980年代大修過兩次。你看到的是1980年代大修後的楚善裡。”

她接著說：“難怪！感覺照片裡的牆像是黃泥巴糊的。”

筆者說：“一方面楚善裡的房子有些年了，另一方面抗戰時又遭美國飛機轟炸過一次，所以，那牆面就顯得很破敗。”

她驚奇地說：“美國人轟炸平民區？是日本鬼子吧！”

筆者說：“你去問你爸吧，那次轟炸，他應該有印象。”

抗日戰爭到了1944年，美軍轟炸機經常從雲南四川后方飛到日戰區對其軍事目標進行轟炸。

有一次一架美國軍機完成任務後返航途中因故障在武漢附近迫降，飛機上的兩名飛行員被俘虜。本來這是一件戰爭中很普通的事情。

可是第二天，日本鬼子用卡車裝載著那兩名美軍飛行員俘虜遊街示眾，企圖以此提高日益低落計程車氣同時蠱惑中國民眾。從漢口中山大道下段日租界開始沿中山大道一路上行，沿途一些不明是非的民眾也跟著看熱鬧。最後車開到漢口王家墩機場將兩位飛行員槍斃了。

日本鬼子這一踐踏國際公法的行為把一向視人命比天高的美國人惹火了。

他們決定報復。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好幾年沒有響過空襲警報的武漢突然警報大作。美軍轟炸機在潛伏的國民黨特工人員無線電訊號的指引下，從日租界開始沿中山大道日軍遊街示眾車隊走過的路線一路轟炸到漢口王家墩機場。

炸彈所到之處，昔日燈紅酒綠的十里洋場中山大道化為一片斷垣殘壁。我祖父苦心經營的粵菜館“嶺南酒家”正在中山大道黎黃陂路口（解放後的省財貿職工醫院所在地）也被命中而毀於一旦。在這場劫難中，楚善裡也沾了“火星”。

民國時期美國領事館舊址

在此之前，已經有謠傳說美國飛機要來報復（街頭巷尾隨處都貼有潛伏的國民黨特工的字條提醒民眾早點離開），所以那時楚善裡的大部分居民都已經躲避到鄉下去了。我們家，祖母也帶著年紀小的叔叔們逃到郊區姑嫂樹，只留下娥孃和祖父因為嶺南酒家的生意而報著僥倖的心理。

一天、兩天、三天……在煎熬中等待著，在等待中煎熬著。

終於那天晚上空襲警報大作，隨著轟炸機的轟鳴聲、炸彈的呼嘯聲從遠而近，從小而大，彷彿世界進入末日。祖父連忙將娥孃拉到家裡的紅木桌子底下，其實這不過是病急亂投醫，如果一顆重磅炸彈掉下來，再堅硬的紅木也只是螳臂擋車。

在巨大的爆炸聲中，房子在戰慄，窗外巷子裡火焰焮天鑠地伴隨著各種物品燒得噼噼啪啪直響。

父女倆馬上想到：“燃燒彈！”

空襲的飛機已經按照它們既定的路線飛走了。

這時楚善裡的守夜人“周駝子”（三狗的外祖父）在外面喊：“邵公，邵公，快上三樓陽臺，你家上面著火了。”

楚善裡的房屋和上海的石庫房一樣，其三樓陽臺是連在一起中間有牆隔開。

二十幾年後，娥孃跟我們回憶道：“那個燃燒彈落下來後，就四處濺出一坨坨瀝青似的東西（當時武漢人叫‘洋㞎㞎’），粘到哪裡就燒到哪裡。我和你們的公公一人拿一個溼拖把，就拼命地拍啊拍啊，自家陽臺的火拍熄了，又翻牆到別家陽臺去拍。”

楚善裡的戰爭創傷 — 當年被炸得凹凸不平的地面和斑駁不堪的外牆直到1965年才被房管所的工程隊修葺一新。

楚善裡拆遷前，邵家第四代在12號後門留影

（二）兩個“世家”家族

在楚善裡住有兩個行業世家的家族。

其一，粉面世家。

在武漢，人們把吃早點叫“過早”。

“劉記三狗牛肉麵”老闆三狗的父母解放前就在蘭陵路從事“過早”行業，專門賣牛肉粉、面和“面窩”，（一種用大米、黃豆按一定比例浸泡後磨成漿然後佐以蔥花，薑末，盛入圓形容器在油鍋內炸之成形的小吃。比油條好吃數倍且不像後者含新增劑明礬）以此養家餬口。解放後1956年，在社會主義改造的大潮中，小攤小販也被“公私合營”，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三狗的父親後來還成為蘭陵路那一帶“過早”行業的領頭人之一。

“文革”後期，三狗從農村“病退”回城，他和女友（後來成其太太）都沒有工作。在其父勸導下，在楚善里巷子口架起爐子支起鍋，子承父業賣起“牛肉麵”。

但是開始還不能叫“牛肉麵”，因為那時計劃經濟還沒有壽終正寢，市面上牛肉只對回民供應而且還要計劃。所以三狗他爸找關係買了些牛骨頭，熬成湯。一湯三鮮，再加些蔥花姜蒜味精胡椒辣椒佐之。實際上是牛骨頭湯麵。一時間人們禁錮多年的味蕾被激發出來，原來世上還有這麼好吃的湯麵！

後來，市場經濟逐步取代計劃經濟，三狗牛肉麵也取代了牛骨頭湯麵，並且還開發了其他一些品種的面、粉，其生意蒸蒸日上。

旁邊的中南劇場在市場經濟的衝擊下逐步走向破產，三狗趁機租賃下它的售票處所在的門面，三狗牛肉麵從巷子口的小攤子登堂入室了。

再後來在網路上看到介紹武漢市名小吃的排行榜，三狗牛肉麵屢屢榜上有名。

現在，每次回武漢去三狗牛肉麵館吃東西，卻總也見不到老闆三狗了，據說他早已不親自視事，每天就是在漢口江灘鍛鍊身體或打打麻將，剩下的事情就是在家裡等著收銀子。

三狗成為楚善裡街坊鄰居中“那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了。

三狗有一個表哥叫：壞（音：懷）貨。下面不是說壞貨的故事，是說壞貨他爸也就是三狗他舅的故事。

早前二十多年三狗他舅在我們巷子口（二十年後三狗賣牛肉麵的地方）賣熱乾麵。

前些時武漢某網站發起評選武漢市哪家小吃店的熱乾麵最好吃？結果大家一致認為：自己住的巷子口的那家熱乾麵最好吃。

楚善裡乃至蘭陵路的居民當年一致認為三狗他舅的熱乾麵在那一帶如果排行第二，那麼就沒有人敢誇自己第一。

只是用現在的衛生標準來衡量，三狗他舅的“五爪金龍”的確讓人不敢恭維。

他往往做完其他的事情，就直接抓已經焯好水、淋上油的半成品面；有時如果記起來了，將手在水龍頭下衝一下，然後抓起案板上的抹布檫一下，再去抓面。

那塊抹布，可能還沒有衝過自來水的手乾淨。然而早上上班上學的人們照吃不誤，因為美味可口填飽肚子才是硬道理。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武漢火爐般的夏天，像三狗他舅這樣的“中年油膩男”的標配是：上身赤膊，下身一條短褲衩，手上一把破巴蕉扇。

卻說一天晚上，很少看電影的三狗他舅一身中年油膩男的打扮大搖大擺地走進隔壁中南劇場。

“嗨，嗨，你幹什麼的？”檢票員攔住他。

他把手上的電影票一揚：“看電影啊。”

“打赤膊不能進場，回去穿件衣服再來。”

“啊，曉得了……可我住在六渡橋，來不及了啊。”

檢票員樂了：“哪個不認得你？你不就是壞貨他爹，隔壁楚善里巷子口那個賣熱乾麵的師傅嗎？”

其二，照相世家。

在楚善裡附近，自蔡鍔路至蘭陵路有當時武漢一流的照相館：真光、啟新、中國、時記、國泰和鐵鳥。

真光照相館舊址

廣東中山黃氏三兄弟在漢口操照相業凡幾十年兩代人。

廣東老鄉之間互相稱呼喜歡簡節並且不糾結字眼褒貶。例如他們稱胖子為“肥仔”或“肥佬”；稱近視眼的人為“四眼佬”。這些絲毫沒有不尊敬對方的意思。

楚善裡的廣東人稱黃氏三兄弟：大黃、二黃、三黃。大黃和二黃是親兄弟，三黃是他倆的堂弟。

大黃的父親原來在中山大道江漢路開了一家“真光”照相館，也是在當年那次美軍大轟炸中被炸燬。大黃繼承父業在勝利街蔡鍔路口開了一家“真光”照相館。二黃與三黃合夥在楚善裡沿勝利街這邊開了一家“中國”照相館。

大黃和三黃住在13號與我家隔壁鄰居，二黃住在24號，但是小時候我與二黃的二公子彝孫兄走得很近，可以說是穿開檔褲的發小。我想大概是我倆上同一家幼兒園，兩位母親每天去接送，而且我家照相都是在“中國”。這樣一來二去，母親熟了，孩子自然玩到一起了。

二黃不幸於1950年代去世，接著他家搬到車站路公德里。好在我倆仍然就讀於同一個小學同一個初中，雖然不在一個班但是見了面還是很親熱的。

彝孫兄大學畢業後分到江西工作，上世紀80年代他想調回武漢找到我幫忙，可惜沒有幫成。不過他的兒子很有出息，天津大學畢業後到廣東工作。彝孫兄退休後回到廣東順德居住。葉落歸根頤養天年。圓了廣東人的夢。

三黃是一位“肥佬”，他的太太在別人面前稱他“三先生”；我們下一輩人尊稱他“胖叔叔”，他為人低調，性格內向。即使是街坊鄰居也很少搭訕。他是一個工作狂，即使是星期天也還是上班，而且每天下班都是晚上9點以後才回到家裡。僅僅能夠在巷子裡碰到他的機會是每天早上上學時，看到他雙手棒著一個裝有穢物的痰盂，走在到馬路對面的公共廁所的路上。

發小黃彝孫（左）與筆者

三黃有兩件事情一直記在我心上。

1974年我父親去世，父親單位在六渡橋殯儀館開了個追悼會。參加的人員有單位領導同事、親朋友好、街坊鄰居。出乎我意料，胖叔叔也來參加了。我父親與三黃倆雖是鄰居但很少有交集，我父親每星期回家一次，三黃每天早去晚歸。即使偶爾碰上也就是點頭之交。不要看三黃平時待人低調冷漠，卻還是一位有情有義的鄰居，這一天他也來送我父親最後一程。

1965年三黃的大閨女在一所省重點中學高中畢業考大學，她學習成績極好，而且品學兼優。可是由於家庭成分是資本家，結果名落孫山了。原高中決定讓她留校當老師。

之前三黃因為工作勤奮、其表現得到武漢市工商聯領導認可。早已成為當年武漢市照相行業資本家“積極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個楷模，並且還當上了江漢區人大代表。

炳南兄與母親送姐姐參幹

這年新疆建設兵團來武漢招高考落榜的應屆畢業生。市工商聯要求三黃再當一次資本家的楷模，把已經留校當老師的閨女送到新疆去。

不管閨女願不願意，也不管自己內心願不願意，三黃又當了一次楷模。

大黃與我家既是廣東同鄉、鄰居，又是世交。

我祖父在世時，每年陰曆年，大黃總是大年初一第一位來我家和我祖父互賀新年。

大黃的閨女和我的明智叔在解放初期中學還未畢業就響應國家號召“參幹”，同就讀於哈爾濱第一軍醫大。他的幼子炳南兄和我則是從小玩到大的夥伴，而且炳南兄的太太還是我的幼兒園的同學哩。

明智叔在第一軍醫大（左）和空軍（右）

大黃老爺子的照相水平在當時武漢市照相業界是有名的。他為其父拍的一張大特寫照片掛在他的“真光”照相館的進門大廳的正面。那人物的氣韻，光線的用度化為瞬間的永恆。給我留下了幾十年也難以忘懷的記憶。

上世紀60年代武漢市人民政府出於當時一些服務行業後繼無人、青黃不接的局面。成立了武漢市服務學校，內設照相、烹飪、理髮三個專業。培養這三個方面的接班人。大黃老爺子因其出類拔萃的水平被聘為照相專業老師，專授暗房技術。

從來沒有執過教鞭的老爺子對這份工作非常上心，好幾次我到他家找炳南兄玩，都看到他正在專心備課，可能是年紀大了，有關化學的理論知識丟久了，就臨時抓我的差，和我討論底片在顯影液、定影液中的化學反應式。可是我這個高中生在這些東西面前更顯得無知。

其實對付服務學校的那些中專生，傳授一些暗房的實踐操作經驗足矣。可是老爺子的一絲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使我這個後生仔感到汗顏。

(三) 再談朝陽大媽

如果說家庭是社會的細胞，那麼過去的“裡份”（現在叫“社群”）則可以稱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細胞群。當然細胞群雖“獨立”，但無時不刻地顯示出它所在的那個社會軀體的基因屬性。

從1949年到“文革”前，楚善裡就是那個時代的無數個細胞群中的一個。“楚善居委會”是這個細胞群的“細胞核”“指揮棒”和“最強大腦”。說通俗一點，就是現在的無所不管且無所不能的“朝陽大媽”。

1958年大躍進的一天，居委會的H主任來我家對我祖母說：“你的三兒一女都參加工作不在武漢了，現在街辦工廠請了一位浙江師傅沒有住處，把你家的亭子間借給他。”當然最後是“劉備借荊州”。過了兩年居委會又來人說，有一家住房“困難戶”人多房小，要我家讓出樓上後廂房，這次連“借”字也不說了。

隔壁13號大黃家更慘，在居委會的“勸說”下，先後讓出樓上的亭子間、前廂房（後廂房住著三黃一家）、樓下的後廂房。剩下樓下的二十多平米的堂屋（即客廳）住著炳南父子倆和其二姨母子三人。

“指揮棒”的強奪惡要雖然不講道理和盡喪人倫，但還是有政策底線，“指揮棒”只對著我們這些承租戶揮舞，至於像1號、3號、5號、6號那樣的私房一慨沒動。

到了文化革命，所有的私房就無一倖免而成為“革命目標”。或將原來的房主逐出另外分給又小又差的房子；或將原來好的大的房間讓出，房主則被趕到最差最小的房間。如3號的“西子”（其父是武漢最大的糧、棉、油資本家之一）家，“文革”中被迫將寬敞明亮的前廂房讓出，一家八口擁擠在陰暗潮溼一年四季不見陽光的後廂房。

剛解放1950年到1951年，解放軍由於現代化的需要，在全國各大城市動員中學在讀的學生參軍。這些人參軍後都被送到各級軍事院校學習或送到科技含量較高的軍兵種如空軍、海軍。當時不叫“參軍”而叫“參幹”。我的兩位叔叔，大黃的女兒響應號召參幹了。於是12號、13號大門口都掛著醒目“光榮軍屬”的紅色小木匾。

兩位叔叔參幹前夕，姐弟合影，前排左起娥孃、明霖叔、明祖叔。後排左起明智叔、明鏞叔

開始幾年，每年“八一”，居委會的朝陽大媽們受街政府委託上門熱情慰問並送上豬肉等慰問品。後來雖然沒有了慰問品，但仍然上門慰問並送上一張電影票。

1954年武漢遇上百年未遇的大洪水。當時水位29.73米，超過1931年最高水位28.28米，而1931年的那個水位早已使漢口市內成為一片澤國，舟楫代步了。

當武漢抗洪大軍正在沿江大堤上嚴防死守時，楚善里居委會的朝陽大媽們也沒閒著。按照上級指示逐戶叮囑每戶人家，同時居住樓上樓下的要在樓上準備好大米鹹菜，僅住樓下的幫其找好對應人家的二樓。以防萬一洪水破堤……

抗洪勝利後抗洪大軍即將返回各自單位，朝陽大媽又按上級指示以居委會為單位設宴歡送抗洪勇士們。

我們那條巷子一字長蛇擺了十張八仙大桌，每家奉獻出自家拿手的美味佳餚。每家臨巷子的樓上的房間的電燈牽出來對著巷子並安上百瓦燈泡。

天色暗下來，華燈初上。巷子裡的晚上從來沒有這麼燦爛明亮。只見人聲鼎沸，觥籌交錯，歡慶勝利。

幾十年過去了，那場“夜宴”盛況還不時閃現在我的腦海裡。

記得小時候，每逢酷夏，除了熱得難受，更難受的是晚上蚊子的滋擾。那時沒有蚊煙香、沒有殺蚊劑，人們只得用帳子來對付蚊子，在帳子裡睡覺無異於在蒸籠裡睡覺。

在衛生部門的指導下，朝陽大媽每天下午兩點鐘帶領居民們 — 沖溝，用水衝涮流經前後門口的那兩條陰溝，徹底消滅孑孓的滋生地。這個行動一年365天除了下雨下雪，堅持了十幾年。漸漸地在炎熱的夏夜裡中，無論是在家裡睡覺還是在巷子乘涼再也看不到蚊子的蹤跡了。

不幸的是隨著“文化大革命”的到來，“沖溝”活動戛然而止。

我的閨女誕生於1976年的盛夏的最熱那幾天。一天深夜突然被閨女的哭聲鬧醒，開燈一看，寶寶臉上一個又大又紅的皰，是蚊子咬的。

絕跡多年的蚊子“還鄉團”殺回來了。而且蚊子這廝既嗜血又狡猾，它專咬黑夜中洋溢奶香味的嬰兒。

開始一年，只有一樓有蚊子，二三樓還沒有。不久，一年一層樓，三年上頂樓。整個房子都“淪陷”了。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們又有了制服蚊子的武器：蚊煙香、電蚊煙香、各類化學或者“天然”的殺蚊劑……但是總覺捉襟見肘，治標不治本，而且汙染空氣環境。

筆者仍然懷念那些年居委會的朝陽大媽帶領我們根除蚊子滅殺孑孓的綠色環保的方法 — 沖溝。

（四）歷史的足跡

在我的童年記憶裡，楚善裡臨勝利街的那一排門面有不少商鋪：大西皮鞋店、中國照相館、華新理髮店、美的冷飲店和合昌食品店，還有幾家裁縫店。

在馬路對面是一排二層歐式連排別墅的高階住宅，其小花園一直延伸到馬路邊。

每當華燈初上，這些商鋪的櫥窗裡的流光溢彩映照在梧桐樹下的馬路上。偶爾駛過的汽車會打破這裡的靜謐。一會兒，這裡又回到恬淡愜意的原生態。

1956年公私合營後，除了“中國”照相館奉命搬到青山新工業區外，其他的商鋪先後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只剩下“華新理髮店”堅持到楚善裡拆遷。

以楚善裡為中心方圓1平方公里的地域在武漢近代史上無論從歷史沉澱還是文化底蘊都是可圈可點的。

在這塊平凡的土地上隨處都可以看到近代先輩名人的足跡和革命遺址。

除了楚善裡26號辛亥革命導火索舊址還有中共中央的八七會議會址（鄱陽街）、大革命時期中共中央機關舊址（勝利街）、中華全國總工會舊址（友益街）、中共中央宣傳部部舊址（吉慶街）、向警予烈士就義處（原黃石路中學現警予中學）。

向警予就義處己成為一所中學

還有國母宋慶齡的故居（沿江大道黎黃陂路口）、“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的故居（洞庭街合作路口）和中共早期負責人瞿秋白的故居（吉慶街）。

宋慶齡故居

（五）文化的勝地

至於這一帶的文化底蘊更是如數家珍。

(1) 舌尖上的文化

大智路中山大道交叉路口的“豆皮大王”老通成。

豆皮全稱“三鮮豆皮”，它和熱乾麵、面窩均誕生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武漢，混跡於武漢街頭巷尾的“過早”小吃攤，深受老百姓喜愛。1949年後豆皮竟然登上大雅之堂，受到共和國領袖們及其外國朋友的青睞和稱讚。其奧秘就是在其內餡“三鮮”上，它已經由“肉丁、乾子丁、蘿蔔丁”升格為“蝦仁、冬菇丁、玉蘭片丁、叉燒肉丁”的任意三組合。

前些年，筆者的一位在石家莊的堂弟夫婦倆到武漢旅遊，筆者帶他們去武漢有名的民生甜食館吃了一次豆皮和其他小吃，弟媳驚歎道：“從來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早點！”其實那裡的豆皮比起老通成的豆皮還要差幾個檔次。

蘭陵路勝利街交叉路口的“煨湯專家”筱陶袁。

首先要糾正一個錯誤的稱呼“小桃園”，上世紀四十年代三位好朋友合夥在蘭陵路勝利街交叉口開了一家專營各種湯類的餐館。餐館的名字取自於三人的姓氏：筱、陶、袁，而不是“小桃園”

武漢人喜歡喝湯，但和廣東人每餐前必喝開味湯不一樣。

武漢人喝湯頗有儀式感。所謂“有錢沒錢，煨湯過年”。在計劃經濟的年代，一般的家庭只能逢年過節才煨湯，條件好的家庭則是個把星期或十天半月煨一次湯。

武漢一些家庭有個習慣，每年從立秋開始每個星期要喝一次蘿蔔老鴨湯（鴨子那時0.3元一斤，比豬肉還便宜），一直喝到中秋節。據說這樣才能將身體中在酷夏受到的“熱毒暑氣”排祛乾淨。

蓮藕排骨湯是最受普羅大眾歡迎的美湯。對於它，筆者有一個啼笑皆非的軼事。女兒來上海讀書工作已經二十多年，總想喝小時候奶奶在武漢煨的蓮藕排骨湯。這有什麼難，老爸我馬上到超市買來了排骨、藕，還買了一個漂亮的上了釉的砂罐（武漢人叫“吊子”）。

可是，煨出來的湯既沒有此湯特有的淺粉紅的色澤又沒有它特有的香味，而且藕也不粉（爛）。當然味道更是相距十萬八千里。本大廚連忙打電話回武漢問妹妹。妹妹經過分析，其原因有三：1，藕不同，武漢與江浙的藕有“七眼”和“九眼”之別。2，水不同，武漢的水是長江和漢水的天然交融之水，上海的水是黃浦江的水，雖然也天然但是因其被汙染的程度。所以二者怎能相比？3，煨湯的“吊子”（即砂罐）不同，忽然想起多年前掛在家裡廚房牆壁上那個又黑又粗的“吊子”。這種粗砂陶器罐子可是武漢每一個家庭主婦的傳家寶。其初買來時呈鉛灰色經過多年甚至幾代人的使用，內有各種葷湯之浸潤，外有煤炭之火燎。“修煉”成又黑又粗又之正果。用它煨出來的蓮藕排骨湯，誰喝誰贊。影星郭曉東的太太是武漢人，據說郭對湖北的美食首推就是蓮藕排骨湯。

三兄妹在假山的石橋上

於是叫妹妹從武漢寄來漢陽蔡甸的藕（據說是武漢人煨排骨湯的首選藕）。又退而求其次在超市買來兩大瓶“農夫山泉”，只是跑遍上海也買不到沒上釉的粗砂陶器罐子。正宗地道的蓮藕排骨湯在上海還是喝不到。

一方水土釀成一方美食，此話真是不假。

另外，老通成附近的“江浙本邦”五芳齋；蔡鍔路的“北方風味”春明樓；揚子街對面的中山大道上的“四川風味”芙蓉酒樓；鄱陽街與洞庭街上的兩家西餐館“邦可”和“靠牆泰”；還有友益街上的山西刀削麵館和江漢路上的廣東粵館菜冠生園。

饕餮之客流連忘返於這裡的東西南北中的美食。

（2）精神的食糧

至於精神上的食糧，就當時武漢文化地域圈來說，楚善裡這一帶的“精神食糧土壤”是如此豐腴肥沃，滋養著我們那一代青少年。

1950年代在離楚善裡不遠的合作路與鄱陽街的十字路口，有一個當時武漢市唯一的市級文化娛樂機構——武漢市文化俱樂部（我們叫它“文化宮”）。

當時我們那一帶沒有什麼公園。中山公園、解放公園在很遠的解放大道。即使一個簡陋的濱江公園也是在1954年長江發大水後建成的。所以文化宮是我們中小學生節假日特別喜歡去的地方。

文化宮裡魯迅塑像孑然一身

進入文化宮大門就是“魯迅廣場”，魯迅雕像前面是一圈青銅憑欄圍成的圓形花壇，在廣場的左邊進入了一個假山群，那裡有巉巖懸涯，小道蜿蜒；還有石橋小亭，曲徑疊坡。對於我們這些從未見過大山的“城裡伢”無疑有極大的吸引力。

穿過葡萄架和梧桐樹林是一座五層蘇式高樓，那裡有圖書閱覽室、乒乓球室、斯洛克檯球室……我們特別喜歡在那裡打康樂球。

再往裡走，有一個排球場大小的金魚池塘和一個廻形走廊。在它們之間有一塊空地，經常供一些民間書法高手在此揮毫灑墨，獻藝賣字。最讓我不能忘記的是一位長髯老者的筆下功夫：只見他一手執筆書楷、一手執筆書隸，左右開弓同時運筆，贏得滿堂喝彩。

母親和我們三姊妹在父化宮圓栱門

三十年後女兒佳在同一地方留下倩影

在那個物質、精神生活頗為缺乏的年代裡，書籍和電影無疑是人們尤其是對世上任何的未知事物都要問上十萬個為什麼的青少年最受青睞的。

學校的那間圖書室顯然滿足不了我們求知若渴的願望。

在離楚善裡不遠的街區有三個圖書館，它們是南京路上的武漢圖書館和武漢兒童圖書館以及在黎黃陂路上的基督教青年會閱覽室。

基督教青年會閱覽室舊址

很多同學都有後面兩家圖書館的借書證。但是我卻比他們多“半個”借書證，因為武漢圖書館的借書證不對未成年人，我央求母親辦了一個。

三證在手，閱書無數。只是實在不好意思把看過的書列個名單顯擺，因為那時筆者也就是一個少不更事的中學生，看書更是一目十行，囫圇吞棗；只看故事情節而不求甚解。

當然可以分享一下幾個“看書也瘋狂”的軼事。

一次母親借回一本莫泊桑的長篇小說《她的一生》，我竟然用一個通宵把它看完。

初二時勞逸結合。由於功課不緊，大把空閒時間，覺得看一本書還不解饞，要同時看兩本才過癮。於是有一次同時借了喬萬尼奧裡的《斯巴達克斯》和姚雪垠的《李自成》（卷一）。兩本書都是描寫被壓迫者的起義。前者像一幅決戰決死、恨愛情仇的悽美畫卷，後者則像一座劍拔弩張、金戈鐵馬的栩栩如生的集群雕像。看得筆者頭昏眼花、時空錯位。不斷地穿越在公元前的古羅馬的鬥獸場和十七世紀的中原大地的古戰場。看到後來就像一句廣東話說的：“都唔知邊個撈邊個”。

“文革”初期，無書可讀。到了1972、1973年局勢逐步穩定，關門幾年的圖書館開始有限度的開放，書架上擺的都是各種版本的“毛著”以及《金光大道》《虹南作戰史》等“樣板小說”。這些小說讀起來味如嚼蠟，不忍卒讀。倒是有一本《世界名人大詞典》的書吸引了我。大概當時中美關係解凍，此書意識形態色彩較淡，對西方的名人介紹不帶偏見，而且內容翔實。於是把它借了回來。

古人說，讀書人最大的樂處是“雪夜閉門讀禁書”。筆者每天夜晚伴著昏暗的煤油燈（那時停電是常態）聆聽名人先賢們講他們過去的故事也不失為一樂也。

由於歷史的原因，從上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中頁，武漢市漢口這邊只有六七家電影院，竟有4家集中在楚善裡附近，它們是蘭陵路上的“中南”、洞庭街上的“中原”和蔡鍔路上的“解放”“武漢”。

中南劇場在前篇已介紹過，它是集歌舞劇、話劇與電影的一個多功能的演出劇場。武漢電影院後來成為武漢市第一家寛銀幕電影院，它放映的第一部寛銀幕電影是蘇聯電影《上尉的女兒》（由普希金同名小說“上尉的女兒”改編）。解放電影院後來成為武漢市第一家立體電影院，它放映的第一部彩色立體電影（注意，不是“立體聲”，因為那時僅僅是畫面“立體”，聲音還不能“立體”）是由陳強、韓非主演的我國第一部彩色立體電影《魔術師的奇遇》。

在那個年代，如果說書籍是我們這些乳臭未乾、求知慾極強的青少年的第一大愛好。那麼電影則是我們的第二大愛好（為什麼排第二，因為看電影開銷太大，父母掙錢不易）。

我們小孩通常看星期天上午的少年兒童專場（票價是成人場的一半）。

跟著家裡大人我也看了不少的電影。

母親在家裡不工作時，通常是她帶我看。我記得看的第一部蘇聯電影是動畫片《漁夫和金魚的故事》（普希金同名長詩改編）。後來母親工作了，她就請大毛孃孃和小毛孃孃帶我去看（她倆的票錢也是母親出），她倆特別喜歡看恐怖的童話片如《三頭兇龍》《馬魔王》等，每次看到恐怖鏡頭筆者總是嚇得躲到前排座椅背後不敢看。

後來兩位孃孃上大學去了我也長大了。但是我又有了看電影的機會。

明鏞叔也是一個電影迷，而且他特別喜歡看外國電影尤其是蘇聯電影。但他沒時間買票，於是我就成為他的買票小廝，作為交換我也有看電影的份。

記得蘇聯寛銀幕電影《上尉的女兒》在武漢電影院首映那天，天下著鵝毛大雪，武漢電影院售票處門外排著長長的買票隊伍。那情景是現在的人們絕對不可想象的。

隨著1956年蘇共“20大”後，蘇聯“解凍文學”的興起。其電影也逐步掙脫原來斯大林主義的那一套“公式化”“概念化”的桎梏，迴歸到人道主義和現實批判主義的普世圭臬。

從“十月革命”到衛國戰爭題材，從反映普通老百姓生活到改編名家大師的經典著作，蘇聯電影的藝術感染力是現在一些火爆打鬥、刺激感官的美國大片根本無法比擬的。

《我瞭解她》《革命的前奏》《培養勇敢的精神》《306號案件》《前面是急轉彎》《脖子上的安娜》《福瑪·高爾耶傑夫》《奧賽羅》《牛虻》《共產黨員》《丘克和蓋克》《海軍少尉巴寧》《第四十一個》《白夜》《白痴》……

還有兩部史詩級的蘇聯電影，一部是根據肖洛霍夫的同名長篇小說改編的《靜靜的頓河》（上、中、下）（按：蕭氏因長篇小說《靜靜的頓河》榮獲1965年諾貝爾文學獎）。我記得看這部電影是在中南劇場，從晚上6點一直看到深夜12點。

另一部是根據阿·托爾斯泰同名長篇小說改編的《苦難的歷程》三部曲：《兩姊妹》《1918》《陰暗的早晨》。

這兩部電影，前者其原著是以頓河哥薩克的視角去看待“十月革命”。“以藝術家的力量和正直，表現了俄羅斯人民生活中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面貌。”（諾貝爾文學獎的評語）

後者的原著《苦難的歷程》的作者阿.托爾斯泰從法國到俄國窮二十年時間嘔心瀝血完成，以俄羅斯知識分子的視角看待“十月革命”。是“作者的良心所經受的一段痛苦、希望、喜悅、失望、頹廢和振奮的歷程，是對整整一個巨大時代的感受。”（原著者語）。

傅雷在其譯著《名人傳》（羅曼·羅蘭著）的“譯者序”裡說：“唯有真實的苦難，才能驅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難；唯有看到克服苦難的壯烈的悲劇，才能幫助我們擔受殘酷的命運；唯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才能挽救一個萎靡、自私的民族……”

先賢傅雷先生的這段刻骨銘心的自我讖語是這部影片的最好註釋。(古往今來天底下的知識分子，其心是相通的。)

那時還隨我的懂得俄語的明鏞叔看了不少的蘇聯原版故事片。

從十二月黨人到青年近衛軍，從保爾.柯察金到卓婭和舒拉。蘇聯電影塑造的那些為了祖國的尊嚴獨立，人民的幸福自由的英雄形象使人高山仰止，至今難以忘懷。

為什麼我們那一代人蘇聯俄羅斯情結那麼濃郁？也許不僅僅是學唱幾首蘇聯歌曲而已，它還與包括蘇聯電影在內的各種文藝文學形式對我們的薰陶和浸濡是分不開的。

還有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西方國家的電影也十分吸引人：《馬歇爾，歡迎您》《伊倫娜，回家去！》《天堂的笑聲》《鬼魂西行》《科倫上尉》《柏林情話》《士兵的經歷》《匹克威克先生》《好兵帥克》《柏林情話》……

這些電影的共同特點是用詼諧、幽默的筆法詮釋認真、嚴肅的話題。

還要感謝北京上海長春幾家電影譯製片廠的翻譯、導演和演員們。正是他們的辛勤的再創作，使我們那時有了高水平的視覺和聽覺上的藝術欣賞。

回頭再看看如今電影院放映的一些外國大片。哪裡有什麼“藝術欣賞”的享受？眼睛一會兒看畫面、一會兒看字幕，忙得不亦樂乎。耳朵裡再也聽不見老外們說著流利悅耳的中國話了。世界獨有的一門藝術形式—中國譯製片從此消失在藝術花壇裡。

成為明日黃花的還有當年楚善裡附近的那四家電影院。隨著人們娛樂方式的日益多元化，再加上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以及體制內的先天“硬傷”。“武漢”變成了咖啡廳；“解放”則蛻變成火鍋城、網咖和舞廳的混合體；“中原”先後改換門庭變成跳舞廳、酒吧。聽說最近又換了老闆，正在裝修中。“中南”變化最徹底，上世紀末一場大風掀翻了它的屋頂，再加上屋內的設施日益老化。文化局沒錢撥下來，只得走向破產。其地皮交給了隔壁鄰居20中，成為操場的一部分。其大門變成20中的後門。今天，你若告訴20中在操場打籃球的學生，此地曾是武漢市乃至於湖北省中南地區一流的演出劇院，恐怕打死他們也不會相信。

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那幾年，筆者每個星期都要到教育學院上兩天課。每次上完課乘公汽回家路過蘭陵路，總要下車看看這個曾經生活了30年的故土。

從中山大道拐進蘭陵路，這一段路上有三個裡份，楚善裡、蘭陵邨和義品裡。義品里巷子口的那個“小人書”（武漢人叫“娃娃書”）攤早在“文革”初期被取締了。巷子裡面一順溜房屋都成為早上賣早點、中午賣盒飯麵點的熟食店。其供應物件主要是20中的學生，也應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句老話。

楚善裡的被拆遷後的廢墟上突兀著一個爛尾樓。

蘭陵邨顯然經過一次大修，房屋的外牆尚看得過去。只是以前的老街坊鄰居經濟條件好一點的都已搬走，沒搬走的只有很少幾戶下崗的或退休的老人。另外相當一部分房屋出租給了一些到武漢來做小生意的外來戶。

蘭陵邨在解放前是怡和洋行等外國商號高階白領的住宅區。那個大修後“蘭陵邨”的牌坊上的“邨”字被改寫成“村”字。蘭陵邨已然成為名副其實的“城中村”了。

每次回蘭陵路只有一個目的，總想碰一碰蘭陵路楚善裡的老街坊鄰居，哪怕是以前從沒說過話的熟面孔。可是每次都是乘興而來敗興而歸。真是令人十分沮喪，有一次回家後不禁吟下小詩一首以排遣心中的鬱悶，特錄如下，並作為本文的結束。

昨日過蘭陵，

歸來淚滿襟。

遍街生“脈子”，

（按：“脈子”武漢方言：面孔）

不見故里人。

心戚因人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