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地緣政治變化、技術進步、國家實力對比變化及國內矛盾激化等挑戰，各國都在反思並大幅調整政策方向
文｜徐奇淵
從2025年1月19日至24日，我有幸隨團參加了在瑞士達沃斯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由於行程是在1月初才最終確定，我們只能預訂到距離會場較遠的酒店。首日便深刻感受到了會議帶來的人氣：原本1.5小時的車程因交通堵塞延長至2.5小時，不過途中美麗的雪景讓人心情愉悅。除了參會人數眾多外，此次堵車還因為有包括澤連斯基在內的十餘位總統、總理及首相出席，導致安全措施異常嚴格。
這一週裡，無論是在街頭漫步還是在咖啡館小憩，隨時都能遇見各界知名人士。對於小鎮來說，這也是難得的商機；大部分商店和酒店臨時改造成了展館、採訪間或會議室，據說這段時間的租金收入幾乎相當於全年的收益。近距離參與盛會感觸頗多，不過雖是世界經濟論壇，大部分時候都在討論非經濟問題，因此我的觀察也不可避免有些跨界，請讀者們多指正。
全球格局進入“戰國”時代
《外交事務》總編丹尼爾·庫爾茨-費蘭（Daniel Kurtz-Phelan）指出：特朗普上臺後，用“權力即正義”的原則取代了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其推行的“美國優先”政策加劇了全球的動盪。作為中國聽眾，我不禁聯想到當前國際局勢與戰國時代的某些特徵頗為相似。
一是“禮崩樂壞”。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提到，我們生活在一個日益殘酷的世界，就像打開了的潘多拉魔盒。儘管有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組織和一系列國際法的存在，但這些規則和秩序正受到單邊行動（如制裁武器化、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及區域性衝突（烏克蘭、中東地區）的挑戰。儘管類似挑戰以前也曾出現過，但這一次是更深層次更加根本性的變化。在“權力即正義”“強權即公理”現實面前，冷戰後的國際秩序快速瓦解，二戰後的國際制度和規則受到巨大沖擊，聯合國所代表的國際治理體系被嚴重削弱。
二是“合縱連橫”。各國為了適應地緣政治的變化，不得不採取更為靈活務實的外交策略以確保自身利益，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外交明顯收斂。例如，越南和馬來西亞總理在論壇上的發言表明，他們試圖在中國和美國之間保持平衡友好的關係。越南總理提到將增加從美國進口高科技產品，以緩和對美關係，這一表態雖未顧及東道主歐洲的感受，卻凸顯了越南外交的靈活性。類似的現象還包括土耳其在北約與俄羅斯之間的平衡、沙特在中美之間的靈活外交，以及日本和印度在特朗普上臺背景下對華關係的調整。
三是各國變法。面對地緣政治變化、技術進步、國家實力對比變化及國內矛盾激化等挑戰，各國都在反思並大幅調整政策方向。比如，特朗普政府準備透過深度改革政府、放鬆監管、大幅減稅等措施來促進國內增長。在達沃斯論壇上，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宣佈將於2月初發布新的《歐洲競爭力報告》，提出未來五年的路線圖，旨在透過發展資本市場、改善營商環境和發展清潔能源等措施提升歐洲的競爭力。此外，阿根廷總統米萊在論壇講話中也重申了他作為改革者的決心。這些都預示著在全球大變局下，更多國家將捲入革新浪潮之中，面臨不進則退的局面。
特朗普2.0：地緣經濟爭端上升，地緣政治風險下降
《The National》（國家報）總編米娜·阿爾-奧拉比（Mina Al-Oraibi）認為，特朗普對中美關係可能更加側重於經濟層面，例如關稅和技術管控，而相對較少關注臺灣等地緣政治問題。若這一觀察準確，則意味著特朗普將增加對華的地緣經濟壓力，同時降低地緣政治緊張。
突出“美國優先”經濟訴求，強推美國再工業化。特朗普在論壇上的講話中表達了對中美貿易現狀的不滿，強調中美貿易逆差巨大，拜登政府執政期間累計達到1.1萬億美元，並要求實現貿易關係的公平與對等。這表明特朗普將繼續在貿易領域對中國施加壓力，尤其是透過增加關稅。此外，特朗普高度關注人工智慧等高科技領域的競爭，承諾推動該領域的發展，放松管制並加快大型專案審批，這將進一步加劇中美在高科技領域的競爭。特朗普還強調要使美國成為製造大國並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為此提出史上最大規模的減稅方案。他在論壇上警告全球商界領袖，如果在美國生產可享受減稅優惠，反之則面臨更高關稅。此外，特朗普對中東國家的投資要求也在增加，直接提出沙特需將投資美國的金額從6000億美元提高至1萬億美元，並要求歐佩克降低油價來配合其對俄施壓。
地緣政治焦點轉移，當前衝突有望逐步降溫。特朗普在其講話中首先突出了美國國內亟待應對的挑戰，如通脹、移民、政府債務和降低能源成本等問題，顯示其政策優先和重點在於解決國內問題。在對外政策方面，特朗普強調了其團隊促成中東地區停火協議的作用，這一點得到了卡達首相兼外交大臣發言的印證，表明特朗普確實在緩和地區衝突方面發揮了作用。特朗普還提到中美兩國元首的良好關係，並認為中國可以在俄烏衝突停火中扮演積極角色，顯示出美國願意在某些領域尋求與中國合作而非全面對抗。這種態度可能會減輕中國的地緣政治壓力，同時增強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調解能力和話語權。在去核化問題上，特朗普表示希望與中國和俄羅斯共同推動相關程序。
總體來看，特朗普重新上臺後首先關注的是國內問題，或向加拿大、墨西哥、歐洲等國施壓，對中國的壓力小於預期。加之近期中美高層互動頻繁，中國元首外交和高層外交取得顯著成效。特朗普在論壇上的發言也為中美關係的改善留下了空間，其多次提及中美“之間會有良好的合作”“聯絡緊密”“也想與中國友好相處”“進行了良好的對話”。哈佛大學教授、“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也認為，根據特朗普的言論和行動，很難將其歸類為華盛頓傳統的“對華鷹派”，並對中美關係持樂觀態度。然而，一位著名的美國華人社會活動家提醒，特朗普是地產商出身，其交易風格是先“親兄弟”給足面子，然後再“明算賬”，所以對於特朗普政策的反覆要有充分的思想和應對準備。
身處焦慮之中的歐洲，中歐關係面臨不確定性
當前歐洲正經歷深刻的焦慮，主要源於兩方面：一是經濟發展明顯落後於美國，並且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也落後於美國和中國。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和德國總理舒爾茨的講話都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這種焦慮。特別是馮德萊恩提到，歐盟正在醞釀重大改革以打破僵化的體制、推動創新並提升競爭力，但這些改革方案的可行性仍受到質疑。另一個焦慮源是特朗普2.0時代的衝擊。在“美國優先”戰略下，歐洲的地位進一步邊緣化。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指出，全球關注點轉向華盛頓，而歐洲的地位被邊緣化。俄烏衝突爆發前，其實拜登政府將印太地區作為首要安全重點，其次是中東和海灣地區，歐洲僅排第三。特朗普上臺後，進一步向歐洲國家施壓，要求其提高軍費，加大自身安保能力，減少對美依賴。歐洲內部對戰略自主的呼聲再起，要求自立自強，發展新技術，建立統一的歐洲安全防護體系。在此背景下，中歐關係面臨三個方向的選擇：
其一，在共同挑戰共同利益領域加強合作。馮德萊恩等歐洲領導人多次強調，將維持巴黎協定，並與所有願意保護環境、阻止全球變暖的國家合作。同時，各國應管理好人工智慧的風險。她表示：“在這些共同挑戰之下，歐盟不僅要與傳統的老朋友進行合作，也需要與任何有共同利益的國家合作。”她還特別提到，歐盟與中國應為共同利益而努力，開展富有建設性的合作，探尋符合雙方利益的解決方案。她還提到，2025年是歐盟與中國建交50週年，這是深化和擴大合作的好機會，甚至可以拓展貿易投資關係。總體來看，馮德萊恩的對華態度較此前更加積極，表明在多重壓力下，歐洲可能選擇在戰略上對中國採取更加務實的態度。
其二，強調對華“去風險化”而非脫鉤。儘管如此，馮德萊恩在演講中也提到，俄羅斯提供的能源看似廉價，實際上使歐盟容易遭到勒索。基於這一教訓，她表示：“我們願意繼續與中國交流，但也會持續推進經濟去風險程序。歐盟應秉持公平、互惠的原則，重新平衡與中國的關係。” 這也是她的一貫主張。總體而言，歐洲依然將中國視為重要經濟夥伴，但在關鍵領域尋求供應鏈的多元化和安全性，減少單一依賴。從換位思考的角度看，如果另一個國家在製造業大類中的佔比很高，我們也可能會有類似擔憂。因此，我們可以與歐洲等國加強合作與互信，增強對全球供應鏈穩定性的預期，減少不必要的焦慮。
其三，損害中歐合作利益以換取對美妥協。德國聯邦議會反對黨基民盟在民意調查中領先，其黨主席弗里德里希•默茨有可能在2月23日的選舉中成為新任總理。雖然特朗普的行為被認為不可預測，但默茨在論壇問答中表示，特朗普做交易的思路使其行為很好預測、立場明確。他如果上臺將與特朗普合作，特別是尋求與美國有共同思路的那些領域——“我指的是中國” 。默茨的言論值得關注，他上臺後的具體行動有待觀察。
俄烏停火難度仍較大
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俄烏衝突的和平前景成為焦點議題。美國總統特朗普雖曾高調宣稱能在24小時內實現停火，但在論壇上面對主持人關於明年能否見證俄烏停火的提問時，卻顯得言辭謹慎。他僅提及透過壓低油價向俄羅斯施壓、以現實損失勸退烏克蘭，以及尋求與中國合作結束戰爭等策略，對停火時間表避而不談，這顯示出其對實現和平的難度有了更清醒的認識。
論壇現場座無虛席，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演講獲得了熱烈掌聲，這折射出歐洲社會的主流立場。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德國總理舒爾茨以及德國反對黨領袖默茨等歐洲政要的表態高度一致：支援烏克蘭不僅是在幫助烏克蘭抵禦俄羅斯，更是在捍衛歐洲自身的自由、安全與國際秩序的基本原則。即便美國援助可能縮減，歐洲各國仍將堅定不移地支援烏克蘭。
澤連斯基在問答環節中表達了願意停火的立場，但強調必須建立在公平條件之上。他所指的公平條件，核心在於獲得明確且強有力的安全保障。鑑於俄羅斯的軍事優勢、特朗普政府可能削減對北約的支援，以及烏克蘭對自身安全的深切擔憂，簡單的停火協議對雙方而言均意味著未來更大的風險。而俄羅斯方面則堅持要求烏克蘭去軍事化和保持中立，雙方立場存在根本性分歧，這使得停火談判舉步維艱。
此外澤連斯基還透露，當前烏克蘭軍隊的作戰物資中，40%為自產，約三分之一來自美國，略少於三分之一來自歐洲。這一資料凸顯了外部援助對烏克蘭戰力的重要性。若美國停止援助，戰場力量平衡將發生重大變化，在新的平衡點形成之前，雙方都可能難以接受停火條件。因此，俄烏停火的前景依然充滿挑戰。
能源轉型中的安全焦慮與中國機遇
在“能源安全與能源轉型的平衡”分論壇，與會專家指出，儘管全球清潔能源技術與投資持續增長（2024年預計接近2萬億美元），但這些進展尚未能顯著降低碳排放或完全滿足全球能源需求。這一判斷對中國有利，它有力印證了中國綠色產業發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表明中國引領的綠色能源革命正契合全球需求，而非所謂的"產能過剩"。
然而，論壇也暴露出國際社會對新能源供應鏈安全的深切憂慮。當前，全球80%的關鍵礦產資源加工集中在中國，這種高度集中的產業佈局引發了各國對供應鏈脆弱性的擔憂，他們擔心中國可能將新能源產業優勢“武器化”。這種擔憂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中國新能源產業的國際發展空間。面對這一局面，我們需要採取多維度的應對策略：
首先，應當充分認識到，在全球能源轉型程序中，安全問題與轉型需求同等重要，特別是深受俄烏衝突影響的歐洲國家對此更為敏感。因此，中國需要從全球視角出發，推動能源安全與能源轉型的平衡發展。其次，在國際輿論層面，我們要積極引導國際社會正確認識全球新能源產業的發展現狀，強調中國在推動“綠色能源革命”中的積極作用，扭轉“產能過剩”的片面認知。最後，在實踐層面，我們應當鼓勵中國新能源企業加大對友好國家的投資佈局，實現產業鏈的全球化配置，這對於東道國來說也實現了產業鏈的本地化。同時，我國應主動參與制定新能源產業鏈、供應鏈的國際規則，提升中國綠色供應鏈的可預期性和可靠性，增強中國新能源產業的供給穩定性，逐步化解國際社會的擔憂。透過以上措施，我們不僅能夠為中國新能源產業創造更有利的國際環境，也將為全球能源轉型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編輯：王延春）
責編 | 張生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