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公眾號搜狐新聞（ID: News_Sohu），作者：追光計劃
北京阜外醫院旁邊是個寸土寸金、悲喜充斥的地界。130一夜的地下室或者100塊錢一晚的“膠囊倉”總是住得滿滿當當。同樣的地界上，有幾套房子與其他格格不入，整潔、完備、有專人打理，這裡就是“暖心小家”。
周立娜和孫愛玲在“暖心小家”裡是同一屋簷下的鄰居，這裡住著很多像她們一樣經濟條件困難的先心病患兒家庭。即使彼此之間只隔了兩道門的距離，但她們的生活卻因為對各自孩子的懸心被切割成了兩個世界。
每到下午三四點，兩個媽媽都會心焦地等待著來自阜外醫院的電話：這通電話將告訴她們每天孩子恢復的情況。接了這通電話，心裡總算能安穩下來，於是收拾收拾準備做飯、睡覺，一天就這樣過去了。
月子中奔赴北京的媽媽
周立娜有兩個孩子，大的是女兒，小的是兒子。
查出患心臟有問題的時候，兒子禹宏剛剛出生五天。最開始醫生只是說要滿月後複查，周立娜和丈夫並沒有太放在心上。可沒過幾天，孩子出生時抽的足底血也沒過關，這一查，就查出了先天性心臟病。聊城當地醫院不太具有做先天性心臟病手術的條件，醫生建議他們去北京治療。
周立娜夫婦並不富裕，周立娜懷孕前在快遞站上班，禹宏爸爸也是打零工，收入只能說尚可溫飽。但8年前禹宏奶奶去世，去世前看病前前後後花掉了60萬元，禹宏爺爺也患有血管炎，各項治療費用也有15萬，給老人們看病讓一家人至今還揹負著債務。
但禹宏的病不能拖，夫妻二人還是當即決定立馬去北京看病。談到如何下定的決心，周立娜覺得“既然我當了他的媽媽，我就肯定要幫他治好。”
“如果說確診了是癌症或者沒法治的病，那我沒辦法了，但他這種能治好，因為沒有錢不給他治，那是我一輩子的遺憾。”就這樣，還沒出月子的周立娜就和丈夫一起，開著借來的車從山東聊城一路來到北京。
來北京之前夫妻二人還做了很多準備，爸爸負責去借錢，而網上問醫、諮詢、掛號、給孩子辦醫保這些瑣碎的工作都交給了周立娜。
阜外醫院的號很緊俏，最開始周立娜怎麼也掛不上，焦急中有朋友推薦了網上問診，周立娜在APP上聯絡到醫生之後，考慮到孩子病情的緊急情況，醫生直接給禹宏開啟了“綠色通道”，直到在去往北京的路上，周立娜都還在跟醫生隨時溝通禹宏的情況。
到了北京，住宿又讓夫妻二人犯了難。孩子是順利入院了，但周立娜夫婦的住宿和吃飯問題還沒有解決，他們先是聯絡到了180塊錢一晚的民宿，咬咬牙住下了。但兩塊五一個的包子、四塊錢一碗的八寶粥讓夫妻二人捨不得吃飯，“只能省著吃”，周立娜說。
好在問題在他們入住暖心小家之後得到了改善。兩室一居的房子格局比民宿的多人間要方便得多，有了廚房夫妻二人也能自己做飯了。
手術安排得很及時。1月12號，禹宏住進了醫院，1月13號上午，禹宏就已經完成了手術。但這之後是更漫長的等待。
手術後禹宏住進了重症監護室，周立娜和丈夫不能探視，每天下午四五點鐘醫生的來電是他們獲得孩子訊息的唯一機會，時間被這通電話分為了兩半。禹宏父親說，等電話的時候，周立娜幾乎吃不下任何東西。
今年春節周立娜也是在北京度過的，而她的大女兒和姥姥一起留在了山東老家。大女兒也剛上幼兒園，還是離不開爸爸媽媽的年齡，有時候她會趁姥姥不在的時候偷偷給媽媽打電話，但打了電話也不知道說什麼，只能兩個人對著電話哭。
“剛強”並非周立娜的特徵。她可能甚至比尋常的女性還要更柔弱些。但當我們問起月子中她個人的身體情況時，她卻頗為輕描淡寫：“就是吹了點風。”和女兒通電話的時候，她也會掩飾不住自己的脆弱，但無論流了多少眼淚，她還是挺過來了。用她的話說就是“我也不可能去跳河，我要給孩子看病。”在她身上，我們看到力量可能有很多種樣子。
好在手術後小禹宏的狀況在變好，在經歷了重症監護-普通病房和出院之後，這個剛滿月的孩子終於回到了媽媽的懷抱。元宵節的時候，大女兒也來到了北京和周立娜團聚。這一切的改變讓周立娜心上的石頭稍微落下了點兒。至於經濟壓力，周立娜認為“可以一步步去還（債務），但治好孩子總是第一位的。
一位母親和她的三個女兒
孫愛玲是第二次帶女兒蕊芳來北京做手術了。
蕊芳查出先心病的時候是出生後七個月。那時候孫愛玲覺得“彷彿天塌了”。蕊芳有兩個姐姐，大姐曾患血管瘤，二姐也因腸梗阻住過院。給大姐、二姐看病總共花了10萬元，而這個家庭一年只有5萬元的收入。最差的時候，孫愛玲和丈夫甚至“沿街乞討”過。
借錢看病的本金還不上，每年還得還2800塊錢的利息。但比起經濟上的壓力，壓垮孫愛玲的還是醫生的話：這個病有可能要命。“我覺得老天爺簡直是絕我，如果孩子剛生下來就沒了，我可能傷心一陣子就好了，但是我都抱了她七個月了，要是孩子沒了我該怎麼過呀。”
再不想面對也得給孩子看病，但本地醫院的消極態度讓孫愛玲不滿意：“在本地醫院看的時候人家問我有幾個孩子，一聽說有三個，這個孩子又是老三，人家就會說要不然你放棄吧。”說到這裡，孫愛玲忍不住地流淚，“別人說什麼我都會聽，但讓我放棄，這句話我就不愛聽。”
孫愛玲偏偏不認命，本地醫院讓他們放棄，她就帶孩子來北京看病。做第一期手術的時候，她的腿都是軟的。
做完第一期手術，醫生建議五歲的時候帶蕊芳來做第二期手術。但一方面是經濟拮据，一部分是蕊芳生得瘦小，孫愛玲和丈夫擔心孩子的身體撐不住這麼大的手術，於是就想著再等幾年。期間孩子正常上學，直到2024年，蕊芳八歲了，孫愛玲注意到蕊芳出現了走路走不動的情況，她想著，可能真的不能再等了。
因為蕊芳身體的原因，孫愛玲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這個小女兒身上，這也讓她對自己的大女兒和二女兒頗為愧疚。
“前些年老大（大女兒）都不跟我說話，因為我當時沒有心情關注她們，她們也知道跟我說話沒用，這兩年才好一點，老大會跟我說說今天學校發生了什麼事兒，喜歡什麼了。”
孫愛玲眼裡，二女兒是最聰明懂事的，有時候在她和大女兒之間充當了調和劑。“之前有次我給她們做飯，大女兒說你以前都不知道我們愛吃什麼，二女兒就會說，媽媽不是不知道，她是精力都在妹妹身上，沒有心情。”
蕊芳雖然身體不好，但很“招人疼”，用孫愛玲的話說就是“一會兒把你逗樂一會兒又把你氣死”，有時候她調皮了，但一句“媽媽，我今天做錯事了嗎？”就能讓孫愛玲再也氣不起來。
“雖然有時候調皮，但總的來說也是聽話的。”孫愛玲這樣形容蕊芳。這次做手術之前蕊芳也來北京住過一次院，但因為感冒一直不好就先回到了老家，養好了才能手術。手術之前蕊芳一直在哭，孫愛玲就說：“再做不了手術我們就只能一直在北京，家裡姐姐們也沒人管。”聽了這話，蕊芳也就不哭了。
如今大女兒已經上了高三，儘管孫愛玲因為蕊芳對她的成長有所忽視，她卻很疼這個妹妹，“在家的時候她每天放學下了晚自習回家都要問妹妹怎麼樣了”，現在在北京，大女兒依然時不時要打電話問問妹妹的情況。
孫愛玲和三個女兒就像是一副典型的女性圖鑑。誤解和委屈在她們間出現過，但最終，柔軟的心腸又讓這一切落點在愛。
我們見到孫愛玲和丈夫的時候，他們正準備著蕊芳轉到普通病房的事宜。接蕊芳回家，和大女兒二女兒團聚，成了她現在最大的期待。
孩子患有先心病，他們的母親往往比醫生更早發現：幾乎每一個母親在孩子出生後都會用眼睛撫摸孩子的每一處皮膚，即使只是指尖的微微發紫，她們也都能及時發現。
周立娜來北京之前，甚至連工作都只願意找樓下的，“之前出門上班的時候在路上被掉下來的玻璃砸到過，一隻手臂上全是傷，留下了心理陰影”。而孫愛玲用她自己的話說甚至“連字都不認識幾個”。
但愛成為了她們保護孩子的鎧甲，讓她們做到了之前的自己都無法想象的事。“有的人讓我放棄去填這個無底洞，但我偏不放棄。”
搜狐新聞追光計劃攜手搜狐焦點公益基金推出【靜待花開】特別策劃，希望喚起大眾對先天性心臟病兒童的關注，也祝所有女性，無懼風雨，自由綻放。
注：小家的全名叫“順豐公益·搜狐焦點暖心小家”，是順豐公益和搜狐焦點公益基金為幫扶0-18歲罹患先天性心臟病的孤困兒童、幫助緩解就醫看病難問題而開展的公益專案，為前來看病的困難先心病患兒家庭提供一個溫馨、整潔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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