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y Dalio前兩天做客了The All-In Interview，聊了很多他對當前世界格局的看法。
債務、科技、週期、中美、黃金.. 資訊密度極大。
1/ 疫情後的Debt飆升和GDP增速失衡：訪談開場指出，自2020年疫情開始，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從20萬億飆至36.4萬億，但同期GDP只從21萬億漲到29.1萬億，債務增幅（80%）遠超GDP增幅（38%），為當下財政失衡埋下伏筆。
Dalio強調“Big Debt Cycle”具有可預測的mechanical特徵，就像人體的迴圈系統。他認為只要關注credit和debt在經濟體內如何擴張和收縮，就能看清經濟什麼時候會“心臟病發作”——即債務過多、利率上升、貨幣貶值的危機時刻。
他更關注“Debt to Government Revenue”而非“Debt to GDP”。美國聯邦政府已接近125% Debt/GDP，但從收入角度看問題更嚴重——未來美國政府債務可能達到其年收入的700%，是非常危險的槓桿水平。
2/ 國債利率與市場表現“背離”：Fed近期嘗試降息，但市場卻繼續賣出長端美債，導致長端收益率不降反升，印證了Dalio所說的供需惡化和持債者的拋售行為是判斷債務危機臨近的重要訊號。
Dalio用供給需求（supply-demand）衡量美債的真實風險。當市場對長期國債失去興趣，就會出現“先賣出再說”的拋售，帶動“long-term rates”上行，而“short-term rates”未同步上漲，貨幣進一步貶值，這通常標誌著嚴重的信用（credit）和債務危機隱憂。
政府希望降息，但無外乎兩種手段：要麼讓市場主動買美債、利率自然下行，要麼中央銀行“monetize”而引發通脹。Dalio的主張是透過緊縮赤字，減少對市場資金的擠佔，才能穩定市場對美債的信心，讓利率自行回落。
3/ Short-term vs. Long-term Risk Gauge：Dalio的模型給出對美國短期國債“0%風險”、長期國債“100%風險”的極端對比，代表“當前暫時沒有真正的爆發”，但未來處於高危水平，是歷史最糟糕的長期前景評估。
他指出，短期債務週期通常平均6年（±3年），而“Long-term Debt Cycle”通常持續約80年。當前美國已經經歷了二戰後約12個短期週期，如今正處於一個80年長週期的晚期，因此債務和貨幣體系所面臨的風險已積累到高位。
4/ 只有20%主權貨幣存活：他強調自1700年以來，有750種貨幣與債務市場，僅有20%仍在運轉，而且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貨幣貶值；美國也不能盲目認為自己能“免疫”這一大週期規律。
一旦政府債務過多，財政部需要持續舉債來填補支出缺口，而當市場不再願意買單，中央銀行（如Federal Reserve）就會“print money”並“monetize the debt”，從而推升通脹、降低貨幣購買力。Dalio直言：“You can’t get richer by making money.”
5/ 5個階段的演進路徑：Dalio再次細分Long-term Debt Cycle的五個階段：1）Sound Money，2）Debt Bubble，3）Bubble Top，4）Deleveraging，5）Big Debt Crisis Receding。目前美國正處於Stage 3或4的邊緣，最危險的泡沫破裂點即將到來。
6/ “漫長通脹” vs. “短暫繁榮”：他警示說，政府和央行若不停印鈔來維繫高債務，將導致長期通脹侵蝕購買力；而此時表面上的經濟與股市繁榮往往只是“nominal”，實際real returns可能趨近於零甚至為負。
Dalio提出美國政府必須將赤字（deficit）降至GDP的3%左右，否則利息支出只會越滾越大，終將觸發更深的債務危機。他認為當經濟尚好時，應儘快削減政府開支或增加稅收來實現這一目標，越拖越糟。
Dalio反覆強調，如果要降低年均2萬億美金的赤字，現在是最好時機，能夠更平穩地進行“austerity”或調整稅制。如果一拖再拖，財政窟窿只會放大，“it’s not linear, it’s compounding”。
債務過度時，每次加息都會讓債務人負擔更沉重，投資者也會要求更高的利率補償風險。形成“you need to borrow more to service the old debt, but the market sees that risk and charges you higher rates”。Dalio將其稱為“death spiral”。
7/ Weimar式“持有實物”的選擇：Dalio舉了德國魏瑪共和國的極端例子，當時的通脹把貨幣購買力摧毀，人們乾脆囤積岩石或各類能物理交換的資產。他強調只要本幣持續貶值，人們就會偏好實物或有真實功能的東西。
8/ “戰爭與經濟”並行的歷史規律：他提到歷史上經濟危機與外部衝突往往緊密相連。當前美國內政不穩、與中國在科技等領域矛盾加深，全球公共機制（UN, WTO, WHO等）式微，也讓“might is right”正在迴歸國際關係主流。
他擔心“international war”“tech war”以及內部矛盾都會推高軍費等支出。如果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地緣衝突升級，財政預算表只會更吃緊，進而引發更嚴重的債務問題。
9/ China與US的作戰思維差異：美國的“正面剛”，對比中國長期奉行的“Sun Tzu Art of War”與“tribute system”思維，講究不戰而屈人之兵；這代表兩種截然不同的地緣博弈路徑，也將深度影響美債與全球資本流動格局。
10/ 美國與歐洲的財政共振風險：談話中多次提到，歐洲主權債務問題也嚴重，內部同樣存在福利支出龐大、赤字下降乏力、左右派對立加劇等問題，最終會與美國的債務難題形成“全球共振”。
11/ 大國儲備選擇：Gold排名第三：央行和國家主權基金的外儲結構正在轉變。Dalio強調黃金（gold）在全球官方儲備裡已排在第三，僅次於美元和歐元。他觀察到多數央行正增加對黃金的配置，減少對美債等紙質資產的依賴。
12/ 比特幣 vs. 黃金：雖然Dalio也持有一些比特幣，但他更青睞黃金作為“storehold of wealth”，理由是黃金在跨國流動和私密性等方面長久被接受，而比特幣仍容易被監管部門追蹤、徵稅，尚無法與黃金等量齊觀。
Dalio本人仍偏愛黃金，但也配置了一部分Crypto。
13/ 日本與負利率的極端案例：訪談中指出，日本持有國債的投資者以日元計息，卻在多年裡對黃金或對美元都呈現嚴重相對貶值，這展示了當央行過度干預、長期維持負實際利率時，債券持有人的購買力損失可能極其慘重。
Dalio談到日本投資者若長持日債，相對黃金或美元資產，可能損失高達80%購買力。這體現了貨幣貶值及國債負實際利率對持債人而言是“雙重殺傷”。
14/ Real Estate的徵稅風險：Dalio一筆帶過，對Real Estate（房產）的警惕在於“location fixed, highly taxable”，屬於政府最容易課稅的資產形態，一旦財政再度吃緊，加大房產稅或相關征收往往不可避免。
15/ 規模化通脹時期的投資陷阱：他說歷史上出現高通脹時，股票等名義資產會隨之上漲，但通脹更快，這意味著“in real terms”依舊虧損。1966到1984年的美國股市實際回報為負，是典型案例。
他說投資要看“purchasing power”是否提升，很多時候股票指數雖然創新高，但扣除通脹，“in real terms”反而虧了。歷史上也常見股市在通脹期間大漲卻仍跑輸實際購買力的場景。
16/ 利率和科技泡沫聯動：Dalio用20世紀末Dotcom泡沫類比當前AI熱潮，技術雖具顛覆性，但若利率繼續上行，估值太高的Tech類股也可能面臨“估值重構”衝擊。他提醒要重視“價格”而非僅僅看好行業大趨勢。
17/ 大國的AI戰爭&就業衝擊的政治後果：人工智慧帶來長期“productivity gains”，但AI短期會淘汰海量人工，尤其初級白領或基礎工廠線。他擔心失業者會要求更多政府支出補貼以平抑衝擊，但這又放大政府支出，引發“debt spiral”惡化。
在對話中，主持人提到“Deep Seek”這一AI領域新動態，並提問Dalio的看法。Dalio回應說實際上市場早有預期，該訊息並非突然爆炸式新聞。
他更關注中國在AI和晶片層面的整體佈局，認為中國可能會在“製造業+低價晶片”整合上佔據優勢，將這些廉價晶片大規模嵌入製成品，從而在全球範圍獲得競爭力。
Dalio強調，在當今“Tech War”或“AI War”背景下，各國都不能在先進科技上落敗，因其不僅關係產業佈局，也關乎軍事與國家安全。因此，無論是“Deep Seek”還是其他新AI產品，真正關鍵在於各國如何把握AI與晶片製造的全鏈條競爭力。
18/ 宏觀對沖思維：分散化與相關性管理：Dalio再三提到要做10-15個uncorrelated bets，“not everything levered long”，否則極易被單一信用或通脹危機擊中。適度持有黃金、部分股票、部分地理多樣化資產能對沖系統性風險。
19/ 拿赤字換選票的政治困境：訪談末尾談到政客經常“給選民發放更多福利”，就像“中學競選承諾讓售貨機免費”，雖然短期討好，但長期債務飆升、赤字嚴重，最終令整個系統面臨崩壞。
“The kid that promises free vending machines always wins the school election”。“讓利於民”的競選策略從長期視角卻危害財政穩定，貽害後代。
20/ 美國十年大機率經歷“猛烈動盪”：美國未來10年可能面臨嚴重的“internal conflicts”——州政府和聯邦政府不合，司法體系權威受挑戰，藍州和紅州分化嚴重，社會貧富鴻溝也會讓左、右兩派更極端化。
想避免大規模債務危機，必須以增稅或減開支的痛苦方式“去槓桿（deleveraging）”。配合政策及時調整，才能達到“Beautiful Deleveraging”——既避免全面崩潰，又讓經濟逐步修復。
Dalio最後總結：美國社交撕裂、財政與貨幣政策問題、國際衝突、科技突破都在交疊，未來十年是週期最危險的收斂點。若不能迅速達成削減赤字共識，就可能步入歷史上那些“崩壞式”的大國結局。
如果美國人不能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做出改變，那麼未來10年不止金融風險，內外衝突都將更加尖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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