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慶油田真正發現者!文革中不堪受辱夫妻服毒自盡

 防走失,電梯直達安全島報人劉亞東A 


來源:老知青家園
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謝家榮
目 錄
  • 三位“文革”中被逼自盡的地質學家
  • 他才是大慶油田的真正發現者
三位“文革”中被逼自盡的地質學家
科學出版社
十年浩劫期間,無數中國知識分子秉承“士可殺不可辱”的古君子之風,選擇結束自己寶貴的生命。僅中國地質界在1966—1968 年間,就有謝家榮(1898—1966)、李璞(1911—1968)、司幼東(1920—1968) 三位著名地質學家被逼自盡。
我們對這些地質先輩最好的紀念就是真實地記錄他們樸實平淡而因為地質工作豐富充實的不平凡的一生,後人會記住歷史的真實。僅僅平反昭雪、恢復名譽、著書立傳,將他們樹立為旗幟,塑造成模範典型是遠遠不夠的,必須直面其間所受的侮辱和折磨,才會讓他們英靈得以安息,精神得以傳承。
高山安可仰,當世一名賢
謝家榮先生生於1898年9月7日,卒於1966年8月14日。
1966 年8 月13 日。那天,謝家榮回來得很晚。那天他是走一路歇一路回到家的。他回來後,吃了一點飯就睡了。後來他又從床上爬起,說他今晚可能通宵睡不好,還是睡到客廳小床上去,不然會弄得吳鏡儂也通宵不得安生的。他就這麼睡到了客廳。第二天早晨,吳鏡儂和保姆才發現:他已經走了。吳鏡儂當即昏了過去。
他的身旁,有一個裝安眠藥的空了的瓶子,他留下了一張字條,是給吳鏡儂的:
儂妹,我先走了,望你保重。
他自己躺在客廳的一張小床上,身上已罩上一條床單。
幾天以後,謝家保姆回安徽老家了,住在女兒家的吳鏡儂乘女兒不在,她給女兒謝恆留了個條子:
“我回百萬莊了,今天晚上你不要來,你們明天早晨有空的話,可以來看看我。”
白天,謝恆要參加政治運動。這天,她偏下班又晚了點,她回家看到母親的條子,慌了。她馬上和丈夫一起朝百萬莊父母家跑,先到謝學錦那裡,把他叫上,一同去父母家。進門時,是晚上十一點。
吳鏡儂穿著一套乾乾淨淨的衣服,睡著了。她用一條潔白的布單罩在身子上,頭和腳都罩著了。她的身旁,有一個裝安眠藥的空瓶子。有一張寫給女兒的條子,條子旁,留著一筒山東阿膠。條子是這麼寫的:
女兒:我走了,去追趕你的父親,他得有人照顧。留下一筒阿膠,這種藥,你快用得著。另外,有幾個小箱子放在你家裡,你們兄妹五人,一人一個,上面貼好了名字的。你們的父母沒有遺產留給你們,箱子裡裝的是過去的一點小東西,權當念物吧……
這就是一對單純的中國知識分子夫婦,君子與淑女向自己親人做的最後訣別。
士可殺不可辱
李璞在英國劍橋大學地質系攻讀博士學位期間
1968 年4 月26 日下午2 點一刻,李璞先生在剛剛南遷貴陽不久的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的單身宿舍裡寫下了他人生最後的文字:
“致黨組織:我因為害怕鬥爭,才不想活下去了,我的罪行已經交代清楚了,這一點我一點也沒有保留,對不起黨,對不起一室和全所的革命群眾……一室同志對我的鬥爭全是對的,是按照毛主席語錄做事的……今後活著也不能為人民做什麼事情……”
這個期間是否李璞先生已經刎頸或割腕生命垂危不得而知,在他人生的最後幾秒鐘裡,他在兩頁小筆記本中,斷斷續續地寫道:
“祝一室的同志把珠峰的工作做得更出色,把我們執行的一套修正主義路線批判透,再踏步前進,能夠真正按照毛主席的科研路線搞科研。”
他又空了一行寫道:
“可以批判,還可以空( 汙) 陷我是叛徒,但叛徒是這次當的,我秋毫沒有欺騙你們。”
最後在他的簽名前,他又寫道:
“曾經和你們一道工作的一個堂堂正正資產階級剝削分子和歷史上犯過大罪的人。”
在他最後的簽名旁邊的空白處,李璞先生最終寫道:
“一個人想死還是很難的。”
這個思路零亂字跡遊蕩的最後絕筆,字字在鮮血流盡時刻的噴發,是一個活著的人無論如何也無法詮釋的。一個慘無人道的時代淋漓盡致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李璞先生被逼自盡後的當天晚上,大卡車將其屍體運走火化。一個月後同所司幼東先生在房間中割腕自盡,同年6 月劉東生先生被從西藏珠峰考察的野外召回北京由他的三名學生押送到貴陽,到達火車站後被學生出賣直接押送春雷廣場送紅衛兵批鬥並遭到暴打,後關入牛棚隔離。其他民國時代培養的知識分子,在國民政府機構中工作過的人,都有同樣的下場,只是後來地化所沒有再死人。這就是1968 年在貴陽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發生的事情。李璞遇難後,他的妻子池際尚先生也被隔離,沒有能為他收屍安葬,他的獨子李池17歲到延安插隊,迫於形勢,想的是與他的“叛徒、反動權威,自絕於人民”的父親劃清界限。那真是個善惡顛倒的時代。時間過去47 年了,為了讓死者安息,讓歷史不再重演,我們必須面對這段一直不敢面對的真實歷史。
李璞先生是一個普通的科學家,一個研究所的研究室主任,一個英國留學歸國的博士,一個早年到過延安思想激進的熱血青年。多年來他的思想一直是活躍的、不成熟而又是猶豫不定的,在他找到了自己熱愛的科學事業,而全身心投入將做出巨大成績的時刻,人禍降臨。回國十八年他幾乎一帆風順,他也功成名就,安居樂業,獨子已經長大成人。他為什麼選擇自己結束57 歲正值盛年的生命呢?上面的遺言已經寫得再清楚不過了,一室是原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的一個研究室,以同位素地球化學研究為主要研究方向,李璞先生是研究室主任,他的帶領工作多年的下屬,他輔導過的學生和與他一起共事的同事批鬥他說他是叛徒,他受不了了。他出事的那一段時間,有的老同事回憶,李璞先生曾說:“把人整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我不想活了。”
謝家榮先生是“文革”中被逼自盡最著名的學者之一,與李璞先生和司幼東先生事件一樣成為震驚地質界的慘案。直接觸發這些慘案的人有的還苟且偷生地活著,有的也已在後半生的懺悔中離開了人世。這些是我們後代子孫應該永遠牢記的災難。
他才是大慶油田的真正發現者
徐敏 編寫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地質科學院所有的頭頭和學術權威,都被集中到院子裡來勒令下跪。毫無尊嚴地跪倒了一大片,謝家榮首當其衝,跪在最前面。兒子謝學錦只能看到父親下跪的背影。當時謝家榮已是六十八歲的老人,因長時間身體不好,行動已不怎麼利索,他下跪時動作慢了點,便被強行按頭,遭到大聲呵斥。儘管也經歷過反右鬥爭的屈辱,但這回的屈辱,還是令他驚訝不已,而且再也沒有從這種驚訝中走出來。令謝學錦不堪回首的是,他和父親雖然同在一個單位,卻並不住在一起,他明知父親難以忍受這種屈辱,卻不能去看望他。他自己也是個遭到侮辱和監視的人,他甚至沒有能給父親捎去一句安慰的話,寬心的話。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晚,謝家榮獨自睡在客廳裡,他對妻子吳鏡儂說,他晚上睡不好,老翻身,就不和她同睡在臥室了,以免影響她休息。
第二天早晨,吳鏡儂發現丈夫死在客廳裡了,她的悲痛和恐慌是無須用文字來描述的,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反而是家中的保姆,表現出清醒的政治智慧,她首先通知的不是公安局和單位,而是主人的兒子謝學錦。
造反派和公安部門的人來後,謝學錦報告說:“謝家榮死於心臟病。”因為要劃清界限,他不能說“我父親死於心臟病”。
造反派和公安部門初步認可了謝學錦的報告,之後,謝家榮的遺體被送去解剖,醫院最後認可了謝家榮的死因,是死於心臟病猝發。
然而不久,謝家榮死於自殺的流言便傳開了,而且還出現在了大字報上。那時的自殺,一概叫作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罪加幾等,禍及子孫。

一九四九年,51歲的謝家榮攝於南京。這是一張全家福,他和妻子吳鏡儂坐在前排,四個兒子站在他們身後。女兒謝恆不在身邊。

一九七三年,在陝北插隊的謝淵泓壯著膽子報考了大學,貧下中農的推薦和文化考試的順利給了他希望。但最終等來的卻是不錄取。
第二年,他再次報考,他希望自己像個愚公,能感動一回上帝。
上帝果然派了一個人來,向他洩漏了一個秘密:去年政審時,對他錄取還是不予錄取有兩種意見,不予錄取的理由是他的祖父、父親都是右派,錄取的理由是“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他的表現很好,屬於“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最終不予錄取佔了上風,因為他爺爺謝家榮是自殺的,性質嚴重。這樣一來,就連上帝也幫不了謝淵泓了。
他只能自己幫自己了。他跑到公社郵電所給母親掛了長途電話。那時父母所在的單位已從北京搬遷到了陝西藍田。接通藍田的電話,未曾開口便已聲淚俱下:“媽媽,救救我……”他請求母親,快去爺爺單位,請他們出具一份證明,證明謝家榮死於心臟病,而不是自殺……
李美生放下電話,立即緊急行動起來,請假,借錢,赴京。
她抵達北京後直奔百萬莊,直奔地科院政工組。她眼睛一亮,椅子上坐著的是位熟人,而且是位好人。上帝顯靈了。她沒有多費口舌便得到了想要的證明。她匆匆趕到郵局將證明寄了出去。到了下午,她又來到了政工組,她後悔上午只開了一份證明。她還有幾個子女,以後都必須用這份證明來證明。她請求那位熟人加好人,再開幾份證明,但這位好人說什麼也不幹了,他因為上午開的那份證明受到了嚴厲批評。李美生聞聽冷汗直冒,她擔心地科院會以組織的名義向陝北發出公函,說明上一個證明是個假證明……
幸好地科院沒有這麼做,所以謝淵泓這次被錄取了,進入了西安一所大學,成了光榮的工農兵學員。畢業時適逢四人幫垮臺,恢復高考,他考上了北方一所名牌大學的研究生。畢業後分配到北京,以後去了聯邦德國,攻讀博士學位。不久,他的妻子也陪讀去了那邊。此後,兩人就一直生活在國外。
而祖父謝加榮選擇的卻是另一條路。
謝家榮19歲即留學美國,22歲獲威斯康星大學地質系碩士學位,旋即回到中國。31歲時,他應邀赴德國從事科學研究,還去了法國、瑞士,用的是日本返還的“庚子賠款”。一九三一年發生“九一八”事變,在德國的謝家榮中斷了研究,提前返回中國。他知道,積弱積貧的祖國需要自己。
在長達50年的光陰中,他獻出了自己所有的知識和才華,取得了無與倫比的成果。但他的付出並未得到相應的尊重,反而屈辱地死在了一個瘋狂的年代。
直到十多年後,才為他召開了追悼會,但悼詞中依然說他死於心臟病猝發。
1988年,謝家榮誕辰九十週年,謝學錦為父親寫了一篇紀念文章。文章的結尾這樣評價說:
“他對推動我國礦產勘查事業所做的貢獻是沒有任何地質學家可以與之相比的,但在極左思潮氾濫時代很少得到應有的評價。我相信隨著一個時代的極左思潮的暗淡與消亡,父親所做的貢獻的價值將會越來越清晰的呈現在人們眼前。”
一位老地質學家感慨地說:謝學錦終於為他父親說話了。
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謝家榮這個名字,在地質學界成了一個禁忌。
與此相對應的是,在同樣的年代,李四光卻成了神一般的存在,整個地質學界言必稱李。
這種奇特的現象,在地質學界竟然延續了好幾十年。
李四光
李四光固然是偉大的,他所創立的地質力學理論是現代中國地學界提及、援引最多的一個理論,中國地質科學院還為此專門設立了地質力學研究所。但是,當一個偉大掩蓋另一個偉大,並將其推向極端時,便會陷入荒謬乃至荒誕,這就極不正常了。
關於大慶油田的發現,便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大慶油田的發現和建成,是我國工業化程序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地球科學界的顯著大事。但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報刊雜誌中,包括《人民日報》社論,都指出大慶油田是根據李四光地質力學理論的指導才發現的。作為專業性質的地質部門,也是大力提倡地質力學理論而極力貶低其他學派。
中國科學院院士黃汲清記得很清楚,從1955年起,地質部成立普查委員會,負責全國的石油和天然氣的普查勘探。黃汲清是普查委員會常委,與謝家榮一道全面負責技術工作。對於大慶油田(當時稱松遼盆地)的發現過程知道得非常清楚。1978年1月11日黃汲清寫信給鄧小平,反映大慶油田發現的經過情形,說明油田的發現與地質力學理論無關,懇求中央派專人進行全面、客觀的調查,做出公正的結論。
黃汲清是當時還健在的老一輩地質學家中最具權威和影響的一位,曾長期擔任中國地質學會理事長。他192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系,1935年獲瑞士濃霞臺大學理學博士學位,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鄧小平接到黃汲清的信後,很快於1978年1月18日作出批示:“秋裡、康世恩同志閱。如有可能,最好把問題了解和澄清一下。”1月26日,餘秋裡副總理批示:“請袁寶華、康世恩、孫大光同志遵辦。”1月31日袁寶華批示:“速送大光同志。”
地質總局接到批示後,花了近四個月時間,才於1978年5月27日寫成了一份報告,回答“餘、方(即方毅,原科委主任)、康副總理並報鄧副主席”。報告的簽發人是原地質部副部長李軒(不是孫大光)。該報告批判了黃汲清寫給鄧小平信件中的某些內容,卻又拿不出過硬的證據,證明地質力學是怎樣找到大慶油田的。
事情就這樣擱置了下來。1991年初,86歲的黃汲清因為寫回憶錄,又重新審視了這一段找油歷史。他查閱了地質部的有關檔案,並和當年的十幾位當事人,包括普查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李奔和地質科長呂華,通過當面談話或通訊討論,最終得出結論:大慶油田的發現與地質力學的理論毫無關係。
李四光和謝家榮是同輩科學家,在1930年代,他們先後擔任過北京大學地質系主任,在各自的領域,都作出了巨大的成就,這些成就不可能互相替代,卻可以互為補充。不幸的是,到了一個非正常的年代,有的成就卻排斥別的成就,而唯我獨尊。
李四光的理論包括他的地質力學,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成了唯一正確的理論和觀點。
謝家榮是世界公認的國際煤巖學研究先驅。他在礦床學領域的成果,至今仍閃閃發光。而他更大的成就是在礦產勘查上,對煤田地質和石油地質都有精闢的論述和創見。黃汲清援引了謝家榮1953年一篇談石油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謝家榮指出我國找石油的方向,應當“特別注意海相的第三紀或中生代地層。在華北、華東,甚至東北的廣大平原上,已有種種跡象指出有廣大海水侵入的可能,如果不謬,那麼,含油的希望就很大了。所以這些地區應作為可能油區予以密切注意。”
黃汲清說:“謝家榮是注意到在華北和東北平原上找油的第一位地質學家。”
大慶油田的所在地當年叫松遼盆地,“松遼盆地”這個詞,是謝家榮的一個創造。華北油田屬古潛山型,“古潛山”這個概念也是謝家榮第一個提出的。
中國貧油,幾乎是外國地質學家和石油學家一致的結論。在東三省淪陷時,日本佔領軍曾花過很大力氣在北滿找油,但所有的勘探一個接一個的失敗了,導致中國貧油的論調更加甚囂塵上。而謝家榮卻堅定不移地指出:“將來的勘測工作,要特別注意北滿。”謝家榮作此番科學預見時,日本人已經投降。他的科學預見不再有幫助日本人的嫌疑。
這個說明並非多餘。謝家榮在1946年發現淮南八公山大煤田,並且親自組織實施一鑽成功,被時人稱為“豐功偉績,永垂千秋”。但到了1957年反右運動,他的這個千秋偉績卻變成了千秋罪孽。理由是;淮南大煤田的發現和開發,客觀上起到了為國民黨反動派輸血,延緩了蔣家王朝覆滅的作用。這的確很邏輯,很富想象力,但也極其荒唐。
回頭去看,謝家榮是中國石油地質領域功勳卓著的頭號功臣,是他第一個指出“北滿”有油,第一個提出對“北滿”進行實地勘察。針對北滿的第一份勘察設計書,是黃汲清起草謝家榮修訂的。當時,黃汲清和謝家榮都是地質部石油普查委員會的常委。
1959年,中國發現了大慶油田,舉國歡騰,舉世驚愕。一個接一個的慶功會不斷召開,洋油時代結束了,帝修反的封鎖打破了。但本應坐在慶功會主席臺上的謝家榮,卻孤寂冷落地坐在北京一間小小的書房裡,一會兒閉門思過,深挖成為右派的思想根源,一會兒奮筆疾書,撰寫他的地學著作。
他會是如何一種心境,沒有人知道。尤其是那些貪天之功據為己有的私利者,更不想知道。
如今,我國已成產油大國。從南到北,從東到西一座座油田神話般崛起。每個油田幾乎都曾經出現在謝家榮早年的著作裡,在他的預測之中。他不僅破除了中國貧油論,還打破傳統,把視野擴充套件到深層的古生代,向古生代要油,這在中國、外國,都是個創舉。
後來的事實證明了他的預見。黃汲清去過塔里木油田,那裡有位地質師對他說;真是不可思議,古生代地層也出油了!但可悲的是,這位地質師並不知道謝家榮其人其事。
謝家榮的追悼會早已開過,平反的決定早已作出。但黃汲清看到的那份悼詞,顯得非常馬虎和大而化之,充滿泛泛評說,也沒有向謝家榮道歉。
1991年,石油部華北史志編輯室的王仰之,以《謝家榮——勘查中國石油地質的先驅》為題,表達了他對謝家榮的景仰之情。也是這位王仰之,不畏艱難,溯本求源,一樁樁一件件,如數家珍,從謝家榮1921年開始的玉門之行,一直寫到謝家榮五十年代作出的預測。王仰之的結論是:“謝家榮在五十年代作的預測,如今已完全被幾十年來的石油勘探所證實。”王仰之特別提到1949年謝家榮對“北滿”有油的預測,他指名道姓寫道:“對於東北松遼平原的油氣預測,許多人往往認為是李四光首先提出的。其實李四光提出華北平原和松遼平原油氣資源的摸底工作應該進行,是在一九五四年。從時間上說,比謝家榮晚了好幾年。”
資料來源
文樂然《沉重的崇高——兩代院士的人生格局(上)》
《面對不敢面對的歷史——緬懷文革中被逼自盡的地質學家》
《全方位地址學家、中國礦床學巨匠謝家榮院士(一)》
百度百科《謝家榮》《謝學錦》《李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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