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紐約高線公園和倫敦博物館都寵起了鴿子？

在紐約，一隻名叫“恐龍”的鴿子即將落戶高線公園，而在倫敦，一隻正在拉屎的鴿子成為了博物館的新標誌。作為城市“公敵”的鴿子，再一次成為了藝術界的寵兒。

隨著倫敦博物館（Museum of London）搬遷到史密斯菲爾德市場舊址，它也恢復了舊名 London Museum，並選擇了一個全新的標誌——一隻在拉屎的鴿子。

新設計是一隻白色瓷質鴿子拖著一塊金色的“飛濺物”。博物館館長Sharon Ament將這一選擇解釋為對倫敦的隱喻：“鴿子和飛濺的排洩物寓意著一個充滿雙重性的歷史名城，一個幾千年來砂礫和光輝並存的地方”。

博物館解釋說，之所以選擇鴿子，是因為它一千年來一直是“倫敦生活公正而謙遜的觀察者”，注視著這座城市的變化，並最終成為倫敦的標誌。

從品牌形象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大膽的選擇。可以說，它引起了很多人的不解：很多人覺得這種選擇粗魯、尷尬、浪費錢，認為鴿子不僅無關緊要、無足輕重，而且令人討厭。

這完全可以理解，城市裡的鴿子往往並不討人喜歡，在英國，鴿子更是早就被視為公害。在特拉法加廣場喂鴿子曾是倫敦真正的標誌性場景之一，廣場上最大的鴿群記錄據說是 4000 只。但如今，特拉法加廣場已禁止餵食鴿子，並使用哈里斯鷹在該區域巡邏。

鴿子的排洩物是顯而易見的問題，因為一隻鴿子每年會產生約 11 公斤的排洩物。一群 80 只鴿子（鴿子確實喜歡聚集在一起）在同一時期會產生將近一噸的排洩物，破壞了城市的裝飾和秩序。

因此，鴿子在全世界被視為公敵也就不足為奇了——“長翅膀的老鼠”，這是紐約市公園專員Thomas Hoving在 20 世紀 60 年代提出的。3%的人甚至患有一種特殊的恐懼症——“鳥類恐懼症"，當它們在身邊時，會引起恐慌、心動過速、噁心、出汗和窒息感。

危險的公敵逃不過陰謀論者的火眼金睛。據英國網站 “Pigeons Aren't Real” 報道，在里根政府執政期間，美國就開始出現類似用於間諜活動的無人機的假鳥。據說，成群的假鳥裝有攝像頭、錄音機和無線天線，棲息在欄杆上，時刻監視著人們。

妄想症還跨越了美國邊境：一隻環上寫著中文的鴿子作為間諜嫌疑人在孟買被拘留了八個月。而這其實只是一隻賽鴿。

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中，鴿子都被釘子、網和其他低成本的威懾措施阻止，資訊很明確：這裡不歡迎鴿子。

然而，向鴿子宣戰給人的感覺是狂妄自大。鴿子繼續找地方棲息，它們的對手海鷗會來吃被防鳥網困住的鴿子屍體。烏鴉和喜鵲學會了用防鳥釘做窩。大自然總會找到辦法的，即使是在設計用來阻止大自然的城市裡。

有理由讚賞的不僅是聰明的鴉科鳥類和狡猾的海鷗，還有城市鴿子的堅韌不拔和投機取巧。正如倫敦博物館所指出的，倫敦鴿子由來已久，是諾曼征服後引進的馴化鴿的後代。這些鴿子從鴿籠中逃了出來，它們追隨著巖鴿的本能，將海邊的懸崖換成了城市的屋簷、門楣和拱券。它們的確是自然愛好者和城市生態學家開始讚美的城市野生動物的一個令人欽佩的例子。

鴿子和許多人一樣，太容易被描繪成格格不入。社會學家Colin Jerolmack認為，城市鴿子是 “我們認為只屬於人類的空間的明確闖入者”。這使它們變得脆弱，但脆弱的方式與某些型別的人變得脆弱的方式相同。

人們已經認識到，對城市動物的反感很快就會轉化為對人類的虐待，例如露宿者，他們因影響市容而被驅趕出市中心：一個體面的社會不會把人當害蟲。

鴿子也總和移民聯絡在一起，所以會有人說，鴿子是“我們不喜歡的另一群移民。”

“恐龍”

今年秋天，受紐約高線公園委託，哥倫比亞藝術家Iván Argote 創作的一隻 16 英尺高的鴿子將降落在紐約高線公園的支線上。它將昂首挺胸，用它無情的紅眼注視著車水馬龍的街道，而不是低頭啄食不小心掉落的披薩餅皮。這隻鴿子的名字，或者至少是作品的名字，是“恐龍”。

“恐龍”將成為大型鴿子的化身，這在藝術史或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常見。鴿子從未被視為英雄。遠非如此。它們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馴養鳥類，在美索不達米亞的楔形文字石板和埃及的象形文字中都有提及，可以追溯到 5000 年前。

這並不是真正平等的種間關係：大多數情況下，人類飼養它們是為了獲取食物，或者利用它們的尋家本能傳遞資訊。比較漂亮的品種是裝飾性寵物。還有一些則是為了比賽而飼養的。如今，它們擺脫了被人類奴役的生活，變得野性十足，被認為是低等的城市大便機器。

這就是為什麼鴿子不像雄鷹或威嚴的獅子，當然也不像人騎在上面趾高氣揚的馬，很少受到這種崇高的待遇。沒人把鴿子當回事：它們是背景動物，灰色的身軀與骯髒的人行道融為一體，成群結隊地啄食人類掉在地上的東西。這也正是 Argote 提議將它安置在高線基座頂端的原因。

現年40歲的Argote是哥倫比亞人，但自 22 歲起就一直在巴黎生活和工作。當他搬到巴黎時，他發現那裡的雕像和紀念碑，美化了暴力、征服和征服的實施者。他決定為此做點什麼。

在 2011 年的一個系列中，他拍攝了巴黎以及包括紐約在內的其他城市的各種馬術紀念碑，並用數字技術抹去了騎在上面的人。這組作品將榮譽重新聚焦在馬匹身上，名為Horses 。

2021 年，他在巴黎用起重機吊起了一尊雕像，並製作了一段影片，名為 “Aurevoir Joseph Gallieni”，雕像被移走，不過“移走”只是在後期製作中用數字完成的，而不是在現實中。儘管如此，這些偽造的圖片還是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當他被提名為“高線基座”提案時，他很感興趣，但“這很難，因為我把時間都花在了試圖把東西從基座上移走”，他說。“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有些迷茫”。他說：“大多數時候，我們都將人類置於神壇之上。因此，我的對策不是打人類牌，而是打非人類牌”。

因此，他決定嘗試鴿子，儘管他擔心鴿子可能不會被認為是嚴肅的。“我對自己是坦誠的。我想，當你做這類專案時，你就有了某種責任。這不僅僅是你的工作和研究。它還關乎你所能傳遞的方式，你所能引起的反應，尤其是在公共空間。然後，我發現鴿子會讓人們產生不同的反應。它是一種非常具有標誌性的動物或實體，或者說是紐約的標誌，同時也是一種生活在骯髒角落的邊緣生物。你會看到很多生活在街頭或大部分時間不得不在街頭度過的人，他們也會對這些鴿子產生一種喜愛或親近感。有時，鴿子會做一些非常人性化的事情，比如搭乘地鐵。因此，我認為你可以在它們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Argote熱衷於提醒我們，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都是移民，我們不應該太快說出誰可以留下來，誰會被驅逐出境。

藝術界的寵兒

據說鴿子是世界上最常見的鳥類，只有撒哈拉沙漠、南極洲和北極地區沒有它們的蹤跡。鴿子在歷史上扮演過多種角色：宗教象徵、信使、戰爭英雄、馴養寵物和藝術家的繆斯。

“Dove”和“Pigeon”同屬於灰鴿科，這兩個詞總被交替使用，傳統上出現於宗教和藝術等美學範疇的更多是白鴿Dove，而城市中常見的更多是巖鴿。

在《新約》中基督受洗時，鴿子作為聖靈降臨，這是基督教藝術中常用的形象。鴿子也是穆斯林、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的宗教象徵。在古代近東和地中海地區，鴿子被用來代表女神伊什塔爾（Ishtar）、維納斯（Venus）和阿佛洛狄忒（Aphrodite）。

多年來，鴿子作為成功的信使，甚至是戰爭英雄，已經證明了它們的作用。在羅馬時代，鴿子被用來傳遞體育賽事（如奧運會）的比賽結果，奧運會開幕時仍會放飛白鴿以紀念這一壯舉。

公元前 5 年左右，敘利亞和波斯建立了第一個以鴿子為信使的大規模通訊網路。

1850 年，路透社開始使用 45 只鴿子從德國和比利時傳遞新聞和股票價格。戰時，鴿子也被廣泛使用，並因穿越敵陣傳遞資訊而拯救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迪肯獎章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授予 32 只為戰爭做出貢獻的鴿子。

20 世紀初，鴿子還對攝影產生了重大影響，這要歸功於德國藥劑師 Julius Neubronner 的想法，他率先嚐試在鴿子腹部安裝一個非常小的相機，在飛行過程中自動拍照。結果令人吃驚，以至於該模型得到了完善，並被CIA列為機密，預示著後來的航空攝影技術的到來。

多年來，鴿子作為信使的本領吸引了許多藝術家。Duke Riley是一位生活和工作在紐約布魯克林的藝術家，他曾在多個專案中使用過鴿子。

2013 年，在Riley的展覽Trading with the Enemy中，鴿子備受推崇的導航技能接受了考驗。他訓練 50 只歸巢鴿從古巴哈瓦那飛往佛羅里達，其中一半叼著雪茄，其餘的叼著攝像機記錄旅程。攜帶雪茄的鴿子以Pierre Lafitte, Minnie Burr 和 Pablo Escobar等臭名昭著的走私犯的名字命名。馱著攝像機的鴿子群則以羅曼·波蘭斯基和梅爾·吉布森等觸犯法律的導演的名字命名。

Riley 2016年的專案“Fly By Night”是由非營利組織Creative Time推出的表演作品，向鴿子的飼養、運動、服務和陪伴致敬。Riley訓練了 2,000 只鴿子，讓它們在腿上安裝 LED 燈，在布魯克林海軍船塢的 Wallabout 海灣上空進行 30 分鐘的編排飛行。這些燈光被形容為在天空中飛馳的星座，導致整個展覽期間的演出場場爆滿。

2012 年，藝術家Ann Hamilton 在公園大道軍械庫（Park Avenue Armory）舉辦的“The Event of a Thread”是鴿子在藝術中的另一種應用。展覽全天使用多種材料和基於時間的表演，參考了該建築的建築風格和歷史上發生過的聚會。每天結束時，鴿子們被放飛，在空間裡飛來飛去，然後 “回家”，回到大廳後面的一個大籠子裡。

另一位著名的鴿友是畢加索，他甚至給自己的女兒取名帕洛瑪（Paloma），西班牙語鴿子的意思。畢加索的父親是一位鴿子愛好者，因此他在鴿子的陪伴下長大，並以鴿子為模特學習繪畫。

在畢加索多產的藝術生涯中，鴿子是一個常見的主題，最早出現在他 1901 年的油畫《與鴿子在一起的孩子》中。作家路易斯·阿拉貢選擇畢加索的石版畫《La Columbe》作為巴黎和會的紀念海報，這使得鴿子成為和平運動、共產黨和其他自由主義團體的象徵。畢加索的朋友馬蒂斯擁有作為石版畫原型的鴿子。馬蒂斯去世後，悲痛欲絕的畢加索按照他的風格繪製了“The Studio (Pigeons)”，以此向他和他們共同喜愛的鴿子致敬。

鴿子不僅僅是鳥類，它還可以被視為當代世界的一個多功能象徵，提出了與當前主題相關的問題，如監視、人類中心主義、遷移和城市文化。在當代藝術中，它們是最常被描繪的動物之一，其作用超越了單純的物理存在，這絕非巧合。

1997年，毛裡齊奧·卡特蘭是威尼斯雙年展上最年輕的義大利藝術家之一，在那裡，他首次展出了自己的作品“Turisti”：

“展覽開幕前一個月，我去威尼斯看了展館。館內一片狼籍，到處都是鴿子，真的到處都是。對我這個義大利人來說，就像看到了不該看的東西，就像教皇的更衣室。但話又說回來，這就是威尼斯的情況，所以我想我應該把它原原本本地呈現出來，一個正常情況。當然，有鴿子的地方，就有鴿子屎”。

作品將鴿子標本以完全自然的方式擺放在場館內。這件極具挑釁的作品不僅將擠滿聖馬可廣場的動物們帶入了這一著名的藝術盛會，還暗示了它們與展館外排隊觀看藝術的“遊客”之間的相似性。

“有些鴿子比其他鴿子更平等”（Some pigeon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是瑞士藝術家Julian Charrière 和攝影師Julius von Bismark創作的作品，作為2012年第13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的附帶活動展出。藝術家開發了一種捕捉鴿子的裝置，該裝置可以用無毒的鮮豔燃料為鴿子著色，之後，這些色彩斑瀾的鴿子再次被放飛，與野外的其他鴿子混雜在一起。自2012年以來，該裝置已被安裝在多個公共廣場，凸顯了即使是最小的美學變化也能改變人類對鴿子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