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2024年總統競選有意呼應了里根1980年的競選風格。“以實力求和平”以及“你今天的生活比四年前更好嗎？”是里根競選中最著名的兩句口號。而鮮為人知的是，1980年裡根在黨代會接受提名時使用了“讓美國再次偉大”這一口號。

大多數人很少關注兩者的相似之處，部分原因是兩位總統的性格截然不同，部分原因是“致敬里根”長期以來已成為共和黨候選人的一種形式化表態。然而，這種對比是有意義的——特朗普應該借鑑並將其運用為政治和戰略優勢，牢記里根“以實力求和平”在1980年代具體意味著什麼，而這正是許多人遺忘的關鍵。儘管將冷戰結束的功勞歸於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近年來成為一種流行看法，但實際上，是里根政府將莫斯科引向改革之路，最終促成了大規模裁軍以及東歐蘇聯帝國的瓦解。

里根上任伊始就強勢出擊，果斷重申了美國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拒絕以及對蘇聯擴張戰略的對抗立場。同時，他大幅提高國防開支，利用美國的技術優勢壓制蘇聯。然而，在適當時機，他又轉向與戈爾巴喬夫的多次峰會，最終在裁軍和歐洲安全問題上實現了重大突破。

正如特朗普在《交易的藝術》一書中所闡述的，他擅長談判。“有時候你必須強硬出擊，”他在回顧一次房地產談判時寫道，“但有時候最好的策略是靜觀其變。”特朗普堅定地認為，與強大的對手談判時，必須以強勢開局，然後在關鍵時刻尋求達成協議。

如今，美國正處於與中國的“第二次冷戰”——至少已經持續六年。拜登政府的政策使這種對抗更加危險。在他的第一任期內，特朗普意識到需要遏制中國的崛起，併成功說服了最初持懷疑態度的華盛頓政策圈，證明這場競爭需要透過“貿易戰”和“科技戰”來實現。在第二任期中，特朗普應再度以展示美國實力的方式施壓，但這不應成為最終目的。他的終極目標應與里根一致：與華盛頓的主要對手達成協議，降低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風險——這場冷戰中兩大核超級大國之間的對峙本身就蘊含著這樣的危險。

特朗普與里根之間的差異顯而易見。特朗普是貿易保護主義者，而里根是自由貿易的支持者。特朗普對非法移民態度強硬，而里根則相對寬容。特朗普對威權強人頗有好感，而里根則熱衷於推廣民主。特朗普在公眾面前鋒芒畢露、好勝心強，而里根則性格溫和、寬宏大量。

此外，兩人上任時面臨的經濟環境也大相徑庭。里根當選時，美國的經濟狀況糟糕至極。1980年11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顯示的通貨膨脹率為12.6%；失業率為7.5%，並在1982年12月達到10.8%的峰值。聯邦基金利率高達15.85%。當時，美國剛在1980年8月走出衰退期，但一年後又陷入經濟衰退。而2024年特朗普再次當選時，美國的通脹率為2.6%，失業率為4.1%，聯邦基金利率為4.83%。

儘管差異明顯，但特朗普與里根的相似之處仍然顯著。例如，當年里根被國內外自由派和華盛頓的對手嘲笑。正如馬克斯·布特在他的里根修正主義傳記中所寫的那樣，里根初次勝選時，被民主黨元老克拉克·克利福德譏諷為“可愛的笨蛋”。自由派記者尼古拉斯·馮·霍夫曼在《哈珀斯》雜誌中寫道，讓“這樣一個無知自大的鄉巴佬”當總統簡直是屈辱。漫畫家們經常把里根描繪成騎在《奇愛博士》電影中那枚墜落的原子彈上的瘋狂人物。而如今，特朗普也以同樣的方式被嘲諷。里根是其時代被嘲笑、輕視最多的政治人物，而今天的特朗普也面臨類似境遇。

在政治實力上，兩人也有相似之處和差異。里根在1980年的大選中以壓倒性優勢獲勝，拿下44個州，在選舉人團中獲得489票，領先普選票9.7個百分點。相比之下，特朗普在2024年贏下31個州，拿到312張選舉人票，普選票領先約1.6個百分點。特朗普的共和黨在國會兩院均佔據多數，而里根執政時期，共和黨只控制了參議院。此外，特朗普透過第一任期內的三次大法官任命，將最高法院大幅右傾，而里根任內的最高法院則更偏自由派。

與里根一樣，特朗普也經歷了暗殺未遂事件。里根在就職不到兩個月後遭遇約翰·欣克利的槍擊，而特朗普也曾險些遇刺。兩人的倖存都被賦予了某種“天命”意味，儘管兩人都不算特別虔誠。里根曾誓言要縮小聯邦政府規模，特朗普也做出類似承諾。兩人都致力於供給側改革，特別是去監管化和削減支出。此外，特朗普也計劃在第二任期內延續第一任期的減稅政策。然而，同樣可以預見的是，特朗普和里根一樣，可能都無法實現財政平衡。

特朗普任命的一些官員比里根時期的內閣成員更“另類”。例如，特朗普提名卡什·帕特爾出任聯邦調查局局長，而帕特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僅是中層官員，但他誓言要清除“深層政府”中反對特朗普的官員。特朗普還提名曾是民主黨人的圖爾西·加伯德擔任國家情報總監，儘管她缺乏相關經驗，還因其對普京政權和敘利亞巴沙爾政權的友好態度而備受爭議。而里根時期，內閣明星如白宮幕僚長詹姆斯·貝克、國防部長卡斯帕·溫伯格、預算辦公室主任戴維·斯托克曼令人懷念，但當時也有爭議任命。例如，被任命為能源部長的詹姆斯·愛德華茲雖然曾擔任南卡羅來納州州長，但他的職業背景只是口腔外科醫生，與能源政策毫無關聯。

特朗普在關稅問題上的立場與里根截然不同。在競選期間，特朗普提議對所有進口商品徵收高達20%的“普遍關稅”，並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60%的關稅。23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警告稱，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包括對盟友商品徵收高關稅以及對企業和個人進行倒退式減稅——將導致物價上漲、財政赤字擴大和貧富差距加劇。然而，特朗普很可能像里根一樣，透過油價下跌和勞動力市場的降溫，實現“通脹下行”。

儘管里根主張自由貿易，但他並非在該問題上教條主義。他曾迫使日本對其汽車出口實施“自願”配額，以保護底特律的美國汽車製造商不被打垮。

歷史學家通常更看重總統在外交政策上的成敗，而非其內政成就。像里根一樣，特朗普將繼承其前任留下的多個外交難題。在1980年，伊朗與伊拉克交戰，蘇聯進入阿富汗。而如今，伊朗正與以色列交火，而在克里姆林宮的視線中，烏克蘭取代了當年的阿富汗。此外，當時的尼加拉瓜被共產主義的桑地諾革命推翻，如今的委內瑞拉則在經歷查韋斯主義25年後的徹底失敗。總體來看，世界的危險程度已達到冷戰結束以來的最高點。

與當年的蘇聯相比，中國如今成為了美國的主要對手——不僅在經濟上更具實力，在技術上也更勝一籌。中俄、伊朗和朝鮮在經濟與軍事領域的公開合作，使人不禁聯想到二戰時華盛頓及其盟友所面對的“軸心國聯盟”。

或許特朗普會如里根一樣有“開局好運”。1981年裡根首次就職演講結束僅數分鐘後，伊朗便釋放了其扣押的53名美國人質。而特朗普的“好訊息”可能來得更早，這取決於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是否會採取行動打擊伊朗的核設施。從戰略局勢來看，以色列的處境已大為改善。伊朗的代理人——特別是哈馬斯和真主黨——已遭受重大打擊，伊朗的空襲與防空能力也被證明極為薄弱。值得注意的是，該地區的多數國家對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衰弱政權遭受的挫敗並未表示太多同情。

相比之下，烏克蘭方面的前景並不樂觀。特朗普曾多次承諾要結束這場戰爭，但未說明具體方式，而眾所周知，戰爭是極難結束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自1969年發起和平談判，到時任國務卿基辛格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歷時三年才與北越達成協議。1979年埃及與以色列的和平協議談判也持續了五年多。

在烏克蘭問題上，談判將極為艱難，部分原因在於只有烏克蘭迫切需要停火。由於軍力不足且裝備短缺，烏克蘭軍隊已經被推到了極限，尤其是在大膽但或許冒失的跨境行動之後。而普京為何要在俄軍於多條戰線上接近突破時展開談判？這一問題顯而易見。拜登政府解除對烏克蘭使用美製武器的限制雖是援助升級，但為時已晚，無法扭轉局勢。而俄方不僅在武器供應上獲得更多盟友支援，還從朝鮮增派了士兵。

面對這一局面，特朗普可以借鑑里根的策略。里根上任初期曾加劇了與蘇聯的軍備競賽——1981年至1985年間，美國國防開支增長了54%。他向西歐部署中程核導彈，並於1983年啟動“戰略防禦倡議”（星球大戰計劃）。他還向阿富汗的聖戰者提供武器，使其對蘇軍造成沉重打擊。此外，每當美國利益受到威脅時，里根毫不猶豫動用武力。1983年，他下令美軍入侵格瑞那達，以推翻陷入內鬥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權；1986年，他下令轟炸利比亞，以報復西柏林一家夜總會爆炸案中導致美國士兵死亡的事件。

但里根並非始終鷹派。在1981年波蘭戒嚴時，他採取了剋制態度；1982年，他同意減少對臺灣的軍售；1983年貝魯特爆炸案導致241名美軍死亡時，他未採取報復行動。

里根從強硬到與戈爾巴喬夫展開緩和的轉變，最能體現其靈活性。1986年在雷克雅未克舉行的會談中，兩人幾乎達成了徹底銷燬所有核武器的協議。儘管最終未能完全實現，但雙方同意大幅削減“鐵幕”兩側的中程核導彈數量。這一舉措之激進，甚至讓最初推動緩和政策的尼克松與基辛格都批評過頭。基辛格私下曾稱這一協議是“二戰以來最糟糕的事情”。

在第一任期初期，特朗普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優先事項是與中國競爭。然而，這種競爭很快演變為遏制，最終發展為對抗。特朗普並非有意開啟“第二次冷戰”，但他的策略揭示出這場冷戰早已悄然開始，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中國試圖與美國比肩甚至超越的戰略邏輯使然。

如今，這場新冷戰在多個領域全面展開——從烏克蘭到中東，從太空到網路空間。然而，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無疑來自東亞。中國的軍事演習表明，北京正為封鎖臺灣甚至採取更模糊的“隔離”行動做準備。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缺乏應對手段。在一次採訪中，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薩姆·帕帕羅海軍上將曾提到，如果中國實施封鎖，他將把臺灣海峽變成“無人地獄”，利用一系列機密手段讓對手一個月內陷入困境。然而，美國尚未具備帕帕羅提及的海上無人裝備等武器，即使擁有，將這些武器用於打擊中國海軍力量也極有可能引發全面戰爭，甚至有可能演變為核衝突。而無論“其他一切手段”意味著什麼，都無法明確指出這一對峙將如何結束。

特朗普始終承諾避免讓美國陷入新的“無休止戰爭”，更重要的是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曾擔任特朗普第三位國家安全顧問的約翰·博爾頓描述了特朗普在北京時如何一再偏離預設的談話要點，因為特朗普渴望與北京達成“大交易”——“史上最令人激動、最宏大的協議”，正如他自己所言。為了達成協議，他願意在中美科技戰中對中國企業如中興和華為放寬限制。同樣地，正如博爾頓所述，特朗普不願在香港的民主抗議問題上向中國施壓，並曾表示“我們也有人權問題”，對中國在新疆的行動，特朗普甚至在一次與北京的談話中表現出認可。

在特朗普看來，“大交易”可能是避免開啟一場美國無力取勝的戰爭的唯一途徑。博爾頓回憶道，特朗普常常用他標誌性的馬克筆尖比喻臺灣，然後再指向橢圓形辦公室的堅毅桌：“這就是中國。”這不僅僅是尺寸懸殊的問題。特朗普曾告訴一位共和黨參議員：“臺灣離中國只有兩步之遙，而我們距離那裡有8000英里遠。如果中國想要收復，我們根本無能為力。”

因此，無論國家安全團隊成員抱有什麼想法，與北京達成協議仍應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終極目標。特朗普團隊與高科技企業家埃隆·馬斯克的密切聯絡，也表明對華緩和的可能性。畢竟，對抗戰略並不符合馬斯克旗下特斯拉等企業的利益。

任何中美協議的關鍵在於迴歸20世紀70年代關於臺灣的共識，即美國承認“一箇中國”原則，但保留在臺海局勢遭到武力改變時採取行動的權利。“戰略模糊”的弱化不會增強美國的威懾力，反而會增加爆發“臺海危機”的風險——類似於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

表面上看，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似乎比拜登的更具危險性。然而，正是拜登政府對威懾戰略的誤解，引發了一系列災難：從阿富汗到烏克蘭，再到以色列，併為更大規模的危機——中國封鎖臺灣——創造了條件。同樣，里根在任時也曾被國內外批評者指責為採取冒險的邊緣政策，但事實上，正是在其前任吉米·卡特任內，蘇聯進入阿富汗，使冷戰局勢達到最危險的時刻之一。

1980年，許多人會嘲笑任何關於里根結束冷戰的預測——他真的認為能夠透過“以實力求和平”帶來持久和平。然而，今天認為特朗普可能實現類似成就的觀點，同樣會被許多人視為荒謬。然而，歷史智慧的一部分在於記住那些看似不可能的歷史性事件，在發生前幾年也是如此令人難以置信。外交政策上的成功能夠徹底重塑總統的聲譽。里根便是如此。而特朗普，也有可能再現這樣的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