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加拿大稅務界知名專家金·穆迪(Kim Moody)在發表於Financial Post的社評中說道,越來越多成功的加拿大人正在持續離開這個國家。

圖源:51記者拍攝
許多稅務從業者早已注意到這種現象。穆迪表示,在他職業生涯的最初23年裡,他只處理過大約12起涉及加拿大人移居海外的稅務案件。而在過去10年中,他和同事們處理的此類案件數量飆升,接近1000起。
根據加拿大統計局的估算,2015年有68,945人永久離開加拿大。接下來一年(也是新自由黨政府上臺的第一年),這一數字激增至97,473人。2017年再次上升至104,013人。到了2020年,也就是新冠疫情爆發的一年,離境人數降至60,407人的低點,但此後持續上升。2024年,離境人數達到十年來最高的106,134人,僅2025年第一季度就有27,086人離境。
然而,這些統計數字只是粗略的估算值。它們基於統計建模和一些行政間接指標,比如停止報稅和登出醫保等。
這些資料也缺乏其他有用的資訊,比如這些離境者帶走了多少財富和持續性收入,也沒有追蹤他們是否擁有與之相關的私人企業,這些企業是否也隨之遷出。如果有企業隨個人遷走,通常也會帶來加拿大本土的就業流失,而這本應是一個值得追蹤的關鍵指標。
穆迪細說道,他之所以希望看到這類資料,有幾個原因。首先,他希望能將這些資料與他在實際工作中看到的情況做對照。他表示,自己所見證的加拿大財富外流規模之大,會令許多加拿大人感到震驚,哪怕是那些總愛批評“富人”的人,他們經常喊著“別忘了在離開時把門帶上”。
其次,穆迪想追蹤這些離境行為給聯邦政府及相關省政府帶來的長期個人所得稅損失。這種累計性的財政收入損失只能透過大規模移民(我們近年來確實經歷過)、加稅(我們也經歷過)或提升經濟活力來彌補——但眾所周知,加拿大的經濟表現已經落後相當長時間了。
第三個原因,是為了估算加拿大因此失去了哪些潛在的機會。如果這些成功人士留下來,他們是否會創辦新公司,僱用更多加拿大人?或者是否會利用他們的財富帶來更多稅收收入?穆迪說:“我個人的猜測當然是肯定的,但我希望能有具體的資料加以印證。”
1個富人流失 需要270個普通納稅人彌補
為了說明這一點,穆迪用了一個極為簡化的例子來說明。假設有位名叫鮑勃的人,是安大略省居民(該省的最高邊際稅率為53.53%,我們取整為54%),他在2026年1月1日離開加拿大。他的全部淨資產——假設為1億加元——都投資於保本的投資證(GIC),每年產生5%的利息收入(他唯一的收入來源)。不考慮分級稅率,鮑勃每年500萬加元的利息收入中,有54%用於納稅,約合270萬加元。
我們再拿一位年收入5萬加元、無可用扣除項或退稅項的普通安大略省居民作對比。這個人每年需繳納的稅款約為1萬加元。
換句話說,加拿大需要270位普通納稅人來彌補鮑勃離開所造成的稅收損失。而這還假設這270人都有工作。
當然,加拿大可以透過所謂的“離境稅”(departure tax)來彌補部分稅收損失。
這一術語指的是,《所得稅法》會在一個人正式成為非居民之前,將其資產視為按公平市價(FMV)已出售,並因此就資產增值部分徵稅。這個規則有一些例外情形,在某些情況下,如果合理規劃,還可以延期繳納離境稅或降低稅負。
在鮑勃的案例中,由於GIC的成本與其公平市值往往相同,因此不會產生資本增值,他可以在幾乎無稅負的情況下輕鬆離開加拿大。
政府制定的經濟政策至關重要。過去十年裡,加拿大在保留成功人士方面所實施的政策影響負面是顯而易見的。在聯邦開支飆升的當前趨勢下,為了為這些支出買單,加拿大顯然將繼續走向稅負加重的經濟道路。
C.D. Howe研究所最近預測,加拿大聯邦政府在接下來的四個財政年度中,累計財政赤字將高達3110億加元。這種做法在財政上是不負責任的,未來幾代人將為此付出沉重代價,包括更高的稅負和更低的生活水平。
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之一,是制定合理的稅收和經濟政策,讓成功的加拿大人願意留在國內,並願意冒險投資,造福所有加拿大人。這也將幫助吸引新的成功人士來到加拿大。
穆迪評論道,加拿大未來的繁榮,依賴於那些獎勵進取精神而不是懲罰它的政策。當我們把成功人士逼走時,損失的不只是稅收;我們還在流失創新者、企業家和那些能建設更好未來的關鍵人物。現在正是需要領導力的時候,需要有人看清現實,果斷作為。
正如領導力導師約翰·麥克斯韋爾曾說過的那樣:“領導者是知道道路的人,走在道路上的人,也是指引道路的人。”
穆迪認為,現在正是加拿大停止流血、開始引領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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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連結:
https://ca.finance.yahoo.com/news/amount-wealth-leaving-canada-eye-1000545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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