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專案”已成大勢所趨，機率遊戲能否緩解申請內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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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部分注重科技發展的國家，科學家們透過不同的機構向公立或私立基金會申請資金來進行科學探索已經是一種通行的模式。而就像發表論文的意義早已遠遠超出了學術交流的範疇，成為科學界資源分配的重要指標，是否能夠申請到專案資助也不僅僅代表著能否開展自己感興趣的研究課題，而與科學家整個的生存狀態和職業發展都息息相關。但是長期處於“僧多粥少”格局中的科學資助體系，是否能有更好的方式來提升整個體系的效率呢？

圖源：DALL-E

近年來，我國科技主管部門大力開展了破“五唯”治理行動，旨在打破以“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為核心的評價體系，促進更科學、公平和多元化的科研評價機制。但是有一項重要內容卻並未涉及，就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專案的申請情況。在許多大學中，青年學者的入職、職稱評定、非升即走等考核指標中，基金申請已然成為最重要的指標之一。

在華僑大學張憶文副教授看來，繼五唯之後，“唯專案”可能會成為一種不可阻擋的趨勢，為什麼呢？

第一，學科評估的需要。在學科評估中，專案成果往往被視為衡量學科實力的重要標準之一。特別是國家級、省部級等重大科研專案，它們的成功實施不僅代表了學科的研究水平，也體現了學科的科研能力和發展潛力。因此，在學科評估中，專案數量、專案級別以及專案成果的質量成為了重要的評價指標。

第二，學位點申報的需要。在學位點申請中，專案也是重要的指標之一。高校和科研機構在申請學位點時，需要展示其在該學科領域的科研實力和研究成果。而專案成果作為科研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成為了申請學位點的重要依據。特別是那些與學位點的申請直接相關的科研專案，如學科重點建設專案、學科交叉融合專案等，它們的成功實施對於提高學位點的申請成功率具有重要影響。

第三，學校排名的需要。在學校排名中，專案同樣佔據了重要地位。無論是國內排名還是國際排名，專案成果都是評價學校科研實力的重要指標之一。特別是在一些權威的大學排名中，如QS世界大學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等，專案成果的質量、數量以及影響力都被納入到了評價體系中。因此，高校為了提升排名，往往會投入大量資源來爭取專案，以展示其科研實力。

第四，經費的需要。眾所周知，只要有經費到賬，學校就會按照經費的總額，收取一定的管理費，不同的學校可能收取的管理費的比例是不一樣的，有的5%，有的10%，還有的更高。只要有專案，那麼學校也會得到好處。錢有了，事情就好辦多了。想幹事，想發展，沒有錢是不行的。

第五，資源分配的需要。任何單位的資源都是有限了，那麼如何將有限的資源利用起來，創造最大的價值呢？當然是優先將資源分配給那麼能夠為學校帶來效益的人。所以，一旦能夠獲得專案，特別是高級別的專案，那麼就會有更多的資源，然後形成馬太效應。

以目前基金申請存在某種“重申請、輕結題”的傾向來看，只要申請成功就很少有結題失敗的情況，因此將大量時間精力投入到申請中也就容易理解了。但是從科研資助體系的整體來看，科學家群體的工作時間也是值得珍惜的科研資源，畢竟任何成果都是需要人來努力才能獲得的。如果現行體系給出的激勵是科學家在基金申請上花費越來越多的時間和精力，那麼同樣可以用來從事專業研究的時間必然減少，而這勢必導致科研成果出現的機率降低。

2024年，隨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取消了"申二停一"政策，導致基金申報數量激增至去年的150%，而預算增長僅為6.25%，資助率面臨巨大壓力。根據歷年資助率資料顯示，從2020年到2023年的資助率分別為17.15%、17.43%、17.52%和16.99%。2024年度面上專案平均資助率經計算為11.66%。

在科研第一大國的美國，主要資助機構NIH和NSF的資助率通常在20%-25%之間，隨著川普政府大幅削減經費的政策推進，可以預見的是資助率也會迎來一次轉折點，資助率出現大幅降低並不奇怪。而即便按照之前相對較高的資助率，許多研究者依然認為這種方式不盡合理，對科學體系的負面影響越來越大。維也納技術大學的教授 Gerald Schweiger 、昆士蘭科技大學教授 Adrian Barnett 和魯汶天主教大學的科學哲學家 Stijn Conix 聯合撰文指出，現行的資助體系問題很大。

第一，競爭帶來時間浪費。科學家們透過提交研究申請來競爭資金。然而，這個過程伴隨著巨大的機會成本，因為參與者必須投入大量的時間和資源，而這些時間和資源原本可以用來推動科學發展。準備一份申請最多需要50個工作日，由於成功率低，如果將所有申請者為此消耗的工作時長換算成可用的資金，可能已經消耗了一半以上的資助資金。如果再加上決策、行政成本和專案管理，這個數字還會更高。這是整個體系需要付出的成本，顯然其中包含了巨大的浪費。

第二，競爭導致平庸的專案增加。競爭體系也往往會阻礙高風險研究，從而扼殺創新。由於高失敗率，申請者傾向於提出可理解、可預測的“安全專案”，而放棄高風險的突破性想法，整體上趨於平庸。因為專案總是有人們來評估的，即便是自稱鼓勵創新的科學家，也容易選擇那些“看得懂”的申請，剔除那些“不知所云”的提案。資助由好奇心驅動的科學研究是科技進步的命脈。資助體系應該鼓勵科學家繼續探索，而不是讓同行評審的規避風險傾向阻礙他們。

第三，競爭導致“贏家通吃”的結果。資金競爭風險極高，一個決定就可能斷送科研生涯，這給科研人員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許多才華橫溢的年輕科學家可能僅僅因為運氣不好而被迫出局，放棄學術生涯。競爭激烈的資助流程也造就了截然不同的贏家和輸家群體，而“馬太效應”則進一步加劇了兩者之間的差距——越是曾經獲得過資助的科學家越有可能獲得新的資助。低成功率和對資金的依賴還可能滋生一些可疑的研究行為，例如“切香腸”（將一項重要的研究拆分成多個較小的出版物以增加出版物數量），從而提高發表數量，美化研究履歷。

針對以上弊端，他們認為應該將資助體系本身作為一項科學物件來進行研究，更多的採用科學方法和實驗來確定最佳化方案，而不是看誰的提案措辭更優美，更誇張。例如，德國大眾汽車基金會和瑞士國家科學基金會在同行評審之後的最終決策階段採用抽籤程式來分配資金。決賽抽籤旨在減少選拔過程中的偏見，並提高進入決賽的申請者的公平性。然而，機會成本高的問題仍然存在。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有人提出了“預抽籤”（ Lottery-First ）的概念，透過搖號確定誰有資格提交完整的申請以供後續同行評審。與決賽抽籤不同，“先抽籤”有可能大大降低機會成本。澳大利亞進行的一項試驗中，向不同領域的大量科學家發出匿名問卷，讓他們列出自己認為該領域最值得資助的10位澳洲科學家。研究表明，與傳統的撥款審查制度相比，這種投票程式大大節省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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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措施的基本出發點在於：沒有證據證明“複雜且冗長的篩選程式會帶來更好結果”，也就是說申請書裡說的天花亂墜加上評審委員的一致肯定與最終的高質量研究成果之間的關係真的很難說，而前兩者都是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的成本投入，對整個體系來說，效率低下。那麼與其讓成千上萬的科學家每年經歷一次焦頭爛額的撰寫、提交等流程，不如解除所有人的部分負擔，或者解除部分人的全部負擔。

無論如何，科學資助體系存在的目標是讓科學家最大限度的聚焦於科學本身，與創造更好的科研條件一樣，盡力減輕他們的額外負擔同樣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