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衛民、崔競文，文章來源：返樸
2025年1月，上海有醫生表示，國家集中採購的麻醉藥出現“麻醉不睡”的現象。同期，上海成立了以“推動針麻技術走向全國”為目標的“國家針刺麻醉臨床研究創新聯盟”。這兩件事情讓群眾十分困惑：我們是不是要回到五、六十年前大做針刺麻醉手術的狀態？當年的針刺麻醉效果究竟如何？“返樸”於2025年1月22日刊發的熊衛民教授的訪談《四千臺針麻手術麻醉醫生：“針刺麻醉”根本沒達到麻醉標準》也因此得到了較大的關注，很多當年親歷針刺麻醉的醫患留言分享各自的經歷和感受。
其中麻醉醫生郝復女士是微信訂閱號上的留言者之一，她的發言獲得了最高的點贊數（高達728次）。鑑於郝醫生的親歷者身份，熊衛民教授決定跟進訪談郝醫生，於是“返樸”代為聯絡到了郝醫生，然後有了下面的訪談。
受訪人郝復，1939年生於貴陽，1963年畢業於昆明醫學院醫療系，後被分配至昆明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做麻醉醫生。1978年考入上海第二醫學院，1981年研究生畢業後在浙江大學附屬兒童醫院工作，1994年退休。
在這次訪談中，郝醫生從親身經歷出發，介紹了當年病人、外科醫生、麻醉師均不願意使用針刺麻醉的情況以及後面的原因。她明確指出，針灸確實能止痛，但並不適合用作麻醉，當年對針刺麻醉的褒揚根本就站不住，針刺麻醉實際利極少、弊極大，很不成熟、效率很低，是不應該推行的，而藥物麻醉只要使用得當，並無當年所說的那些副作用，很希望“中國再也不走違背科學，不為病人著想的歪路”。
受訪人 | 郝復
訪談人 | 熊衛民
整理人 | 熊衛民、崔競文
訪談時間 | 2025年1月24日、1月25日
訪談方式 | 微信訪談
熊衛民（以下簡稱“熊”）：郝大夫，您好！看到您的留言後，我馬上就想聯絡您。透過“返樸”編輯的幫忙，今天終於聯絡上了。我想請您更詳細地談一談您的經歷，包括您當年上學、工作的情況，尤其是您親歷的針刺麻醉手術的情況。
郝復（以下簡稱“郝”）：熊教授你好！我抽時間慢慢講啊，我先跟你說說我的大致經歷。
我大學本科是在昆明醫學院醫療系讀的，畢業後被分配到本校第二附屬醫院（即昆明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1]做麻醉醫生。當時我母親對我說：“病人做完手術都感謝外科醫生，你做麻醉醫生，沒人感謝你的。”我很單純，就對母親說：“只要把病人治好，我就高興，不要人感謝。”所以，我一開始就做麻醉醫生。
熊：您在醫療系什麼專業學習？畢業後還可選擇不做麻醉醫生嗎？
郝：醫療系本科不分專業，按全科醫生來培養我們。後來做什麼，主要看被分配到了哪裡。我們有不少同學被分到了外科，他們後來就做外科醫生。我被分到了麻醉科，我就成了麻醉醫生，而我也樂意做麻醉醫生。
恢復高考時，研究生招生也恢復了。因為我丈夫被調到杭州工作，而醫院又不放我走，我就考了上海第二醫學院的研究生，學小兒麻醉專業。1981年取得碩士學位，畢業後被分配到杭州，在浙江大學附屬兒童醫院工作從事小兒麻醉方面的工作，直到1994年退休。退休後，我又被返聘到浙江大學附屬邵逸夫醫院工作了5年，主要做成人的麻醉，小兒麻醉則很少做了。現在我86歲，和老伴（92歲）住在蘇州的一個康養社群，也即養老院。
01
昆明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的針刺麻醉情況
郝：在談針刺麻醉之前，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我當時所在的醫院和城市。我在昆明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工作，它是由昆明市工人醫院改建的，一部分人員則是從昆明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調配過來的。而麻醉科最初只有三個人：我們的主任文士銘是從第一附屬醫院調過來的，此外還有一位護士和我。工人醫院最初只有兩個手術間，到了1965年才擴充套件成6個手術間。隨著醫院逐步發展，病床數和手術數量也迅速增加。1963年我到醫院時，它主要做普外科和骨科手術。普外最常做的是腹腔手術，胸外科的手術非常少，腦外科手術還沒開展。後來，醫院的手術科室除普外科、骨科外，又增添了整形科、婦產科、眼科等。但那時仍舊以普外科為主，腹腔手術最多。我們醫院的外科主任藍瑚[2]教授曾在法國留學，是全國知名的專家。在他的領導下，外科科室人員逐漸壯大，麻醉科也在這種背景下逐漸發展了起來。
1967年後，昆明一度秩序混亂，直到1968年下半年，有工作組進入我們醫院，才逐步恢復秩序。
熊：你們醫院從哪一年開始被推廣針刺麻醉，在哪一年結束？有沒有相關的檔案或會議？
郝：從1968年開始，一直到1972年，我們醫院陸續做了一些針刺麻醉手術，但數量並不多。
雖然秩序有所恢復，但那個時候還是不太正常。1969年，那些與當權派對立的醫生和護士被下放到小縣城的醫院工作，我們醫院一下子少了約三分之一的人。1972年以後，又有許多醫務人員（我也在其中）參加醫療隊，到雲南省的偏僻縣城下放了半年多，還有部分工作人員被調走。白天我們辛苦工作，晚上還要參加政治學習，人人都很疲憊，並無很大熱情去搞針刺麻醉，這方面的手術是越做越少。我們主任不要求我們必須做針麻手術——他不拿這個寫文章或報告。我們發現不做針麻手術也沒人管。於是，我們也就基本不做了。針麻手術在我們醫院的推廣，就這樣不了了之。
至於推廣針刺麻醉時有沒有正式的檔案，我們是不大清楚的。我們年輕醫生沒看到什麼檔案，只知道上面有要開展針刺麻醉手術的精神。作為年輕醫生，我們就聽主任安排。我們麻醉科主任和他哥哥很瞭解針灸，他哥哥是昆明市有名的針灸專家。周總理到緬甸出訪經過昆明機場轉機，下飛機後就患上面癱，是我們主任的哥哥用銀針給總理治療，一針就治好了。這個事情當時都傳開了。
熊：你們醫院的針麻指標為多少？有沒有變化？您個人有需要完成的針麻指標嗎？
郝：當時，領導要求我們開展針麻，但並沒有說一定要達到多少比例，沒有定硬性指標。他們只是希望大家儘量多做幾例。但是，做手術一定要徵得病人同意，是不能勉強的。
我們醫院的針刺麻醉手術一直做得不太理想。一方面，醫務人員沒有經過系統、正規的針刺麻醉培訓；另一方面，我們主任對針刺麻醉持有一定的看法。他認為，針刺麻醉不是真正的麻醉，達不到理想的麻醉效果。他哥哥從事針灸幾十年，治好了很多病人。他哥哥也認為針灸是一項很好的傳統醫療方法，但只能針對某些特定病症。針灸並不是萬能的，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所以，主任並不強迫我們下級醫生一定要使用針刺麻醉。他比較為病人著想，強調：“我們不能增加病人的痛苦。如果麻醉效果不好，可能影響外科手術的操作，甚至會給病人帶來危險。”這是底線，是一定堅持的原則。正因如此，我們醫院的針刺麻醉開展得並不好。幾年下來，我們做過的針麻手術，總共也就幾十例。
熊：看來不同的地區，針麻的情況不一樣，昆明的醫院貌似沒有太大的指標壓力。
02
外科護士長帶頭接受針麻手術
熊：你們怎麼挑選針麻病人？有病人主動提出要做針麻嗎？
郝：病人不是那麼容易就接受針刺麻醉。我們的第一例針刺麻醉物件是我們醫院的外科護士長。她長了一個鴿蛋大小的甲狀腺瘤。因為她是黨員，領導就要她帶頭接受針刺麻醉。為她做手術的是一位經驗豐富、手術操作又快又好的醫生，整個手術大約用了半個小時，過程順利，效果非常好。
這位護士長在手術過程中表現得非常好，一聲不吭，順利完成了手術。因為我們比較熟悉，手術後，我們問她：“你真心地說，手術當中痛不痛？”她回答：“很痛的！但是我堅持下來了。”所以在第一例針刺麻醉手術後，我就對針刺麻醉產生了很多懷疑。
熊：你們用什麼方式來做針麻？捻針、電針還是別的什麼針？有沒有參加相關培訓？
郝：我們主要用電針麻儀，而不是像中醫那樣用手來捻針。在手術中，穴位的選擇是受限制的，靠近手術區域的穴位不能選，我們一般會選擇像足三里這種常用的穴位。我們的針刺麻醉操作並不正規，因為沒有經過專門的培訓。主任教我們怎麼做，我們就照做。當時也發了一點有關針刺麻醉的資料，我們就參考這些油印資料來進行手術。這肯定對手術效果有一定的影響。尤其是，我們大量的手術是腹部手術，腹部牽拉的疼痛刺激非常強烈。如果病人的腹肌過於緊張，手術中操作會變得更加困難，這是外科醫生非常反感的。所以，做針刺麻醉時往往會遇到很多阻力。
03
外科醫生不願意做針麻手術
熊：針刺麻醉主要用在哪些手術上？
郝：我們先是選那種很短小、簡單、淺表的手術。只要醫生術前把病人的思想工作做好，手術能快速完成，一般的病人還是能挺過來的。
後來，我們還嘗試將針刺麻醉應用於其他各種手術。
我們發現腹腔手術非常難辦，外科醫生一碰到腸子，稍微有點牽拉，病人就難以忍受，手術都沒法進行。剛開始時我們經驗不足，做針刺麻醉前沒有準備好備用方案，只好臨時改為全身麻醉。後來，我們採取了應對辦法：對於腹腔手術，尤其是那些成功率較低的手術，我們就提前給病人穿刺，做硬膜外麻醉的準備。具體操作是：在硬膜外插一根管子，先注入為安全起見的試驗劑量，然後再實施針麻和手術。如果病人在針麻後感覺疼痛嚴重，甚至忍受不了，而外科醫生也無法操作，我們會立刻往硬膜外腔管裡面打更大劑量的麻藥，但還要等一會兒藥效才起作用，然後手術才能繼續進行。
在我們醫院的普通外科，腹腔手術（如胃大部分切除、膽囊手術、膽道手術、腸道手術和闌尾手術）原本就佔了70%左右的比例，有些又是急診，所以在普外科我們很難找到適合做針刺麻醉的病人。眼科手術通常是小範圍操作，局麻就能夠完成。如果使用針麻，病人因疼痛而活動，那就可能導致不良後果，所以眼科手術幾乎不用針麻。婦產科，在緊急情況（如剖腹產）下，婦產科醫生會選擇局麻，以避免延誤病人的治療；只有幾例輸卵管結紮手術嘗試過針刺麻醉，勉勉強強應付過來了。整形科手術多為淺表手術，貌似可以做針刺麻醉。但整形科醫生做的是細活，手術要求非常細緻，切口處理、縫針都非常講究，所以他們也不希望病人在手術中突然叫一聲或不小心動一下。
我想，那些年，在10臺手術中，能勉強選用針刺麻醉的大概只有1臺。
總的說來，外科醫生是比較反對針刺麻醉的。手術前一天，醫生都要去探視病人，好多外科醫生都會跟麻醉師說：“請你們別做針麻。求求你們啦！”那些外科醫生勉強同意做針麻的，大多是做表皮的手術或甲狀腺手術。
04
病人不願意做針麻手術
郝：對於醫生同意選擇針麻的病人，我們會在手術前一天與他們溝通，給他們講針麻的優勢：“針刺麻醉的安全性比較高，術後疼痛較輕，而用藥物麻醉的話，麻藥勁過了，你會很痛……”要給病人講這一類話。有些病人聽後也就答應了。
病人之間會互相交流。做了針麻的病人回到病房以後，其他的病人就會問他：“你到底痛不痛啊？”若做過的人說：“痛死了！”之類話語，其他病人就再也不會接受針刺麻醉，醫生說再多的話也沒用。病人的這類話語很容易傳播開來，所以，針刺麻醉工作很難開展。
熊：您講到針麻的兩個阻力：一是，外科大夫很不願意做針麻，來向你們求情；二是，病人之間會互通訊息，前面的人說很疼，後面的人就很難被說服了。這些都是我以前沒想到過的。很多當年自然而然發生的事情，親歷過的歷史當事人都知道，但後來的歷史研究者很難想到。能請您多回憶幾個針麻手術的過程嗎？被下刀時病人通常是什麼反應、什麼狀態？施行手術、縫合刀口期間呢？
郝：有一位做甲狀腺手術的病人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雖然那時候沒有B超、CT等裝置，但他的主刀醫生有較強的診斷能力，透過用手觸診就可以事先診斷腫瘤的性質——是光滑、活動的，還是有粘連、形狀不規則的。當時，病人很擔心腫瘤是惡性的，主刀醫生也懷疑病人可能患有甲狀腺癌。經醫生給他做思想工作，病人很容易就接受了針刺麻醉。在手術中，他的確表現得很好，都沒怎麼叫疼。瘤子切下來後，立即送往病理科做冰凍切片檢查，手術操作要停大概二三十分鐘。這段時間病人痛感較輕，我們跟他聊天，轉移他的注意力。病理報告顯示，腫瘤不是惡性的，也即不是癌症。我們馬上告訴病人。他一聽不是癌，高興得不得了。在接下來的手術中，他一直叫：“針麻好！針麻好！我馬上就知道我不是癌了，感謝針麻！感謝針麻！” 他簡直就像感覺不到任何疼痛一樣了。那一刻，我們感到他整個人的思想、精神狀況完全變了。
我還記得另一位病人。在手術結束最後縫合皮膚切口時，他不斷數數。每縫一針，他就慘叫一聲，而且自己數：“第一針，第二針……又縫了一針”這說明，在手術最後縫切口時，病人是很痛的。
熊：您在留言裡寫到一位病人在針麻手術中全程唱國際歌的案例，能請您詳細講講嗎？
郝：那個手術不是我做麻醉，當時我在另外一個手術間。因為病人唱歌的聲音實在太大，連其他手術間的人都能聽見。後來我們就問給他做麻醉的醫生。醫生說病人做的是甲狀腺手術，病人說唱歌能幫他忍耐疼痛，從頭到尾都在唱。每當手術到一些關鍵操作時，外科醫生會讓他停一下。他稍停一會兒，然後又接著唱。我在另外的手術間就能聽見他幾乎一直在唱歌。
熊：甲狀腺手術在喉部，唱歌會引起喉部震動，直接影響手術。大夫也希望他別唱了，可是他還是要唱，該多疼！他只能用這個辦法來轉移自己的注意力。看來那時候革命激情確實很強，所以唱國際歌能讓他真的專注和投入，能夠分神。這大概哪一年，您還能記得嗎？
郝：記不太清了。應當是剛開始搞針麻不久。反正我們那裡只熱了個開頭，然後就慢慢冷下去了，針麻手術越來越少。
05
麻醉醫生也不願意做針麻手術
熊：你們麻醉醫生願意開展針麻手術嗎？為什麼？
郝：說實話，作為麻醉醫生，我們也不願意做針麻。
第一，手術前要花費大量時間去說服病人，其結果還經常是失敗的。
第二，除了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我們在麻醉當天還要花成倍的時間做準備。做硬膜外麻醉時，我們只需直接穿刺，推進試驗劑量，過後再把其他藥量都注射進去，很快就能麻醉手術區域。做針麻時，我們不僅要先穿刺，放置硬膜外管，注入試驗劑量（然後就不能再打藥了），還要轉而去弄跟針刺麻醉有關的那些東西。
第三，手術開始後，病人如果叫痛（這是很經常的），我們又得把藥物注入硬膜外管。從推送麻醉藥到達到麻醉效果，又得花一段時間。這樣一折騰，手術時間成倍增加，而手術效果也往往受到影響。
基於以上原因，我們麻醉醫生也不大願意做針刺麻醉。
我並不反對針灸。我認為針灸是很好的，我還有過親身體會。上大學一年級時，我有一次去農村勞動，在地裡除草時突然感到右上腹劇烈絞痛，全身出冷汗，臉色發白。同學趕緊去叫校醫。校醫過來後，在我的足三里紮了一針，我馬上就不痛了。這是我自己的親身體驗。所以，我並不認為針灸沒有止痛效果。後來還有人對針刺鎮痛的機理做過理論研究，我認為，這些研究和探討是有必要的。儘管針灸在某些情況下確實有止痛作用，但我一直認為，針灸並不適合用作麻醉。對於這一點，我的看法至今沒有改變。
熊：看到病人在施行針麻之後還是很疼，您心裡是什麼樣的感受？有哪些認識？也想請您多講一點。
郝：我不願意看到病人太痛苦。每次我做針刺麻醉手術，只要病人喊：“醫生，我痛。”我就立刻把局麻藥遞給外科醫生，讓他們加局麻藥，同時我也會給病人注射杜冷丁等止疼藥。
06
針刺麻醉利少弊多
熊：手術時病人清醒，眼睛睜著，可以和醫護人員有眼神交流，可以呻吟、喊痛、說話、唱歌，這是不是也會讓醫生緊張、分神？這種狀況到底是好，還是壞？或者說是壞處多還是好處多？
郝：這種狀況是不利於手術醫生專心操作的！也可能造成手術期間病人的情緒波動。有風險的手術我們絕不會選針麻，一定要讓病人在下刀前入睡進入麻醉狀態，因為術中病人如果聽到醫生之間的某些對話（比如遇到出血多時，會說“止血鉗”“大紗布”“準備輸血”等），病人會緊張，血壓升高，心率加快，進而加重出血！有時醫生的對話會造成不懂醫學的人誤解！
當年我們也就是在一些小而淺表的手術嘗試用一下針麻。現在，連胃腸鏡檢查、無痛分娩，也會配合使用相應的麻醉。目的都是為了讓病人舒服、無痛苦。現代藥物麻醉使用得法，是不會有那些誇大的副作用的。
我的一個外孫女8歲時在美國做一個耳朵小手術（她出生在美國）。我們問她手術情況，她說：“那個醫生太有趣了，拿個玩具陪我玩，我就睡著了，醒來手術都做好了。”這個手術對她來說是一個美好的回憶！她的腦子並沒有受什麼影響，在學校成績一直是年級前三名之內，前年考上了賓大沃頓商學院。我八十年代後一直從事小兒麻醉，非常重視心理健康！
熊：手術過程中很疼，那種恐怖的經歷，會不會給人造成心理創傷，進而產生長遠的副作用？
郝：可能會有；當然也不是絕對的，有人也會忘記不快的感覺。使用麻醉藥，讓病人不痛也是一種心理保護——不讓病人留下恐怖的精神陰影。所以，相比那些所謂的好處，我認為針麻壞處要多得多，大得多！
熊：在您看來，針刺麻醉有哪些負面作用？
郝：針麻的適應範圍很小，失敗率高，病人仍或多或少存在疼痛、不適，手術醫生操作會受到一定影響，術後病人可能會留下心理陰影。另外，針麻手術耗時較長，效率也低。
註釋
[1] 1962年，原“昆明市工人醫院”由雲南省衛生廳和昆明醫學院接管，正式更名為“昆明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兼具醫療和教學功能。2012年更名為“昆明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
[2] 藍瑚（1915-2014年），男，外科專家。1934年考取中法大學醫學院，1936年赴法國里昂大學醫學院留學，1945年歸國。曾先後任天津市立第三醫院、雲南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外科主任，昆明醫學院副院長。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2025年1月，上海有醫生表示，國家集中採購的麻醉藥出現“麻醉不睡”的現象。同期，上海成立了以“推動針麻技術走向全國”為目標的“國家針刺麻醉臨床研究創新聯盟”。這兩件事情讓群眾十分困惑：我們是不是要回到五、六十年前大做針刺麻醉手術的狀態？當年的針刺麻醉效果究竟如何？“返樸”於2025年1月22日刊發的熊衛民教授的訪談《四千臺針麻手術麻醉醫生：“針刺麻醉”根本沒達到麻醉標準》也因此得到了較大的關注，很多當年親歷針刺麻醉的醫患留言分享各自的經歷和感受。
其中麻醉醫生郝復女士是微信訂閱號上的留言者之一，她的發言獲得了最高的點贊數（高達728次）。鑑於郝醫生的親歷者身份，熊衛民教授決定跟進訪談郝醫生，於是“返樸”代為聯絡到了郝醫生，然後有了下面的訪談。
受訪人郝復，1939年生於貴陽，1963年畢業於昆明醫學院醫療系，後被分配至昆明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做麻醉醫生。1978年考入上海第二醫學院，1981年研究生畢業後在浙江大學附屬兒童醫院工作，1994年退休。
在這次訪談中，郝醫生從親身經歷出發，介紹了當年病人、外科醫生、麻醉師均不願意使用針刺麻醉的情況以及後面的原因。她明確指出，針灸確實能止痛，但並不適合用作麻醉，當年對針刺麻醉的褒揚根本就站不住，針刺麻醉實際利極少、弊極大，很不成熟、效率很低，是不應該推行的，而藥物麻醉只要使用得當，並無當年所說的那些副作用，很希望“中國再也不走違背科學，不為病人著想的歪路”。
受訪人 | 郝復
訪談人 | 熊衛民
整理人 | 熊衛民、崔競文
訪談時間 | 2025年1月24日、1月25日
訪談方式 | 微信訪談
熊衛民（以下簡稱“熊”）：郝大夫，您好！看到您的留言後，我馬上就想聯絡您。透過“返樸”編輯的幫忙，今天終於聯絡上了。我想請您更詳細地談一談您的經歷，包括您當年上學、工作的情況，尤其是您親歷的針刺麻醉手術的情況。
郝復（以下簡稱“郝”）：熊教授你好！我抽時間慢慢講啊，我先跟你說說我的大致經歷。
我大學本科是在昆明醫學院醫療系讀的，畢業後被分配到本校第二附屬醫院（即昆明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1]做麻醉醫生。當時我母親對我說：“病人做完手術都感謝外科醫生，你做麻醉醫生，沒人感謝你的。”我很單純，就對母親說：“只要把病人治好，我就高興，不要人感謝。”所以，我一開始就做麻醉醫生。
熊：您在醫療系什麼專業學習？畢業後還可選擇不做麻醉醫生嗎？
郝：醫療系本科不分專業，按全科醫生來培養我們。後來做什麼，主要看被分配到了哪裡。我們有不少同學被分到了外科，他們後來就做外科醫生。我被分到了麻醉科，我就成了麻醉醫生，而我也樂意做麻醉醫生。
恢復高考時，研究生招生也恢復了。因為我丈夫被調到杭州工作，而醫院又不放我走，我就考了上海第二醫學院的研究生，學小兒麻醉專業。1981年取得碩士學位，畢業後被分配到杭州，在浙江大學附屬兒童醫院工作從事小兒麻醉方面的工作，直到1994年退休。退休後，我又被返聘到浙江大學附屬邵逸夫醫院工作了5年，主要做成人的麻醉，小兒麻醉則很少做了。現在我86歲，和老伴（92歲）住在蘇州的一個康養社群，也即養老院。
昆明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的針刺麻醉情況
郝：在談針刺麻醉之前，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我當時所在的醫院和城市。我在昆明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工作，它是由昆明市工人醫院改建的，一部分人員則是從昆明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調配過來的。而麻醉科最初只有三個人：我們的主任文士銘是從第一附屬醫院調過來的，此外還有一位護士和我。工人醫院最初只有兩個手術間，到了1965年才擴充套件成6個手術間。隨著醫院逐步發展，病床數和手術數量也迅速增加。1963年我到醫院時，它主要做普外科和骨科手術。普外最常做的是腹腔手術，胸外科的手術非常少，腦外科手術還沒開展。後來，醫院的手術科室除普外科、骨科外，又增添了整形科、婦產科、眼科等。但那時仍舊以普外科為主，腹腔手術最多。我們醫院的外科主任藍瑚[2]教授曾在法國留學，是全國知名的專家。在他的領導下，外科科室人員逐漸壯大，麻醉科也在這種背景下逐漸發展了起來。
1967年後，昆明一度秩序混亂，直到1968年下半年，有工作組進入我們醫院，才逐步恢復秩序。
熊：你們醫院從哪一年開始被推廣針刺麻醉，在哪一年結束？有沒有相關的檔案或會議？
郝：從1968年開始，一直到1972年，我們醫院陸續做了一些針刺麻醉手術，但數量並不多。
雖然秩序有所恢復，但那個時候還是不太正常。1969年，那些與當權派對立的醫生和護士被下放到小縣城的醫院工作，我們醫院一下子少了約三分之一的人。1972年以後，又有許多醫務人員（我也在其中）參加醫療隊，到雲南省的偏僻縣城下放了半年多，還有部分工作人員被調走。白天我們辛苦工作，晚上還要參加政治學習，人人都很疲憊，並無很大熱情去搞針刺麻醉，這方面的手術是越做越少。我們主任不要求我們必須做針麻手術——他不拿這個寫文章或報告。我們發現不做針麻手術也沒人管。於是，我們也就基本不做了。針麻手術在我們醫院的推廣，就這樣不了了之。
至於推廣針刺麻醉時有沒有正式的檔案，我們是不大清楚的。我們年輕醫生沒看到什麼檔案，只知道上面有要開展針刺麻醉手術的精神。作為年輕醫生，我們就聽主任安排。我們麻醉科主任和他哥哥很瞭解針灸，他哥哥是昆明市有名的針灸專家。周總理到緬甸出訪經過昆明機場轉機，下飛機後就患上面癱，是我們主任的哥哥用銀針給總理治療，一針就治好了。這個事情當時都傳開了。
熊：你們醫院的針麻指標為多少？有沒有變化？您個人有需要完成的針麻指標嗎？
郝：當時，領導要求我們開展針麻，但並沒有說一定要達到多少比例，沒有定硬性指標。他們只是希望大家儘量多做幾例。但是，做手術一定要徵得病人同意，是不能勉強的。
我們醫院的針刺麻醉手術一直做得不太理想。一方面，醫務人員沒有經過系統、正規的針刺麻醉培訓；另一方面，我們主任對針刺麻醉持有一定的看法。他認為，針刺麻醉不是真正的麻醉，達不到理想的麻醉效果。他哥哥從事針灸幾十年，治好了很多病人。他哥哥也認為針灸是一項很好的傳統醫療方法，但只能針對某些特定病症。針灸並不是萬能的，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所以，主任並不強迫我們下級醫生一定要使用針刺麻醉。他比較為病人著想，強調：“我們不能增加病人的痛苦。如果麻醉效果不好，可能影響外科手術的操作，甚至會給病人帶來危險。”這是底線，是一定堅持的原則。正因如此，我們醫院的針刺麻醉開展得並不好。幾年下來，我們做過的針麻手術，總共也就幾十例。
熊：看來不同的地區，針麻的情況不一樣，昆明的醫院貌似沒有太大的指標壓力。
外科護士長帶頭接受針麻手術
熊：你們怎麼挑選針麻病人？有病人主動提出要做針麻嗎？
郝：病人不是那麼容易就接受針刺麻醉。我們的第一例針刺麻醉物件是我們醫院的外科護士長。她長了一個鴿蛋大小的甲狀腺瘤。因為她是黨員，領導就要她帶頭接受針刺麻醉。為她做手術的是一位經驗豐富、手術操作又快又好的醫生，整個手術大約用了半個小時，過程順利，效果非常好。
這位護士長在手術過程中表現得非常好，一聲不吭，順利完成了手術。因為我們比較熟悉，手術後，我們問她：“你真心地說，手術當中痛不痛？”她回答：“很痛的！但是我堅持下來了。”所以在第一例針刺麻醉手術後，我就對針刺麻醉產生了很多懷疑。
熊：你們用什麼方式來做針麻？捻針、電針還是別的什麼針？有沒有參加相關培訓？
郝：我們主要用電針麻儀，而不是像中醫那樣用手來捻針。在手術中，穴位的選擇是受限制的，靠近手術區域的穴位不能選，我們一般會選擇像足三里這種常用的穴位。我們的針刺麻醉操作並不正規，因為沒有經過專門的培訓。主任教我們怎麼做，我們就照做。當時也發了一點有關針刺麻醉的資料，我們就參考這些油印資料來進行手術。這肯定對手術效果有一定的影響。尤其是，我們大量的手術是腹部手術，腹部牽拉的疼痛刺激非常強烈。如果病人的腹肌過於緊張，手術中操作會變得更加困難，這是外科醫生非常反感的。所以，做針刺麻醉時往往會遇到很多阻力。
外科醫生不願意做針麻手術
熊：針刺麻醉主要用在哪些手術上？
郝：我們先是選那種很短小、簡單、淺表的手術。只要醫生術前把病人的思想工作做好，手術能快速完成，一般的病人還是能挺過來的。
後來，我們還嘗試將針刺麻醉應用於其他各種手術。
我們發現腹腔手術非常難辦，外科醫生一碰到腸子，稍微有點牽拉，病人就難以忍受，手術都沒法進行。剛開始時我們經驗不足，做針刺麻醉前沒有準備好備用方案，只好臨時改為全身麻醉。後來，我們採取了應對辦法：對於腹腔手術，尤其是那些成功率較低的手術，我們就提前給病人穿刺，做硬膜外麻醉的準備。具體操作是：在硬膜外插一根管子，先注入為安全起見的試驗劑量，然後再實施針麻和手術。如果病人在針麻後感覺疼痛嚴重，甚至忍受不了，而外科醫生也無法操作，我們會立刻往硬膜外腔管裡面打更大劑量的麻藥，但還要等一會兒藥效才起作用，然後手術才能繼續進行。
在我們醫院的普通外科，腹腔手術（如胃大部分切除、膽囊手術、膽道手術、腸道手術和闌尾手術）原本就佔了70%左右的比例，有些又是急診，所以在普外科我們很難找到適合做針刺麻醉的病人。眼科手術通常是小範圍操作，局麻就能夠完成。如果使用針麻，病人因疼痛而活動，那就可能導致不良後果，所以眼科手術幾乎不用針麻。婦產科，在緊急情況（如剖腹產）下，婦產科醫生會選擇局麻，以避免延誤病人的治療；只有幾例輸卵管結紮手術嘗試過針刺麻醉，勉勉強強應付過來了。整形科手術多為淺表手術，貌似可以做針刺麻醉。但整形科醫生做的是細活，手術要求非常細緻，切口處理、縫針都非常講究，所以他們也不希望病人在手術中突然叫一聲或不小心動一下。
我想，那些年，在10臺手術中，能勉強選用針刺麻醉的大概只有1臺。
總的說來，外科醫生是比較反對針刺麻醉的。手術前一天，醫生都要去探視病人，好多外科醫生都會跟麻醉師說：“請你們別做針麻。求求你們啦！”那些外科醫生勉強同意做針麻的，大多是做表皮的手術或甲狀腺手術。
病人不願意做針麻手術
郝：對於醫生同意選擇針麻的病人，我們會在手術前一天與他們溝通，給他們講針麻的優勢：“針刺麻醉的安全性比較高，術後疼痛較輕，而用藥物麻醉的話，麻藥勁過了，你會很痛……”要給病人講這一類話。有些病人聽後也就答應了。
病人之間會互相交流。做了針麻的病人回到病房以後，其他的病人就會問他：“你到底痛不痛啊？”若做過的人說：“痛死了！”之類話語，其他病人就再也不會接受針刺麻醉，醫生說再多的話也沒用。病人的這類話語很容易傳播開來，所以，針刺麻醉工作很難開展。
熊：您講到針麻的兩個阻力：一是，外科大夫很不願意做針麻，來向你們求情；二是，病人之間會互通訊息，前面的人說很疼，後面的人就很難被說服了。這些都是我以前沒想到過的。很多當年自然而然發生的事情，親歷過的歷史當事人都知道，但後來的歷史研究者很難想到。能請您多回憶幾個針麻手術的過程嗎？被下刀時病人通常是什麼反應、什麼狀態？施行手術、縫合刀口期間呢？
郝：有一位做甲狀腺手術的病人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雖然那時候沒有B超、CT等裝置，但他的主刀醫生有較強的診斷能力，透過用手觸診就可以事先診斷腫瘤的性質——是光滑、活動的，還是有粘連、形狀不規則的。當時，病人很擔心腫瘤是惡性的，主刀醫生也懷疑病人可能患有甲狀腺癌。經醫生給他做思想工作，病人很容易就接受了針刺麻醉。在手術中，他的確表現得很好，都沒怎麼叫疼。瘤子切下來後，立即送往病理科做冰凍切片檢查，手術操作要停大概二三十分鐘。這段時間病人痛感較輕，我們跟他聊天，轉移他的注意力。病理報告顯示，腫瘤不是惡性的，也即不是癌症。我們馬上告訴病人。他一聽不是癌，高興得不得了。在接下來的手術中，他一直叫：“針麻好！針麻好！我馬上就知道我不是癌了，感謝針麻！感謝針麻！” 他簡直就像感覺不到任何疼痛一樣了。那一刻，我們感到他整個人的思想、精神狀況完全變了。
我還記得另一位病人。在手術結束最後縫合皮膚切口時，他不斷數數。每縫一針，他就慘叫一聲，而且自己數：“第一針，第二針……又縫了一針”這說明，在手術最後縫切口時，病人是很痛的。
熊：您在留言裡寫到一位病人在針麻手術中全程唱國際歌的案例，能請您詳細講講嗎？
郝：那個手術不是我做麻醉，當時我在另外一個手術間。因為病人唱歌的聲音實在太大，連其他手術間的人都能聽見。後來我們就問給他做麻醉的醫生。醫生說病人做的是甲狀腺手術，病人說唱歌能幫他忍耐疼痛，從頭到尾都在唱。每當手術到一些關鍵操作時，外科醫生會讓他停一下。他稍停一會兒，然後又接著唱。我在另外的手術間就能聽見他幾乎一直在唱歌。
熊：甲狀腺手術在喉部，唱歌會引起喉部震動，直接影響手術。大夫也希望他別唱了，可是他還是要唱，該多疼！他只能用這個辦法來轉移自己的注意力。看來那時候革命激情確實很強，所以唱國際歌能讓他真的專注和投入，能夠分神。這大概哪一年，您還能記得嗎？
郝：記不太清了。應當是剛開始搞針麻不久。反正我們那裡只熱了個開頭，然後就慢慢冷下去了，針麻手術越來越少。
麻醉醫生也不願意做針麻手術
熊：你們麻醉醫生願意開展針麻手術嗎？為什麼？
郝：說實話，作為麻醉醫生，我們也不願意做針麻。
第一，手術前要花費大量時間去說服病人，其結果還經常是失敗的。
第二，除了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我們在麻醉當天還要花成倍的時間做準備。做硬膜外麻醉時，我們只需直接穿刺，推進試驗劑量，過後再把其他藥量都注射進去，很快就能麻醉手術區域。做針麻時，我們不僅要先穿刺，放置硬膜外管，注入試驗劑量（然後就不能再打藥了），還要轉而去弄跟針刺麻醉有關的那些東西。
第三，手術開始後，病人如果叫痛（這是很經常的），我們又得把藥物注入硬膜外管。從推送麻醉藥到達到麻醉效果，又得花一段時間。這樣一折騰，手術時間成倍增加，而手術效果也往往受到影響。
基於以上原因，我們麻醉醫生也不大願意做針刺麻醉。
我並不反對針灸。我認為針灸是很好的，我還有過親身體會。上大學一年級時，我有一次去農村勞動，在地裡除草時突然感到右上腹劇烈絞痛，全身出冷汗，臉色發白。同學趕緊去叫校醫。校醫過來後，在我的足三里紮了一針，我馬上就不痛了。這是我自己的親身體驗。所以，我並不認為針灸沒有止痛效果。後來還有人對針刺鎮痛的機理做過理論研究，我認為，這些研究和探討是有必要的。儘管針灸在某些情況下確實有止痛作用，但我一直認為，針灸並不適合用作麻醉。對於這一點，我的看法至今沒有改變。
熊：看到病人在施行針麻之後還是很疼，您心裡是什麼樣的感受？有哪些認識？也想請您多講一點。
郝：我不願意看到病人太痛苦。每次我做針刺麻醉手術，只要病人喊：“醫生，我痛。”我就立刻把局麻藥遞給外科醫生，讓他們加局麻藥，同時我也會給病人注射杜冷丁等止疼藥。
針刺麻醉利少弊多
熊：手術時病人清醒，眼睛睜著，可以和醫護人員有眼神交流，可以呻吟、喊痛、說話、唱歌，這是不是也會讓醫生緊張、分神？這種狀況到底是好，還是壞？或者說是壞處多還是好處多？
郝：這種狀況是不利於手術醫生專心操作的！也可能造成手術期間病人的情緒波動。有風險的手術我們絕不會選針麻，一定要讓病人在下刀前入睡進入麻醉狀態，因為術中病人如果聽到醫生之間的某些對話（比如遇到出血多時，會說“止血鉗”“大紗布”“準備輸血”等），病人會緊張，血壓升高，心率加快，進而加重出血！有時醫生的對話會造成不懂醫學的人誤解！
當年我們也就是在一些小而淺表的手術嘗試用一下針麻。現在，連胃腸鏡檢查、無痛分娩，也會配合使用相應的麻醉。目的都是為了讓病人舒服、無痛苦。現代藥物麻醉使用得法，是不會有那些誇大的副作用的。
我的一個外孫女8歲時在美國做一個耳朵小手術（她出生在美國）。我們問她手術情況，她說：“那個醫生太有趣了，拿個玩具陪我玩，我就睡著了，醒來手術都做好了。”這個手術對她來說是一個美好的回憶！她的腦子並沒有受什麼影響，在學校成績一直是年級前三名之內，前年考上了賓大沃頓商學院。我八十年代後一直從事小兒麻醉，非常重視心理健康！
熊：手術過程中很疼，那種恐怖的經歷，會不會給人造成心理創傷，進而產生長遠的副作用？
郝：可能會有；當然也不是絕對的，有人也會忘記不快的感覺。使用麻醉藥，讓病人不痛也是一種心理保護——不讓病人留下恐怖的精神陰影。所以，相比那些所謂的好處，我認為針麻壞處要多得多，大得多！
熊：在您看來，針刺麻醉有哪些負面作用？
郝：針麻的適應範圍很小，失敗率高，病人仍或多或少存在疼痛、不適，手術醫生操作會受到一定影響，術後病人可能會留下心理陰影。另外，針麻手術耗時較長，效率也低。
[1] 1962年，原“昆明市工人醫院”由雲南省衛生廳和昆明醫學院接管，正式更名為“昆明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兼具醫療和教學功能。2012年更名為“昆明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
[2] 藍瑚（1915-2014年），男，外科專家。1934年考取中法大學醫學院，1936年赴法國里昂大學醫學院留學，1945年歸國。曾先後任天津市立第三醫院、雲南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外科主任，昆明醫學院副院長。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