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聯邦（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下文簡稱“澳大利亞”）本土由六個州（新南威爾士、維多利亞、昆士蘭、南澳、西澳、塔斯馬尼亞）與兩個領地（首都領地、北領地）組成，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以服務業與工業為主。因資源豐、地緣優、增長穩，澳大利亞享有“幸運之國”的美譽。

經濟規模方面，澳大利亞是典型的中等規模的發達國家。其GDP總規模從1996年的4248億美元，增長近三倍，至2023年的1.7萬億美元，約佔全球GDP比重1.7%，2023年澳大利亞人均國民總收入高達6.3萬美元，是全球平均水平的4.8倍，而同期美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僅為澳大利亞的1.3倍。

經濟增速方面，澳大利亞實際GDP同比增速常年位於同等發達經濟體中上水平，尤其是在金融危機期間。1997年至2013年，澳大利亞平均經濟增速為3.3%。中國地產從2013年開始降溫，鐵礦石需求下滑，礦業投資繁榮逐步消退，進而澳大利亞鐵礦石產量全球佔比在2014年後增速明顯放緩，由此導致2014年至2023年澳大利亞平均經濟增速下降為2.4%，此後服務業逐漸為其經濟增長提供更多動力。在後疫情時代，澳大利亞經濟的復甦勢頭同樣位於同等發達經濟體的中上水平。但2023年第四季度至2024年第三季度，受澳大利亞國內限制性高利率的影響，澳大利亞實際GDP同比增速降至1.1%，略低於全球發達經濟體同期1.6%的增速。

需求結構方面，內部需求（特別是居民消費）對澳大利亞的經濟拉動起到主導作用。淨出口在2018年以前往往呈現負向拉動，而之後轉正。目前，澳大利亞消費、投資、淨出口在GDP中的佔比分別為74%、24%和2%。

澳大利亞國際收支歷史上大多呈現經常賬戶赤字、資本和金融賬戶盈餘的特徵，在2020年疫情後該特徵有所逆轉，但隨著全球經濟逐步恢復、各經濟體開放度回升，預計前述特徵未來將恢復。

經常賬戶長期呈現赤字，主要因為：一方面，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常年為逆差；另一方面，外國投資者持有的澳大利亞債務存量遠高於澳大利亞居民持有的海外資產存量，因此澳大利亞淨支付利息。同時，大量移民也導致澳大利亞對非澳居民支付報酬，因此投資收益逆差、僱員報酬收支不平衡等因素導致初次收入賬戶常年為赤字[1]。但2020年疫情後全球經濟復甦、大宗商品的價格和需求增長強勁，澳大利亞出口大幅增長，推動貨物貿易順差擴大，進而帶動經常賬戶轉為盈餘。

資本和金融賬戶長期呈現盈餘主要因為：一方面，澳大利亞因其優越的自然資源與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吸引了大量外國直接投資；另一方面，國際化程度較高的金融市場也吸引了外國投資者的參與。但在2020年疫情後，澳大利亞逐漸增大對海外投資的力度、外資因全球不確定性增加而減少對澳投資等因素造成了資本和金融賬戶轉為赤字。

近五年，澳大利亞的經常賬戶順差受益於大宗商品出口的強勁增長。新冠疫情後，主要國家都推出巨量刺激政策，推動大宗商品需求大幅增長，澳大利亞出口強勁。而近兩年中國經濟復甦偏弱疊加西方國家的貨幣緊縮，大宗商品價格從高位有所下滑。2024年澳大利亞總出口額為5170億澳元，總進口額為4883億澳元，分別佔GDP的19%、17%。

貿易伙伴來看，中澳經濟結構互補性強，中國目前是澳大利亞最大的出口國和進口國，分別佔總出口額與總進口額的35%和24%。在除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和地區中，出口方面，日本、韓國、美國、印度、新加坡為澳大利亞前五大[2]出口目的地，分別佔總出口額的14%、7%、6%、6%和3%；進口方面，美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泰國為澳大利亞前五大進口來源國，分別佔總進口額的13%、6%、5%、5%和5%。

商品型別來看，出口方面，鐵礦石及精礦、煤、天然氣、非貨幣性黃金、鋁礦及精礦為澳大利亞前五大出口商品，分別佔總出口額的22%、16%、13%、6%和4%；進口方面，澳大利亞進口較為分散，石油精煉產品、交通運輸裝備和電氣機械裝備佔比較高，其中石油精煉產品、小汽車及載人機動車為進口占比超過7%的商品。

澳大利亞與中國的貿易關係可以總結為：澳大利亞向中國出口大宗商品，從中國進口製成品。澳大利亞向中國出口的主要大宗商品包括鐵礦石及精礦、煤炭，分別佔向中國出口總額的57%和8%，而近四年澳大利亞對中國的出口商品中鐵礦石及精礦佔比有所下降；而澳大利亞主要自中國進口電子產品、生活用品以及機動車，佔自中國進口總額比例超過5%的商品分別為電信裝置及零件、電腦。

兩國在貿易領域的合作持續深化。1993年1月至2024年12月，澳大利亞佔中國進口總額的比例從1.9%上升至5.1%，但2013年以來澳大利亞佔中國進口總額比例有所震盪，進口商品以鐵礦石等大宗商品為主。2003年，兩國簽署《中國和澳大利亞貿易與經濟框架》，決定開展自貿區可行性聯合研究，推動礦業、農業等多領域合作。2005至2015年，中澳自貿協定從啟動談判到正式生效。2017年，兩國簽署《關於審議中國-澳大利亞自由貿易協定有關內容的意向宣告》，啟動對自貿協定服務、投資章節及《關於投資便利化安排的諒解備忘錄》的審議。2020年11月，兩國共同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區域經濟一體化加深，貿易投資更為活躍，為中澳合作帶來新機遇。2022年7月，澳礦業巨頭必和必拓出口至中國的一批鐵礦石抵達山東日照港，這是其首次使用人民幣結算鐵礦石出口，增強了人民幣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的影響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程序。

非儲備性金融賬戶順差為澳大利亞最主要的國際收支順差來源，但近四年其拉動作用有所轉向。20世紀80年代之前，澳大利亞的國際投資形式主要依賴外國直接投資，之後澳大利亞政府開始金融自由化改革，放鬆資本流動限制，推動資本賬戶開放，澳元實行浮動匯率制，以及20世紀90年代在經濟中（包括非公司實體和國有企業）引入平等競爭原則。由此澳大利亞居民可以更自由地進行海外投資，外國投資者能夠投資澳大利亞資產，受此影響資本大幅流入澳大利亞，資本型別也更多樣化。但2019年以來，澳大利亞外商投資稽核制度趨嚴，疊加疫情影響，澳大利亞出現資本淨流出，這體現為外國直接投資淨流入的減少以及投資組合資產淨流出的增加。

澳大利亞ODI和FDI均保持穩健增長，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FDI存量規模約為ODI的1.1倍。分國別看，美國、英國、紐西蘭、加拿大和巴布亞紐幾內亞為澳大利亞2023年ODI前五大投向國家，佔比分別為20%、17%、10%、3%和2%，而中國大陸位居第11位，佔比為0.2%；美國、英國、日本、加拿大和中國大陸為澳大利亞2023年FDI前五大來源國家，佔比分別為18%、13%、12%、7%和4%。分行業看，澳大利亞ODI目前主要投向製造業、金融保險業、採礦業、房地產業，澳大利亞FDI目前主要投向採礦業、金融保險業、房地產業、製造業。

對中國大陸而言，直接投資方面，近五年澳大利亞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的存量規模大幅下降，從2019年的155億澳元下降86%至2023年的22億澳元，而中國大陸對澳大利亞直接投資的存量規模仍維持在高位，2023年達467億澳元。對於海外併購，2024年中資企業在大洋洲的併購規模達17億美元，同比下降54%，主要投向澳大利亞的醫療與生命科學行業和採礦與金屬業，併購金額佔比分別為42%和26%[3]。

證券投資方面，澳大利亞對中國大陸股票的投資規模高於債券，但近五年澳大利亞對中國大陸債券的投資規模有所增加，從2019年的87億澳元上升77%至2023年的154億澳元，而中國大陸對澳大利亞證券投資規模遠不及直接投資規模。金融服務方面，近五年中國大陸在澳大利亞的金融服務進出口貿易佔比處於下降趨勢。

澳大利亞是典型的移民國家，其人口增長經歷多個階段。在早期殖民時期，澳大利亞人口增長依賴英國及愛爾蘭等國的移民流入。在二戰後，澳大利亞迎來大規模的移民潮，來自歐洲、亞洲以及其他地區的移民紛紛湧入。新冠疫情後，澳大利亞仿效主要西方國家，大力引進移民，以緩解勞動力短缺，但也推升通脹等問題。總體來看，移民導致的公共負擔加重、住房資源緊張、勞動力需求調整、政治文化等因素促使澳大利亞逐漸收緊移民政策，特別是在以自由黨為首的聯盟黨執政期間。截至2024年第二季度，澳大利亞總人口為2720萬人，環比增長0.3%，同比增長2.1%，近一年海外淨移民[4]45萬人，目前累計海外淨移民人口占澳大利亞總人口比例25%。海外移民來源國方面，近20年來英國赴澳移民佔比持續下降，印度、中國大陸赴澳移民佔比逐漸上升，但近五年中國大陸佔比有所下降，2023年澳大利亞前五大海外移民來源國分別為英國、印度、中國大陸、紐西蘭與菲律賓，分別佔澳大利亞海外移民總人口的12%、10%、8%、7%和4%。

在過去幾十年中，強勁的人口規模擴張助力澳大利亞經濟增長[5]。疫情之前，澳大利亞的人口增長明顯快於大多數發達經濟體。人口的較快增長也反映在澳大利亞的就業增長強於許多其他發達經濟體。在海外人才吸引力方面，經合組織（OECD）將澳大利亞列在38個成員經濟體中的第四位。技術移民的持續湧入緩解技能短缺的問題，從而增強澳大利亞產業的競爭力，比如過去礦業投資繁榮時期的技術移民。過去十年，國際學生數量穩步增長，推動教育成為澳大利亞第四大出口產業，並促進澳大利亞旅遊業發展。2000年以來，中國一直是澳大利亞最大的教育出口國，但近十年佔比有所下降。受中澳關係和新冠疫情影響，近五年中國學生赴澳留學人數也呈現下降趨勢，中國學生佔赴澳留學總人數比例從2018年的30%大幅降至2023年的21%。

大量移民湧入年輕化澳大利亞的人口結構。與總人口相比，新移民和留學生通常更為年輕，這使得澳大利亞成為發達經濟體中最年輕的國家之一。這種人口結構的轉變也為經濟發展帶來積極因素。新移民和國際學生的流入為澳大利亞提供年輕的技術性勞動力，提升勞動力市場參與率，放緩人口老齡化速度等，但目前澳大利亞也面臨著老齡化問題。在新冠疫情後，澳大利亞勞動力市場在發達經濟體中表現相對優秀。相比較其他同等發達經濟體，澳大利亞的失業率比疫情前下降幅度更大，勞動參與率的上升也處於發達經濟體中居前水平。

澳聯儲的貨幣政策專注於控制通脹與實現充分就業，同時施行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這為澳大利亞與全球經濟之間提供了強大的防線，以保護澳大利亞免受外部衝擊。根據澳聯儲研究[6]，過去25年裡，全球衝擊僅能影響澳大利亞國內物價與經濟活動變化的20%，這是因為匯率和現金利率的變化吸收了絕大部分衝擊。

澳聯儲貨幣政策的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20世紀80年代前，貨幣政策主要以調節貨幣供應量為核心手段，透過直接控制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和利率水平來維持物價穩定和促進經濟增長，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相對有限；（2）20世紀80至90年代，澳聯儲逐漸轉向以通貨膨脹目標製為核心的貨幣政策框架，開始更加註重透過公開市場操作等間接手段來調節利率，金融市場自由化程序加快，逐步走向浮動匯率制，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靈活性；（3）20世紀初至今，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澳聯儲進一步完善通脹目標制，將通脹目標設定在2%~3%的區間內，根據經濟形勢靈活調整現金利率。

與其他發達經濟體相比，澳大利亞的私營部門受可變利率影響更顯著[7]，多數私人部門債務為可變利率，其中居民部門的債務風險較為突出，佔 GDP 的比重遠高於其他發達經濟體，2024 年第二季度高達 111.5%，且債務主要集中在住房按揭貸款。這種可變利率債務結構使得居民在利率波動時面臨較大風險，利率上升會迅速增加居民還款壓力。澳聯儲運用宏觀審慎政策工具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如對房地產市場信貸進行調控，以此降低因可變利率對私營部門帶來的潛在金融風險，保障金融體系的穩定。

預計澳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在未來仍將保持較大規模。新冠疫情期間，澳聯儲為穩定經濟實施量化寬鬆政策。2020年3月，澳聯儲將現金利率降至0.1%，並將三年期政府債券目標收益率下調至0.1%，同年11月開啟債券購買計劃，計劃最初涉及購買1000億澳元期限約為五至十年的政府債券，之後多次延期，最終在2020年11月至2022年2月共購入2810億澳元政府債券[8]，壓低收益率曲線，澳元承壓。隨著經濟復甦，2022年2月澳聯儲停止購債，同年5月起不再對到期債券再投資，開啟退出量化程序，資產負債表逐步收縮，但預計其規模在未來仍將較大。

在通脹總體呈降溫趨勢的背景下，澳聯儲於2025年2月下調現金利率25個基點，這是自2020年11月以來的首次降息，但對進一步放鬆政策的前景保持謹慎。雖然通脹已大幅降溫，但仍與通脹目標區間2.5%的中樞存在差距。在澳聯儲2024年11月釋出的《貨幣政策宣告》（Statement on Monetary Policy）中，最新預測顯示通脹率要到2026年才能持續回落到目標區間中樞。在家庭與政府需求仍有支撐、勞動力市場仍具韌性、以及海外不確定性增加的前提下，2025年澳聯儲寬鬆政策的實施力度仍存在較大變數。

澳大利亞匯率制度歷經多次變革，具體發展歷程如下：

固定匯率階段：1931年至1971年，澳大利亞實行釘住英鎊的匯率制度，隨著英鎊對其他貨幣浮動。二戰後，美元在國際儲備和結算中的地位逐漸上升，澳大利亞銀行外匯業務中美元佔比增加，外匯儲備中的英鎊也逐漸被美元和部分黃金替代。1971年12月“史密森協議”後，澳元兌美元匯率從1.1200美元升至1.2160美元，並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允許的2.5%波幅內波動，澳元轉為釘住美元。

釘住一籃子貨幣階段：1974年9月25日，澳元對美元貶值12%，並與美元脫鉤，開始釘住以澳大利亞主要貿易伙伴國貿易指數（TWI）為權重的“一籃子”貨幣。澳聯儲每天根據TWI對外公佈澳元兌美元的中間匯率，並對加權指數進行經常性的小幅調整。但受到本國和貿易伙伴國的相對通脹率影響，實際有效匯率仍可能頻繁波動，給投機資金提供了機會。到1976年11月29日，澳大利亞政府將澳元對“一籃子”貨幣貶值17.5%，這一階段結束。

爬行釘住匯率制度階段：1976年11月開始，澳大利亞採取爬行釘住匯率制度。當對相關經濟因素的評估顯示匯率水平需要變動時，澳聯儲會小幅頻繁地調整澳元對“一籃子”貨幣的匯率，旨在避免市場對匯率長期大幅變化的預期，使匯率成為經濟政策中更具彈性的工具。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後，澳元有效匯率頻繁變動的預期，導致鉅額投機資本流動，造成匯市動盪，當局為維持匯率穩定犧牲國內貨幣政策，利率劇烈波動影響國內經濟增長和就業。1983年初，政治性投機壓力又導致大規模資本流出，澳元匯率持續貶值。

浮動匯率階段：1983年12月12日起，澳大利亞改行浮動匯率制度。澳聯儲從即期市場退出，不再公佈指導性的澳元兌美元中間匯率和加權指數，但保留干預匯市的決定權。同時不再要求銀行每日與澳聯儲清算其外匯頭寸，允許資本自由進出，澳元匯率由市場供求決定。只有在必要時，澳聯儲才適度入市干預，以維護貨幣的穩定性。在20世紀90年代澳大利亞經濟衰退期間、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澳聯儲均進行過大規模外匯干預。

大宗商品價格對澳大利亞的貿易條件有很大影響，由於大宗商品在澳大利亞出口中佔較大份額，澳元經常被稱為“商品貨幣”[9]，但隨著澳大利亞礦業投資繁榮逐步消退，澳元與大宗商品價格相關性有所減弱。

澳大利亞財政政策主要目標是實現經濟穩定增長與社會公平福利，前者透過調整政府支出和稅收水平來影響總需求，在經濟衰退時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增長，在經濟過熱時實施緊縮性政策抑制通貨膨脹，維持經濟的穩定執行。後者致力於保障公民的基本福利，如對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領域的持續投入，確保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減少貧富差距，提高社會整體福利水平。人均政府醫療開支方面，2023年澳大利亞在全球排名第五位。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澳大利亞政府推出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包括對家庭的現金補貼、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等，以應對經濟衰退。後逐漸轉向財政整頓，控制債務規模，同時透過有針對性的產業扶持政策，如對清潔能源產業的補貼，推動經濟結構轉型。

2024年第二季度，澳大利亞政府債務佔GDP比重為50.5%，相較其他發達經濟體較低，但自金融危機政府去槓桿以來，澳大利亞政府債務已從2008年8.8%的低位穩步上升，新冠疫情期間政府津貼支出增加和稅收收入減少再次大幅推升政府債務。

根據最新公佈的《年中經濟與財政展望》（Mid-Year Economic and Fiscal Outlook），財政赤字預計從2024-2025財年的269億澳元（約為目前GDP的1.5%），擴大至2025-2026財年的469億澳元。政府支出的不斷增加，包括兒童保育、老年護理、偏遠地區就業服務等，是導致赤字擴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澳大利亞鼓勵外國投資。在世界經濟論壇《2023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中澳大利亞排名第19位，墨爾本、悉尼在《經濟學人》智庫公佈的2023年全球宜居城市排名中分別位居第三、第四位，在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釋出的《2024年度全球創新指數》中綜合指數排名第23位，這些都體現出澳大利亞對國際投資具有較大吸引力。

澳大利亞有一系列規範外商投資的法律和法規，特別是對外國政府及其關聯機構在澳投資有更為嚴格的規定。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FIRB）是稽核外商投資的主要官方機構，會同聯邦、州和地區等各級政府部門廣泛協商，並與澳大利亞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澳大利亞稅務局（Australian Taxation Office）以及其他重大基礎設施部門保持溝通，一同評估外商投資對國家利益的影響並提供建議，以協助財政部長做出決策。

澳大利亞的本土銀行體系集中度相對較高，截至2025年2月11日，澳大利亞總資產排名前五的銀行資產合計佔銀行總資產的比例達73%，遠高於美國、中國、歐洲主要經濟體，略低於加拿大。外資銀行在澳大利亞銀行業中所佔份額較小，且澳大利亞銀行的高盈利能力使其易透過留存收益來積累資本，這或許有效降低了澳大利亞銀行業受到全球衝擊的影響[10]。

澳大利亞外資金融機構的准入及業務監管主要由澳大利亞審慎監管局（APRA）和澳大利亞證券與投資委員會（ASIC）負責。中資銀行還需關注《中澳自貿協定》相關規定等。截至2025年2月10日，中資銀行在澳大利亞設立代表處的有國家開發銀行、中信銀行，設立分行的有中國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農業銀行、交通銀行、招商銀行、光大銀行，設立子行的有中國銀行（澳大利亞）有限公司。

敏感行業方面，投資能源礦產、房地產、金融、保險、航空、媒體、電信、機場等敏感行業的外資專案需要申報和審批。在媒體領域，所有外國投資者投資份額達5%或以上，需知會澳政府並獲事先批准。外國政府投資者及其關聯機構無論投資金額大小，都需經FIRB審查。我們將相關投資限制及商業銀行准入政策梳理在如下表格中。

特別地，需關注中澳關係變化對中資企業在澳投資帶來的潛在風險。例如，在投資限制上，中澳自貿協定下中國私人投資者一般性外國投資免審上限為12.5億澳元，國有企業和主權財富基金直接投資無論規模通常需申請批准（低於10%的被動投資一般除外），但在實際操作中，接近免審上限或敏感行業邊緣專案審查更細緻，而美國、日本等國投資者一般性投資有較高免審上限。在關鍵礦產領域，2024年澳大利亞多次以“國家安全”為由，禁止或要求中國相關投資者出售在澳關鍵礦產企業股份。在產業審查方面，澳大利亞對中國投資審查力度更強，尤其在科技領域，2025年2月4日，澳大利亞內政部長託尼伯克簽署了一份“強制性指令”，要求禁止在政府系統和裝置上使用中國AI公司深度求索（DeepSeek），並且澳大利亞此前也有禁止在政府裝置上使用TikTok等中國應用程式的先例。

中國同澳大利亞自1972年12月21日建交以來，雙邊關係發展順利。兩國領導人保持經常接觸和互訪。2000年以來，中國一直是澳洲最大的貿易伙伴。2015年12月20日，中澳兩國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澳大利亞政府自由貿易協定》正式生效。然而，2018年後，由於澳大利亞與美國的軍事聯盟、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以及在5G網路等問題上兩國摩擦不斷，中澳關係急劇惡化。而上屆莫里森政府採取強硬的對華立場，尤其是針對疫情溯源的立場更是促使中國政府透過鐵礦石、煤炭等進口限制等方式對澳洲實施貿易懲罰。

在澳洲的中左翼工黨政府於2022年5月當選之後，中澳關係顯著改善，兩國重啟了高級別部長級會談，雙方的一些貿易限制也有所取消。特別是2023年11月澳洲總理的首次訪華之旅，顯示雙邊關係升溫的趨勢，雙方發表《中澳總理年度會晤聯合成果宣告》，雙方領導人重申對全面戰略伙伴關係的支援，重新明確穩定、建設性雙邊關係的重要性。雙方還同意在互惠基礎上，向遊客和商務人士開放三至五年多次入境簽證。2023年4月，我國取消對澳大利亞的煤炭禁運。2024年3月，中國宣佈終止對澳大利亞進口葡萄酒徵收反傾銷稅。2024年6月，總理李強對澳大利亞進行了正式訪問，並宣佈重啟被暫停的中澳戰略經濟對話，宣佈將把澳大利亞納入單方面免籤國家範圍。2024年9月27日，澳大利亞財政部長吉姆查默斯訪華，表示中澳同意在投資、貿易和綠色方面進一步合作。

澳大利亞目前經濟增長依舊疲軟，高利率環境以及外需放緩對經濟的影響明顯。2024年第三季度，實際GDP環比增長0.3%，同比增長0.8%，這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除疫情期間外）的最低同比經濟增速。而人均實際GDP連續八個季度減少，環比下降0.3%，同比下降1.5%。

從GDP分項來看，淨出口拖累了澳大利亞2024年的經濟增長，內需為經濟增長提供支撐，其中以政府需求為主。高通脹與高利率環境推升生活成本，抑制居民消費，家庭實際收入增長下滑，而政府的減稅改革、緩解居民生活成本等措施使得消費項不至於大幅下降。投資方面受限制性高利率和外需疲軟的影響而持續放緩。

2024年上半年消費情緒低迷，消費者對通脹高企以及澳聯儲進一步加息的前景而擔憂，但在下半年開始出現回升，主要受益於政府的減稅改革、緩解居民生活成本等措施推出。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處於較高水平，消費信心回升，零售增長已逐漸恢復至疫情前平均水平。在財政紓困政策、通脹降溫、以及降息預期升溫影響下，我們預計2025年居民消費僅小幅提升。政府消費或將仍有韌性，為就業增長提供支撐，尤其體現在醫療保健、社會援助、教育與培訓以及公共管理與安全領域。

2024年以來商業投資增速放緩，其中礦業投資受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和市場需求減弱影響較大，而高利率環境令新商業投資承壓。目前商業信心逐步復甦，企業資本支出的預期有回升跡象、大型企業的增量貸款利率有下行趨勢，表明企業投資未來或將反彈。雖然澳大利亞處在高利率環境，但施工延誤、高昂的建築成本阻礙了存量住房的增加，海外移民湧入增加住房需求，因此房價持續抬升，而疫情後較高的居民儲蓄率推動住房信貸持續增長，預計2025年利率下行週期中，居民投資將有所增長。

澳大利亞對美國直接出口的敞口不大，2024年對美國的總出口佔其總出口的比重為5%。2024年澳大利亞對美國出口的前四大主要商品佔對美國商品出口總額的48%，以肉產品、黃金為主，但美國並不是該類澳大利亞商品的主要出口國，即使未來美國對澳大利亞肉產品、黃金等加徵關稅，預計對澳大利亞整體經濟影響也不大。2025年2月10日美國宣佈對進口的鋼鐵和鋁加徵關稅，鋁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製成品出口商品，但其2024年出口往美國的份額僅佔2.4%，而澳大利亞的鋼鐵及製成品出口中美國的份額佔近30%，因此澳大利亞的鋼鐵出口更易受美關稅影響。

澳大利亞的出口也將間接受到美國對中國加徵高關稅的衝擊。澳大利亞出口的鐵礦石及精礦中89%都輸往中國，並被廣泛用於中國製造業產品上（如鋼鐵、汽車等），如果美國關稅導致中國出口下滑，這也將間接影響中國對澳大利亞大宗商品的需求。

澳大利亞主要出口國集中於亞太地區，目前其主要出口國經濟增速整體尚未恢復至疫情前水平，且存在下行趨勢。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結構性與週期性挑戰，包括人口老齡化、房地產行業放緩、經濟結構化轉型，以及全球貿易摩擦加劇。如果中國未來的經濟刺激措施更多地投向如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資等鋼鐵密集型領域，澳大利亞將更大程度受益；相比之下，刺激消費雖然能使澳大利亞的服務出口受益，但程度相對較小[12]。

目前澳大利亞通脹壓力在逐漸緩解，2024年第四季度截尾平均通脹率（即核心通脹率）同比3.2%，截尾平均通脹率的六個月年化率降至2.7%，接近澳儲行目標區間的中間值。2025年2月18日，澳聯儲議息會議上承認在通脹方面取得了進展，並下調未來通脹預期，但認為政策仍具限制性。

與其他發達經濟體類似，澳大利亞商品通脹顯著緩解，而服務通脹降溫緩慢。2024年以來服務通脹有所緩解，包括家庭服務、外出就餐及外賣服務、保險與金融服務、國內旅遊服務，而租金通脹率持續高企，但隨著租金增長放緩、存量租賃合同進行更新，預計租金通脹2025年將稍有放緩。因此雖然預計未來降通脹程序持續，但2025年通脹前景仍存一定變數。

澳大利亞勞動力市場目前仍是澳聯儲制定貨幣政策時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勞動力市場仍具韌性，但未來或繼續放緩。儘管目前失業率處於疫情前平均水平以下，但2024年以來失業率仍在攀升，從職位空缺與失業人數比來看，目前該指標仍遠高於疫情前平均水平且處於下行趨勢，預計2025年失業率將小幅上升。從失業率和經濟增長的關係來看，在年度失業率預期變化幅度不大的基礎上，2025年GDP同比增速的中樞或為2%。

在勞動供給方面，勞動參與率目前處於歷史創紀錄高位，這主要由移民人口驅動，而隨著移民政策的收緊，未來勞動供給放緩的可能性較大。隨著勞動力市場的放緩，預計2025年名義工資同比增速穩定在3.4%至3.8%。

[1]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Trends in Australia’s Balance of Payments, April 2024.

[2]前五大出口與進口國根據2024年12月澳大利亞進出口資料排序選取，後同。

[3]詳見安永於2025年2月13日公佈的《2024年中國海外投資概覽》。

[4]海外淨移民定義為一段時間內遷入的海外移民數量與遷出的海外移民數量之差。

[5]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Border Closures, Slower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Australian Economy, May 2021.

[6]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The Ghost of Christmas Yet to Come, December 2024.

[7]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Monetary Policy in Australia, November 2024.

[8]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Annual Report – 2021, September 2021.

[9]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Determinants of the Australian Dollar Over Recent Years, March 2021.

[10]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How Do Global Shocks Affect Australia, October 2024.

[11]與澳大利亞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或地區包括紐西蘭、新加坡、中國大陸、中國香港、韓國、日本、智利、秘魯、英國、美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印度。澳大利亞簽署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有《東盟 – 澳大利亞 – 紐西蘭自由貿易協定》（AANZFTA）、《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太平洋更緊密經濟關係協定》（PACER Plus）、《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

[12]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Behind the Great Wall: China’s Post-pandemic Policy Priorities, Jan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