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飯後，隨手翻了幾頁《金瓶梅》，看到一個小細節。
第17回，西門慶遇到他人生事業上第一個重大危機，跟政治有關。他的親家陳洪出事了。陳洪出事也不是他自己的事，是他的親家八十萬禁軍提督楊戩出事了。楊戩出事，也不是自己的事，是他的同黨兵部王尚書，貽誤軍機被彈劾治罪了。
西門慶的女婿女兒，連夜帶著細軟投奔他。他一看書信，嚇得魂都沒了。當下第一反應是花錢消災。連夜讓下人來保帶上一堆金銀寶玩上京打點疏通。
那時馬車慢。一個多月沒訊息。這一個多月，西門慶終日惶惶不安，正蓋了一半的花園也不蓋了，跟李瓶兒的婚約也忘到九霄雲外了。大老婆吳月娘看他日日驚懼，就寬慰他：他陳親家那邊為事，各人冤有頭債有主，你也不要焦慮至此。
按常理思考，吳月娘說的不無道理。從王尚書到楊提督有連坐，能理解。楊提督和他的親家陳洪，有牽連，也理解。但從陳洪再牽連到西門慶，就有點牽強。陳洪和西門慶，那會兒都只是山東清河縣的一個普通商人，並無半點官職。貽誤軍機，怎麼連坐也連坐不到西門慶，這中間隔好幾道關係呢。
但西門慶是怎麼回答的呢？他說，你婦人都知道什麼？陳親家是我的親家，女兒、女婿兩個孽障搬來咱家住著，平昔街坊鄰居惱咱的人極多，常言：機兒不快梭兒快，打著羊駒驢戰。倘若有小人指搠，拔樹尋根，你我身家不保。
五年前第一次讀金瓶梅的時候，這種細節都是略過的。但今天看到“拔樹尋根”四個字，還是內心小小觸動了一下。
現實比西門慶想的要殘酷得多。拔樹尋根，壓根用不著街坊鄰居來指搠。在官家懲辦的名單裡，陳洪下面的一個名字就是他。罪名是“鷹犬之徒，狐假虎威”。怎麼處置呢？“乞敕下法司，將一干人犯，或投之荒裔以御魍魎，或置之典刑，以正國法”。
如果不是西門慶心眼活絡，讓來保連夜帶著金銀去蔡京府上打點，他已經被“以正國法”了。
這裡觸動我的是“拔樹尋根”這四個字。
讓我想起前不久看的《大明王朝1566》和《萬曆十五年》。原來，從明朝開始，商人和官僚，一直就是這麼寄生的，上面的樹倒了，下面的根系一定會一起拔起。不單拔起，還要仔細尋著拔。《金瓶梅》寫的是宋朝，其實是明朝中葉，地點是山東的清河和臨清。臨清的發達，是因為明代的大運河。臨清成為鈔關，也就是收稅的碼頭。因為有發達的物流，細緻的社會分工，這裡資本主義萌芽，誕生了一個繁華的商業社會，也催生了西門慶這樣的富豪。“一時間，興販貿通之利，以侈其耳目而蕩其新”。
但回過頭去看，這個商業社會里的富豪，他們沒有一個人是純商業血統的商人。每個人的發家，背後都有一棵或幾棵樹。他們的發家不獨立，他們的倒臺也不獨立。主動權都在上面。他們是被動的。
在《金瓶梅》的世界裡，憑一技之長或者商業腦子，都只能是個小商販。你想成為西門慶這樣的富豪，就必須要有“官護”，有“官身”。西門慶原來就是個普通中產，第一桶金是靠娶了兩個“富婆寡婦”，孟玉樓和李瓶兒。因為這兩個富婆的嫁妝，他接連開了綢緞鋪、絨線鋪、生藥鋪、當鋪。也正因為有了這些本錢，和李瓶兒帶來的各種珍奇寶玩，他得以和蔡京走動。
蔡京生辰，他送生辰擔，因為禮物深得蔡京喜歡，他因此當了蔡太師的乾兒子，做了副提刑（縣公安局副局長）。有了官職後，他更加如魚得水。他送蔡狀元、宮裡的宦官們銀子，他們給他各種便利。後來，蔡狀元當了巡鹽御史，又讓西門慶早支一個月鹽引；他的貨物進出鈔關，稅官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收點碎銀就應付了。
前二十回，算上李瓶兒孟玉樓的嫁妝，西門慶也就2萬兩白銀。但到他死，財富翻了5倍。3年時間，這裡面一大半都是“官家允許你賺，所以你賺了”。西門慶肯定是個聰明的好商人。但是，僅僅只是聰明，賺不了這麼多錢。
在權力和制度的陰影下，這個資本主義萌芽、商業繁榮的社會，不管是民間的豐饒，還是富豪的財富，都是沒有根基的。
所以，想到這一點，似乎也理解了西門慶，為何總是馬不停蹄地找女人，為何在性這件事上，如此地焦灼，永遠不知滿足為何物。
那是那個社會，一個成功商人的恐懼啊。他發家了，但是財富和權力，都是無根之木。他有他無處安放的脆弱和恐懼。他不知道如何排解。有文化的商人吧，比如沈一石，還能寄情音律，收集古琴。西門慶，只有性。
鄭振鐸說，金瓶梅里反映的是一個真實的中國社會。這個社會，到了現在，似還不曾成為過去。
記一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