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編輯｜王海燕
公公走後大約半年，崔亦非發現，婆婆沈慧英玩手機上癮。
拼多多、淘寶、抖音、快手，婆婆的手機上，這些軟體一應俱全，並且隱藏著崔亦非不瞭解的功能。比如拼多多的個人主頁上，有個功能叫“拼小圈”，你下個單，就能無意中加上一起拼單的陌生人，開始交談。
有一天，崔亦非發現婆婆在拼小圈裡跟一個陌生人談情說愛。婆婆告訴對方，丈夫死了，自己很孤單很寂寞，連家庭住址和電話都說了。在拼多多之前，沈慧英還“玩”淘寶，因為收到的快遞太多，軟體被兒子解除安裝了。沈慧英挺生氣，扔掉柺杖不用，使苦肉計，不得已，兒子又給她將軟體裝了回去。
老伴兒過世4年，沈慧英還會經常想起，“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過去腿腳靈便時，她經常出去旅遊，現在有風溼、腰椎間盤突出，去不了了。
沈慧英是把網上購物當作一個“玩的東西”。她還“玩”直播間，告訴我說“像賭博一樣的”，每天晚上8點半開播，東西都蠻便宜，但需要搶。她控制不住，有時候一晚上花掉500塊是有的。快遞這麼多，兒子發過火，所以她“現在收斂一些了”，改成“玩”叮咚，“玩”山姆。
擔心婆婆在拼多多上碰到不懷好意的騙子，崔亦非跟丈夫商量，將老人送到社群的日託中心。車接車送，報名即可參加，每月380元就可以待上一個白天，一週五天，工作人員領著做操，還可以作畫、談天。崔亦非去觀察過，覺得婆婆在那裡，跟其他老人聊天聊得挺起勁。但沈慧英說，她一開始是不樂意去的，她認為這是兒子兒媳送她去養老院的前奏。現在，也覺得總比一個人待在家裡好。
沈慧英近80歲，跟兒子兒媳住在不同小區，相隔一站路。這也是有條件的上海人普遍的選擇，他們傾向於與父母分開住，同時離得近，方便照顧。而根據人口普查資料，我國的獨居老人戶正在持續且加速增多，2000年為784萬戶，2010年為1444萬戶，2020年已經增長到2994萬戶。
作為一名獨居老人，沈慧英的兒子算得上很有耐心，每天都會去看她一次，老人開始去日託中心後，兒子每天都在小區門口等她回來，再將她送上樓。即便如此，沈慧英還是有大量時間獨自一人在家。2023年11月，沈慧英起夜上衛生間，在走廊裡摔了一跤，走廊上沒有扶手，她爬不起來，大小便都弄在身上了。直到第二天兒子進屋，喊了鄰居幫忙，她才得到解救。從此她手機不離身，除了睡覺擱在床頭，其餘時間都掛在脖子上。
那次意外讓沈慧英心有慼慼，她說“那一天總要來的”，排除掉養老院，她想著，只有24小時住家保姆這一條路了。其實現在，沈慧英也需要鐘點工來照顧生活，每週四次，除了做衛生，還會給她洗澡。在她這個年齡，兒子兒媳已進入退休年齡，進入初老，在照護老人上，正在變得力不從心。這也是上海的普遍狀況，按照2022年的資料，上海市常住人口預期壽命為83.18歲，這意味著，許多人會在退休前後面臨父母生命的最後一程，也就是說，到五六十歲，一個人剛剛退休，進入初老的時候，也正是承擔照護父母晚年責任最重的時候。
照護老人有多難，崔亦非深有體會。
2001年，崔亦非才34歲，正是單位裡的業務骨幹，兒子剛出生一年，她的母親就查出來淋巴癌。抗癌成功後，2008年，又得了肺炎，片子拍出來時，已經是半個白肺。
她母親去世前半年，出現了嚴重的呼吸衰竭。呼衰通常伴隨心衰，一旦發作需要送急診。但呼衰的病人很容易交叉感染，崔亦非決定在家裡給媽媽打吊針。家裡也沒有請護工，這是她爸爸決定的。“呼衰”患者導致身體消耗很大，幾乎每隔兩個小時就想吃東西，晚上也是一樣的。幾乎沒有護工願意幹這個活兒。與此同時，崔亦非的父親也非常瞭解自己的妻子，她是很仔細的人，陌生人住進家裡，一定會有很多叫她不舒服的地方，而且她還不會講出來。作為丈夫，他決定不如就自己來照顧。
崔亦非和父母住在同一棟樓的17樓和7樓，她在父母家裡準備了打吊針的全套裝備，還有製氧機，甚至強心針。那段時間，像去醫院查房一樣，崔亦非每天早上上班前去看一趟，下班後去看一趟，睡前11點再去看一趟。早上那次，她會跟她爸爸講好，今天要不要吊針、要掛哪些藥，她爸聽了在紙上寫好。是的，她爸也學會了扎針。化療後，病人的血管彈性比普通人差，她爸跟她說，最多的一次紮了6次才紮成功。
《桃姐》劇照
“有一次印象很深，好像是母子連心，那天晚上我睡到凌晨1點多，突然就醒了，心裡有根弦，覺得要去看一下媽媽。一看，發現果然媽媽一個人坐在沙發上，我就知道她又心衰了。”突發心衰的時候人是躺不住的，躺著更透不過氣，一定會坐起來，崔亦非說她一看到這個景象，就覺得很難過。她媽媽也是醫生，知道此刻身體在發生什麼，但她沒去打擾丈夫，也沒去打擾女兒。崔亦非立刻就叫醒她爸，二人給她打上了吊針。後面媽媽跟女兒緩緩地說了一句，“你又救了我一命”。
到2008年夏天，她媽媽已經完全離不開吸氧機了。家裡製氧機24小時開機，聲音蠻大的，崔亦非記得那個夏天很熱，幾個空調也幾乎24小時開著。幾臺機器發出的噪聲，噪聲中自己心裡的煩躁，眼前母親浮腫的臉，15年過去了，都還歷歷在目。
還記得有一天，她推門進去，聞到了“死人味”。病人到了一定程度，臟腑失靈，那種氣味其實是人長期處在內迴圈失效的狀態下後，內臟潰敗的徵兆。那天她媽媽要吃小餛飩，要再剪碎了吃，那時候胃黏膜已經水腫了。崔亦非站在大門外，隔著一間客廳，都聞到臥室裡傳出來的這種味道。
為了更有規律地照護媽媽，崔亦非決定不再繼續做醫生，因為醫生要輪值夜班。她想辦法調到了坐辦公室的單位，工作依然很忙，但最起碼上下班有規律了。
父女倆因為照護病人，都住過院。崔亦非得心肌炎住院時，已經是母親臨終前最後兩個月，她一住院，她媽媽也終於同意去住院。起初她是不肯去的，因為“一住進去就出不來了”。住院大約一個月，媽媽人就走了。
三年後，崔亦非的父親也確診了膀胱癌，臨終前的三個月都是在醫院度過的，她現在還留著父親當年的手機，有一些病重時期父親發給她的微信，有一條寫著說，“看著你靜靜坐在床邊，我的心要碎了，那就是親情，無可比擬”。
對不同性格的老人，家屬採取的策略也不一樣。崔亦非的父母臨終前，都是清楚自己的身體狀況的，因為兩位老人都比較理智，有能力面對身體的真相。到2018年，崔亦非的公公發現了消化道惡性腫瘤，崔亦非和丈夫決定隱瞞病情，只說有息肉，對癌症絕口不提。
作為醫療行業從業者，崔亦非自認為“已經算很有資源了”，並且父母先後去世的那幾年，她還是壯年。但她依然感覺到疲憊不堪，為了照護父母，只能把育兒事宜全都分配給丈夫，孩子從小班就送進了全託班，等到小學，她也是那個從不參加家長會的媽媽，“因為開會的時候經常打瞌睡，什麼都聽不進去，不如不去”。
“恐懼”養老院
婆婆對養老院的牴觸，崔亦非不陌生。崔亦非在社群的日間照料中心當志願者，聽老人們談起的話題裡，養老院出現頻率非常高，整體都挺負面的，不是擔心“被護工打”，就是擔心“被綁起來”。有小孩的擔心小孩去看望得少，以至於在養老院裡可能被虐待，沒小孩的就更擔心了。
雖然擔心的事情多半來自道聽途說，但“恐懼”本身是真實的。江寧路街道有兩家養老服務機構，其中一家正式名稱為“江寧路街道社群綜合為老服務中心”，嵌入了一個小型“長者照護之家”，42個床位，只有雙人間和單人間，入住的老人，幾乎都在80歲以上。
街道辦事處副主任蔣燕告訴我說，他們2023年就將一位“孤老”安頓到了這裡。老人有中度失智，是民警在街上撿回來的，後來得知，老人有房也有退休金，但是房子租掉了，而退休金上午到賬，下午就被侄子轉走，於是流落街頭。最後的解決辦法是，轄區派出所出面制止侄子的轉賬行為，又幫他向紅十字會申請了補貼，算上房租，一個月的收入差不多能支付養老院費用。
大多數老人的情況當然沒有這麼極端，轄區內另一家公辦民營的上海樂寧老年福利院（以下簡稱“樂寧”），裡面住了一位陳老伯，是為數不多主動選擇“提前”住進來的老人，他的情況可能更能代表本地老年人的心態。
陳老伯膝關節有問題。他記得是2010年上海世博會那年開始痛的，到2020年，疼痛全面爆發，右膝蓋半月板修補手術做完，在家康復訓練一個月，又去康復醫院兩個半月，效果有限。2024年上半年，左膝蓋也出現疼痛，8月拍核磁共振，膝蓋有嚴重磨損。他決定不做手術，因為2023年不慎扭傷腰，做不動康復訓練了。
至於右膝蓋，假如年輕20歲，他也許會嘗試換關節。但這個年紀，陳老伯認為，沒有必要激進治療了。這意味著，兩個膝蓋只會每況愈下，失去行走能力只是時間問題。他決定在那之前去住養老院，否則他的一切生活起居都將依賴愛人和女兒。但他愛人體質一向不太好，有頭暈病，經常感冒，女兒工作又忙，他更希望比如週末的時候，女兒能陪媽媽出去走走看看，而不是一家人悶在家裡。
陳老伯排除了郊區和外地的養老機構，那裡或許景觀和設施更好，但樂寧離家近，方便老婆和女兒過來看望。更重要的是，他仍能住在生活了近70年的街區，這讓他感到安心。開銷上，床位費、護理費和餐費三項，加起來一個月6000元左右，養老金足夠支付。
入住之前，陳老伯特意去考察過，發現院裡常備老年人基礎病的藥，還有主任醫師每週坐診，開方配藥不用跑醫院了，這是最大的優勢；睡眠沒有家裡好，吃飯也不能隨心所欲，這是短板。
住進養老院之前，何老伯跟他愛人的姐姐通了一個電話，她新近喪偶，獨居在武康大樓，因為來打卡的遊客實在太多，最近在思考出路，她一聽養老院，第一反應是，“那種地方怎麼能去的呀”。去養老院的這種牴觸心理，年輕人是很難體會的。
在樂寧，陳老伯住的六人間，屋裡算上他和護工何師傅，目前四個人。隔壁床躺著一位重度帕金森患者，據何師傅說，已經住了六年，剛來的時候還能起身、講話，現在24小時臥床，吃飯是何師傅將飯菜打成糊喂到嘴裡，每隔兩小時為他翻身擦拭，晚上有時會“哇啦哇啦”地喊叫。臥床不起，這大機率是每個住進養老院的人的未來，陳老伯看著隔壁床，心裡不太是滋味。
所以大多數老人，仍然希望居家養老。按照上海市民政局公佈的資料，截至2023年末，上海全市80歲及以上高齡老年人口81.64萬人，其中全部人口都在80歲及以上的“純老家庭”老年人數33.10萬人。在靜安區，這些80歲及以上的老人，都以居家養老為主。為了服務這個群體，靜安的社群推行起“老夥伴計劃”，意思是趁還算年輕時，志願為老年人服務，未來等自己老了，再來享受這種服務。2023年剛剛退休的崔亦非，正是這樣的志願者，一位志願者，通常需要與5～10位“老老人”結隊。
比如一個政策發下來，要讓2.6萬位老人都瞭解到，那麼就得一一上門講解，“入戶不是說5分鐘就能把事情講清楚的，真的敲開一個老人的家門，沒有半小時走不了的，他要跟你講樓上有噪聲，要講最近天井有貓仔，你得讓他把這些話都講完才能走”，非常依賴志願者。
江寧路街道一位居委會主任跟我舉例說，他們還碰到過一位老人讓志願者給她買菜，要求是“蝦子買回來一隻都不能死”。居委會還為獨居老人提供送餐上門服務，有一位老人要求餐盒必須在11點半準時到他家門口，早一分晚一分都不行。志願者為此想過一個辦法，將餐盒放在小區保安那裡，老人一看11點半來的是保安，仍然不樂意，堅持說保安會偷吃。這是社群為老服務工作的另一個側面。
在江寧路街道的三星坊社群，居委會主任王劍峰告訴我，在他們社群，老夥伴志願者保持在19人左右。這些志願者2019年服務老人數量為95人，2024年為110人，主要集中在獨居老人和部分純老家庭。王劍峰擔心，再過兩年，有一批“小老人”年齡超過75歲，就得從老夥伴志願者的崗位上退下來，招募新的志願者很可能沒那麼順當，因為現在的老人越來越知道退休了“要去享受，要去旅遊”。實際上，這幾年江寧路街道一直面臨老夥伴志願者人數不足的隱憂，老人退休後，有時間有意願做志願者的總歸是少數。
崔亦非做志願服務工作，已經一年多了，她如今的日常工作，主要是請專業人士來開講座，針對阿爾茨海默病、心血管疾病等疾病的預防講授點知識，也組織畫畫、織毛衣這一類活動，都能訓練大腦，是對阿爾茨海默病的“非藥物干預”。崔亦非自己還沒到那個年紀，但經歷家裡三位老人去世、照料婆婆，以及在托老中心與老人們打交道，她意識到，一個人步入老年後，如何理解、度過這個階段，不是天然就會的，而是需要學習的。他們日間照料中心的講座算是一種普及。
她的觀念也有所變化。她請過養老院的負責人來開過講座，那位院長給出的建議是，趁手腳靈活、頭腦清楚的時候，多去走訪幾家養老院，甚至可以“試住”，住過之後才有比較。崔亦非跟丈夫聊起過養老院，丈夫的第一反應還是“養老院怎麼能去的”。她說現在時間尚早，並不著急立刻說服他。隨著時間的推移，各種可能年紀尚輕時覺得絕不可能接受的選項，都會逐漸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本文選自《三聯生活週刊》2025年9期，文中沈慧英為化名。感謝王振東對採訪的協助。)
排版：布雷克 / 稽核：小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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