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卡特：美國最後的溫和派總統

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文｜王一鳴

美國第39任總統吉米·卡特於2025年12月29日結束了一生。作為美國總統，卡特的執政生涯步履蹣跚、慘淡收場；作為社會活動家，卡特在卸任後轉而成為美國政壇的聖徒，成為連線自由與保守兩端的溫和派橋樑。縱觀其從事社會公職的一生，卡特可謂因信稱義、因失敗而涅槃、因謙卑仁愛而獲取政治聲望，這在美國總統史上並不算多見。

2004年，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在民主黨全國大會上。

自里根保守主義革命以來，美國政黨極化日益嚴重。從里根、金·裡奇、茶黨到特朗普的崛起，過往四十餘年，共和黨的政治光譜出現了顯著右移。民主黨在後卡特時代亦步亦趨，努力把持中間偏左的政黨路向，但在與共和黨漫長的政治纏鬥中也開始變得激進而聒噪。可以講，卡特是從屬於舊時代的最後的溫和派總統，是真誠地信仰神性與人權、自由與平等的國務家，其任內提出的很多突破性的政黨綱領被永遠封印在20世紀70年代，此後半個世紀的美國政治敘事再也未曾提及。卡特離場以後，民主黨溫和派開始奉行一種工具主義的中庸之道，克林頓和拜登在政治立場上亦不失溫和，但自始至終缺乏源自精神深處的政治信仰與知性真誠，這與卡特身上所體現出的獨有的溫和氣質是無法比稱的。

某種程度上，理解卡特總統的溫和與理解美國政治的溫和大抵是同一個命題，他們在同一時間漸入高潮，又在同一時間徹底覆亡。時間回到1979年，這一年，卡特面臨其執政生涯最為艱難的政治抉擇，美國也在先後歷經了戈德華特保守主義與麥戈文自由主義的湮滅後，陷入了左右兩難的方向抉擇。這一年，美國社會通貨膨脹率已經達到11.3%，油價由15美元/桶逐步向40美元/桶邁進，全美各地加油站排起長隊、航班頻繁停飛，戰後美國本土首次出現物資配給問題，一些地區的州縣政府出現嚴重管理失調，加之蘇聯入侵阿富汗、伊朗人質危機帶來的外部恐懼，卡特政府開始感覺到愈來愈大的執政壓力，美國上下瀰漫著沉重的沮喪與不安全感。

卡特的溫和在於，面對內外部壓力，他沒有本能地選擇推卸和轉嫁矛盾，而是著手從美國社會本體尋找根源，從美國國民的價值觀念和精神氣質上尋找根源。在卡特看來，這場危機與任何政策立法或者行政措施無關，是戰後美國政治經濟矛盾集聚衍生的必然結果，問題表面是美國社會的物資匱乏，深層實質則是美國國民的精神衰退。卡特認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以來，美國慣於先驗性地將自身作為自由世界的領袖，將高質量的社會生活視為與生俱來的正當權利，整個國家正走在一條不可持續的道路上。“美國夢”的破碎令人不適，但卻是早晚都會出現的歷史必然，美國國民正在面對的不是一次兩次的能源危機、地緣危機，而是更深層次的價值觀危機，只有透過降低物質期望、自我精神救贖，才能重新回到一種更為古典、更為傳統的美國自由社會。

1979年7月15日，總統大選前一年，卡特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發表其執政生涯最為重要的一次演講，他呼籲民眾坦誠、直率面對國家當下出現的問題，摒棄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降低對於生活質量的要求和期望，以實現國家和個體的真正自由。以下這段論述在美國總統演講中或許永遠不會再次出現——“我們正處於重要的歷史節點，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一條是今晚我已經警告過的道路，這條道路始終存在一種錯誤的自由觀念，以為自己比他人掌握更多的權利，這會引致自私和分裂，這是通往失敗的必由之路。此刻，我們過往的所有傳統、我們遺產的所有教訓、我們未來的所有承諾都在指向另外一條道路，這條道路能夠恢復我們的價值觀，能夠為我們的國家和我們自身帶來真正的自由”。

卡特所推崇的自由，在根本上是一種個體的自由、保守的自由，或曰，共和黨人的自由。與主流民主黨人不同，卡特是堅定的政府懷疑論者，在其執政後的首份國情諮文中，卡特曾經明確指出，“政府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不能設定我們的目標、不能定義我們的願景。政府無法消除貧困、無法刺激經濟、無法降低通脹、無法拯救我們的城市、無法治癒文盲或者提供能源。政府不能強制要求國民善良”。卡特辦公桌的一角始終放著從杜魯門圖書館借來的標語——“責任到此止步”。面對日益嚴峻的政治困局，卡特背棄了民主黨的核心黨銘，背棄了左派賴以維繫的大政府主義，將自身的溫和派立場完整地展現在美國國民面前。他所呼籲的自給自足、慾望節制與犧牲主義，一方面令人回想起民主黨的古典信條，比如重建時代的民主黨農業選民就堅定地認為只有依靠自然之賜，才能夠保持自身的道德完善——“在自己的土地上勞作的人最接近上帝”。另一方面，過於關注個體生活質量與社會道德狀況已經十分危險地親近於戈德華特保守主義，這位共和黨精神教父在十餘年前接受總統候選人提名時曾經講過與卡特大抵相同的話——“那些透過獲取物質成功以尋求生活意義的人們，實際上正在走向絕望”。卡特的溫和立場使其無意中淪為戈德華特的擁躉，這令他在民主黨陣營飽受批評，戈德華特在1964年為共和黨帶來了選舉政治史上的最慘一役，卡特在1980年同樣沒能避免敗北。

回頭再看，卡特在其總統生涯最後時刻的表態過於天真，他試圖將美國彼時所面臨的危機推向某種道德層面的宣教，試圖喚醒美國國民的救贖意識與犧牲精神。然而在20世紀70年代末，在冷戰急劇升溫、社會疾速分裂之際，試圖限制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的領導作用似乎是荒謬的，試圖將一切過錯歸咎於美國國民本身是令人無法接受的。卡特呼籲民眾減少非必要出行、降低空調溫度、在家多穿毛衣，呼籲開發美國本土油氣資源、減少對中東能源國的依賴；而他的挑戰者羅納德·里根在1980年選戰期間則針鋒相對地指出，“美國是自由社會的領袖”“美國國民不需要犧牲任何東西”“一個能夠將人類送上月球的國家決不應該降低空調溫度”，里根疾呼要與蘇聯進行星球大戰、要戰勝極權主義的螞蟻堆，里根為恐懼中的美國國民帶來了保守主義、民族主義與例外主義，為共和黨帶來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政治中興，直至今天的特朗普共和黨人仍然深深受益。卡特曾經坦言，讓羅納德·里根成為總統，是其任內最大的失敗。卡特的離場宣告了美國溫和派的徹底覆亡，民主黨自此走上了一條迥然不同的道路，美國政治則走上了另外一條迥然不同的道路。

當地時間1977年1月20日，美國華盛頓特區，吉米·卡特宣誓就任美國第39任總統。

總統歷史學家道格拉斯·布林克利曾經對卡特作出評價，認為“卡特從來就不適合華盛頓，他的領導風格本質上是宗教性的，他更像是一名傳教士而絕非政治家”。卡特是自1848年扎卡里·泰勒以來第一位來自老南方腹地的總統，他的總統候選人資格很大程度上源自民主黨初選制度改革，他在決定參選時僅有2%的國內知名度，這決定了其不偏不倚、左右逢源的溫和派立場。從一開始，卡特就不喜歡華盛頓，他對國會持鄙夷態度，經常稱那些牴觸他的國會議員為“少年犯”，指責他們需要道德救贖。在1976年的總統競選中，卡特經常在其演講稿中宣講愛與德性、祈求“溫柔”與“治癒”，他喜歡將美國人民稱為兄弟姊妹，並在演講結尾時以特有的福音派教徒口吻呼籲建設一個充滿愛與同情心的政府。卡特最喜愛的神學家是萊茵霍爾德·尼布林，他經常援引尼布林對政治作出的定義——在一個罪惡的世界中建立正義的可悲藝術。卡特的政治信條很大程度上受此影響，高度認同個體歷經劫難後習得信仰的艱辛過程，他堅信做一個好人是每一名公民的道德責任，而後他們將獲得平安與喜樂，他們所在的國家必將迎來繁榮。

然而，殘酷的現實擊碎了卡特總統的精神信仰。由於缺乏必要的政治妥協，卡特任內的稅收改革、醫療改革和社會福利改革全部失敗。他是美國曆史上第一位唱衰傳統能源、提倡新能源的總統，任內簽署了第一筆綠色能源激勵，制定了第一項燃油經濟性標準，向世界發出了第一份全球氣候變暖警示，他推動全美國家公園規模擴大了一倍，將太陽能電池板置於白宮屋頂，里根執政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將其拆除。卡特任內最偉大的成就是人權外交，他親自斡旋埃及與以色列之間的戴維營和平協定，將巴拿馬運河的控制權交還給巴拿馬人，併成功推動了中美關係正常化。卡特自豪於自己任內從未投下任何一顆炸彈、從未損失任何一名美國士兵，這很可能是美國總統最後一次敢於做出這樣的宣告。在卡特的卸任典禮上，副總統沃爾特·蒙代爾在敬酒時滿懷感慨地講到，“我們說的是實話，我們遵守了法律，我們維護了和平”。

然而上述絕大部分成就，並無法得到左右兩派的認同，自由派始終將卡特視為保守分子，而共和黨人覺得卡特歸根結底還是個民主黨人。在歷經了四年動盪之後，卡特沮喪地發現自己和歷史上絕大部分總統一樣，被迫以一種不大體面的方式黯然離場。根據蓋洛普資料，卡特卸任時僅獲得34%的總統支援率，這一數字與伊拉克戰爭破產後的小布什相同，唯一比其更令人唾棄的總統是尼克松和杜魯門。此後很長時間，卡特於1979年7月15日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所作的這場演講被視為民主黨軟弱和失敗的象徵，卡特敗選以後，不僅本人行事低調，就連黨內的總統和國會候選人也刻意同其保持距離，甚至明確拒絕他的支援。里根執政以後，美國開始大踏步地向歷史終結邁進，無論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沒有任何人敢於再次言及節制、犧牲與自我救贖。老布什在冷戰勝利之際堅定地對氣候變化論者表示，美國不會在能源問題上再次作出妥協，我們的生活方式是沒有商量餘地的。小布什在9·11發生幾天後同美國國民講話，規勸他們大大方方去商場為家人們購物，不要輕易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奧巴馬在首任總統就職典禮上自信地講到“現在我們的精神更加強大，我們不會被擊垮；你們無法比我們活得更加長久，我們會打敗你們”“我們不會為自己的生活方式道歉，也不會動搖捍衛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力”。最終，美國在特朗普任內簡單粗暴地喊出了“MAGA”“美國第一”。卡特由是成為戰後美國總統史上唯一一位不知所謂、不可理喻的小丑，如果沒有意外，這個小丑註定會被拋棄在歷史的故紙堆裡。

在此後近半個世紀的漫長餘生裡，卡特頑強地改寫了個人的政治敘事史。離開白宮以後，卡特開始轉型成為一名來自民間的自由國務卿，積極參與敏感地帶的外交斡旋，他在老布什政府完成了衣索比亞和蘇丹的和平使命，在克林頓首個任期取得了三次重大勝利，成功說服朝鮮凍結核計劃，說服波斯尼亞人和塞爾維亞人停火，說服海地政變領袖拉烏爾·塞德拉斯主動下臺，為狼狽不堪的克林頓政府避免了一次潛在的豬灣危機；2002年5月，他成為自菲德爾·卡斯特羅執政以來訪問古巴的最高級別政府官員，他在當年猛烈抨擊小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並收穫了其人生最為重要的一個註腳——諾貝爾和平獎。卸任後的第二年，卡特組織籌辦了卡特中心，半個世紀以來，累計開發了數十個專案用以解決地區衝突、監督各國選舉、促進人權民主，顯著改善了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民生活質量，幾乎以一己之力根治了彼時困擾全球的麥地那龍線蟲病。卡特一生著作頗豐，累計寫下了31本個人專著，主要是一些宗教沉思、時政評論和個人隨筆，甚至還包括一本散文詩集；2018年，卡特在93歲高齡完成了人生最後一部著述——《信仰：所有人的旅程》。

縱貫卡特98年的漫長人生，其間僅有12年在擔任政府公職，4年任佐治亞州議員、4年任佐治亞州州長、4年任美國總統。如果不熟悉卡特的性格特質，單單從履歷上看，或許會覺得卡特是一名精明到近乎雞賊的政客。然而事實恰恰相反，作為一個南方人、一個福音派教徒、一個華盛頓局外人，一個自華盛頓以來首位宣告自己決不說謊的政治家，一個美國最後的溫和派總統，卡特為其短平快的政治生涯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然而幸運的是，他有足足半個世紀的時間對自己的執政績效作出修正，按照一種對晚年卡特流行的讚譽，直到離開白宮，他的政治生活才剛剛開啟。

在最後的時刻裡，美國左右兩派撰寫了大量的專欄評論，禮貌性地致以緬懷的同時，最後一次嘗試對卡特的歷史地位作出修正。卡特宣佈接受臨終關懷後不久，《紐約時報》發表重磅報道，稱伊朗人質危機期間，前共和黨大佬、德州州長康納利曾經秘密遣派門徒私會伊朗，要求把人質扣留到總統大選之後，暗指共和黨透過骯髒交易毀掉了卡特1980年的連任競選。很多年以來，類似的抨擊和指責不時出現，民主黨修正主義者喜歡強調卡特同樣是具有鷹派屬性的，比如里根時代美軍之所以能夠大幅擴張，根本上是因為卡特政府時期啟動了軍隊重建；比如卡特提出的人權外交，為保守主義時代美國的全球擴張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託。反對修正主義的觀點同樣存在，共和黨保守派始終認為卡特政府犯下了大量非受迫性失誤，對於1970年代末美國權勢的收縮及其連帶產生的一系列地緣政治災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如果不是里根力挽狂瀾，美國何以贏得冷戰、又何以成為今天的樣子。

對卡特而言，在完成了對美國政府漫長一生的公職服務以後，這些爭論似乎已經變得不甚重要。卡特所需要的，不過只是持續工作這件事本身而已，至於是在白宮以內還是白宮以外，是溫和的還是軟弱的，是偏左的還是偏右的，似乎已經變得不甚重要。在歷經了特朗普、新冠疫情、俄烏衝突、通貨膨脹、金融動盪以後，很多人開始逐漸意識到，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吉米·卡特，很多人相信他是一位離任之後比在任之時做得更好的前總統，這就足夠了。蒙代爾副總統曾經作出極為熨帖的評價，“美國人民終於看到了現在所發生的一切，人們會說，嘿，這真是個好人”。《每日秀》前主持人喬恩·斯圖爾特近年也講到，“吉米·卡特是我見過的最善良、最有思想的人之一，他是我們當中最好的”。

當地時間2024年12月29日，美國華盛頓特區，白宮上空的美國國旗降到半旗，以悼念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逝世。

現在，這名我們當中最好的公民已經離去。儘管已經有了足夠的心理準備，但宛如一個時代正在離去一樣，多少還是會令人感到難過。當卡特還是名孩子的時候，他的夢想是加入海軍，體檢報告顯示他的體重不夠，並且還有平足的問題，這一度使他很發愁；為了增加體重，卡特開始拼命吃香蕉，為了使平足成為弓形，他每個星期要把雙腳踩在可口可樂瓶子上滾動好幾個小時。在成為州參議員之後，卡特曾經發誓要在歷次投票之前閱讀每一份提案，這是一項極為艱難的工作，每屆立法會議要提出大約2500個提案；為了信守諾言，卡特甚至專門進修了快速閱讀課，並因此成為一些領域的學科專家。卡特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一旦確定了目標，就會極其篤定地透過周密的計劃和艱苦的工作去完成，某種程度上，這解釋了其精彩、完滿、永不懈怠的政治人生。在佐治亞州，卡特的同事們經常稱之為南佐治亞的海龜，這種海龜在移動的過程中，如果遇到任何障礙物絕不會繞開，而是不斷向前頂，直至把障礙物頂開為止。現在，這隻海龜終於頂開了最後一塊石頭，向著大海深處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