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媛媛，願你的明媚與歡樂長存

2025年5月17日，演員朱媛媛因病去世，終年51歲。

她的離開令人感到痛心。多年來，她的角色一直陪伴著我們。從《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的李雲芳開始，朱媛媛飾演過許多鮮活的、複雜的、苦中摻著甜的、散發著市井氣息的女性角色。《家有九鳳》的初七鳳，《八兄弟》的方方……朱媛媛用她精準又細膩的表演，提供了一種女性樣本：或許不耀眼、不精英，或許被瑣碎籠罩著，挨著地面生活，卻從來不向生活投降，面對苦難與擊打，她總是展露出一股生猛的勁頭，又在為人處世的細節裡，不失可愛與溫柔。

她一直是豐富的，生動的。生活中，她做出了很多不一樣的選擇。在事業上升期，她選擇暫緩工作、進入家庭，成為一個母親。與大眾期待的「大女主」敘事不同，她缺乏功利上的野心，總是熱烈地投入具體的日子，愛說，愛笑，愛張羅。她幽默地形容，女兒是她永遠拍不完的戲，當媽媽是拍了一部萬集電視劇。她會在微博上生動地記錄這些時刻，帶孩子拔牙，陪孩子過家家……生活中的所得所思，又被她反哺進表演中。她的角色總是極具生活質感，帶著市井氣，就像我們的鄰居，就像最常見的母親，這是她與生活在一起的證明。

她走後，許多朋友和合作者寫下對她的思念。好友、同窗陶虹回憶，「她聰明、反應快，還難得的幽默風趣，和她在一起總是那麼愉快。但她又是典型的山東人，仗義江湖，總是願意伸手幫助身邊的人。」

在大眾面前，朱媛媛始終呈現這樣的一面，爽快，利落。直到昨日，她的先生辛柏青發布了訃告後，人們才得知，她與癌症共存、抗爭了近五年的時光。2020年末，電影《送你一朵小紅花》上映，朱媛媛在其中飾演了一位癌症患者的母親，電影中，她說過這樣一段話，「人活著，都會經歷失去，我們都害怕失去。但是面對這種害怕，最有力的反擊就是，認真活好每一分鐘、每一秒鐘。」

她確實是這樣做的。她離開的訊息傳來，許多網友貼出最近一年偶遇她的畫面，她總是和家人在一起，笑著在商場挑選衣服，笑著在街邊散步。在大家的眼裡，她和家人低調、樸素，她的身上，有著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最可親可觸的美好。

2021年4月，《人物》訪談了朱媛媛，當時電影《我的姐姐》上映不久，她飾演的姑媽，戲份不多，卻為電影增添了生活的實感。今天，我們重發此文，紀念朱媛媛，謝謝她帶來那麼多珍貴的、生機勃勃的角色與瞬間，願她的明媚與歡樂長存。

文｜林秋銘

編輯｜槐楊

姑媽這個戲，觀眾有這麼大的感受，我自己回去想，是為什麼呢？可能就是他們相信吧。這是我生活的結果。

那場吃西瓜的戲，好多人跟我說，說我的設計啊，我用功，我分析啊，真的沒有。這個戲演得是一氣呵成，很流暢。一個西瓜拿過來，我們都是先把屁股帶把的那一塊切下來，用這一塊把刀擦一擦，因為刀有時候會有鏽的味道，或者其他菜的味道。好多觀眾就覺得，哎喲，這個動作太真實了，她太細了，還把芯兒挖給了安然。可這就是最普通的生活啊。

舔杯子那段也是。小孩小時候，我帶她去玩，給她榨好了果汁，到了遊樂場，給她倒出來，哪兒漏了就得舔一下或擦一下，這些都是生活堆積的東西，它永遠是不可能模仿得了的。不是說演員不要塑造，但就這個戲而言，觀眾認可的一定是生活給我的東西。如果現在突然讓我去演一個芭蕾舞演員，我再怎麼八字腳站著，我就不是。

《我的姐姐》中，朱媛媛飾演姑媽。

最初接到這個角色的時候，我很猶豫。很多年沒拍戲了，處於一種迴歸家庭的狀態。人啊，越待，對自己的鬥志和要求就越低，特別安於現狀。既有一種慾望想去拍戲，又沒有什麼東西能讓你特別堅定。時間長了，曝光率就越來越低，機會相對來說就少。可是我的要求一直是沒有降低的，現狀跟自己的要求越來越有距離。接《我的姐姐》，就是因為喜歡姑媽這個角色，又趕上孩子假期，時間合適，我動心了。

看完劇本以後，我覺得，這兩個孩子的命運要成立，老一輩給他們的生活基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姑媽和舅舅的戲不能延伸開來或者有很多映照，它也許會成為一個小青春片、小文藝片。觀眾一出來看到姑媽和舅舅說著蹩腳的方言、做著假惺惺的表情，兩個孩子再可愛也沒有人信。四川話很難學，糊弄不了。但如果方言不自信，姑媽這個角色我無法塑造。我跟製片人說，合同什麼的也不用談，你給我時間讓我先準備，演不演，先看看我能不能把方言學會。

有一些電視劇，打眼一看，我不信，再一看，好假，最後一看，不可能。它有無數個瑕疵，影響你的感官。你想，我就看看吧，挺漂亮，哎呀，這個挺炫，哎喲，這個大場面，很難拍。於是觀眾慢慢地放棄了一些深層次的東西。生活節奏很快，沒有人有很多時間坐在那兒去思考，去感受，或者是去評判。他就要直接給他的東西，衝進眼簾，不需要過腦子。現在有些戲，劇情要麼過於理想，要麼過於悲情，沒有豐富表現一個家庭的情感和命運，不是那麼真實。

前兩天我看了一個小影片，一個快遞小哥在電梯口被監控拍下來，他其實很難過很累，但是他在門口使勁地平復自己的情緒，扮了一個笑臉，再進去跟人家說話。不只是姑媽，每個人都這樣，你每時每刻都要換成一個樣子去生活，太簡單了，我早上真不想起床，但是遲到了就是要扣錢，我就要咬牙爬起來，這就是生活。姑媽和安然聊過，哭了，生活還要繼續，那聲「老闆娘」一叫，一定要回應「來了來了」，每個人都是這樣，你既得跟自己和解，還得跟社會去融合，這是生活最基本的狀態。好的作品和好的、樸實的表達就是能讓你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樣子。

生活就是苦摻著甜，甜帶著苦。表演裡如果全是愛是假，全是苦難也是假。它是五味雜陳的。姑媽這個角色就是這樣。她不是一個懦弱的、無知的、一味付出的女人，她也罵人、打架，她也要染著頭髮、斑駁的指甲油什麼的，她也追求生活品質，這才是生活的樣子。

演員在演戲的時候，觸角需要張開，特別敏銳，開啟身體所有的毛孔，吸納所有的味道，幫你完成角色。

我從小就對（市民文化）有一種特別的親切感，可能跟我生活的年代和家庭有一定的關係。我在青島長大，兄弟姐妹多，上面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青島又是一個很熱情的海濱城市，從小家庭比較幸福，哥哥姐姐寵著我。我經常去看大海，看高高低低的山城，那座城市沒有那種躁動感，它讓你從小對很多東西都特別敏感，情感、味道、色彩，它在空氣中彌散著。

我小時候住在鐵道邊上，夏天到了，每家每戶都坐在馬路邊，鋪上涼蓆，男的光著膀子打撲克，拿一個茶缸子裝啤酒，女的就聊家常。那個時候不像現在，老得吃、聚，人直勾勾地坐在這兒，必須得約個咖啡、喝杯茶才能溝通。那時候人無處不在，整個社會的人在交流，人們的心好近，特別快樂。學校門口都會有那麼兩三個老奶奶、老爺爺，弄個面口袋開啟，裝著小尖錠的小海螺，大的一毛錢一盅，小的五分錢一盅。每個孩子買一盅，倒在口袋裡，還喇著湯兒。還有人賣糖稀，小孩拿著一路攪，攪到家裡都變成白的了。這一路走、一路聊、一路吃。我上學的這一條路上，招貓遞狗，跟同學講笑話，踩花，一個石子都能你一腳我一腳，一直從學校踢到家門口。一路上聞著各家飄出來的味道，一路想象這家人做了什麼菜，那家飯店做了什麼，永遠在幻想，也許現在聽著很可笑，沒有什麼價值、高度、深度，但那就是實實在在的人的生活和情感。

一下雨，小孩就在地上埋一塊小塑膠片，一人拿一個削鉛筆的小刀，看、觀察，給你三次機會，要一剷下去，找到那個塑膠片。大家安安靜靜地沉浸在其中，就研究這麼一個事兒。當時我是孩子王，樓上吃著飯，樓下一群孩子喊，媛媛姐，媛媛姐，我就端著碗站窗邊，行，再轉三圈啊。他們就綁著皮筋玩「開火車」，嘴裡咕嘟咕嘟。我本性中比較玩劣的、淘氣的、好玩的東西就是從那個時候建立的。精神永遠處於一種很快樂的滾動當中，你後來走的路就不會有偏差。

現在的孩子沒有自由的空間，放學都是家裡人接，被押上了車以後，坐著車就回家了，路上都是車水馬龍、高樓大廈，看著窗外麻木不仁的那個表情。他們沒有在街上溜溜達達、打打鬧鬧、聊天、侃大山，然後一路走、一路笑的體驗。疫情的時候，我在家裡凳子腿上綁上皮筋，教我們家孩子跳「小皮球」，她不感興趣，覺得這太傻了，就這麼一圈圈轉，馬蘭開花二十一什麼時候到個頭啊。

但對我們來說，那就是生活的顆粒感。

23歲，從中戲畢業後我就演了《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的李雲芳，當時對演媽媽是比較概念化的，沒有生活，就要靠造型，燙個髮，嘿，我真像個婦女，特像個小媳婦兒。因為《貧嘴張大民》，我碰到了一群北京人藝的老演員，演媽媽的徐秀林，導演沈好放，演張大民的梁冠華，都非常樸實，對生活有自己獨到的見解。當時我跟徐秀林老師住一個屋。那時候我們去吃飯店，吃完了就走，不會打包飯菜，因為沒有家、沒有生活，不會有那樣的觀念，也覺得吃完了飯打包很丟人，拎個塑膠袋，不體面。徐老師就說，不要浪費，都要打包，打包回去以後哪怕是喂喂流浪狗、流浪貓，都不能浪費。

在《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中被稱為「國民媳婦」的朱媛媛

這些老演員每個人在家裡找一個櫃子，把自己的劇本、杯子、書報，放在一個獨立的地方，拍戲的那個小屋真的就像家一樣，每個人各就其位。那時候不流行助理，大家都各自顧自己。我也挑了一個沒人用的櫃子，把我的東西存在裡面。平時也按劇裡的稱呼來，「媽」、「嫂子」、「大哥」，沒有人叫老師。到現在，他們見了我還是喊「大嫂」。人藝的演員都是非常成熟的中年演員，我那時剛大學畢業，他們也「大嫂大嫂」地叫，不會拿我當一個剛畢業的小孩。他們天天那麼叫，我也習慣了，覺得自己就是那個「大嫂」。這種舉動給了我很大的自信。

當你的社會觀、人生觀還模糊不清的時候，身邊有這樣的人潛移默化地影響你，不斷地告訴你人生的方向是什麼。我知道要認真演戲，好好生活。演員的生活將是演戲永遠的法寶。

演完了《張大民》，後面找我的角色都是賢妻良母，都是大嫂。但因為生活中大家交流，沈好放他看到了我的另一種可能性。他說，你太逗了，我得讓你演個壞的。於是又演了《九九歸一》。後來大家還在一塊聊，聊生活，他又說你還可以演宋慶齡。

演宋慶齡的時候，我每天還鬧，仗著靈氣演。導演說，在我旁邊必須擱一把椅子，朱媛媛就坐這兒，哪兒也不許跑。中山特別熱，40多度，我穿著一胖襖，每天熱得衣服都是溼透的。但我得坐著，只要一走，導演就找人把我抓回來。他告訴我，你要安靜，你演的畢竟是一個端莊的、自帶高貴氣質的女人，每天跟人家瘋、玩，你在鏡頭前裝樣是沒有的。在這種塑造人物的細節裡，我慢慢找到了一種職業感。不是我去耍小聰明或者去撞大運就肯定成，一定要積極地去創造。而在這個過程中，有人幫你開掘你的可能性，而不是說你被動地去演什麼。生活中那種樸實和真實的東西，會帶給你很多的好運或者機遇。

《孫中山》中，朱媛媛飾演宋慶齡

我從來沒有規劃過自己的人生，也沒有特別認真地坐下來想想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後來我找到了一個詞，特別喜歡，就是「當下」，每個時期做每個時期的事，沒有跟某個時期不對等的慾望。

小時候在青島就是跟哥哥姐姐鬥，想辦法爭寵，怎麼既能好吃懶做，又能吃上最好的，夾縫裡生存，得表現好讓媽媽爸爸表揚，努力給大家表演節目。等上了初中、高中，覺得大家都這麼學，你考不好回家交代不了，所以玩命學，平時不咋地，考前一頓突擊。那也是一種當下吧。

我媽說，你要識慣。堂姨說，你要記住，要夾著尾巴做人。她們總是不厭其煩地告訴你，她們就是這樣過來的。她們希望一個女孩子本本分分、安分守己，做好自己的事，過好自己的日子。實在不行就成為一個普普通通的人，這沒關係，因為大多數人都是普普通通的。我媽和我開玩笑，你長大了就出去撿煤核兒吧。青島有好多拉煤的大卡車，一個大拐彎，車上的煤就「譁——」甩下來好多，一群人拿著簸箕、掃帚上去掃，我媽就覺得，你餓不死，不行你就去撿煤核兒。長大一點，我還學過幼師，我媽覺得，女孩子當一個幼師，一年兩個假期，學校環境單純，跟一群孩子在一起唱唱跳跳，多好啊。

我愛唱歌、愛跳舞，被我姨無意間看見了。我姨是中戲畢業的，她說跳什麼舞啊，長得也不寒磣，當個演員也挺好，把我領到北京輔導。我就開始努力考專業課，被三個學校錄取了，我選了中戲，解決了我的婚姻問題，解決了我的事業問題。

在中戲，第一節課的表演筆記我到現在都記得，老師給我寫的，叫「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演戲」。我就想，藝術創作那麼高大上的東西，怎麼是這樣的一個說辭呢？老師說，你是那種沒有捅窗戶紙就能開竅的孩子，早慧。天賦有了，需要在學校摸爬滾打，什麼都敢演。因為到社會上就沒有機會了，那就是作品了，要有責任，不能拿人家的東西在那兒胡整，要非常嚴肅地、誠惶誠恐地去創作。

老師還在我的表演筆記上寫，你演戲非常的真，非常的熱，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要丟掉你的樸實。我特別清楚地記得，他說演員的心得是熱的，腦子得是清醒的，對生活的姿態是要放得很低的。

我一直是這麼做的，命運的安排也是這樣。我的運氣很好，剛畢業就拍了《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後來一直在拍，該結婚的時候結婚，家裡兩個人又都是演員，總得有一個人管家，於是我就開始帶孩子。我是在這樣的命運的裹挾當中，一點一點地往前走。

中戲93班合影圖源網路

有一些媒體評價，我對這個圈子不親不熱。生孩子之前確實忙，親不起來。我一年頂多拍1部或者2部，也演了20多年了，一年一部，就那麼幾個導演，實實在在的作品擺在這兒，挺好。我跟沈好放、楊亞洲導演這麼熟，我才能釋放我自己。

沈好放導演和楊亞洲導演很會拍人和人之間的關係，這跟他們的生活有關。那個時候，一個細節、一段交流、一場對話就能瞬間塑造一個人。《家有九鳳》，導演設定了九個鳳，每一個「鳳」都代表了一個階層。老大代表的就是那一代的婦女，操持著大家庭，老二代表嫁到了部隊、生活在大院裡的軍官們的妻子。我（七鳳）代表知青，下過鄉，又返城參加高考。八鳳處在剛改革開放的時期，恨不得賣飛機翅膀，賣導彈。一個人物映射出一個時代，一個階層。

以前我扮演的角色，更多是充當這種連線人與人關係的作用。不用非得讓我演一個戲份多充沛的角色，讓劇情圍繞著我轉，但我希望這個角色無論在戲裡是什麼樣的位置，她得是一個完整的獨立的人，是有價值去塑造的。我一定要有感才能發得出來，得是那口鍋裡頭的饅頭。

讓我去劇組來串兩天戲，我會摸不著門。我希望能扎進去，大家湊在一起，哪怕不拍戲了，晚上一起坐著，吃個盒飯，聊聊天，有那樣的一個氛圍。如果沒有這個氛圍，兩個人會生分，但有了默契，好多東西就不用演。我和千璽經常坐在車裡聊天，所以那一場堵車的戲，導演說，太像（母子）了。氛圍是很重要的。大家的認知和價值觀、審美是一致的，勁兒能使到一塊兒。

《小紅花》最早找我演媽媽的時候，父母的那條線沒有像現在這麼複雜、飽滿，沒有能讓我找到一個出口，把這個人物瞬間立住。不自信，就不會演了。後來加了媽媽拍影片的那段，我覺得那裡有一個媽媽對生活的態度和對孩子的精神層次，她不是一個只會付出、不辭辛苦的媽媽，擔心是有的，但生活還要繼續，她用這種方式來表達她的恐懼、無奈還有努力和積極，這個東西會打動我。

《我的姐姐》這個劇本也是，它最後給姑媽加了一場套娃的戲，讓這個人物的命運有了一個完整的書寫。年輕的孩子更喜歡子楓那個角色，他們知道，當我需要追求自己的生活，面臨這種牽絆和選擇、輿論和譴責，應該怎麼樣去接受，去應對。但我在路演中，收穫的不是觀眾說誰誰演得好，他們分享的是自己的生活，這些比戲還要精彩，還要震撼。每個時代有自己契合的共鳴，我們都是在往這個筐裡裝一些貨真價實的東西，觀眾一看就能知道，這是一筐好東西。

在《小紅花》中，朱媛媛飾演的陶慧給兒子韋一航錄了一段影片

父母催我，朋友也催我，朱媛媛，你為什麼不演戲了？你得演戲。好多人見了我都說，媛媛你真不容易，家裡老的老、小的小，你真不容易。可是我透過《我的姐姐》這個戲，我突然發現了，這是我的選擇。

2008年，我的孩子出生。我覺得在她的一生當中就只有這一次成長，像個小樹苗一樣，一旦弄歪了就一路往歪了長，著急也沒用。為了免去以後的麻煩，不如趁她是個小樹苗的時候，我自己扒拉扒拉。如果當時我再往上走，可能就走到另一條路上去了，馬不停蹄地去拍戲，也許孩子長得更好。但誰也沒有那個前後眼去看一看，選擇了就是選擇了，我是本著我自己的心去做的。

好多人同情姑媽，認為她身上有一種很悲情的東西，並不是她為家庭付出了多少，而是因為她沒得選擇。她想學俄語，她想上大學，但家裡只能供一個，供弟弟，她沒有機會。無論選擇了什麼結果，好與壞不重要，人最悲哀的是沒有選擇的權利，永遠任人宰割或擺佈。

但我和姑媽不一樣，今天的生活是我的選擇，我特別喜歡這樣的生活。我每天最大的快樂是起來收拾乾淨，窗明几淨泡上一杯茶、點上一根香，可以寫寫字，聽聽音樂。人是需要這樣靜的滋養的。我今天沏一個什麼樣的茶，或者是擺了一束什麼樣的花，因為有我在，家特別祥和，有舒適和安全感，這就是我的成就。

接《小紅花》和《我的姐姐》之前，我的一天就是家庭婦女的一天。孩子三年級到六年級的時候，學校本來是住宿，宿舍樓突然拆了重新裝修，離家特別遠，每天接送又不方便，我就在學校附近租了個房子，很小，阿姨不能去，老人也不可能跟過去，只有我們夫妻帶著孩子。我像一個家庭婦女一樣忙碌，每天下午買完了菜，3點多去小學接孩子，得想著有一些菜要提前燉上，爐灶開著最小的火，再開車去接。她寫作業，我就開始炒菜做飯，然後洗碗，收拾，歸整，接著還得盯著她練琴。

如果我現在是要生存，被生活牽絆，這些瑣碎的東西對我來說一定是有磨損的，但我喜歡這樣的生活，它對我來說是滋養。我就想明白一件事，人最可悲的就是任勞不任怨。人家沒讓你做，你給人家做了，做了以後你叨叨叨、叨叨叨，你覺得我對你這樣，你怎麼能這麼對我，你就特別的憤怒，加倍地憤怒，讓關係惡化。我覺得不能把你對我的表揚、評價來作為我生活的標準，我只想我自己要不要做，我願不願意做。做了，就做最壞的打算：別人不認為你這個好，也不領你這個情，那你還要做，就做吧。人任勞就要任怨，千萬不要委曲求全，這就是內傷，把自己傷害得一塌糊塗。

演戲是這樣，即使我哭得死去活來，旁人看著還是特別有距離感。人生也是這樣，你太投入其中，很嚇人。還有一種人很清醒，清醒到完全進入不了生活，也不行。好的表演或者好的人生，一定是既投入又抽離。

這就是我在生活中找到的角色感。我和老公去菜市場，要買的東西我一眼就看見了，在那兒呢，我老公說，哪兒哪兒呢？這是本性的東西。男女的分工在人類產生的時候就造就了。男人狩獵，注意力集中地瞄，打。女人摘果子，看樹林裡哪個果子大，是散狀的思維。女性就是細膩，在生活的瑣碎中操持，什麼季節穿什麼季節的衣服，什麼時候給孩子加輔食，什麼時候該買鞋了……其實在生活的這條路上，沒有說是誰在付出。就是根據你的角色，或者你該做什麼樣的事情，你去做就好。

生活它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難以拿捏的命題，永遠說不完的話題，永遠討論不完，它究竟是什麼，特別複雜。它不是一成不變。我一點都沒覺得我可惜。不擔心自己沒有戲演，當我想演一把過癮的時候，可以去參演劇院的話劇。像正常上班一樣，白天排練，下午差不多去化個妝演出，晚上回家，很快樂。如果我不能在這兒演，我還可以在那兒演，我不會被其他東西被動地牽著走，我總是能做我自己想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