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科技行情如火如荼，很多人懼於A股相關個股的高估值和不成熟，紛紛南下、購買騰訊阿里等巨頭。這些巨頭這個位置還有沒有投資價值另當別論，但由於上述原因去購買難免有點張冠李戴。

克里斯坦森在《創新者的窘境》中說得很清楚：破壞性創新很難出現在主流企業中，因為其成熟的商業模式和組織架構已經形成某種利益主體，此種利益主體會阻礙從0到1的技術突破。或許很多人覺得巨頭可以投入更多資源，但肯尼斯·斯坦利的《為什麼偉大不能被計劃》告訴我們：對於真正劃時代的創新，資源不是最重要的，“無規劃”或許更好。這就是為什麼Deepseek出現在量化基金而非IT大廠！設想一下，如果你是孫正義或者矽谷大佬彼得·蒂爾，面對如今的AI浪潮，你更願意投資騰訊、阿里，還是那些名不見經傳的“邊緣”？

那為什麼最近這麼多人選擇南下？其實這是投資方法上的錯位，貪婪對恐懼的妥協。一方面對科技行情心癢癢、不想錯失時代大潮，另一方面又畏高、擔心估值和現金流。實際上按照馬克·馬哈尼的《高增長科技股投資法》：現金流和估值是科技股投資最不需要關心的問題，或者說是障礙。

此言此行是一種錯位，這讓我想起自己多年前混跡遊資圈、學習主題投資的一段經歷。當時每天晚上大家都篩選股票，他們最關注連板、創新高的超級強勢股，這些股票第二天會高開5到7個點、只有15分鐘的買入機會。而我由於畏高，總是選擇相同概念、尚未上漲的二三線股票。實際上，這種行為犯了此類投資的大忌，肉沒吃到多少、行情轉勢就捱揍，所以遊資圈有所謂“死也要死在龍頭上”的說法。後來，我能理解這種打法，但心理和性格上很難接受，於是放棄了此類機會。

因此，投資方法和機會型別需要匹配，沒人用筷子吃西餐！過去兩年，我們看了很多書、做了大量科技股投資的基礎工作。在我們看來，科技股投資分三個階段，對應不同方法、也需要不同能力，不可錯位！

第一階段是從0到1，比如比爾·米勒2000年投資亞馬遜、彼得·蒂爾2004年投資Facebook、芒格2008年投資比亞迪···這個階段我還沒總結出可行的方法論，我甚至認為上述案例只是倖存者偏差。2000年的亞馬遜和當前的亞馬遜完全是兩家公司，KINDLE、雲服務等都是後面的產品，為什麼米勒在2000年就能看到其價值？事實上，米勒同樣重倉的美國線上就很失敗。同樣，比亞迪在2008年還沒有車，甚至芒格和李錄都勸王傳福不要造車，那為什麼比亞迪是芒格唯二“跟巴菲特拍桌子也要買的投資”？1999年孫正義投資阿里巴巴難道僅僅因為看到馬雲眼中的光？我反覆閱讀彼得·蒂爾的《從0到1》、費舍爾的書籍以及Baillie Gifford的零星報道，但至今尚未窺其門徑。所以，我們不參與這塊投資，也不羨慕別人的收益，更不會退而求其次買巨頭，類似當年打板買二、三線一樣。

第二階段是從1到N，比如2013—2015年的網際網路、2019—2021年的新能源。就新能源而言，A股第一次炒是2009年的“十大新興戰略產業規劃”、第二次是2014年的充電樁等，但這兩次都未成氣候，原因是滲透率未到、商業模式不成熟。等到2019年，新勢力蔚然成風、各大商場4S店林立，已經到了1到N的階段。此時A股有很多成熟標的，變成主流投資、而非之前的主題模式。這個階段的投資，二級市場就有很多歷史案例，我們親歷了兩輪，總結了很多打法和資料，相信下一次不會錯過。目前的AI還不是這個階段，我們靜靜等到其到來，需要保持耐心，其即時代的BEAT不會錯過。

最後一個階段是成熟穩定後，比如2016年巴菲特買蘋果。其實這個階段的投資，和傳統產業的投資區別不大。2016年的蘋果已非少年，喬布斯都已經離開5年，蘋果喪失了大半的創新能力。但此時的蘋果有足夠的護城河，商業模式非常清晰。面對這類股票，就要等到其困境和週期低谷，然後以傳統週期投資的方法買入，等待其週期和估值的回升。

很多人認為我們想太多、做太少，兩橫一豎幹就完了、哪來那麼多方法論？這可能就是我們入行之初形成的習慣，在付諸實施前先探索方法，懂100才會做80的事、我們不喜歡Learning by doing。因為我們相信一個外科醫生給病人開膛破肚前要先有一套方案，而不是打開了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