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劇導演的紐約狂飆：20萬美元拍出2500萬美元票房，打造好萊塢“富士康”？

2025-04-22 13:43 新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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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短劇憑藉高效率、強情緒，成為出海的新風口。而一位中國導演僅用20萬美元的成本，便打造出了一部票房達2500萬美元的微短劇，本文透過講述這位中國導演在好萊塢的創業經歷，展現了海外短劇的機遇與挑戰。
本文經授權轉自公眾號“時代週報”（ID：timeweekly），作者何珊珊，編輯邱月燁。文章所述觀點不代表新榜立場，轉載請聯絡原作者。
春節期間，國內各大影片平臺爭相上線數千部春節檔微短劇。人們手捧手機就能獲取更多歡樂刺激的內容，不必只期待走進電影院觀看大熒幕。
過去兩年，短劇行業市場火熱，“爆款短劇編劇月入超10萬”“一對夫婦做短劇每月進賬4億多”“74歲劉曉慶宣佈進軍短劇賽道”等相關話題多次登上微博熱搜。很快，這股風也刮到海外，豎屏電影在北美人氣飆升，Short Max、Drama Box、 Good Short等各大影視資訊、社交平臺也紛紛上線短劇。
微短劇的風吹向海外，一眾短劇從業者也競相走向海外市場，中國導演、旅程娛樂創始人高峰就是其中之一。萬事開頭總是難。歷經數年探索，他逐漸將中國短劇製作在海外進行一系列“本土化”嘗試，在好萊塢打造短劇“富士康”。
2019年，高峰剛到美國沒多久，就遭遇了疫情與好萊塢大罷工的雙重衝擊。“最艱難時，甚至有演員轉行送了半年多外賣。”高峰對時代週報記者回憶說。此前，高峰在國內影視圈擔任導演和攝影指導，小有名氣。
三年後，高峰觀察到短劇風口已來。2024年7月，高峰帶領團隊拍攝了爆款短劇《The Divorced Bilionaire Heiress》（離婚的億萬富翁繼承人）。僅僅3個月，這部以20萬美元成本拍攝的微短劇斬獲超過了2500萬美元票房，重新整理2024年的短劇行業紀錄，位居北美短劇市場第一。
很快，海外各大平臺爭相下單短劇製作，高峰深感短劇產量供不應求。短短一年之內，高峰團隊的人數就從最初的2個人發展到近50人，每月短劇產量從1部增至8部。
高增長，有時也意味著高風險。中國短劇能否真正實現從“流量販子”到“文化橋樑”的跨越？答案或許就在下一個爆款中。
高峰作品 圖源：受訪者提供
一場橫跨太平洋的“造夢”
當中國正在歡度春節，紐約曼哈頓的寒冬中，一支由中國人主導的拍攝團隊正在街頭忙碌。演員們背誦臺詞，場務來回穿插，各種嘈雜構成了一幅迥異於傳統影視工業的熱鬧景象。
高峰裹著羽絨服，盯著監視器裡的畫面——一場“霸總式”的豪門恩怨短劇正在上演，演員是清一色的歐美面孔，劇本則改編自中國網文。
“美國人沒見過這種節奏，9天拍完120頁85集，每分鐘都在反轉。”高峰迴憶說，拍攝時，紐約氣溫零下10度，演員穿著單薄禮服表演“夏日虐戀”，而剪輯師在廣州遠端加班。開機後的第9天，儘管凍得手指發麻，高峰心裡清楚：這就是風口。
事實證明，單整合本僅2000美元的短劇，卻可能帶來數百萬甚至千萬美元的回報。過去一年，短劇以“高利潤率、快節奏、強情緒”等特點席捲海外市場。諸多中小文化傳媒公司一波接一波，奔向海外。
“短劇的本質是網文影片化，用一分鐘一個‘爽點’抓住觀眾，在短時間內為觀眾提供強烈的情緒價值。”一家國際化智慧營銷行業上市公司的相關負責人傅言一語道破短劇的核心魅力。
傅言介紹道，出海短劇分為兩類：一類是翻譯劇，平臺方以3萬-5萬元人民幣/部的價格收購國產短劇版權，翻譯後透過Facebook、TikTok等渠道在海外投放；另一類是本土劇，基於劇本二創後由海外本土團隊拍攝，但目前優質的海外短劇製作團隊較少，生態不及國內豐富。
“與傳統影視不同，短劇的商業邏輯近乎‘賭博’。頭部平臺Reel Short、New TV等以獨立App形式運營，單部劇製作成本約10萬-30萬美元，但投流費用佔比高達70%-80%。雖然短劇爆款率不到5%，但一部爆劇一個月能賺回幾百萬美元。”傅言指出。
中科創投常務副總裁何國勇則用“放大器”形容這一模式。
“國內短劇ROI（投資回報率）普遍低於1，但歐美使用者付費習慣成熟，單部劇售價可達30美元，是傳統電影票價的3倍。短劇的風之所以能刮到海外，是因為它抓住了人性中共通的情感需求，無論是哪個國家的人，都渴望在故事中尋找共鳴。”他告訴時代週報記者。
市場不同，使用者不同，簡單翻譯國產劇的“偷懶模式”難以奏效。“要想抓住海外觀眾的心，必須做本土化調整，從源頭解決文化隔閡。”高峰總結說，“外國人也愛‘造夢’，關鍵是如何把‘中國劇本’變成‘美國故事’。”
在探索“短劇本土化”過程中，高峰深刻體驗到了的文化差異帶來的挑戰。
高峰拍攝現場 圖源：受訪者提供
例如，一場槍戰戲會因“驗槍流程”耽誤3小時。美國法律要求每把道具槍必須拆解檢查以證明不帶子彈，一場槍戰戲如果有10把槍，驗槍過程極其耗時。就連親密戲也需“持證上崗”，吻戲需要聘請專業指導為演員做心理建設。
一個一個“坑”踩過後，高峰逐漸積累了自己的“錯題本”：某劇組因未聘請“親密戲指導”遭演員起訴，另一部劇因“暴力鏡頭”被平臺下架……
“‘先上車後補票’行不通，因合規產生的成本要佔總預算15%。但正是這些，讓我們學會了如何在海外生存和發展。”高峰說。
2023年底，國內頭部短劇平臺九州文化啟動乘風計劃，嘗試在北美複製中國短劇模式。當時，國內龍王贅婿、霸道總裁類短劇開始扎堆上線，高峰在紐約嗅到了差異：“美國觀眾喜愛的不一定是‘狼人吸血鬼’等元素，某平臺跟風投拍的10部狼人題材短劇中，僅2部盈利。這是被誤解讀的‘偽需求‘，本質是行業懶於創新，盲目複製經驗。”
好萊塢的罷工潮也給旅程娛樂提供了一個低成本創業的契機。高峰招募失業的演員，將國內網文《億萬富豪的雙面人生》改編為美式職場逆襲故事，這部短劇的劇情與國內經典霸總短劇《閃婚後，傅先生馬甲藏不住了》故事走向十分相似，講述的是一位女子被迫相親卻陰差陽錯地與當地富豪門第掌權人閃婚的故事。
隨後，這部名為《The Divorced Bilionaire Heiress》的短劇在海外迅速創下接近4億瀏覽量的超高記錄（包括付費瀏覽），發行平臺App Reel Short更是大賺一筆。
打造好萊塢“富士康”？
對於許多創作者、製片人、發行方平臺和投資人來說，短劇是否真的能夠帶來豐厚的回報，才是業內最為關心的問題。
短劇盈利模式和電影類似，都需要透過大量的前期投入。兩者區別在於，短劇的“生命週期”更短，一般只有一個月左右的高峰期，這意味著必須在有限時間內儘可能多地吸引觀眾，並實現收益最大化。
“一部成功的短劇可以在短時間內收回成本並獲得可觀利潤，而一部失敗的短劇則可能血本無歸。但與電影不同的是，短劇的製作成本相對較低，風險也相對較小。”何國勇說。
近年，國內短劇拍攝成本已從每部劇數萬元漲至數十萬元，但相較而言，更高的投入成本產生在買流量推廣短劇的環節。傅言介紹，短劇的盈利主要依賴於流量變現，透過在各大網際網路平臺上投放廣告，吸引觀眾點選觀看並付費。
因此，投放策略和短劇上新速度要求更高了。
西安一名短劇導演北楓告訴時代週報記者，“國內影視行業始終遵循二八定律。以前10部短劇8部賺錢，現在10部短劇2部賺錢。短劇是產品，不是藝術品，就像服裝快消品，必須快速生產快速上新，快速試錯迭代。”
在此基礎上，傅言透露：“我們通常還會根據短劇的題材、受眾群體等因素，制定不同的投放策略，以吸引更多目標觀眾。目前短劇的投放成本往往佔據總成本的70%~80%，而剩下部分則用於製作和運營。”雖然行業火熱，但如果後期變現效果不好，那麼這個短劇專案就很有可能虧損。
在沒有“短劇基因”的海外，旅程娛樂趟出了一條自己的路子。
例如，國內短劇劇組常常租賃拍攝器材，因為租賃模式成熟，性價高。而海外器材租賃則非常昂貴。高峰的解決方案是“重資產投入”，自購了10套攝影裝置、3輛卡車以及其他配套車輛，並在紐約郊區搭建服裝和道具倉庫，甚至買下地皮計劃建設攝影棚。
新的問題隨之而來。
“單單道具組每天要拆的快遞就有二三十件，包括服裝、道具、飾品、化妝品、假髮等各類物件，每天拆快遞、分類、確認、拍照歸庫、上系統的工作都需要一個專門的人來做。所以必須要打造自己的專案管理系統。”高峰總結道。
高峰和他的團隊在一起 圖源：受訪者提供
除了器材，工作人員也是問題。
起初，當地短劇從業者較少，於是他在小紅書和本地招聘網站上“撿漏”：甚至找到了墓碑設計師轉行做美術指導，參加婚禮把服裝助理拉來擔任服裝師。
同時，高峰學著在網上招募美國本土演員，最多時收到上千份簡歷，逐漸搭建起自己的演員班子。公司還推行“三班倒”模式，導演A組拍3週休1周，B組接替，卡車和器材一週7天連軸轉。最火熱時，500頁的支票本，一個月給演員開工資就用完了。
“我們就像‘好萊塢的富士康’。”高峰調侃。透過不斷摸索和調整，高峰找到了適合海外市場的拍攝模式。一年內，高峰的團隊從2人擴張至近50人，月均拍攝8部短劇，成為北美最大製作方之一，與多個知名平臺建立了合作關係，開始涉足劇本創作、改編、拍攝、後期製作等全產業鏈。
“在海外創業，就像在一片荒原開荒，種下種子的過程很艱難，但看到這些種子生根發芽，現在慢慢長成參天大樹，一切都值得了。”高峰感慨道。
短劇創業下一站
高峰的野心不止於拍劇。
給海外觀眾“造夢”的同時，高峰的“創業夢”也在進行。高峰告訴時代週報記者，他的目標是規模化運作公司，現在正在為公司走入納斯達克IPO積極做準備。
眼下，高峰正忙著新澤西的數字攝影棚裝修。“我的終極目標，是讓中國短劇團隊成為全球流媒體的內容供應商。我們不再滿足於僅僅拍攝一些簡單的愛情、冒險故事，而是開始嘗試更加複雜、深刻的主題。希望透過短劇，能夠傳遞出更多有價值的思想和文化內涵。”高峰說道。
與此同時，AI技術正在改寫行業，例如用AI生成劇本和換臉。但高峰認為，AI在情感價值細膩程度上無法替代人類：“AI能寫‘霸道總裁攔住女主’，但寫不出‘紐約地鐵口的掙扎與救贖’。”
在何國勇看來，短劇也是文化出海的探路者，相比電影和遊戲，短劇成本低、試錯快，更易突破文化壁壘。高峰的案例也證明，當中國團隊放下“賺快錢”心態，真正融入本地市場時，機會遠比想象的廣闊。
這位曾夢想“買輛豐田”的導演，如今他的公司名下已經有了6臺豐田VAN，管理著近百人的跨國團隊，卻依然堅持每天回家哄兩歲多的兒子入睡。支撐他追求這份職業的價值感不止是財富。
新興的短劇產業也給許多人帶來新工作機會，公司簽約的57歲演員約翰，曾在好萊塢罷工期間瀕臨破產，現在在短劇行業找到新職業方向。2024年某個深夜的紐約片場，高峰收到一名劇組演員送的蛋糕，卡片上寫著：“謝謝你讓我重拾夢想。”
“短劇是時代的產物，我們只是恰好站在風口。”高峰說。這場由中國團隊主導的“造夢運動”，或許終將改變好萊塢百年來的敘事規則——當潮水退去，唯有尊重內容與人性者，才能留在牌桌上。
（文中傅言、北楓、許文強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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